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困境

听说米兰达再次出现肩关节脱位时，我的心往下一沉。我初次见到米兰达是在一年前，她告诉我双侧肩关节曾经出现几十次脱位。米兰达是一名癫痫患者，容易罹患某种异常顽固的脱位，让她的肱骨头强制性向后移位，离开关节囊；临床上常见的是前脱位，即肱骨头朝胸壁方向移动错位。大多数完全脱位需要临床医生进行复位，最好是去急诊室在深度镇静的状态下进行；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几千年来大量患者只能长期带着慢性脱位与肩部残疾生活。

上一次脱位让米兰达特别沮丧，因为这个25岁的年轻姑娘和她的医生终于找到了一种可以根除癫痫发作的药物治疗方案。寻找正确的抗癫痫药物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需要在药物的副作用与癫痫发作所带来的负担、尴尬和不便之间找到平衡。她已经几个月没有癫痫发作了，她敢抱着希望说癫痫终于消失了。但是现在她在我们的急诊室里，痛苦地僵在病床上，用一条胳膊护着腹部，意志消沉，神情沮丧。她知道接下来的步骤，我们会开始静脉注射药物，用强力镇静剂把她“打晕”，然后将手臂外旋，同时用力牵引她的前臂。与脱位相比，更让她难过的显然是癫痫发作。可是话说回来，我的主要工作是让她的肩关节复位。做一名外科医生最光荣的事情，莫过于帮助那些处于低谷的人回到最佳状态。帮助患者转变的一个主要方法就是多给他们希望。我告诉她我们很快就能使她的肩关节复位，但更重要的是，我委婉地建议说，我们以后应该考虑以手术方式来治疗，使肩关节脱位问题彻底成为过去。她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疾病可以治愈，我看见了希望的火花在闪动。“真的可能让我的肩膀不再脱位吗？”“是的，”我向她保证，“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结合多种技术，更好地解决肩关节不稳定的问题。今天先在这里处理完，我们在诊所预约一个时间，好好谈谈你肩膀的治疗。”

米兰达最终还是来了我的诊所，我们讨论了手术治疗的方案。经过详细的交谈，她选择了手术。术中，我们对其变形的肩关节囊、撕裂的关节唇（附着于肩关节窝周缘的软骨结缔组织，使肱骨头固定在关节内）以及损伤的关节骨表面进行了处理，使她的左肩重获新生。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恢复良好，双侧肩关节都没有发生脱位，更重要的是癫痫也没有再次发作。

现在她的左肩手术已经过去半年了，米兰达再次来到了我的诊所，她的肩关节又脱位了。“左肩还是右肩？”我问道。“右边——不是手术的那边。”我的助手克里斯蒂答道。

得知经手术修复的左肩仍然状况良好，我长舒了一口气。我敲开检查室的门，看到米兰达坐在检查台上，她那么紧张，让我有点惊讶。我们彼此熟识，可她十分焦虑，甚至坐立不安。

“米兰达，你最近怎么样？”

“我的癫痫又发作了……对不起。”她脱口而出。

我见过病人这种心怀歉意的回答，他们可能患有偏头痛、癫痫、炎性肠病以及其他不可控的发作性疾病。对因果关系的自我反思，让他们不断怀疑突发疾病都是自己身娇体弱的错。

“这次发作特别糟糕。通常我会有强烈的感觉自己要发作了，但是这次我基本上毫无防备。我的男朋友从来没有见过我癫痫发作，看到抽搐时扭曲成那样的脸，对他来说真的很难。你知道吗，有一次发作时，我的朋友给我录了像，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样子竟然那么吓人。现在，他看见了我那个样子……”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声音也越来越小。

我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安慰她：“你知道这不是你的错，米兰达。”

“我就是感觉很差。我还尿了裤子，只能穿着尿湿的牛仔裤离开餐馆。我就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得这该死的癫痫。”

“米兰达，我无法想象你当时有多难过。你受到癫痫发作的折磨，我也很难受。这对你太不公平了。我希望你和你的神经科医生可以稍微调整用药，让你的发作得到控制。而且我向你保证，我会尽我所能，让你的两个肩膀都固定得稳稳当当，不再疼痛。就算癫痫再发作，你的肩膀也会没事。”

