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衰落中的帝国

太美了！

这句话可能一定程度上出于后见之明，然而1867年仙境般的那几个月里，帝国看似达到璀璨顶峰之时，谁又能预见不到四年里，法国（特别是巴黎本身）即将面对的悲剧性命运逆转？谁能想象，辉煌大胜的景象、杜伊勒里宫的舞会都将同那么大面积的巴黎中心城区一道，化为劫灰？皇帝声名扫地、流亡他乡，帝国不过是昏暗模糊的记忆？关于古希腊悲剧作家所言的“情节突变”——自傲慢不可一世的高度，惨不忍睹地摔落，历史上可能没有比这更惊人的例子。当然在近现代，没有一个如此壮丽恢宏、物质成就如此丰富的国家，曾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遭受如此之糟的侮辱。世界博览会结束仅仅三年，惨败而归的法国士兵就在战神广场上露营；“光明之城”被那位亲切有礼的普鲁士国王包围，由于缺乏燃料，她的灯光熄灭了；她讲求口腹之欲的居民被迫以老鼠为食。再过几个月，那位国王将在之前东道主的倾颓帝国的尸体上荣登帝位。他的加冕礼之后，就是有史以来一个欧洲国家强加给另一个的最严酷和平协定之一。

谁在1867年能预料到所有这些？然而，更糟的事情还等在后头。同普鲁士侵略者的战争结束、巴黎第一次解围后不到两个月，就是1871年3月那场永远同巴黎公社之名联系在一起的野蛮内战。这场新的冲突结束之前，在1871年5月最后的绝望日子里，约2万名男人、女人和儿童在巴黎街道上被同胞屠杀；相比之下，连1793年到1794年的恐怖时期——15个月里处决了2500人——都显得克制收敛了。到那时为止，屠杀的人数也超过了普鲁士围城的四个月里在对敌行动中丧命的人数。自公社在巴黎的短暂革命统治中滋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怨苦，这种怨苦主要源自对它的残酷镇压，它直至今天依然侵蚀着法国政治的心脏。

公社提出了一系列与围城时期截然不同的问题。以重要性排序，整体上军事问题已经被社会和意识形态主题所取代。如果没有源自公社的教训和传奇，可能就不会有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成功，它对法国在1940年的军事灾难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自那之后发生的一切来看，公社好像是这两个事件中更具历史意义的那个；在今天的共产主义世界里，人们当然还这样认为。尽管围城和公社看起来似乎构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主题——关于哪一个的文献都汗牛充栋，可是实际上，并不应该将它们分别看待。公社直接源自围城。没有围城，1871年的公社就不可能出现；没有关于公社的记载，对围城的叙述就不完整。这两个事件中，许多引人注目的角色是重合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巴黎本身成了宏大悲剧中的女主角，在两幕中都是如此。

然而，不管点燃公社的火花可能追溯到围城之时这个事实多么清晰，照样存在同围城无关的背景因素，它们从根本上促成了巴黎无产阶级的爆炸性举措。为了理解这点，需要回过头去检视隐藏在第二帝国迷人外观下的病症；至于为何路易－拿破仑的军队在世界博览会上呈现出来的样子如此绚烂辉煌，却在短短三年后表现得那样沉闷暗淡，也必须如此审视才能找到原因。

* * *

随着人们对世界博览会的记忆逐渐淡去，帝国迅速走向灭亡，它剩下的三年生命里，狂欢之声依然不绝于耳，化装舞会还在继续。就像在英格兰，维多利亚时代道德观念变得同君王的名字密不可分，从建国之初，第二帝国社会最忠诚的表现就是热心遵循爱寻欢作乐的皇帝指出的路径。逃离路易－菲利普治下中产阶级的洁身自好后，上流社会在统治之初有意识地力图重建路易十五时代的天堂。枫丹白露森林里，交际花同情人一道打猎，用那个时代的羽饰帽子和蕾丝来装点自己。在巴黎，再没有什么比那些化装舞会更能奠定时代基调、更能代表它。路易－拿破仑为之神魂颠倒，喜欢打扮成17世纪的威尼斯贵族出场。面具让佩戴者得以遁入一个瓦尔特·米蒂（Walter Mitty）式的幻想世界，所以这些场合孔雀般的铺张奢华本身就让人眼花缭乱，分散了他们对表面之下更让人不快的现实的注意力。每场舞会都比上一场更豪华放纵，路易－拿破仑在位期间，杜伊勒里宫的那些舞会如此规律，几乎像一场不停歇的狂欢节。

1866年在海军部举行的那场，是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之一。对宾客们的要求是组成四大洲的引人入胜场面。由4条鳄鱼和10名浑身珠光宝气的迷人东方侍女组成的队伍走在“孤僻的科尔萨科夫公爵夫人”（Princess Korsakow）乘坐的双轮马车前面。一名英格兰宾客指出：“美丽的外交官让我们看到了形状最美好的腿之一，我们因此心满意足，我真是运气够好；可以从膝盖以上的部分来判断其比例，因为肉色的紧身衣并没有把四肢遮盖起来，它是用最轻薄的织物做的。”接下来是非洲，塞夫尔小姐（Mademoiselle de Sèvres）骑着一头才从巴黎植物园的沙漠里找来的骆驼，由戴着巨大黑色羊毛头套的侍从相陪。最后是美洲，“一位可爱的金发女郎，斜倚在香蕉树之间悬挂的吊床上，这些树都由黑人抬着，由红种印第安人和他们的妻子护送”。到场宾客有3000人，光是这一场舞会的花销就有400万法郎。1

