第2章 德国装甲部队的创建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主要从事与德国装甲部队创建相关的工作。虽然我是轻步兵军官出身，没有接受过技术方面的训练，但我注定要投入到摩托化部队事业当中去。
1919年秋我从巴尔干地区回国后，曾经在驻扎在汉诺威的国防军第十旅短期服役。1920年1月，我回到高斯拉尔的轻步兵营，受命担任其中一个连的连长。在那之前，我做的是总参谋部的工作。回到步兵营的时候，我没想过将来有一天还会回到总参谋部，因为我离开巴尔干的事情闹得有些不愉快，而且10万人的部队规模太小，短期内取得进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1921年秋当我非常敬重的团长冯·阿姆斯贝格上校问我愿不愿意回总参谋部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我跟他说我愿意回去，但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收到关于这件事的任何消息。直到1922年1月的一天，国防部陆军总参谋部的约阿西姆·冯·斯图普纳格尔中校从柏林打电话问我为什么还没去慕尼黑报到。我从他那里得知，我被调动到摩托化运输部的运输部队督察组，因为督察组组长冯·奇什维茨将军要求派一名总参谋部的军官到他的督察组协助工作。我的调动任命4月1日生效，但为了让我在从事参谋工作之前积累一些团级运输部队的实践知识，我被委派到驻扎在慕尼黑的（巴伐利亚）第七摩托化运输营。按照上级指令，我必须立即去慕尼黑报到。
怀着对新工作的期待，我到慕尼黑向营长卢茨少校报到。之后的几年时间，我和卢茨少校密切合作。他对我很好，给予我很大的帮助，我非常敬重他。报到之后，我被分配到驻扎在慕尼黑的一连。当时一连的连长叫魏默，以前在空军服役，后来回空军继续当飞行员。卢茨少校在我报到的时候说，我最终是要去国防部从事组建和部署摩托化运输部队方面的工作的，我在慕尼黑服役主要是为了给这份工作做准备。在慕尼黑，卢茨少校和魏默上尉竭尽所能教授我有关他们这支部队的知识，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1922年4月1日，我在柏林向冯·奇什维茨将军报到，非常期待他能就我在总参谋部的新工作给我一些指示。他告诉我说，他原本想让我从事摩托化运输部队部署方面的工作，但参谋长佩特少校下达的命令是：我的工作内容包括摩托化运输车间、油库、建筑施工以及技术官员相关事宜，后期还会参与道路及其他交通设施方面的工作。这个命令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告诉奇什维茨将军，我对这些技术为主的工作没有任何准备，而且我自认为没有掌握足够的相关知识。奇什维茨将军说，他原本想根据卢茨少校的建议给我安排工作，但佩特少校对此不予认可。佩特少校认为，根据1873年皇家普鲁士作战部制定后经多次修订的规程，参谋军官的任命属于参谋长而不是督察组长的职权范围。督察组长遗憾地说，他无力改变参谋长的指示，不过他会想办法让我参与他计划中的研究项目。我提出要求说想调回之前我在的轻步兵连，但没有得到批准。
于是乎，我就摸着石头过河开始了自己的技术生涯。走进办公室我才发现，除了文件格里的几份文件以外，我的前任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唯一能给我提供帮助的是国防部的一些元老。他们熟悉文件，对业务驾轻就熟，总是向我伸出援助之手。毋庸置疑，我这份工作的知识性很强，我从中学到的东西后来对我大有用处。不过最大的好处还是我可以参与奇什维茨将军负责的有关机动车辆运送兵力的研究项目。这个项目正式启动前，国防部曾经在哈尔茨山区组织过一次小规模的演练。正是源于这项研究，我第一次意识到部署摩托化部队的可能性，而且我必须就此形成自己的观点。奇什维茨将军是一个要求严苛的上司，他非常强调工作的精准性，哪怕是一点小小的错误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在他手下工作是一种很好的历练。
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很多使用机动车辆运送兵力的案例，不过这类兵力转移都出现在几乎固定不变的前线后方，从未在运动战中直接针对敌人使用。但如今的德国是不设防的，即便爆发新的战争，战争的形式也不大可能是前线固定的阵地战。因此一旦爆发战争，我们必须倚仗机动防御。而要在运动战中进行摩托化部队的转移，如何对转移提供保护就成了问题。据我所知，最有效的保护方式是使用装甲车，于是我就去查找这方面的先例。在查找过程中我认识了福尔克海姆中尉，当时他正在收集整理有关德国装甲车的资料。作为我们这支小规模陆军的一个研究对象，这方面的资料主要涉及的是战争期间德国如何在装甲车使用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应对大规模敌军坦克部队。福尔克海姆中尉给我提供了一些素材，信息量不大但至少可以发挥敲门砖的作用。英国人和法国人在这个领域的经验要丰富得多，他们在这方面的著述也比德国多得多。我想办法拿到英国和法国的这类书籍，然后开始学习。
翻阅过程中，引起我兴趣并给我启发的主要是英国人福勒、利德尔·哈特和马特尔的书籍和文章。这几个军人的目光很长远，他们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想到，随着我们这个时代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坦克不会仅仅作为步兵的辅助武器使用，他们因此成为新型大规模战争的先驱。
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康布雷战役中采用的集中使用装甲力量的战术。在他的著作中，利德尔·哈特还强调了装甲部队在远程打击和破坏敌军通信系统中的作用，他提出建立由装甲部队和装甲—步兵部队共同组成的一种混合师。这些想法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想把它们演变成适用于我们自己陆军的理论。我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发展的很多建议都要归功于哈特上尉。
在盲人的国度里，有一只眼睛就有资格称王。因为其他人都没有把心思花在这个领域，我很快就成了这方面的专家。我投给《军事周刊》的几篇小文章也扩大了我的名气，这本杂志的主编冯·阿尔特罗克将军经常来找我，鼓励我多写这方面的文章。他是一名一流的军人，很希望他的刊物刊登关于当代题材的文章。
我做的这些事还让我认识了《坦克手册》的作者、奥地利人弗里茨·海格尔。我向他提供了一些战术方面的资料，也认识到他是一位正直的德国绅士。
1923年末至1924年初的那个冬天，为了检验摩托化部队与飞机合作的可能性，后来出任陆军总司令的冯·布劳希奇中校组织了一系列演练。演习引起了陆军作训部的关注，我也因此被推荐担任战术和军事史教员。通过测试之后，我开始接受所谓的“教员任前锻炼”：1924年秋天，我被派往驻扎在什切青的第二师参谋部工作。当时这个师的师长正是冯·奇什维茨将军，他也因此第二次成为我的指挥官。