当我治疗长期反复脱位的癫痫患者，我经常想到古代的病人，他们因为癫痫发作而受到严惩，因为“恶魔附体”而受到虐待，或被怀疑耍弄巫术。他们突然发作时，身体会翻滚扭动，脸上扭曲的表情以及发作后行为能力的暂时丧失让古人得出结论说，某种超自然力量正统治着病人的身体庙宇。当患者的生命岌岌可危（这被视为要下地狱的征兆），他们的肉身也不断遭到摧毁——头痛、遍体鳞伤、咬伤舌头、意识模糊以及精神错乱。

很少有早期哲学家认识到癫痫发作与阴曹地府无关，而是身体生病的状态。直到20世纪，癫痫发作才有办法治疗，基本同一时期也找到了控制肩关节不稳定的方法。开拓医学领域的先驱者们都会为彼时境况痛心疾首。即使在今天，与这些承受不幸的患者交谈时，我都会感到特别痛苦和烦闷，因为我知道他们的疾病（disease）让医学前辈们在很大程度上感到“不适”（dis-ease），同时这些早期医生对于疾病的原因及治疗方法不甚了解，也让我反感。

查尔斯·尼尔（Charles Neer）医生看了一下哈里森太太的肩部X射线照片，他马上意识到这位纽约老人在其余生中再也无法用上这条手臂了。一种挫败感在尼尔医生的心里油然而生。他算了一下，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起严重的肩部骨折，而他束手无策，至少对病人没有任何帮助。一股无力感在他平静的外表下涌起。他被急召到急诊室来为这位70岁的曼哈顿老人做诊断，那天她在家里摔倒，然后被送到长老会医院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Columbia-Presbyterian Medical Center）。虽然尼尔医生所在的医院是世界上最早拥有“骨折治疗”技术的机构之一，但是在1951年，他明白自己对哈里森太太的骨折无能为力，手术、石膏绷带、祈祷，都无济于事。

威廉·伦琴在1895年发现了X射线，这一发现彻底改变了骨折的治疗；医生不再盲目地治疗扭曲或破碎的肢体，X射线揭示了骨折的位置和“特征”等详细信息。很快，有关骨折分类的报告就出现在医学期刊上，而这些研究结果最终可以指导治疗。人体中的每根骨骼都有自己的分类法，通常以报告第一作者的名字来命名。20世纪上半叶，照护骨折患者方面几乎没有取得明显进展，但是外科医生已经开始注意到他们可以预测骨折的模式。

欧内斯特·艾默里·科德曼（Ernest Amory Codman）被誉为“肩关节外科之父”，他于1934年出版了《肩关节》（The Shoulder），这是第一本专门为肩外伤治疗而写的教科书，也播下了变革之火种。他引发了医学领域的许多重大变革，包括疗效研究、医院评级、肿瘤登记，以及肩部手术的发展。尽管科德曼医生是开拓医学领域的先驱人物，特别是在肩部外科领域成就杰出，但是他从来没有发表过有关肩关节骨折、关节炎、肩袖撕裂和肩关节不稳定的文章。科德曼医生的职业生涯动荡不安，他于1940年去世，享年70岁。接下来是战火纷飞的十年，其间有零星关于肩关节粉碎性骨折脱位的报告得以发表。这些英语、意大利语和德语的文章不过发表于半个世纪之前，然而对于现代读者而言，它们简单得令人震惊，放在今天出版机会为零。文章的作者们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粉碎性和碎裂性肩胛骨的手术，只要能简单地移除碎片，留下一个空荡荡的肩窝和一块瘢痕组织慢慢康复，就算比较成功了，只盼着由手术导致的“连枷臂”留在身体的侧面，保留一点点基本的功能。20世纪40年代的期刊出版物不包括肩关节角向运动的测量，不考虑术后疼痛评分，功能评估也少得可怜。

连枷臂患者需要更为科学（而不是道听途说）的评估，正是年轻的查理·尼尔做到了这一点。

在俄克拉何马州维尼塔出生长大的查尔斯·萨姆纳·尼尔二世继承了他父亲的名字，其父是一位出生于纽约，受训于圣路易斯的全科和外科医师，曾在印第安领地（Indian Territory）实践拓荒医学。印第安领地后来成为美国第46个州，即俄克拉何马州。老尼尔医生本身也是医生的孩子，查理曾经写到，他的父亲“从未想过我去做医生以外的其他工作”。