正如流行风格所规定的那样，这些舞会上女性对胸部的强调，到了合乎礼仪的最大限度（有时超出了）：她们是华丽、反常的掠食性动物。其中加利费侯爵夫人（Marquise de Gallifet）（公社最后几天里，她丈夫要在巴黎扮演异常凶险不祥的角色），有时装束如同大白天鹅，有时装束如同天使长米迦勒，胸部覆盖着金色甲胄。还有19岁的卡斯蒂廖内伯爵夫人（Comtesse de Castiglione），路易－拿破仑最令人沉醉、最危险的情妇，曾经打扮成“红心女王”在杜伊勒里宫露面，这个具有挑衅意味的动作招致了皇后的致命嘲讽“她的心有点低”。甚至都用不着听说X女士的事——她有次回到舞厅里时，面颊上印着莫尼公爵的荣誉军团徽章，2剩下的巴黎人也会对这些娱乐场的接待室里会发生什么心存怀疑。对那些过分正经或没得到邀请的人来说，这些舞会看上去是几乎不加掩饰的放荡，事实上场景经常也更接近鲁本斯（Rubens）而非华托（Watteau）的画作。

1870年，一名自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前往巴黎的访客安伯利（Amberley）勋爵夫人3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们每天晚上都去看戏，对他们展现出的道德败坏非常厌恶。我希望真实生活不这么糟糕。”在第二帝国的表面上，覆盖着一层奇怪的虚伪外衣：福楼拜（Flaubert）于1857年被起诉，因为《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一书冒犯了公共道德；马奈遭受了各报刊饱含恶意的攻击，因为他的《奥林匹亚》（Olympia）和《草地上的午餐》“伤风败俗”。在杜伊勒里花园吸烟的女性和在特鲁维尔（Trouville）不穿上衣游泳的年轻男性一样容易被捕。然而在这一表象下，实际上第二帝国的道德在方方面面都和安伯利勋爵夫人害怕的一样坏，可能更加糟糕。《娜娜》（Nana）成了它的圣像，而它的格言就是奥芬巴赫《美女海伦》里的设问，不需要回答：

告诉我，维纳斯，你发现什么乐趣

这样夺走我的贞操？4

自顶层到底层，巴黎都沉迷于各种形式的爱欲，这可能前所未有。1858年，龚古尔兄弟在日记中吐露，几乎用一种惊讶发现的笔调：“所有人都一直谈论它。它是某种看上去极端重要、极端吸引人的东西。”甚至在他们自己汇聚了当时一部分最出色的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也几乎每晚都有圣伯夫（Sainte-Beuve）或其他人对性事大谈特谈，水平比学童高不了多少。根据巴黎警察档案，1866年的一个月里，就有2344名妻子离开丈夫，4427名丈夫离开妻子；警察局登记在册的妓女有约5000名，还有3000名“自由从业者”。

“大平躺家”中最了不起的一位“拉派瓦”（La Païva）曾经让剧作家蓬萨尔（Ponsard）写几行诗，纪念她奢华的新楼梯（其所在的建筑物，现在是香榭丽舍大道上的旅行者俱乐部），他的答复只有一行，改写自《淮德拉》（Phèdre）：“美德有不同的阶位，放纵亦是如此。”5对第二帝国来说的确如此，在那里，什么都安排得一丝不苟——甚至可以说，礼貌得体。对任何人来说都有个位置，都有一阶楼梯。越过真正沦落风尘的界限之前，由于不检点行为曝光而被逐出家门的已婚女子可以在“半上流社会”的若干层次上，找到足以安身的位置。在社会阶梯顶端，巨额财富流经她们之手。就连埃及的贝伊们也会在几周之内被毁掉。有说法称，路易－拿破仑给过卡斯蒂廖内伯爵夫人一条珍珠项链，价值42.2万法郎，加上每月5万法郎零花钱；有着巴黎最吝啬之人的名声的赫特福德勋爵（Lord Hertford）给了她100万，以换取一夜欢愉，她承诺要纵情于所有已知的风情之事（据说后来她在床上躺了三天）。拉派瓦采用的格言异常贴切：qui paye y va（那是我的），她自己每年要在餐桌上花掉50万法郎。其他“大平躺家”还有科拉·珀尔（Cora Pearl），一名英格兰暗娼，本名埃玛·克劳奇（Emma Crouch），14岁时遭人引诱；和朱莉娅·巴鲁奇（Giulia Barucci），威尔士亲王的宠姬。（拉派瓦）就这一职业来说堪称典型，对她的描述是具有贵族风范，“然而没有一丁点教养、贞洁、对习俗的关心”。她的全部天赋都在于交际花的艺术。

“大平躺家”的主顾们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有钱花花公子，像弗耶（Feuillet）笔下的“卡莫斯先生”（Monsieur de Camors），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日子：“我通常早上起床……去森林，然后去俱乐部，再去森林，随后回到俱乐部……晚上如果有首场演出，我就飞快地赶过去。”第二帝国的一切似乎都是为了这些人的更大便利而设计的；甚至有一份用橡胶做的报纸《娜雅》（Naïade，希腊神话中的水中女仙），这样就可以一边泡澡一边看。后来，随着这些有钱花花公子的财富流入同样的无底深渊，他们就变成了败家子，就他们的放荡品味而言，没什么景象比看火鸡在白热的金属盘子上跳舞更有趣了。供这些人和社会层级更低的那些人取乐的有半业余者：喜剧女演员（comédiennes，据说布洛涅森林“吞下了一大群”）；交际花——没出师的叫牝鹿（biches）、女店员（grisettes）和“母鸡”。所有这些都能在“马比勒”（Mabille’s）这家店或马戏团里买到——首场演出时让龚古尔兄弟想起“经营女人夜晚的证券交易所”。对浪荡的文艺青年而言有沼泽（grenouillère）：未订婚、容易相处的年轻女子，自一个阁楼跳到另一个，就像那名英格兰艺术生，她宣称支持“自由恋爱和库尔贝”！层次再往下有可怜的孩子，就像龚古尔兄弟记录的小女孩，她献出了14岁的姐姐，而“自己的工作是往马车的窗子上呵气，这样警察就看不到里面了”。最后，在社会阶梯之下，对巴黎劳工而言有数不胜数的小酒馆，靠少得可怜的几个苏就能找到一个下等女人，或者——更经常是这样——用粗劣的烈酒把他灌得酩酊大醉。