不过在我去第二师报到之前，我在继奇什维茨将军担任督察组长的冯·纳茨默上校手下负责一系列实战和理论演习。这些演习的目的是为了检验在战场上投入使用坦克的可能性，尤其是在与骑兵联合执行侦察任务方面。我们用于演习的只有一种叫作“装甲运兵车”的笨重车辆，这是《凡尔赛和约》允许我们保有的一种军用车。虽然这种车是四轮驱动，但由于车体自重大，行驶起来难免缓慢。但我对演习结果是满意的，还在演习结束发言时表示，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把摩托化部队从补给部队转变为作战部队。但我的督察员持相反的观点，他语气粗暴地跟我说：“去他妈的作战部队！装甲车就是用来拉面粉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之后我就出发去什切青，给未来从事参谋工作的军官讲授战术和军事史课程。这个新的岗位工作量非常大。我的听众也很挑剔，我给他们布置的作业必须经过认真思考，给出的答案必须仔细斟酌，讲课内容必须清晰、全面。在军事史方面，我主要讲的是拿破仑在1806年的那场战役。至少在德国，这场战役从未得到应有的关注，这无疑跟德国在其中遭遇惨败有关。但事实上，就如何在运动战中指挥部队而言，这场战役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另外我还讲过1914年秋天德国和法国陆军骑兵部队的历史。对1914年骑兵战术的这次研究对我后来的工作帮助很大，以此为基础，我形成了自己以部队转移的战术和战略应用为主题的一系列理论。
我有很多机会在战术演练和军事演习中提出自己的看法，这引起了我的直接领导赫林少校的关注，他在向上级汇报我的工作情况时提到了我的这些兴趣。得益于此，我在担任教员三年之后被调回作战部，进入当时隶属陆军参谋总部的运输处，先后接受哈尔姆上校、瓦格尔中校和屈内中校的领导。我从事的是使用卡车运送兵力方面的工作，这是一个新设立的岗位。在那个时候，卡车是我们仅有的运兵工具。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很快认识到使用这种方式运送兵力面对的诸多困难。尽管法国人在这个领域取得过巨大成功，尤其是以凡尔登战役为代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但他们是在相对固定的前线后方进行部队转移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师不需要使所有的马车和机动运输车辆立即就位，火炮运输就更不用说了。但在运动战中，师级部队包括炮兵马匹在内的所有装备都必须装载到卡车上，此时需要的卡车数量就非常大。关于这个问题有过很多激烈的争论，比起相信能够找到解决办法的人，持怀疑态度的人数更多。
1928年秋天，摩托化运输教学参谋部的施托特迈斯特上校请我去给他的人讲授坦克战术。这件事得到我上司的批准，于是我又开始和坦克打交道，尽管仍然停留在理论层面。就实践经验而言，我对坦克可以说一无所知，甚至到那个时候我都没有见过坦克内部是什么样子，可现在我居然要给别人讲坦克战术！这就要求我在备课的时候要慎之又慎，要仔细研究手头可用的资料。有关上一次战争的著述不胜枚举，而且从外国军队的工作手册可以看出，他们在上一次战争之后有了明显的发展。正因为如此，这时的坦克理论研究比起我第一次进入作战部工作的时候要容易一些。为了获得实践经验，我们刚开始只能用坦克模型做演练：起初用的是人力推动的帆布模型，后来终于换成用金属板制作的机动模型。这方面要感谢布什中校和利泽中校以及他们先后指挥过的驻扎在施潘道的步兵第九团三营，他们在我们使用模型组织战术演练期间主动提供帮助。也正是在组织这些战术演练期间，我认识了后来与之密切合作的温克，当时他是步兵九团三营的副官。在各方的帮助和配合下，我们开始系统性地开展工作，着手研究组建坦克班、坦克连和坦克营等建制单位的可行性。
虽然我们组织实战演习的机会有限，但为数不多的几次演习足以让我们对坦克在现代战争中的应用有了日渐清晰的认识。当我得到机会去瑞典进行为期四周的体验时，我的内心喜不自胜。在瑞典，我亲眼见证了德国最新式坦克LK Ⅱ参加演习的情况，甚至还亲自驾驶这种坦克体验了一番。（德式LK Ⅱ坦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生产的，但在战争期间没有在前线使用。坦克的零部件被卖给了瑞典，后者借此在1918年组建了自己第一支坦克部队。）
我和妻子从丹麦去往瑞典，在哥本哈根周边度过了愉快的几天。我们被托瓦尔森雕像的美深深震撼。站在埃尔西诺的阳台上，我们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哈姆雷特》：赫瑞修，天地之大超乎你的想象。
不过当我们站在阳台，阳光照耀着海峡使古老的铜制火炮发出绿光，《哈姆雷特》中描述的鬼魂并没有出现。
我们从穆塔拉坐船，途经戈塔运河和瑞典的几个湖泊。有一天晚上，我们下船去参观位于弗雷塔契尔卡的古老、壮观的修道院。第二天，斯德哥尔摩漂亮的建筑就映入我们的眼帘，“北方威尼斯”美不胜收。
按照工作安排，我被派到戈塔卫队二营。这是一个坦克营，营长是布伦上校，他非常热情地欢迎我的到来。我所在的连队由克林斯波尔上尉指挥，我和他很快就建立了深厚的友情，这种友情一直持续到他离开人世。我在那里认识的瑞典军官都以真诚友善的态度对待远道而来的德国客人。在他们看来，他们的热情好客是理所应当的。外出演练的时候，他们都会非常热情地邀请我们跟他们同住。
此次瑞典之行对我来说是一件幸事，我在那里度过的快乐且颇受教益的时光总是让我充满喜悦和感激之情。
到1929年我开始坚信，坦克独立作战或者与步兵联合作战是绝不可能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我对历史的研究、在英国组织的演习和我们自己利用模型进行演练积累的经验表明，除非那些必须对坦克形成支援的武器在速度和野战性能上提升水平，否则坦克就无法发挥最大的效用。在这种多武器组合里，坦克必须扮演主角，其他武器要服从装甲武器的需求。把坦克融入步兵师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需要的是组建真正的装甲师，再把所有的辅助武器囊括进来以便让坦克发挥最大的战斗力。
在1929年夏季组织的武器实战演练中，我对这种尚在构想阶段的装甲师的部署进行过一次尝试。那次演练取得了成功，我深信自己走对了方向。但时任运输部队督察长官的奥托·冯·斯图普纳格尔将军禁止开展团级以上坦克建制部队的理论研究。在他看来，组建装甲师无异于痴人说梦。
1929年秋天，摩托化部队督察组参谋长、我在慕尼黑认识的老朋友卢茨上校问我是否愿意指挥一个摩托化步兵营，我说愿意。1931年2月1日，我正式担任驻地在柏林—兰克维茨的（普鲁士）第三摩托化步兵营。该营下辖四个连：一连和四连与营部一起驻扎在柏林—兰克维茨，二连在多贝里茨—埃尔斯格伦军事训练区，三连在尼斯河畔。其中四连是由第三骑兵运输营的一个中队改编而成的。我刚一走马上任，卢茨上校就帮我重新装备部队：一连新增装甲侦察车，四连装备摩托车，这两个连组成装甲侦察营的核心；二连配备坦克模型车；三连配备模型武器（木质火炮）重组为反坦克连。一连虽然有《凡尔赛和约》允许我们保有的一定数量的老式装甲运兵车，但为了减少耗损，我们在组织演练的时候仍然使用模型车。只有摩托化步兵连的装备是齐全的，其中包括机枪。
