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的局限

最初发表于CNN.com（2013年9月11日）

我们最近获悉，美国情报机构至少连续三天接到警告说，有政府正准备对自己的人民发动化学袭击，但却无法制止。至少这是白宫的情报简报所揭示的内容。凭借美国国家情报机构——CIA、NSA、NRO以及其他机构的综合能力，我们事先得到消息不足为奇，但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政府是否共享了自己的情报。

更有趣的是，美国政府在得到这些情报后并未采取行动（例如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其原因让人们感到好奇。

有几种可能的解释，但这些解释都指向情报信息和国家情报机构的根本问题。

第一种可能性是，我们虽然有这些情报数据，但是没有完全理解它的含义。这是众所周知的大数据分析处理问题。正如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了解到的那样，大数据的分析处理很困难。我们的情报机构每天收集数十亿条彼此独立的数据。事后，我们很容易追查之前的数据并注意到导致事件发生的那些彼此独立的数据。但是在此之前，想进行判断要困难得多。这些数据中的绝大多数指向随机方向，或者根本没有指向任何方向。几乎所有的数据彼此之间都没有关系。

与其将这些情报数据视为一幅幅彼此独立的图片，不如将其视为数以百万计的彼此叠置的未编号图片。哪些图片是互相关联的？我们不知道。将这些数据转换为实际的有价值的信息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再加上我们的信息搜集系统涉及的范围如此之广，这将变得更加困难。

第二种可能性是，尽管我们获得了有关阿萨德计划的一些信息，但没有足够的把握依据这些信息采取行动。这可能是最合理的解释。我们不能单凭暗示、预感或可能性采取行动。我们甚至可能无法依据概率采取行动，而是必须百分百确定。但是当涉及情报时，事情将很难确定。可能总会有其他未知情况发生，比如情报的真伪无法确定，又或者一些事情我们无法通过窃听、监视或借助卫星获悉。同样，当事件发生之后，我们的这些情报又显而易见。

第三种可能性是，尽管我们确认了信息的准确性，但是依然无法采取行动，因为那样会泄露“来源和方法”。这可能是最令人沮丧的解释。想象一下，假设我们能够窃听到一些机密对话，并且对计划了如指掌。如果我们对他们采取行动，就会泄露我们在对他们进行窃听这一事实。结果，被窃听者可能会改变自己的交流方式，我们的窃听手段也就失去了作用。这听起来似乎有悖常理，但在通常情况下，能够长期成功地监视某人，要比从这些窃听中得到的信息重要得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窃听能力至关重要。战争期间，英国人能够破解德国的Enigma加密机并窃听德国的军事通信。但是尽管同盟国得到了很多情报，他们也只会在存在另外一种情报获得途径的情况下使用这些情报。他们甚至偶尔会提供一些看上去比较合理的解释。让德国人意识到其加密机已经被破解实在太冒险了。

第四种可能性是，我们无法做任何有帮助的事情。我们不可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而且这些打击也不一定会成功。唯一可行的方案是警告对方，但是这样做也可能于事无补。或者，可能对方对我们也不是非常信任，进而不会采取对应措施。因此，一般情况下，监听到信息的一方不会采取任何措施。

所有这些解释都指出了情报的局限性。NSA就是一个例子。NSA通过收集到的数据数量来衡量其成功与否，而不是通过综合分析得到的信息或获得的知识来衡量。但是知识才是更重要的。

NSA认为收集的数据越多越好，为了收集数据值得做任何事情，但是这是错误的。收集的数据的价值是递减的，而NAS在很久以前应该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NAS似乎不愿意为此减少数据的收集。

尽管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袭击者留下了非常明显的互联网踪迹，而且他的哥哥还在恐怖分子的监视名单中，但NSA还是没有发现他。由于NSA一直在窃听全世界的情报，你可能会认为，它至少能跟踪列在恐怖分子监视名单上的人员，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

我不知道CIA是怎么衡量其成功的，但它没有成功预测冷战的结束。

更多的数据并不等同于更有价值的信息。当事后诸葛亮要容易得多。信息不一定能使政府采取行动。即使我们知道一些情报，但是为了防止泄露我们收集情报的方法，我们宁愿不采取任何行动，而且这些情报大多并没有让我们采取行动的价值。这些是关于情报的悖论，是时候让我们开始记住它们了。

当然，我们需要诸如CIA、NSA、NRO等组织。情报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情报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但这只是众多安全工具中的一种，并且存在巨大的成本和局限性。

我们刚刚从最近泄露的“黑预算”中获悉，美国每年在国家情报方面的支出为520亿美元。我们需要认真研究一下国家花钱收集的情报的真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