第二帝国治下这幅放纵无拘的放荡玩乐图景，有着冷酷的反面。灿烂的化装舞会很快就只不过是短暂的记忆，如同奥芬巴赫的第一夜，美人会消失在舞台上，只有模糊暧昧的性感香氛，标记她们的去路。然而，某些极具灾难性的事情延续了下去。梅毒肆虐一时，而且依然几乎无药可医。那个年代许多大人物因此丧命，包括德·莫泊桑（de Maupassant）、朱尔·龚古尔（Jules Goncourt）、小仲马、波德莱尔、马奈。雷诺阿曾经接近懊悔地称，他不能是真正的天才，因为只有他没得上梅毒。这种可怕的疾病与第二帝国的症状何其相似；表面上一片愉悦轻快，而下面是阴沉的脓液、衰败和最终的死亡。

以这种特有的轻松，法国人将整个民族的缺点推卸给个人，第二帝国的一切错误、一切腐败，或早或晚都被归咎于那个处于顶端的人。就道德而言，第二帝国或许有理由对他进行指责。“这一切的榜样，”龚古尔兄弟听到有人在玛蒂尔德公主（Princesse Mathilde）的沙龙里抱怨，“都来自高高的上面。”路易－拿破仑同他杰出的伯父不多的共性之一就是波拿巴家族的非凡性能力。接连不断的情妇和宠姬令贤惠的欧仁妮大为震惊，在他还算健康时一直如此。就连他的婚姻也被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试图用诡计夺取坚不可摧的堡垒时，一天晚上路易－拿破仑突然不打招呼通过暗门进入欧仁妮的卧室，然而求欢受挫，除了婚床别无选择。的确，皇帝的风流殷勤被维多利亚女王那样的人所证实。“同这样的人在一起，”1852年她写道，“没有一刻能感觉安全。”然而三年后，一次驾车穿过森林途中，东道主似乎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和这位35岁的女王调情，她的看法大大改变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觉得和他在一起是安全的。”

皇帝不仅仅有责任在道德问题上奠定时代基调。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只是在性质上和路易－拿破仑有所出入。他所重建的帝国的整个沉重框架都压在他肩膀上。随着时间推移，这点越来越明显：要是这根主要支柱被移开，它撑着的结构就会瞬间倾塌。而且这根支柱正摇摇欲坠。

只要历史投机被证明有利可图，路易－拿破仑的性格就会吸引传记作者。在欧洲，很少有争议如此之大的人物拥有如此之大的王权。他身上几乎涵盖了一切对立面：离谱的大胆、巨大的个人勇气同胆怯缠斗，精明狡猾和几乎难以置信的不可靠，惑人的魅力和它的反义词，彻头彻尾的复古和超越时代的进步性、人文主义。马基雅维利同堂吉诃德比武争胜，仲裁者则是哈姆雷特。所有这些相互冲突的元素通常导向同一条断头路；不管路易－波拿巴想给他的人民做什么，最后的结果通常南辕北辙。最重要的是，他向那些人保证“帝国意味着和平”，却带给了法国最灾难深重的一场战争；1855年的严重洪灾期间，他就像曾向大海下令的克努特一样，宣称“以我的荣誉发誓，在我治下，河流将同革命一样回到河床，再无力迸发”；然而他一退位，法国就陷入了她历史上最血腥的起义。“要是还会给君王们起绰号，”记者德·吉拉尔丹（de Girardin）称，“他就会叫事与愿违者。”这一评价相当公允。

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像他那了不起的伯父拿破仑一世。他年轻时，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对他的描述是“勤奋热心、消息灵通、充满荣誉、天生严肃”。后来他流亡英格兰时，一名在布莱辛顿（Blessington）女士家见到他的客人这样描述：“是个相当矮胖、长相粗俗的人，和他的皇帝伯父没有半点相似，容貌上也看不出半点智慧。”见证了他荣耀至极地在杜伊勒里宫登基的那些人失望地发现，他目光呆滞、髭须浓密。在色当那种有损形象的残酷场景中，俾斯麦的传记作者莫里茨·布施博士（Dr. Moritz Busch）评价道，落败的皇帝似乎有点不像军人。“这个人看起来太绵软，我可能要说，太低劣……”在许多方面，路易－拿破仑都天赋出众。漫长的铁窗岁月里，他大量阅读，因此受教育程度要比当时统治者的平均水准高出不少。他研究过化学，写了一篇关于甜菜糖的论文，质量颇高，获得了业界的认可。他还写了一份关于失业的小册子，因此在工人中赢得了可观（虽然短暂）的人气。1860年，他开始研究尤利乌斯·恺撒的生平，罗马弩炮因此被复原出来，在圣克卢宫前面的空地上狠狠投下石弹。他的首要创造才能体现在军事上。他骑术异常出色，早在1835年就以一本《炮兵手册》（Manuel d’Artillerie）给专业人士留下深刻印象。几年后，他忙于改进当时法军的滑膛枪。到1843年，他推行了一种类似普鲁士征兵体系的制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制度最后毁了他。甚至在威廉高地（Wilhelmshöhe）宫身为俾斯麦的阶下囚时，没过多久他就忙于收集关于普鲁士军事组织的资料。