就是用这样一支东拼西凑的部队，我开始集中精力组织实战演练。我是怀着喜悦的心情开始新的工作的，因为在几番周折之后，我终于有了自主权，尽管我指挥的部队规模很小。周围的官兵也满怀激情地投入新的任务，对他们来说，在一支10万人的军队里长期担负补给任务是很乏味的，能够转换角色无疑是个好消息。但上级领导的态度就不那么乐观了，运输部队督察长官就对这支新的部队几乎没有任何信心，他明令禁止我们与当地其他各营开展联合演习。当我们所在的第三师组织对抗演习的时候，我们最多只能以排级单位参加。唯独有一次例外是第三师师长约阿西姆·冯·斯图普纳格尔将军允许的，几年前电话告知我在慕尼黑任命的人正是他。这位杰出的将官对我们从事的工作很感兴趣，在一些安排部署上有意识地倾向我们，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不过他为人很公正，演习结束该批评的地方他还是会批评我们。不幸的是，由于他与作战部之间存在分歧，约阿西姆·冯·斯图普纳格尔在1931年春决定从陆军退役。
同年春天，督察长官奥托·冯·斯图普纳格尔将军也离开了我们。临别时他对我说：“你太冲动了。相信我，我们两个人在有生之年都不会见到德国坦克投入战斗。”他是一个聪明的人，但生性多疑是他的缺点，这使他在做事的时候往往无法全力以赴。他能发现问题，但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出发点。
奥托·冯·斯图普纳格尔将军的继任者是他的前任参谋长卢茨将军。后者也是个聪明人，拥有丰富的技术知识和出色的组织能力。他认可我为之努力的新战术理念的优势，对我给予全力支持，还任命我为他的参谋长。1931年秋，我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随后的几年，我的工作很艰苦，压力很大，但收获也很大。正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的装甲部队诞生了。
我们深信，德国装甲部队未来的发展方向必须是使其成为能够发挥决定性战斗力的一种武器。为此，我们必须组建专门的装甲师，继而组建装甲兵团。现在的问题是要说服其他兵种和陆军总司令认同我们的理念。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摩托化部队只有补给功能，不可能在战术和战略层面发展出新的成果。以步兵和骑兵为代表的老资格兵种自认为地位最重要，步兵更是自诩为“战斗女王”。由于德国员额10万人的军队不允许装备坦克，军内无视我们给予高度评价的这种武器的存在。每当我们带着铁板模型车出现在对抗演习的场地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们就觉得很搞笑。看到造型粗糙的那些模型车，他们甚至有些同情我们，自然也不会把我们当回事。基于上述诸多因素，大多数人虽然愿意接受坦克作为步兵的辅助武器，但他们不认同将坦克作为新的主战武器这一理念。
我们最大的反对者是骑兵的督察组。我的长官询问骑兵方面，面对未来的发展，他们是否预想过会变成为其他部队提供支援的一种侦察部队，或者重组为可以独立作战的重骑兵。骑兵督察长官冯·希尔什贝格将军答复说，他们愿意向重骑兵的方向发展，把战地侦察的任务移交给摩托化部队。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开始训练我们的装甲侦察营。与此同时，我们继续努力争取创建能够投入使用坦克的装甲师。此外，我们希望在每一个步兵师都组建一个摩托化反坦克营，因为我们深信，要想有效对付坦克，反坦克武器在速度和机动性能上必须跟上坦克本身。
然而，希尔什贝格将军的继任者、来自步兵部队的克诺亨豪威尔将军不愿意接受他的前任做出的妥协，他把10万员额军队里的三个骑兵师组建为一个骑兵集团军，想把战地侦察的任务交还给骑兵，意图摘取我们新发明的胜利果实。假如这个想法付诸实施，我们新组建的部队将会被骑兵军官渗透。双方在这个问题上都据理力争，争论极为激烈。最终，新思想的创造者们战胜反对者赢得胜利；内燃机战胜了马匹；火炮战胜了长矛。
装备对部队的组建和部署同样重要。只有装备跟上，我们才能把理论转化为实践。为此，我们在技术层面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从1926年开始，我们就在国外的一个测试站测试德国新式坦克。陆军军需办公室也授权多家企业进行两种中型坦克和三种轻型坦克的生产。每种类型的坦克都产出了两个样品，所以我们就有了10辆坦克。中型坦克装备75毫米火炮，轻型坦克装备37毫米火炮。这些样品的外壳没有使用装甲，而是软钢材质。所有类型样品的最高时速约12英里。
负责生产工作的军官是皮尔纳上尉。在后期的生产中，他想尽办法赋予新的样品一系列现代功能，其中包括防毒气、发动机功率提升、炮塔和机枪的全角度射程、足够高的离地间隙和优越的操控性。在很大程度上，他的这些想法都实现了。但另一方面，这些坦克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坦克指挥员必须坐在坦克车厢紧邻驾驶员的位置，他因此看不到后面的情况，两侧的视野也被履带部分遮挡。由于指挥员的位置离地面很近，他的视野就更加受限。在那个年代，无线设备还没有出现。因此，二十年代生产的坦克虽然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坦克在技术上有了巨大的进步，但仍然无法满足我们设想的新式坦克部队的需求。正因为如此，仅仅批量生产当时那种试验性产品是不够的，研发新型坦克已经变得至关重要。
当时我们认为，要最终装备组建真正的坦克师，我们需要两种类型的坦克：一种是配备一门穿甲炮和两挺机枪（一挺装在炮塔，另一挺装在车体）的轻型坦克；另一种是配备一门大口径火炮和两挺机枪（装配位置同前）的中型坦克。轻型坦克将装备坦克营的三个轻型坦克连；中型坦克将装备中型坦克连，辅助其执行支援轻型坦克作战和打击轻型坦克射程范围以外目标的双重任务。在火炮口径的问题上，我们与军需办公室主任和炮兵督察长官之间存在分歧。后两位长官认为，轻型坦克配备37毫米火炮足矣。但我强烈要求轻型坦克配备50毫米火炮，因为据我们预计，外国坦克很快将使用更重的装甲，只有较大口径的坦克炮才能在对抗中占据上风。不过步兵当时已经装备37毫米反坦克炮，而且生产两种类型的轻型反坦克炮及其炮弹也会对生产造成不便，卢茨将军和我只好妥协。在中型坦克的火炮口径上，双方倒是取得了一致，即75毫米。中型坦克的总重量预计不超过24吨，因为德国路桥的承载能力是一个限制因素。速度要求设置在25英里/小时。每种坦克的乘员均为5人：炮手、装弹员和坦克指挥员坐在炮塔里（指挥员坐在炮手上方，配备具有全方位视野的特制小指挥塔），驾驶员和无线电报员坐在车体内。坦克乘员使用喉式麦克风接收命令，行进中坦克与坦克之间将使用特定设备进行无线通信。将当时的坦克模型与此前的坦克作比较就能看出二者在构造上的不同要求，坦克为了在战术和战略领域扮演新角色需要做出的改变也就一目了然了。