查理在1917年11月10日出生，那时俄克拉何马州的维尼塔是拓荒时代小镇的缩影。俄克拉何马州成立于1907年，由西部的俄克拉何马领地和东部的印第安领地的众多独立印第安人居住地组成。坐落于俄克拉何马州东北部的维尼塔，位于与堪萨斯州和密苏里州交界处，在老尼尔医生从密苏里州搬来行医时，这里是切罗基族（Cherokee）居住地的中心。

老尼尔医生在维尼塔镇的主干路口，即威尔逊街和伊利诺伊大道的十字路口附近，开办了自己的诊所，就位于现在的66号公路上。通过文献检索，你可以发现老尼尔医生从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到斯普林菲尔德再到维尼塔的足迹；1907年做住院医师的时候，1908年他在斯普林菲尔德工作时以及1909年在维尼塔开诊所后，他都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上发表过文章。1917年查理出生，那时他的医生父亲38岁。查理在马背上长大，是个土生土长的俄克拉何马州小伙子。老尼尔夫妇期望儿子成为一名医生，于是他们决定把小查理送上火车，让他前往明尼苏达州法里博的沙塔克军事学院（Shattuck Military Academy，现在因培养了大量国家冰球联赛人才而闻名）。小查理在那里读完了大学预科课程，并在网球和橄榄球方面表现出色。沙塔克的优质教育水平为查理进入达特茅斯学院做好了准备，他于1939年从该校本科毕业，之后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学习，并且于1942年毕业。

1943年在费城完成实习之后，查理的外科培训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中断。他像二战时期的很多医生一样，正常的生活停滞了。尼尔医生曾就职于两大主要战区的野战医院，分别是乔治·巴顿将军指挥下的欧洲战场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指挥下的菲律宾战场。此外还有一家在日本的综合性医院。

1945年回到美国后，尼尔医生移居纽约市，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来到纽约。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出生于乡下的尼尔生活在世界上最为繁忙的城市里，并使自己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外科医生之一。他抵达纽约时，正值欧洲医学的领导地位日渐衰落，而他是接过这面旗帜并将其树立在美国的先驱者之一。在骨科领域，他的论文被引用得最多，其培养的肩外科医生成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行业领导者。尼尔医生的文章对肩关节炎、肩袖撕裂、肩关节不稳定、肩部僵硬、肩部疼痛的治疗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这一切都始于他道出我们无力治疗严重肩关节骨折的事实。

20世纪40年代后期，尼尔医生在纽约骨科医院（20世纪50年代初并入长老会医院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完成了骨科住院医师培训，他的导师是骨折治疗方面的几位领军人物：威廉·达洛克（William Darrach）、克雷·瑞·默里（Clay Ray Murray）和哈里森·麦克劳克林（Harrison McLaughlin）。现在骨科分为许多亚专科，比如足踝、运动医学、全关节、脊柱、肿瘤、手、肩肘以及小儿骨科；但是在20世纪40年代，骨折治疗才刚刚成为骨科的第一项专业，由于冶金学和抗生素发现产生的历史性进步，两者的结合使骨折治疗经历了重要的质变。尼尔医生于1942年开始实习，那是青霉素在美国投入使用的第一年，这种抗生素扭转了任何开放性骨折（骨折端刺破皮肤）都有可能致命的局面。

在没有抗生素的年代，手术行为本身就让所有择期手术都面临风险。因此二战结束以前，将异物植入人体的研究几乎无人问津。历史上植入象牙、骨头、玻璃、金属、塑料和橡胶的记录都非常糟糕，几乎所有的植入都导致了感染，必须移除。今天，我们知道骨折患者和创伤患者会接受最基本的骨折固定，这在几代人之前还根本不存在。骨折患者跟无法自理的中风病人一样，需要卧床数周或数月，才能坐在轮椅上或是站在床旁。由于无法通过手术恢复骨折部位的连续性，早期外科医生并不比古代“接骨师”做得更好。医生并不会直接“修复骨折”，而是给卧床患者打上笨重的石膏绷带，还要配上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绳子、滑轮、夹板以及床头上方悬置的吊架。