路易－拿破仑的真正悲剧在于，他不合时宜。在其他更简单的情形下，他可能（天晓得？）会被证明是欧洲最伟大的有益统治者之一。对自己和王朝地位不牢靠的恒常警告让他如芒在背。他知道，自己是通过保王党之间的特定分裂而掌权的，因此可能被看作簒夺者（事实上他就是）；而且他知道，是无聊——法国所有疾病中最致命的一种——和可怜的路易－菲利普国王的资产阶级迟钝特性替他路易－拿破仑扫清了道路，而这种反复无常的无聊会同样轻易地背叛他。因此出于所有这些缘故，需要分散法国的注意力，同他之前和之后的法国历任领袖一样，他不得不去追求同样反复无常的情妇：荣光。在国内，通过重建一个绚烂的巴黎，他的统治将留下壮丽而不可磨灭的印记。在国外，宏大的海外冒险将给世界留下印记，而且最后，如果其他所有都失败了，他会用声势浩大的世界博览会来让法国分心。不幸的是，由于他不稳定的性情，大部分计划都注定以危险的失败告终。他最喜欢的格言之一是“不要轻率行事”，然而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停止这样做。德·莫尼——他顾问中最弥足珍贵的一位——绝望地评论道：“最大的难处……是让他摆脱心中的困扰，给他坚定的意志。”乔治·桑（George Sand）将他视为“梦游者”，后来战胜了他的俾斯麦也赞同这种看法，认为他“真是个感情丰富的好人，甚至有些多愁善感；可他的才智和见识都不值一提……而且他生活在一个充满各种古怪点子的世界里”。然而，若不是遇上了加富尔（Cavour）和俾斯麦这两位19世纪最机敏、最危险的政治家，路易－拿破仑统治时期异常惨重的灾难或许还可以避免。

在路易－拿破仑看来，有必要通过实行独裁统治来维持1851年时夺得的权力，所以他开始致力于创造国内繁荣，靠这种手段转移法国人的注意力，让他们忽略必不可少的自由的丧失。在第二帝国初期（诚然，是在前任打下的基础上实现的），他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对大部分法国人来说，繁荣也变成了可以接受的替代品。就享乐至上的物质主义而言，路易－拿破仑的第二帝国和“你从来没这么好过”的20世纪50年代英格兰的共性可能不止一处，可是一大差异在于，第二帝国治下的经济扩张是真实的。在它不长的寿命里，工业生产翻了一番，短短10年间，外贸也翻了一番。黄金自加利福尼亚和南非的新矿山涌入。建立了像里昂信贷银行（Crédit Lyonnais）和土地信贷银行（Crédit Foncier）这样强有力的银行机构，后者是专门设计出来刺激新的巨大建设项目的。城市里兴起了博马尔谢（Bon Marché）和卢浮（Louvre）之类的大商店。铁路网自3685千米增加到17 924千米，因此一下子，里维埃拉（Riviera）——之前只有少数在戛纳（Cannes）的古怪英格兰人常去那里——就变成了受巴黎人欢迎的度假地。电报线辐射全国，造船业的扩展前所未有。基佐的劝诫“富足起来”对第二帝国的影响甚至更大。像杂货商波廷（Potin）先生这样的人一夜之间成了百万富翁，正如都德笔下的悲伤故事《阔佬》（Nabab）所揭示的那样，丑闻和恶毒的阴谋可以同样迅速地让他们重新一无所有。投机买卖猖獗：

这是一种疯狂，一种污染，

任何人都没能幸免，在任何地方……6

这种污染扩散到了政权最上层，就连莫尼公爵都未能幸免；俾斯麦回忆道，出任驻圣彼得堡大使时，德·莫尼用外交邮袋将一车车贵重物品送回法国，免于纳税。这些物品后来被拍卖，据说他从中赚了80万卢布。然而从这个大坩埚里，新的富有资产阶级升起了，牢固且舒适地将自己安顿进了城堡——它的祖辈将贵族从那里撵了出去。资产阶级同任何欧洲贵族一样招摇，决心不反过来也被撵出去，是第二帝国在政治上的中流砥柱，它财源广进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尽管它对恩主并没有多少好感。作为整体，法国此前从未这样繁荣兴旺，在短到惊人的时间里，她确立了自己世界工业强国之一的地位。根据1866年普查，她的人口数增加到了3750万，可最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大城市——其中巴黎尤为突出——的显著发展，这是上述工业化的结果。

第二帝国最大的表面成就（事实上也是它唯一真正不能被抹消的标志）是奥斯曼男爵对巴黎的重建。1859年，环绕着城市的古旧“总包税所墙”（‘Farmers-General’ wall）被拆除，七个新的行政区被合并进来。此时有200万人口的巴黎，一下子就扩展开去，远至路易－菲利普所建的防护堡垒圈。市中心有2万幢房屋被拆毁，新建了4万幢，花费巨大（因投机商上下其手而价格飞涨）。恢宏的林荫大道穿过杂乱无章、散发恶臭的旧巴黎小巷，这座城市重生了，基本就是今天的模样。奥斯曼更大程度上是金融家和工程师，而非艺术修养甚高之人，他的新巴黎也引起了激烈争论。保守的龚古尔兄弟说，它让他们想起“某种未来的美国巴比伦”，然而乔治·桑觉得，这是一件幸事：走在城里，可以“不用被迫时时刻刻向街角的警察或可亲的杂货店老板求助”。对来自国外、不知深浅的人——像埃德温·蔡尔德——来说，奥斯曼的巴黎看上去“是世界上最壮丽的城镇，所有房子都有六七层甚至八层高，同伦敦相比，一切在优雅、实用、适宜社交等上都那么不同、好那么多……”。然而离开中心，在凯旋门以外还能找到农村风光；如今的特罗卡德罗（Trocadero）是田野，蒙马特尔（Montmartre）有风车；帕西的氛围像是与世隔绝的村落，欧特伊（Auteuil）被认为“差不多在世界尽头”。在心爱的布洛涅森林里，皇帝亲自组织了不少景观美化工作，采伐出新的车道、建造人工瀑布。

然而对奥斯曼来说，美感只是若干考量之一。还有两个是健康和犯罪。在拆除过程中，许多旧城的溃烂脓肿被柳叶刀刺破了：例如肖蒙山丘（Buttes-Chaumont）这样的传统瘟疫滋生地点和暗杀者、流氓的巢穴。在这座城市里，暴乱和革命已经几乎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地位并不稳当的路易－拿破仑来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标。1855年维多利亚女王访问巴黎时，就敏锐地发现，巴黎街道使用了柏油碎石路面，“来防止人们像之前那样用铺路面的石板修筑街垒”。后来，任何军事观察员都能清晰地看出，奥斯曼设计的长而直的街道提供了多么良好的射界，自斜路交汇点出来的军队有多少机会绕过街垒的侧翼，宽阔的林荫大道能多么轻易地将镇暴部队从巴黎一头输送往另一头。奥斯曼认为，它们终于成功地“切除了长久以来的风暴中心”。然而事实上，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自己目的的失败，我们后来将看到这种力量。