在制定这些长远规划的时候我们心里很清楚，我们设想的新型坦克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正式投入使用。在此期间，我们必须先要制造训练用的坦克。我们在英国购买的卡登-罗伊德底盘正好适合这个用途。这种底盘原本是用来运载20毫米高射炮的，即便上面安装炮塔，最多也只能承载机枪的重量。不过也正是由于这个因素，这种装备在1934年就可以投入使用。在我们真正的作战坦克出现之前，它可以作为训练坦克使用。我们把这种装备命名为Ⅰ号坦克并开始订货。1932年的人都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居然要用这种小型训练坦克投入战斗。
主要类型的坦克在生产方面的困难迟迟没有得到解决，其间消耗的时间超出了我们的预期。针对这种情况，卢茨将军决定采取权宜之计，使用第二种替代品：这就是 Ⅱ号坦克，配备一门20毫米火炮和一挺机枪，由MAN公司生产。
1932年夏，卢茨将军在格拉芬沃尔和于特博格训练区首次组织由步兵加强团和坦克营联合参与的军事演习。当然了，坦克营使用的是模型车。那一年的演练是自《凡尔赛和约》签订以来德国装甲侦察车辆第一次现身，这种侦察车是在六轮货车底盘上安装钢装甲板制成的。以前习惯用铅笔捅破模型车帆布一窥究竟的学生们这次彻底失望了，之前总是用棍棒和石头对付“坦克”的步兵们也是如此。如今，步兵被他们曾经鄙视的装甲车排挤。面对装甲战斗车辆，即便是刺刀也无计可施。
这些演习检验了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投入军事行动的可能性。骑兵方面对此颇有微词，但我们的成功有目共睹，他们的偏见显得苍白无力。很多眼界开阔的年轻骑兵军官开始对新的发展趋势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站在了我们这一边——他们意识到，在当今时代，骑兵唯有装备新的武器和采取新的作战方式，昔日经过检验的骑兵战术指导原则才会继续生效。
1932年的演习是年迈的陆军元帅兴登堡观摩的最后一次演习，他在演习结束时的批评性讨论会上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明确指出了此前犯下的错误，这让我很是吃惊。这位老绅士在提到骑兵集团军的领导方式时说：“在战争中，只有简单的东西才能取得成功。我去过骑兵集团军，那里的东西并不简单。”他的说法非常正确。
1933年，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帝国的外部和内部政治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是在2月初柏林汽车展开幕式上第一次见到希特勒并听他讲话的。总理亲自为展会开幕并不常见，他讲的话也和通常的部长、总理讲话形成鲜明对比。他宣布取消汽车税、新修国家公路和批量生产价格便宜的“人民的汽车”——大众汽车。
冯·布隆伯格将军被任命为作战部长，冯·赖谢瑙将军出任部长办公室主任。这两个任命很快就对我的工作产生了影响。这两位将军都喜欢现代思想，所以至少在武装部队高层，装甲部队的理念得到明显的支持。而且很快我们就发现，希特勒本人对有关摩托化和装甲方面的问题也很感兴趣。这方面的第一个证明出现在库莫斯多夫：陆军军需办公室在那里组织召开了一次展示近期武器发展的会议，我有半小时时间向总理介绍摩托化部队的情况。借助这个机会，我得以展示一个摩托车排、一个反坦克排、一个实验型Ⅰ号坦克排、一个轻型装甲侦察车排和一个重型装甲侦察车排。这些部队的机动速度和精确度引起希特勒的很大兴趣，他不停地说：“这正是我需要的！这就是我想要的！”这次展示让我确信，只要我有机会向这位政府首脑阐明我的观点，他就会同意我提出的组建一支现代化军队的提议。但部队严格的规程和上级领导——处在布隆伯格和我之间的那些总参谋部军官——的反对是这个计划的最大障碍。
德国政界巧合并且有意思的一个事实是，自从对军事装备发展有足够兴趣的俾斯麦首相在1890年造访库莫斯多夫以来，希特勒是第一位涉足这个地方的政府总理。当陆军军需办公室主任贝克将军请希特勒签名的时候，军需办公室的访客登记本就证明了这一点。这无疑表明，德国的政策并没有走“军国主义”路线。
1933年3月21日，在波茨坦的加里森教堂，德国国会以一次礼拜开启了帷幕。
紧接着的1933年3月23日，“国家阵线”和中央党批准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授权法案》，赋予新任总理全面的独裁权。勇气可嘉的社会民主党投了反对票。当时的政界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个法案会给这个国家带来多大的不幸。对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当年为《授权法案》投赞成票的政界人士难辞其咎。
1933年夏，国家社会主义党（即纳粹党——译者注）摩托兵团司令阿道夫·胡因莱恩请我参加兵团领导层的一个欢庆会。据说希特勒也会参加这个会议。希特勒在他的忠实追随者中间会是什么样子呢？我对此有些好奇。胡因莱恩是一个公道正派、很好相处的人，所以我接受了邀请。希特勒就革命历史发表了演讲，展示了丰富的历史知识。他在长达数小时的讲话中表明，任何一次革命在一定的时间以及达成目标之后，都会变成一个革新的过程。从历史角度上说，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临界点。他敦促自己的追随者，在面向未来的时候要记住这一点。在当时，谁也没有把握说他的这些指示会实现。
慢慢地，装甲部队逐渐孕育诞生了，1933年更是有了实质性进展。我们使用模型坦克进行的一系列实验和演练在很大程度上明确了不同类型武器之间的关系，也进一步坚定了我的这一信念：只有当坦克处于现代化军队的框架之内并在其中充当主要武器且得到完全机械化的辅助武器的支持，坦克才能充分发挥它们的威力。
如果说战术发展不能令人满意的话，那么装备方面的情况就更加堪忧。根据《凡尔赛和约》有关解除武装的规定，德国工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能生产军事物资。其结果是，我们不仅缺乏军工技术人才，也缺乏将理想变为现实所需要的机械。装甲板的生产问题尤其严重，第一批样品像玻璃一样容易破碎。同样，我们在无线通信和光学仪器方面的需求也过了很长时间才得到满足。其实那时候的光学技术已经很发达了。我始终坚持要在坦克上配备最先进的光学仪器和指挥设备，对于这一点我从未后悔过。就拿指挥设备来说吧，我们在这方面始终领先于对手，这弥补了我们在其他方面的劣势。
1933年秋，男爵冯·弗里奇将军出任德国陆军总司令，他是一位深得下级军官信任的指挥官。他风度翩翩、机智谨慎，具有出色的战术和战略眼光。虽然没有丰富的技术知识，但他总是愿意不带偏见地去尝试新的思想，而且只要认为可行，他就愿意采纳它们。因此，在有关装甲部队发展方面，我和他对接工作比和陆军高层其他领导要容易。在担任10万人部队陆军参谋总部一处处长期间，弗里奇就已经对机械化和装甲方面的问题感兴趣，有一段时间他还专门脱产研究装甲师的课题。如今担任新的领导职务，他仍然对我们所做的工作表现出一如既往的兴趣。有一个小插曲就充分说明他过去的做事风格。我向他提出一个坦克发展方面的问题，他好像有些怀疑，就对我说：“你应该知道，技术人员喜欢撒谎。”我回答说：“我承认他们的确会说谎，但他们的谎言通常是在几年之后当他们的技术思想不能付诸实践时被揭露。战术人员也会说谎，问题是他们的谎言要到毫无挽回余地地输掉下一场战争的时候才会得到揭示。”他习惯性地用手指转动眼镜，然后说：“或许你说得对。”弗里奇彬彬有礼、机智过人，虽然在大型集会上非常内敛甚至略显羞涩，但在信任的朋友圈里言谈直率、平易近人。