尼尔医生从太平洋战场回来时，70岁高龄的威廉·达洛克医生刚刚从外科手术教学的全职岗位上退休。达洛克医生属于世界上首批伟大的骨科医生。他们二人的职业生涯在纽约产生了交集，那短短的几年里，这位外科前辈在尼尔的职业道路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几十年之后，查理·尼尔仍然称威廉·达洛克医生为“我的领导”。尼尔医生做住院医时，准备发表他的第一篇文章《股骨颈囊内骨折》（“Intracapsular Fractures of the Neck of the Femur”）。该文章后来于1948年11月在《美国外科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urgery）上发表，共同作者为时任长老会医院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骨折科主任的哈里森·麦克劳克林医生。这篇只有5页的文章在当时非比寻常，它通过列表描述了13年间（1932—1944）诊治的130例骨折患者，并对其X射线结果进行了回顾性分析。130例患者均为股骨颈骨折，都接受了史密斯-彼得森三刃钉（Smith-Petersen nail）治疗，这套金属板和螺丝钉器械由哈佛医学院的骨科先驱马里乌斯·尼加德·史密斯-彼得森（Marius Nygaard Smith-Petersen）研发。14张表格缜密地展示了患者资料、病情以及治疗初期的满意度，但明显缺少现代骨科论文中必需的疗效评估、髋关节活动范围以及术后疼痛评分。然而，推理过程、结构安排和精湛的结论，成就了这份天才之作。

这篇髋部骨折论文的六点结论，时至今日，已经成为坚如磐石的真理：

1949年，查理·尼尔在髋部骨折论文发表后不久，完成了他的住院医师培训。他随即成为坐落于曼哈顿上西区的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学院的骨科助理教授，并在骨折科任职，治疗从颈部到足趾的骨折。那时，只有几家世界级医院开设了骨折科，它们都为自己配备这一新科室而感到自豪，曼哈顿居民就可以选择在这样的医院住院治疗。1928年竣工的长老会医院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坐落于晨边高地（Morningside Heights），主要服务曼哈顿上城区和布朗克斯区的居民，而刚开通不久的乔治·华盛顿大桥（1931年竣工）跨越哈得孙河，连通了河对岸的城郊社区，这也使医院的服务区域延伸至新泽西州。

查理·尼尔入职哥伦比亚大学可谓恰逢其时。医学院和大学的合并、校园和桥梁的建造以及战后的繁荣为他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患者。50年后，尼尔医生回想时说：“我在长老会医院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下属的纽约骨科医院骨科做住院医师时［1946—1949年］，唯一用于治疗盂肱关节问题的方法是融合术或切除术，以应对结核、感染和旧伤。我开始对肱骨近端严重移位性骨折和脱位感兴趣，并对这类损伤此前的治疗方法进行了研究……包括切开复位和内固定，封闭复位，以及移除肱骨头。”

能够指导骨科住院医师查理·尼尔治疗肩部骨折和脱位的资料极少，并且没有对实践有用的信息。欧内斯特·科德曼的巨著《肩关节》长达500页，集中讨论了冈上肌腱和滑囊，却没有提供肩关节炎和骨折的有效治疗方法。我们不能责怪这位波士顿外科医生的付出是徒劳无功的；他于1940年去世时，还不知道青霉素、用于固定骨折的螺钉或者关节置换。关于骨折的外科治疗，科德曼只是说：“……早期手术的效果远比延误几个星期要好。处理肱骨头骨折的外科技术展现给我们的更多是实现快速而舒适的康复，而不是确保最终的疗效，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康复是自然而然就能做到的。固定不当是大多数正常功能恢复延迟甚至失败的原因。”科德曼的论述仅此而已，没有技术建议，当然也没有对植入物的评价，因为在1934年这些根本不存在。

查理·尼尔做住院医师期间可以参考的另一本重要教材是艾奥瓦大学的骨科主任亚瑟·斯坦德勒于1946年出版的《上肢创伤性畸形和残疾》（The Traumatic Deformities and Disabilities of the Upper Extremity）。斯坦德勒编写了一本到那时为止最全面的肩部、肘部和手部外科技术指南；但按照今天的标准，它几乎没有任何价值。对于肱骨头骨折合并脱位的肩部骨折治疗，斯坦德勒建议“沿腋襞切开，直接穿过皮下组织，通过钝性剥离，露出肱骨头并将其切除”。切除肱骨头是唯一可以考虑的选择，真是简单到难以想象。