就努力改善法国工人的悲惨处境而言，路易－拿破仑的“事与愿违者”头衔最为名副其实，他统治时期最悲剧性的悖论正源于此。在整个法国，这是他付出最多努力的一部分，然而当重压来临时，劳工阶级中诞生了他最暴戾的敌人。路易－拿破仑深远的社会改革包括建立产妇福利机构、互助社团、工人城市、受伤工人之家；还计划缩短劳动时间、进行健康立法；令人作呕的监狱船被废除，工人阶级获得了罢工的权利。皇帝本人对慈善事业的捐助相当可观，为了讨好工人，他甚至下令，一条横跨圣马丁运河的新林荫大道不以他母亲奥尔唐斯王后（Reine Hortense）命名，而以一名工人里夏尔·勒努瓦（Richard Lenoir）命名。然而，路易－拿破仑许多更加进步的想法因新兴资产阶级和外省保守分子的贪婪而遭到挫败，这些事实引起了巴黎劳工的注意。

他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清楚问题和危险所在；他告诉科布登（Cobden）：“在法国实行改革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在法国革命，而不是改革。”这是不祥之兆。

表面之下，生活事实上改变甚微，政治和经济问题也加剧了法国劳工的不满。似乎只有他们被摒弃于“富足起来”的整体大潮之外，典型例子就是以下事实：1852年到1870年间，昂赞（Anzin）煤矿工人的薪水仅仅上升了30%，而公司的红利变成了原来的三倍。尽管工人的薪水增加了，却几乎在任何地方都赶不上生活成本增加的幅度。例如在巴黎，第二帝国存续期间，日均薪水仅仅增加了30%，而生活成本最少增加了45%。巴黎工人的处境格外艰苦，在那里，奥斯曼的举措造成了一个不幸的副产品——这段时间里，他们的房租大约翻了一番，因此到1870年，房租吞掉了薪水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食品能再占去60%，剩下可以花在生活中其他美好事物上的就非常微薄了。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编年史家宣称，巴黎工人很不爱吃肉，而真相是他们根本买不起。1866年，屠夫首次出售便宜的马肉（从而引入了一种口味，短短四年里，广泛得多的巴黎主顾就被迫接受了它），这并非巧合。负债相当普遍，巴黎工人似乎把一半生命花在了公营当铺老板那里，一家人的床垫是标准的抵押品。根据奥斯曼省长本人的说法，1862年时，巴黎一半以上的居民生活在“贫困中，接近赤贫”，而这批人当中，大量日薪仅仅在50生丁到1.25法郎之间的妇女——1.7万人——的处境格外恶劣。1863年的平均日薪是3.81法郎，为了换取这笔款子，巴黎工人被迫每天劳作长达11小时。尽管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的条件同样恶劣，连学徒埃德温·蔡尔德都指出，巴黎的日子并未比英格兰难过多少，而且他自己每天要5点起床。

奥斯曼新城的高昂租金逐渐迫使工人向外迁移，搬到边缘地带的肮脏贫民窟，这些地方完全和市中心被拆毁的那些贫民窟一样有害。相比之下，他们的工作场所经常是“宫殿”。第二帝国时期，卡巴莱酒馆的数量无限增加，它们提供了干净一点的避难所，工人只要花几个苏就能暂时忘忧。酗酒现象空前严重。儿童死亡率、对闲散的渴望、白热化的政治讨论（在安全的卡巴莱酒馆中）随之显著上升。

至于诸多巴黎人在第二帝国辉煌华丽的门面之下生活究竟如何，龚古尔兄弟的描述最为生动。朱尔的前情人是一名叫玛丽亚的助产士，她曾到马真塔（Magenta）大道北端接生一个婴儿，在那里发现：

房间是这样的，组成四壁的木板快要分崩离析，地板上全是洞，耗子不断从那里露头，不管什么时候开门，耗子也会进来，穷人家里胆大包天的耗子会爬上桌，拖走整块面包，鬼鬼祟祟从睡着的住户脚边溜走。这个房间里有六个孩子，四个大的睡在一张床上，在他们脚边，伸腿够不到的地方，两个小的躺在板条箱里。男主人是个沿街叫卖的小贩，经历过更好的日子，在妻子生产时一直烂醉如泥。女人和丈夫一样喝得大醉，躺在草垫上，一个朋友不停地让她喝酒，那是个年老的随军女酒保，25年的职业生涯中她养成了酗酒的习惯，将所有养老金都拿去买酒了。在这间陋室——文明的可怜陋室——里生产时，手风琴师的这只猴子摹效着泼妇在分娩阵痛中的哭声和愤怒的咒骂，通过屋顶上一条裂缝撒尿，落到打呼噜的丈夫背上！

擅长讽刺画的荷加斯（Hogarth）也难以更加形象地描绘这一场景。

“向上，财富增长；向下，舒适消失”，就是对这一时期足够合理的概括。路易－拿破仑在位期间，虽然他心怀善意，劳工和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鸿沟却变得越来越宽，在巴黎，这一点因奥斯曼的工作而大大加剧了。过去的日子里，不同的街道并排共存，通常具有乡村生活的亲密感，而此时，重建城区租金的螺旋上升导致了一种满怀怨愤的种族隔离。奥斯曼远远没能“切除”巴黎的传统动乱中心，事实上仅仅是创造了新的、极其危险的这类中心，它们是完全无产阶级的“红色”城区，像贝尔维尔和梅尼勒蒙唐（Ménilmontant）。帝国之后的岁月里，没有警察胆敢独自在那里露面，而且公社将会在这些地方证明，由于（无产阶级的）集中，组织一次起义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