新任总参谋部部长贝克将军就不那么好对付了。他是莫尔特克的追随者，是一个墨守成规、思维缜密的守旧派，对现代技术问题一无所知，性格沉稳甚至可以说过于沉稳。为第三帝国的新军成立总参谋部就是他的主意，他知道莫尔特克会批准这个提议。在任命总参谋部的重要职务时，他不可避免地选择与自己态度类似的人，在形成自己的小圈子时就更是如此。久而久之，他在不知不觉中就在军队内部核心树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高墙。贝克不同意装甲部队的计划，他认为，坦克最主要的用途就是充当步兵的辅助武器。在部队建制上，他最多只会批准组建坦克旅而不是坦克师。
经过旷日持久的讨论，贝克将军总算同意组建装甲师并制定装甲部队的训练条令。最后他甚至同意组建两个装甲师，不过那时候我又坚持说要组建三个师。我绞尽脑汁向他描述组建装甲部队的好处，尤其是在战略方面的重大意义。但他说：“不行，不行。我不想跟你们这些人有什么瓜葛。你们的速度太快了。”我坚持说，无线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部队在高速推进过程中仍然可以实现指挥，但他不相信我。我们的训练条令一再强调，所有部队指挥官的位置要尽可能靠前，但贝克将军很不以为然。“没有地图和电话你怎么指挥？你没有读过《施里芬计划》吗？”对他而言，一个师长在不直接遭遇敌人的情况下位置尽量靠前是不可接受的想法。
撇开有关装甲部队的争论不说，贝克在军界和政界都是典型的拖延症患者。无论身处什么地方他都是一个阻滞因素，总是预想各种各样的困难，还需要时间把问题考虑清楚。他极力吹捧的所谓“拖延式防御”的作战方式就能充分说明他的思维方式。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我们就在训练条令里看到过“拖延式战斗”的说法：在10万人的军队里，这种拖延式防御俨然成为基本原则。贝克的“拖延式防御”是基于步枪部队设想和实践的。这种作战方式极度混乱，我从未见过效果理想的案例。在组建装甲师之后，弗里奇全面废止了这种思想。
1934年春，摩托化部队指挥所正式成立，卢茨将军被任命为负责人，我出任参谋长。此外，卢茨继续担任摩托化部队督察长官和国防部陆军总部办公厅第六武器办公室主任。
同期，希特勒去威尼斯与墨索里尼进行第一次会面，但结果似乎不太令人满意。回国后，希特勒在柏林召集部队将官、政党领袖和冲锋队负责人开会。冲锋队高层对他的言辞反应极为冷淡，我离开会议室的时候听到诸如“阿道夫的很多东西都过时了”之类的说法。政党内部存在如此巨大的分歧，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不过到了6月30日，这个问题就不复存在。当天，冲锋队参谋长罗姆和多名领导人被立即处决，同时被处决的还有很多跟冲锋队没有关联但曾经以某种方式反对过纳粹的男人和女人——正如现在我们所知，这也是他们犯下的唯一一个罪行。被处决的人当中就有前任国防部长和总理冯·施莱歇将军夫妇及其朋友和同事冯·布雷道将军。有人想要为两位将军公开辩护但没能如愿，只有老元帅冯·马肯森在1935年的施里芬宴会（总参谋部现役和退役军官一年一度的聚会）上明确指出，这两位将军的名誉是清白的。对于这类事件，希特勒向国会做出的声明缺乏说服力。那个时候很多人心存幻想，希望纳粹很快克服发展初期的种种困难。如今回想起来，军队高层没能坚持讨回公道是一件憾事。倘若当初能够伸张正义，他们将会为自己，也为德国军队和德国人民做一件大好事。
1934年8月2日，德国遭受巨大损失：陆军元帅兴登堡辞世，离开了身处结果无法预料的国内革命水深火热之中的德国人民。我在那天给妻子的信件中写道：
“老绅士走了，他的离去是无法弥补的损失，我们都很悲痛。对这个国家来说，他就像是一位父亲，对军队就更是如此。我们要经历一段漫长的艰苦岁月，他给这个国家遗留的空缺才能得到填补。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他的存在本身比任何数量的协议和辞藻都更有意义。他拥有全世界的新任。由于他的离去，曾经深爱和敬重他的我们失去了很多、很多。”
“明天我们就要向希特勒宣誓了。这样的宣誓意义重大！为了德国的安宁与幸福，但愿双方都能遵守誓言。军队一向都信守誓言，但愿这一次也不例外。”
“你说得对，各级各类组织都应该借此机会无限期推迟所有的仪式和庆祝活动，并且停止发表演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诚实、努力的工作和谦逊的言谈。”
写于1934年8月2日的这些话不仅说出了我的心声，也说出了当时我的很多战友以及德国很多民众的心声。
1934年8月7日，一队德国士兵把永垂不朽的这位陆军元帅和总统的遗体安放在坦能堡纪念馆。希特勒最后的致辞震耳欲聋：“死去的斗士，到瓦尔哈拉殿堂安息吧！”
早在8月1日，希特勒和他的内阁就根据《授权法案》宣布，一旦兴登堡离世，总统和总理将合二为一。也就是说，到了8月2日，希特勒就同时成为政府首脑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由于同时保留了总理职位，此时他已经把德国所有权力集于一身，由此开启了不折不扣的独裁统治。
在一个冬天的艰苦努力之后，我们在1935年3月得知，德国恢复了国家军事自主权。这意味着《凡尔赛和约》中那些羞辱性条款被废止了，每一名德国士兵都为之欣喜。英雄纪念日那天，来自各军兵种的部队接受了陆军元帅冯·马肯森的检阅，其中就包括首次亮相的几个新式坦克营。阅兵的时候这些坦克营大多没有携带装备，因为那次阅兵是一次队列检阅。在为阅兵做准备的过程中，装甲部队的参与最初受到很大质疑，因为据负责此事的参谋军官所说，“他们的卡宾枪太短，没办法好好展示武器”。但在面对这个“严重”问题的情况下，我还是安排很多我们的人参加了阅兵式。
同年3月16日，英国驻德国武官邀请我晚上去他家里。我动身之前从收音机里听到政府宣布恢复执行普遍兵役制，我与英国朋友及其瑞典同行当晚的交谈就此多了一个热议的话题。这个好消息让我为德国陆军感到高兴，这两位绅士对此表示理解。
恢复普遍兵役制之后，德国开始加速重整军备，我们的理论目标是赶上全副武装的邻国。从实际情况看，德国根本无法在军事装备的质量和数量上接近邻国的水平——至少装甲部队是如此。为了弥补装备上的差距，我们必须要在加强组织领导上下功夫。通过把当前有限的力量高度集中，组建大规模装甲部队（具体来说是装甲师），进而把这些部队组建为装甲兵团，我们希望能够弥补数量上的劣势。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要说服军队高层，我们的做法不仅可行而且是正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成立于1934年、由卢茨将军领导的摩托化部队指挥所计划将现有部队组建为一个装甲师并在1935年夏季开展为期四周的训练。这个训练师将由男爵冯·魏希斯将军指挥。部队将在蒙斯特—拉格军事训练区集结，接受四个不同战术角色的系统训练。这一次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指导下级部队指挥官评估解决他们各自的战术问题，而是仅仅展示大批量坦克及其辅助武器是可以在战斗中实现机动并投入使用的。冯·布隆伯格将军和男爵冯·弗里奇将军饶有兴致地观摩了这次演练。卢茨将军本来还邀请了希特勒本人，但后者因军事副官消极阻挠没有到场。