查理·尼尔毕业后不久，杰斐逊医学院（Jefferson Medical College）的骨科主任安东尼·费德里科·德帕尔马教授于1950年出版了一部突破性的著作。这本《肩外科学》（Surgery of the Shoulder）比之前的书籍描述更生动详细，有丰富的插图，实用性也更强。有意思的是，书中没有提及青霉素或其他抗生素，也没有讨论感染问题。在这部长篇巨著中，有几页详细介绍了肩部的骨折和脱位，但与当时其他的骨科教科书一样，肱骨头骨折的治疗方法极其粗糙。德帕尔马写道：“……尽管我们知道这种手术会导致严重的功能障碍，但是切除肱骨头不可避免。”在后续的章节里，他的态度又有所缓和：“经过谨慎的处理，患者在肢体控制与无痛活动范围上可能会获益良多。”

在查理·尼尔职业生涯的早期，最具权威性的著作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遇到严重肩部骨折和脱位时，唯一的治疗方式就是切除肱骨头。患者只能听天由命，心存侥幸，希望连枷臂比截肢好。

尼尔医生来到医学中心的12层看望哈里森太太。她已经被收治在骨科病房，等待一两天之内通过手术取出肱骨骨折的碎片。查理·尼尔早年谢顶但体格健壮，身后跟着几个住院医师，他们都不满30岁，因从没上过战场而沾沾自喜。这支医疗小分队大步流星地走进了老太太的病房，尼尔医生坐在她的床边。哈里森夫人的X射线检查显示出她受伤的严重性：臂骨（肱骨）上半部分已经断成几块，肱骨头就如同一颗青苹果被掰成了两半。骨科医生需要向病人讲解她受伤的严重程度，以及相应的治疗计划。

“哈里森太太，你的手臂骨折情况很严重。肱骨断成了很多块。”

她的手臂被一块亚麻布紧绑在身体上，眼镜也摔坏了，再加上因为跌倒而眼圈乌青，老太太看上去狼狈不堪，愁眉不展。

“哈里森太太，我们没办法保住你的肩关节。但是我也不能放任不管。我们需要带您去手术室，切开后将所有碎骨取出。目前唯一的治疗手段就是取出所有碎骨，缝合肩部肌腱，然后闭合伤口。”

尼尔医生是个言简意赅甚至沉默寡言的人。他停下来，等着哈里森太太仔细考虑他的建议。

“哦，”她犹豫着，“我会没事的吧？我的胳膊还能用吗？”

“很难讲。这是个相当少见的损伤，医学文献中没有太多的指导，但是我认为，您的手臂以后可能无法再举过头顶了，穿衣服、做家务将会比较困难。很遗憾，但是我只能告诉您，您的手臂能动的基本只有胳膊肘和手腕。”

哈里森太太瘪着嘴，噙着眼泪沉默了一阵之后，尼尔医生继续说道：“我对这个问题已经感兴趣好几年了。我们在治疗您这种骨折方面确实方法有限，我也花了不少时间去寻找更好的办法。怎么描述这些骨折的类型，骨折有多常见，还有怎么改善骨折的情况，我在世界各地做骨折治疗的同事们意见都不一致。但一切都要看我们这里患者的治疗情况，这也是我一直在坚持研究的课题。”说完，住院医师们陪着尼尔医生走出病房，直奔骨科门诊。

这些住院医师熟悉尼尔医生的新课题，他要分析以前的病历和X射线照片档案，回顾自1929年以来该医学中心肩部骨折患者的治疗结果，也就是检查其在曼哈顿晨边高地建院以来所有的肩部骨折病例。这对于雄心勃勃的年轻外科主治医师来说可不是个小任务，他非常清楚在医院病案室里需要多么坚定的决心——那些发霉的灰色档案夹和手写的外科病历挤满了书架的每一个缝隙，新式荧光灯在头顶上发出吱吱的噪声，油墨的气味弥漫在整个病案室中。

与尼尔几年前发表的髋部骨折论文相似，这个病例评估项目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仔细钻研骨折治疗科和手术室的病历簿。查理·尼尔想要对23年（1929—1951）里到纽约骨科医院就诊的所有肩部骨折／脱位患者进行评估。他想确定其中有多少损伤涉及肱骨头骨折以及脱位。如今，想要开展这一课题的年轻外科医师会联系病案室，提交ICD-10代码（美国国家标准诊断代码，例如S42.241A代表右肱骨近端严重骨折），之后信息技术部门将在几分钟内大量生成该类别的病例名单，并提供人口统计信息和医院编号。掌握了这些细节之后，熟练的数据分析师就可以打开医院的电子医疗档案和影像软件，在任何一台电脑上访问他的信息宝库。但尼尔医生需要的是一身考古学家的本领，从一本本咖啡桌大小、笔迹模糊的病历簿中爬梳患者条目，而这些单行手写的条目只简要描述了患者的最基本的信息：姓名、出生日期和骨折情况。