使阶级之间关系日益恶化的不光是工人的物质困境。毕竟在工业化的19世纪，大多数工人依然认为，贫穷和悲惨是自己不可避免的命运的一部分。第二帝国治下还存在其他的不满因素，有哲学的也有政治的，此时没那么容易归类。那些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的工人开始被这种恐惧侵蚀——老板和雇员之间的鸿沟加宽了，这不光是由于后者的相对繁荣在衰减，也是由于他是否可能在新工业体系的实际发展——正在对他越来越不利——中拥有发言权。正如1848年所揭示的那样，这种恐惧毫无疑问并不局限于法国工人，然而法国人的挫败感背后有着一份特殊的危险遗产。过去一个世纪里的三次大起义——1789年大革命、1830年七月起义、1848年二月和六月起义——之后，法国工人回顾往事，感觉他们被欺骗了。在街垒处流淌的主要是他们的血，然而每一次，资产阶级都狡猾地设法获利。巴黎工人的愤恨格外强烈，他们不乏理由地认为，自己是所有这三次起义的发起者；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记忆因最近的那一次“阴燃”起来。1848年的六月起义中，巴黎的数千遇害者里工人的比例空前之高。抵抗1851年12月的军事政变——这遭到了路易－拿破仑本人异常残酷的镇压——时，巴黎约有160人被杀，其中大部分是工人，随后的恐怖统治期间，2.6万人被逮捕后用监狱船运走。从此以后，巴黎无产阶级——政治意识比任何其他人都要高——永远不会原谅路易－拿破仑，因为此人摧毁了他们创造的共和国；也不会忘记，最后这几次他们被如此残酷地扫除时，小资产阶级是怎样背叛他们的。要激发一场新的、甚至更加危险的爆炸，只需要三种配料：警惕性下降的警察国家、武器和组织。

这三个要求中的最后一个，组织——过去的工人对此几乎一无所知——正在迅速发展，以他们的怨恨为食，同时滋养这种怨恨。路易－拿破仑对此的态度灾难性地含糊而矛盾。起初，他授予工人罢工的权利（他们非常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然而禁止他们拥有结社的权利。渐渐，他半心半意地——部分是为了操纵工人同力量日益增长的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相抗——允许工人在警察的密切监视下成立工会。然而在表面之下，局面已经沸腾。1863年，法国代表参加了国际工人联合会（第一国际）的首次大会，这由卡尔·马克思组织，在法国，他那更加暴力的新学说已经开始取代备受尊崇的社会主义者蒲鲁东（Proudhon）的观点。1867年，即世界博览会召开的那年，第一国际召开了第二次大会，《资本论》出版，马克思的支持者也在巴黎进行了第一次成功的展示。虽然此时法国支部还处在婴儿期，1867年时它收到的款项总共只有67英镑，马克思本人也认为，它的7万名成员大部分是“流氓”，可是到1870年，第一国际法国支部已经有能力在克勒索（Creusot）组织大罢工了。更重要的是，它确立了自己的地位——革命宣传和密谋的中心。

然而，路易－拿破仑的对手绝不局限于这些穿蓝罩衫的家伙。毫无疑问，第二帝国的门面之所以如此轻佻浮华，相当程度上是由于这一事实——大部分资产阶级转而追求享乐，以发泄本会用在政治活动上的精力，帝国治下对此的限制没那么严重。与此同时，这种门面成功却危险地掩盖了下面不断增长的怨恨，当法国人的自由被按上盖子时，通常就会出现这种怨恨。帝国初期，立法团（Corps Législatif）的权力被严重剥夺，能做的只有给帝国内阁已经打好包的项目盖上议会印章。政治集会事实上遭到禁止，出版审查制度相当严厉。“官方反对派”的出版机构只有一个《世纪报》（Le Siècle），且它绝非无拘无束。笨拙的警方巡查员也对作家和艺术家进行压制。戈蒂埃向龚古尔兄弟抱怨（他同波德莱尔和福楼拜一样，遭受了小规模迫害）：“他们不让小说里有任何性，你能怎么办？……现在我沦落到去认认真真描写一面墙了；就算这样，他们也不允许我描写上面可能画的东西，比如阴茎。”甚至有一次，某知名演员因为被人看到用上面有拿破仑一世肖像的手帕擤鼻涕，就几乎被捕。

奥尔西尼（Orsini）1858年的刺杀行动之后，独裁统治进一步收紧，通过了一项法律，可以不经审判就下令驱逐。路易－拿破仑掌权过程中，大量社会主义代表人物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撵出了法国。维克多·雨果和许多极端共和派——例如路易·勃朗（Louis Blanc）、勒德吕－罗兰（Ledru-Rollin）、费利克斯·皮阿（Félix Pyat）、夏尔·德莱克吕兹（Charles Delescluze）——同他们一道离开了，这些人后来带着某种力量，重回公众视线。从流放地，他们一直开展着针对政权的密集、猛烈敌对宣传。更穷困的阶层当中，流亡的维克多·雨果变成了传奇人物，崇拜他的人包括一名城堡主的年轻私生女兼家庭女仆，她后来会给公社留下自己的印记：路易丝·米歇尔，“红色圣女”。在法国内部，源源不断的记者挤满了圣－佩拉吉（Sainte-Pélagie）监狱，那里——绝不像19世纪的监狱那样令人厌恶——被他们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暴动俱乐部。