实验性演习和相关展示的效果非常好。当标志着演练结束的黄色气球飘向天空时，冯·弗里奇上将打趣地说：“这次演习只少了一样东西，气球上应该印上‘古德里安的坦克是最好的’几个字。”此后，卢茨将军被任命为新成立的装甲部队指挥所司令。我们都希望这个指挥所和其他主要军兵种现有的指挥所一样拥有总指挥所的职权，但这个想法因总参谋长贝克将军的反对化为泡影。
1935年10月15日，三个装甲师正式成立：
第一装甲师驻地魏玛，师长男爵魏希斯将军；
第二装甲师驻地维尔茨堡，师长古德里安上校；
第三装甲师驻地柏林，师长费斯曼将军。
（1935年装甲师成立的情况详见附录ⅩⅩ Ⅲ。）
10月初，我离开柏林去维尔茨堡赴任，从军队的组织中心来到了野战部队。装甲部队指挥所由卢茨将军领导，这一点让我很安心。但可想而知，总参谋部内部的反对声音会越来越大，接替我担任参谋长的人不一定能经受住这种压力。同理，隶属陆军最高指挥所、与陆军总部办公厅一道维护我们权益的装甲部队督察组也不一定会按照我们最初的设想执行发展计划。我对这两个部门的担心都变成了现实：总参谋部部长最终胜出，陆军成立了为步兵提供近距离支援的装甲旅。1936年，担负此项任务的第四装甲旅就宣告成立。由于骑兵方面急于争取更多对装甲部队的控制权，陆军又组建了三个所谓的轻型装甲师而不是预想中的坦克师。这种轻型装甲师分别由两个摩托化步枪团、一个侦察团、一个炮团、一个坦克营和多个支援部队构成。
除了轻型装甲师以外，陆军还组建了四个摩托化步兵师。这几个师是完全摩托化的常规步兵师，需要补充大量摩托化部队。至此，由摩托化步兵师组成的第十四军和轻型装甲师构成的第十五军正式浮出水面，下辖三个装甲师的装甲部队指挥所也变成了第十六军。最后，这三个军都从属于总部位于莱比锡的第四集团军指挥所。该指挥所的总司令是冯·布劳希奇将军，他也因此成为所有训练和研发工作的负责人。
不同的兵种都有各自的代表颜色，主要体现在肩章等部位。此前所有装甲部队的代表颜色是粉色，之后的装甲兵团和反坦克营就保留了粉色。不过装甲侦察营先是改成黄色，然后又改成棕色；隶属装甲师的步枪团和摩托化步兵部队选择了绿色；隶属轻型装甲师的骑兵步枪团使用骑兵特有的黄色；摩托化步兵团则继续使用步兵白。这些变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与步兵和骑兵武器督察组之间的争执。
我们的摩托化部队和装甲部队被拆得四分五裂。这让我十分痛心，但我当时对此无能为力。直到后来，拆分的后果才得到部分弥补。
其他兵种犯下的组织错误进一步耗费了我们在摩托化领域的有限资源。例如，陆军总部办公厅主任弗罗姆将军命令将所有步兵团的十四（反坦克）连摩托化。我坚持说，这些连队最好继续使用战马，因为他们的兄弟部队是步兵。但他说：“步兵也要装备几辆车的嘛。”我原本要求的是让重炮营而不是十四连摩托化，但这个要求被拒绝了。就这样，我们的重炮仍然使用马拉，这在战争中造成很不幸的后果，尤其是在苏联。
在坦克支援部队方面，履带车的发展速度始终落后于我们的预期。坦克的效用与步兵、炮兵和其他兵种在战场上跟随坦克一起推进的能力成正比，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要给步兵、工兵和卫生员配备轻装甲半履带车，为炮兵和反坦克营装备装甲自行火炮，为侦察营和通信营配备各种类型的坦克，但这些要求从未得到完全满足。尽管生产能力大幅提升，但德国工业有限的生产设备始终无法满足国防军和党卫军摩托化方面的需求，甚至无法满足其行业本身的需求。不仅如此，统帅部置专家警告于不顾，从未对某些政治权势人物的贪欲加以限制。后面等我讲述1941年的军事动态时我还会谈到这个问题。
在此期间，我的精力主要投入到维尔茨堡的部队建设当中，对上面这些问题只能间接关注。在维尔茨堡，我领导的第二装甲师各支部队来自各种不同类型的军事背景，我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加以训练。1935年那个冬天平安无事。我到维尔茨堡的时候，由布朗特指挥的原守备部队以及当地居民对我表示了欢迎。我想办法在博克街弄到一个小房子。当我站在窗前，美茵河畔的维尔茨堡一览无余，巴洛克时期的明珠圣母教堂也尽收眼底。
1936年春，希特勒重新占领莱茵地区的决定让我们大吃一惊。不过这次占领的目的只是想摆出一个军事姿态，所以没有使用坦克部队。我的第二装甲师进入警戒状态并转移到明辛根军事训练区，但坦克旅没有随队转移而是留在原先的驻地，以免事态出现不必要的升级。几个星期之后，我们都回到了和平时期的驻地。
当年的8月1日，我晋升为少将军衔。
在同年秋天的对抗演习中，唯一参演的装甲部队是来自施魏因富特的第四装甲兵团。这个团在演习中受步兵师节制，没能真正展示我们的作战能力。
前来观摩演习的嘉宾当中有刚刚从远东地区回国的冯·泽克特上将。我有幸向他介绍我们新式装甲部队的情况，此前他对这个领域很不了解。此外，我还向受邀的媒体代表介绍了这个新兵种的组织情况和作战方式。
我们在和平当中度过了1937年。这一年我们忙于一个训练项目，项目在格拉芬沃尔军事训练区的师级对抗演习中收官。1936年到1937年的冬天，我在卢茨将军的指导下撰写了以《注意，装甲车来了！》为名出版的一本书。书中讲述了装甲部队的发展，阐明了我们对德国装甲部队如何组建的基本思想。我们希望通过出书能引起更多的人对装甲部队的关注，毕竟通过正常的军内渠道吸引到的关注度是有限的。另外，我还花心思让专业的军事媒体阐明我们的观点，与反对者的鼓噪针锋相对。很快，表达我们观点的一篇文章出现在《全德军官联盟》（National Union of German Officers）期刊上，刊发日期是1937年10月15日。在这里我要引述一下这篇文章，因为文章对我们的工作以及当时出现的各种不同观点都给予了很好的描述。
炮火和行进中的坦克攻击
“说到坦克攻击，外行人往往会想到媒体报道康布雷战役和亚眠战役时提到的钢铁魔鬼：电线像稻草一样挤作一团；坦克碾过战壕，把机枪压成碎片；每当冒着浓烟的坦克出现在战场上，敌人总是不寒而栗；据说，这种‘坦克恐慌’就是造成我们1918年8月8日溃败的原因。这种压路机式的战术是坦克能够发挥的作用之一，但不是最重要的作用。不过，上一次战争的情况给分析人士留下太过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们构想出了一幅有关坦克攻击的完全不现实的景象：只要统帅部一声令下，不论何时何地、战场地面状况如何，集结在一起的大批量坦克就可以稳步向前推进，把敌人碾压在履带下面，为炮兵和反坦克火力提供绝佳目标。坦克的火力被低估了：有人认为坦克既聋又哑，没有能力守住攻下的阵地。反坦克防御则被认为拥有各方面的优势：坦克很难发动出其不意的奇袭；反坦克炮和常规火炮总是能命中目标而不受自身伤亡、烟雾、树木或其他障碍物以及地形的影响；坦克要攻击哪里，哪里就能组织针对性的防御；守军利用功能强大的望远镜可以透过烟幕和夜色观察，戴着钢盔他们也可以听清楚每一句话。