除了为患者看病的时间之外，尼尔医生抓紧每一刻分析建院以来接诊的肩部骨折和脱位患者的病史。虽然那些“单纯”肩部骨折的患者被仔细列入表格中，但是他们并不是其研究对象。他知道这些病人大部分不需要手术即可恢复良好。另外，对于那些肩关节脱位的患者，他也按时间进行了记录，但同样没有进行深度评估。尼尔医生在寻找肱骨近端粉碎性骨折合并肱骨头脱位这种难治组合的患者。渐渐地，枯燥的工作使一些不幸遭受这种可怕联合打击的患者露出了水面。在评估进行了几个月之后，尼尔医生（和他的助手们）一共确认了过去23年间医院收治的1 796例肩部创伤患者。这些患者中有一半以上（51.2%，921例）为肱骨颈骨折。共有784例患者肩关节脱位（占医院接诊病例的44%），71例患者有粗隆骨折（粗隆是肱骨顶端肩袖肌腱附着处的大隆起）。在医学中心接受治疗的所有患者中，只有20例肱骨近端骨折合并脱位，在所有肩部创伤患者中仅占1.1%。也就是说，每年受这种伤的患者还不足1例，而这正是查理·尼尔第一篇肩部创伤论文的主要内容。不过，这篇论文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阐释那20例患者当时得到的治疗效果是多么不尽如人意。

《肱骨颈骨折合并肱骨头粉碎性骨折伴脱位》（“Fracture of the neck of the humerus with dislocation of the head fragment”）发表于《美国外科学杂志》1953年3月刊上，作者为查理·尼尔、托马斯·布朗和哈里森·麦克劳克林。在确定了那20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之后，尼尔医生对他们的病历进行了分析。他们的平均年龄为56岁，作者对这个年龄段的描述是“介于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典型的发生机制是患者从与身高差不多的高度跌倒。关于治疗，只有两例最终以保守治疗（未手术）处理。三例尝试通过手术保留肱骨头并重新拼接骨折碎片，在处理其中一例时外科医生成功将肱骨融入了肩窝。

在早期收治的20例患者中，有16例进行了肱骨头切除。其中某些患者的部分肌肉和肌腱被缝在肱骨干断端的上部，这跟车祸后用强力胶带将侧面的后视镜绑回去没什么两样。在论文的结果部分，作者概述了平均随访时间和病人的满意度。这几位作者在文章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结论大概是：“不论［重建］手术是否与［肱骨头］切除术同时进行，切除肱骨头后，盂肱关节的运动范围通常在5度至25度之间。”

如果一名普通患者能垂直向上举起手，评估人员会将运动范围描述为前屈160度。在1953年的这篇文章中，典型患者只能勉强有力气让手稍微离开身体。换句话说，受伤的肩膀基本上变成了强直肩，也就是完全僵死的肩膀。

仅仅几代人之前，慢性结核病和外伤还残酷地伤害着许多这样的纽约市居民，留下一条无用残肢的情况也十分常见。不知何故，在切除肱骨头的19例患者中，14例“对他们的治疗结果感到满意，并且表示他们能在无明显残疾的状态下进行日常工作”。尼尔和他的同事们不敢苟同：“然而，切除术后有限的运动范围和疲劳疼痛，说明了置换假体作为运动轴支点的价值。”

在第257页，文章正文的最后一栏中，有一张图片展示了一个闪亮的金属物体，作者称它为“新近设计发明的关节置换假体，目前正在研究”。文章的最后结语断言：“置换假体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在处理肱骨头重大损伤方面可能很有价值。其真正价值还有待确定。”

就像手捧爱迪生发明的灯泡一样，不插电源，你就无法确定自己看到的是什么。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外科医生会意识到，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肩外科医师在其首篇关于肩部创伤的文章中，悄悄地为我们预先描绘了外科发展的未来。这一未来的蓝图不仅对肩关节有用，而且对所有关节都有效。异物能够植入体内这一命题，将唤醒工程师、生物学家和外科医生的想象力，并带来人类历史上意义极为重大的一场剧变——植入革命（Implant Rev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