在反对派光谱更“令人尊敬”的一头站着的是正统派，他们更乐意声称有权登基的波旁家族成员——流亡国外的尚博尔（Chambord）伯爵——回归。他们旁边是奥尔良派，后悔老路易－菲利普这个好人离开。就连皇帝自己的堂妹玛蒂尔德公主——龚古尔兄弟经常参加她富有影响力的沙龙——都几乎毫不掩饰对奥尔良派的同情。然后是各种各样的共和派，从“温和派”到彻头彻尾的革命派。才华横溢的朱丽叶·亚当（Juliette Adam）女士的沙龙是“温和派”的集结点，经常能在那里找到如阿道夫·梯也尔和律师朱尔·法夫尔这样的老资格共和派；还有另一个更年轻、更爱炫耀的倡导者，莱昂·甘必大（Léon Gambetta），他被看作“不妥协者”或“激进者”，所站位置更远，接近光谱上更具暴力色调的一端。再远处是极端共和派，像亨利·德·罗什福尔（Henri de Rochefort），他是贵族家系的叛逆者，身材瘦削，留着堂吉诃德式的卷发，是那个年代最刻薄的笔杆子，在帝国最后的日子里将变成致命的标识。最后是革命者的大杂烩，他们的色调是最炽烈的红：雅各宾派、布朗基派、蒲鲁东派、无政府主义派和后来的国际主义派。他们包括布朗基这样的老手，此人在1827年22岁的时候首次拿起武器，反对法国政府。他神秘地在巴黎轻捷移动，像是幽灵，通常只抢在警察前头一步。还有让人回忆起罗伯斯庇尔的不可调和者，如德莱克吕兹。这两个人都60岁出头，到帝国结束时，他们总共在不同的监狱和刑罚殖民地度过了47年。

散落在光谱各处、不局限于任何特定层面的有大部分知识分子、某些院士，特别是作家，他们强烈憎恨政权，因为干扰了自己的工作。持反对立场的艺术家也被多种多样的利他或利己动机所激励；他们包括经验丰富、热情难抑的改革者杜米埃（Daumier），也包括马奈、毕沙罗、雷诺阿这样的年轻画家，对他们来说，政权主要代表的是不关心文化艺术的资产阶级新富，这些人拒绝购买或重视他们的“新”艺术；最重要的是，这里有库尔贝，此人将1870年授予他的荣誉军团勋章狠狠丢了回去（一定程度上是种刻意夸饰）。大批不满者——不可避免的愤怒年轻人和年纪更大的落魄者——对第二帝国的怨恨要难以定义得多。泰纳（Taine）称：“在学生的阁楼、浪荡艺术家的顶楼里，在没有病人的医生办公室、没有客户的律师办公室里，有着萌芽状态的布里索（Brissot）、丹东（Danton）、马拉（Marat）、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Saint-Just）。”左岸学生这一典型群体中，走出了一个名叫拉乌尔·里戈的年轻人，他将大部分闲暇花在了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中，通过细读埃贝尔（Hébert）1790年出版的粗鄙报纸《迪歇纳老爹报》（Père Duchesne），激发自己的灵感。24岁之前，他就已三次被宣判入狱，一次逃避法律制裁时，他山穷水尽、饥肠辘辘，跑到了枫丹白露森林中的雷诺阿家。雷诺阿让他穿上画家的罩衫，拿上调色板，藏了他几个星期。这场偶然的相遇后来拯救了雷诺阿，改变了他的命运——否则后世对他的印象只会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画家，但前途被公社的子弹终结了。

叠加在所有这些各种各样的群体之上的是不可逃避的乖张刚愎，传统上，这让治理法国成了危险的职业；“法国，”普雷沃－帕拉多尔（Prévost-Paradol）解释道，“在实行君主制时是共和派，而当变为共和政体以后，又成了保王派。”

考虑到所有这些，路易－拿破仑被迫靠“荣光”来让法国分心，似乎也就并不让人吃惊了。对法国病来说，这的确是灵丹妙药。“帝国意味着和平”，他掌权时如此承诺，但是不到两年，法国人就开始在阿尔马河（Alma）畔丧命。尽管克里米亚战争的意义如今看来没有那么重大，然而它可能是路易－拿破仑海外冒险中唯一带来好处的，虽然它的好处被证明相当短暂。第一位波拿巴统治时期给英法关系留下的创伤好像终于愈合了，路易－拿破仑同维多利亚女王在温莎城堡的滑铁卢室共舞，回访法国时，女王站在邪恶的“波尼”墓前，荣军院的管风琴奏起了《上帝保佑女王》。从那之后，路易－拿破仑的海外事务变得越来越糟。大部分麻烦源自他对民族主权信条的盲目追寻；同许多他的理念——在理论上是高尚的——一样，这种“民族准则”远远超出了他的时代，更超出了他的权力范围。老谋深算的加富尔很快看准了这点，路易－拿破仑的这种理念再加上他对荣光的迫切追求，会让他成为意大利民族主义的绝佳拥护者，从而能够引诱——在卡斯蒂廖内极度诱人的容貌协助下——他帮助意大利实现自己的目的。意大利的乱局起初带给了法国荣光，然而代价高昂，1859年法军在马真塔和索尔费里诺（Solferino）取得胜利，对手是战斗力向来不算出色的奥地利人。当然，法国也失去了奥地利的友谊，而且由于他自皮埃蒙特（Piedmont）夺取了尼斯和萨伏依（这是他“酬劳”的一部分），路易－拿破仑大大伤害了意大利人的感情。后来，根据他的“民族准则”逻辑，路易－拿破仑发誓要保护教宗，甚至不惜在门塔纳（Mentana）屠杀深得民心的加里波第的部队，因此牺牲掉了他在意大利人当中辛辛苦苦积累的绝大部分良好声誉。与此同时，在“准则”指引下，他对波兰人的独立愿望表现出同情，这让他失去了强大的俄国的友谊，也对郁郁不乐的波兰人没什么好处。最危险的是，他在意大利统一过程中树立的榜样，在道德上迫使他不能去干预俾斯麦让普鲁士一统德意志各邦国的计划，这最终造成了他的垮台。