“综上所述，坦克攻击是没有前景的。那么，坦克是应该被废弃吗？还是像一位评论者所说的，坦克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时？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对旧兵种使用新战术的种种忧虑就可以一笔勾销，然后舒舒服服回到1914—1915年那种阵地战。不过，在迷茫的时候投身黑暗并不是一种明智的做法。应该说，在批评者们提出不同于自我屠杀的新的、更好的陆上进攻方法之前，我们应当继续相信，坦克在使用得当的情况下仍然是当今最好的路上进攻手段。为了更好地对坦克的前景作出判断，这里我们介绍现代坦克的一些特点。”
装甲
“所有用于正式用途的坦克至少要有能够抵御机枪穿甲弹的装甲。但要对付反坦克武器和敌军坦克，这样的保护是不够的。目前为止，世界大战所谓的战胜国订购的坦克都具有非常强大的装甲防护能力。比如说，要想穿透法国Char 2C重型坦克的外壳就需要口径至少为75毫米的火炮。如果一支军队能够在第一波攻击中使用可以抵御敌军防御性武器的攻击型坦克，这些坦克就已经克服其最大的阻碍，此时敌军的步兵和工兵就会走向毁灭，因为在遭受坦克攻击之后，防御武器被摧毁的步兵和工兵即使面对轻型坦克也无法招架。但是，假如防守方成功制造出能够穿透进攻方所有可用坦克的防御武器，并在正确的时间将这种武器部署在关键地点，进攻方的坦克就会为其成功付出巨大的代价。倘若防守方的防线足够集中、足够深入，进攻方的坦克还会遭遇彻底失败。投射物和护甲对主导权的争夺已经持续了数千年，争夺的结果可以用‘风水轮流转’来形容。与要塞部队、海军以及新近出现的空军一样，装甲部队也要面对这个问题。这个矛盾的存在本身并不是贬低作为陆地武器的坦克的理由：如果对坦克不屑一顾，我们能为投入进攻的士兵提供的保护就只有世界大战时期那种羊毛制服，而这种保护即便是在当时也是远远不够的。”
机动
“有句话说了，‘只有运动才能带来胜利’。我们同意这种说法，也希望用我们这个时代的技术手段去证明它的真实性。机动的目的是让部队接近敌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可以使用人力、马匹、铁路或者新近出现的汽车和飞机引擎。一旦逼近敌军，部队的机动性就会受制于敌方的炮火。为了缓解这种限制，进攻方要么摧毁敌军，要么使其失去战斗能力，要么将其驱离阵地。要达到这个效果，进攻方可以使用强大的火力使敌军的防线崩溃。固定位置火力的有效射程就是武器集群的观察范围，这也是步兵掩护火力能够发挥效用的范围。一旦火力到达这一范围的临界点，重武器和炮兵就必须改变位置，为步兵继续推进提供有效保护。这种类型的战斗需要大批量的武器和更大数量的弹药，这种类型的进攻则需要长时间的准备，战备活动很难隐蔽。出其不意是夺取胜利的重要因素，但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做到。即使最初的攻势让敌人措手不及，进攻方在发动攻势的一刻就已暴露实力，防守方的预备队见状就会集结在攻击点抵御进攻。由于此时预备队也已经实现摩托化，建立新的防线比以前要容易。由此可见，如今基于炮兵和步兵合作时间表的攻势取得成功的可能性甚至比上一次战争时还要小。
“因此，进攻方获胜的关键就在于：提高机动速度；冒着敌人的炮火继续前进，从而增加对方建立新防线的难度；最后攻入敌军防线的纵深。坦克战的支持者认为，在有利的情况下坦克能够实现上述目标。怀疑者却指出，坦克不可能发动像1918年那样的奇袭，‘坦克攻击取得成功的条件不可能得到满足’。问题是，坦克攻击真的不可能再出其不意了吗？那么，为什么不管采用新的还是老的方式，战争中的奇袭仍然层出不穷？1916年，冯·库尔将军曾经向统帅部提出，要想实现突破就必须高度重视发动进攻时的出其不意，而那个时候他是没有新战术或新武器的。正是由于出其不意，1918年的‘三月攻势’虽然没有使用任何新式武器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在采用常规战术发动突袭的基础上使用新式武器，奇袭的效果就会大大增加。当然了，新式武器并不是达成奇袭效果的前提。我们认为，使用坦克进攻可以提高机动效率。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坦克可以在本方打开突破口之后继续推进。我们认为，如果当今坦克攻击取得成功需要依赖的特定条件——其中包括在合适的地形集结部队，敌军防线有缺口，敌方坦克力量处于劣势等——存在的话，那么攻击部队的推进是可以保持的。如果有人说，我们不能在任意条件下成功发动进攻，不能用只装配机枪的坦克攻陷堡垒，那我们只能说对不起并向他们指出，其他兵种的进攻火力在很多方面还不如我们。我们没有说自己是全能的。
“有一种说法认为，一种武器只有在刚出现且未遭遇有效的防御性反制措施时才能发挥最大功效。可怜的炮兵！他们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可怜的空军！防空武器已经让他们渐渐过时。但我们认为，任何一种武器的威力都是相对而言的，要取决于针对其使用的反制武器的功效。若遭遇强敌——敌军坦克或者反坦克武器——坦克会被击败，其威力会减弱。但要是条件反转，坦克就会实现惊人的成功。每一种武器的使用效果不仅受制于敌方力量，而且受制于己方迅速、充分地利用最新技术发展使其发挥巅峰状态的意愿。从这个角度讲，坦克不会承认已经被其他任何一种武器超越。都说‘防御炮兵的炮弹比攻击这些炮兵的坦克速度快’，目前为止没有人质疑这种说法。但早在1917年和1918年，坦克就可以迅速集结在步兵前线的后方，可以集群突破敌军的防御火线，可以为数十个步兵师甚至骑兵师开路。更重要的是，坦克可以在没有任何准备性炮击的情况下做到这些。也就是说，坦克在敌军炮兵毫发无损时也能冒着炮火前进。只有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敌方炮火才会对坦克的推进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一旦坦克成功突破至敌军炮兵前线，敌军的大炮很快就会哑火，无法威胁到尾随坦克而来的步兵。在上一次战争当中，把火炮部署在所有可能发生危险的位置这一不变的炮兵战术也失效了。防御性火力会使泥土和灰尘四处飞溅，还会催生烟雾等等，这会影响坦克兵的视线。但这种影响是有限的，我们在和平时期就已经学会如何加以克服。事实上，现在的坦克使用罗盘就可以在夜间或大雾里推进。
“在成功使用坦克发动的进攻中，‘胜利的创造者’不是步兵而是坦克。因为，假如坦克攻击失败，整个行动就会失败；而若是坦克取得成功，胜利就会随之而来。”
火力
“装甲和机动只是作为武器的坦克具有的作战特性当中的两项，第三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是火力。
“坦克在静止和行进中都可以使用坦克炮发射炮弹。在这两种情况下，坦克炮都使用直接观测进行瞄准。坦克静止时，坦克兵可以很快调整射程，用最少量的弹药摧毁目标。在行进中，坦克兵观测困难导致目标识别难度加大，但这个劣势会因炮塔离地位置相对较高得到弥补。坦克炮的这个特点在地面杂草丛生时尤其有用。批评者往往认为，炮塔的高度容易使坦克成为敌人的目标，但对坦克炮手而言，离地位置高却是一个优势。如果有必要在行进中射击，近距离射击的精确度是不错的，射程加长、速度加快以及坦克在不平整的地面上行进则会降低精确度。
“在陆地战争中，坦克拥有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在向敌人推进的同时运用自身火力这一独特优势，而且即便防守方的火炮和机枪仍在发挥作用坦克也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不怀疑静止火炮的精确度比行进火炮的要高：这两种用途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所以我们对此有着明确的判断。但别忘了，‘只有运动才能带来胜利’。上一次战争的装备战中，坦克在装备大量反坦克武器的步兵和炮兵防御阵地中杀出一条血路。未来坦克也只会发挥这样一种作用吗？当然不是。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想到的只是步兵坦克，认为坦克的作用仅仅是密切配合步兵，其使用方式要根据步兵的时间和空间刻度而定。这是一种我们已经坚持得太久太久的理念。我们既不能也不愿在侦察上花费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不愿意耗费大量的弹药，我们想做的是要在短期内全面主宰敌军的防线。我们很清楚，由于坦克火力有限，我们无法进行‘计划性的炮火准备’或者‘集中火力轰炸’。我们的意图恰恰相反，就是要用单发的精确炮弹摧毁目标，因为我们没有忘记，战争中威力最强的火炮持续一个星期的密集轰炸都没能帮助步兵取得胜利。敌人教会我们，具有足够广度和深度的快速坦克攻击一旦成功渗透敌方防御系统，这种战术比世界大战当中采用的有限推进体系更有可能帮助我们夺取胜利。我们的炮弹会瞄准具体的目标，而不是像世界大战中那样飞过敌人的头顶，消耗巨大但收效甚微。倘若能够发动具有足够密集度、广度和深度的进攻，我们就能摧毁可识别的目标，在敌军防线打通一个缺口，让我们的预备队以比1918年更快的速度跟上。我们希望此时的预备队就是装甲师，因为我们不再相信其他形式的部队拥有能够充分利用进攻和突破成果的必要的战斗能力、速度和机动性。因此，我们不是把坦克看作‘未来与其他武器协同帮助步兵推进进而赢得战斗胜利的额外手段’。要是坦克的作用仅限于此，那与1916年的情况就毫无二致，我们完全可以从一开始就满足于阵地战，放弃未来快速决策的一切希望。但无论是未来任何一场战争中我们的敌人可能拥有的武器装备优势，还是各种口径火炮进一步提升的精确度和射程，抑或是炮兵使用领域出现的技术发展，都不足以动摇我们的信念。恰恰相反！在我们看来，坦克是当今最好的进攻武器，在技术人员研发出更好的手段之前我们不会改变这个想法。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仅仅因为‘只有炮火才能为推进开路’这句老话，就去赞同炮火准备这种浪费时间的做法以及这种做法导致的奇袭机会的丧失。我们认为，在合适地形、出其不意和集群部署等重要条件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内燃机和装甲的结合能够让我们在不需要进行任何炮火准备的情况下攻向敌军。
“集群部署的问题让我们的批评者心存疑虑。他们指出，‘部队的组织也是一个问题：把所有的坦克部队汇集成一股攻击力量是否明智？把坦克有机分配给步兵部队以赋予后者进攻能力难道不值得同样认真考虑？’从这种观点可以推断出：第一，目前的步兵缺了坦克就没有能力进攻；第二，有进攻能力且能够帮助其他兵种推进的武器无疑应当是主力武器。至于是否应该把坦克分配给步兵的问题可以通过下面这个虚构的故事得到明确：
“红军和蓝军交战，双方各自有100个步兵师和100个坦克营。红军把坦克分配到步兵师，蓝军则把坦克集中组建为直属最高指挥所领导的装甲师。假设前线长300英里，其中100英里坦克无法通行，100英里坦克难以通行，剩余100英里坦克可以轻易通过。于是，战斗中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场面：红军把包含坦克力量的一部分部队部署在坦克无法发挥作用的蓝军阵地对面；另有一部分部队所在的地点不利于坦克推进，坦克在该地点虽然没有完全被浪费，但它们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也就是说，红军只有一部分坦克力量能够在适合坦克作战的地面上使用。而蓝军则把所有的装甲力量集结于一个指令可以通达、地形可以利用的地点，他们因此有机会以至少两倍于对方的坦克力量投入战斗，同时在面对红军小规模坦克攻击的情况下守住剩余的防线。可以想象，拥有50件反坦克武器的一个步兵师对付50辆坦克发动的进攻比对付200辆坦克的进攻要容易得多。我们由此得出结论，把坦克分配给步兵师的提议无异于重返英国人在1916—1917年期间那种原始的战术。那种战术在当时就是一种失败，直到英国人在康布雷战役中采取集群部署，他们的坦克才取得成功。
“我们要通过快速攻入敌军腹地以及使用配备保护性装甲的自行火炮直接攻击目标去获取胜利。有句话说了：‘发动机不是一种新武器，而只是一种运送旧武器的新手段。’众所周知，内燃机不会发射子弹。如果我们把坦克说成是一种新式武器，我们指的是它需要一个新的兵种，就像海军使用的潜艇一样——潜艇也被称作一种武器。我们坚信，我们就是一种武器，一种将会在未来战争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的武器。如果我们的进攻取得成功，其他武器就应当在进攻中适应我们的时间和空间刻度。所以我们要求，为了充分利用我们的成功，那些必要的支持兵种要具备与我们相同的机动性，而且这些兵种在和平时期也要归我们指挥，毕竟在具有决定性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坦克集群而不是步兵集群。”
1937年深秋，德军组织了数次大规模对抗演习，希特勒亲赴现场观摩。后期还有很多外宾也到场，其中包括墨索里尼、英国陆军元帅西里尔·德弗雷尔爵士、意大利元帅巴多利奥和匈牙利军方代表团。参加演习的装甲部队是第一装甲旅和费斯曼将军指挥的第三装甲师，我负责针对装甲部队演习的裁判员工作。
这几次演习的结果证明，装甲师是可以当作一个整体使用的。不过补给和维修设备跟不上，这方面需要尽快完善。针对这个问题，我向装甲兵团指挥所提出了一些建议。不幸的是，我的建议没有被立刻采纳，结果到了1938年春，之前暴露出的问题在众目睽睽之下再次出现。
演习的最后一天，我们组织了最后一次攻击供外宾观赏。现场所有的坦克都投入其中，指挥官就是我。尽管当时我们能用的只有Ⅰ号坦克，演习的场面还是很震撼。
演习结束之后是在柏林举行的阅兵式，接着是冯·弗里奇上将为外宾举办的午餐会。我也受邀参加了这次午餐会，因此有机会与外宾进行交流，其中就包括陆军元帅西里尔·德弗雷尔爵士和意大利元帅巴多利奥。巴多利奥聊到他在阿比西尼亚战役的经历，西里尔·德弗雷尔爵士问我对部队摩托化的看法。年轻一些的英国军官感兴趣的问题是，战争时期在战场上是否可以像展现在墨索里尼眼前的演习那样投入使用那么多坦克。他们似乎不愿相信这种可能性，更倾向于把坦克当作步兵的一种辅助武器。我们之间的讨论很是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