如果路易－拿破仑对“荣光”的追逐成功了，那么不管国内有多少反对力量，他的王朝在法国的寿命都可能会长得多，公社也或许永远不会出现。事情的结果是，它们不断脱离他的掌控，意识到这一点后，他不得不去寻求更加危险的流沙。1866年，一场空前漂亮的闪电战于萨多瓦（Sadowa）结束后，普鲁士击败了奥地利。德意志统一的最大障碍消失了，一夜之间，普鲁士就变成了对法国在欧洲传统地位的新致命威胁。此外，对下注在奥地利一边的路易－拿破仑来说，俾斯麦的胜利是对他个人的冒犯。为了修补被揉成一团的自尊，他考虑不周地要求“补偿”，作为自己保持中立的回报。他要求牺牲小小的卢森堡，以及索求莱茵河左岸的部分德意志领土。总体结果是，英国此时害怕法国对她的被保护国比利时心存不轨，南北两边的德意志人因对法国索求的憎恶而团结一致，俾斯麦坚决面对这一事实——德国要实现野心，早晚会同法国开战。路易－拿破仑的服务没有收到“小费”（俾斯麦就是这样轻蔑地称呼他的“补偿”政策的），再一次，“荣光”被证明难以捉摸。接下来，路易－拿破仑最疯狂的冒险——在墨西哥创造一个拉丁天主教帝国，他的西班牙皇后也怂恿了这一计划——灰飞烟灭。由运气不佳的巴赞（Bazaine）将军指挥的法军被迫撤退，抛下了路易－拿破仑的傀儡“皇帝”马克西米利安，此人之后被墨西哥民族主义者枪杀。这次冒险唯一的收获是美国人的敌视。

举办了世界博览会和遭遇了墨西哥灾难的1867年，是他统治时期的转折点。随着命中注定的1870年临近，路易－拿破仑在国外的所有计划都在灾难中结束，他的臣民越来越焦躁不安。由于政府放弃了早年操纵选举的做法，历次选举中，共和派展示出的力量日益强大，到1869年已经控制了巴黎和多数大城市。所有其他举措都失败了，路易－拿破仑绝望地转向国内改革。他希望让政权转变成“自由帝国”，自己则成为立宪君主。但是太晚了。当新的《新闻法》——废止了1852年的严酷法律，解除了审查——通过时，就像放出了瓶中魔怪。“黄色”共和派报社开始用此前从未在革命时期以外出现过的方式侮辱君主家族。攻击的先锋是罗什福尔的《路灯》（La Lanterne）7，封面是砖红色。这就是当时的讽刺杂志《私家侦探》（Private Eye），然而它惹的祸可比后者致命多了。三个月里，它给巴黎提供了《热罗尔施泰因女大公》之后最大的乐子。其后，罗什福尔被判入狱一年。他选择了另一条路，逃往布鲁塞尔（后来得到赦免，扬扬得意地回到巴黎）。但是损害已经造成，帝国的尊严遭受了致命一击，不敬之举传染开来。《集会法》松弛以后，极端共和派的“红色”俱乐部再次开始活动，集会氛围中对政权的炽烈憎恨已远远超过了自革命的1848年以来的任何时期。“温和就是死亡”变成了口号，对1793年前辈的崇拜变成了最盛行的主题之一。与此同时政府作壁上观，以坐山观虎斗的心态来自我安慰，希望俱乐部也会以互相残杀告终。

这种新的煽动性氛围的典型例子是“博丹（Baudin）审判”。博丹是个不算著名的革命者，在1851年反抗路易－拿破仑的起事中，他获得了短暂的荣光。当时他跳到街垒之上，大喊“我让你们看看人是怎么为一天25个苏死的”，然后立刻被射杀。1868年的万灵节，他的名字被“重新发现”，在一块无人照管的墓碑上。出现了示威和“共和国万岁！”的呼喊，德莱克吕兹在他的《觉醒报》（Le Réveil）上创立了一个基金，以给这位殉难者提供更加合适的纪念物。政府愚蠢地上钩了，将德莱克吕兹送上了法庭。年轻的甘必大为德莱克吕兹辩护，他机敏地将审判变成了对帝国的毁灭性控告。政府因此显得相当可笑（在法国这不可原谅），甘必大和德莱克吕兹也变成了他们相应圈子的偶像。

到1870年，可以公正地说，法国已经变成了列强中最在实质上实现了民主的议会君主制国家之一，同路易－菲利普治下相比自由度更大，新闻出版和政治生活像第二共和国时期一样无拘无束。然而极端共和派继续鼓吹革命，甚至倡导刺杀皇帝，将所有新的解禁——对流亡共和派的大赦；任命前反波拿巴分子奥利维耶负责新的“自由帝国”——都看作虚弱的迹象。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对的。路易－拿破仑在1865年时因一个又一个死讯而疲惫不堪，首先是他最精明的助手莫尼公爵，8然后是瓦莱夫斯基（Walewski）和特罗普隆（Troplong）。几乎没什么新鲜血液补充，他身边似乎总环绕着苍老疲惫的脸孔。最糟糕的是，1867年左右皇帝本人开始表现出倦怠，因关切国事而精疲力竭，外国大使指出，他办事越来越拖拉，意志薄弱。冯·德·戈尔茨（von der Goltz）曾经上报俾斯麦，“皇帝似乎迷失了方向”。当奥利维耶鼓起勇气告诉路易－拿破仑，人们感觉他的才能正在衰退时，路易－拿破仑（根据龚古尔兄弟的看法）的回应无动于衷，毫无疑问在想他的私生活：“这同我收到的所有报告是一致的。”真相在于，这个郁郁不乐之人开始被膀胱里一块该死的巨大结石所折磨；以及因为附近集市上的小丑们过于吵闹，他夜不能寐，被迫离开了在圣克卢宫的休憩之所。他自臣民那里得到的唯一同情是：“小丑们真是忘恩负义，他在位期间多么庇护这些人呀！”

对一名英格兰观察者——此人目睹了年轻的皇子训练自己的士官生队伍——来说，路易－拿破仑这时“在座位上缩成一团，看上去微不足道”，而皇后给人的印象是“光华璀璨的人物，身段笔直，是我年轻双眼看到的最美丽事物……”，她“掌控着整个团体”。随着皇帝的权力衰退，他配偶的上升了。在她忠实的仰慕者梅里美看来，“再也没有欧仁妮了，只有皇后。我抱怨，我也钦佩……”。其他人就没这么服气了。对他们来说，欧仁妮——冷漠，然而反复无常、变化莫测、乐意冒险、咄咄逼人——给皇帝的晚年带来了最灾难性的影响。

1869年时，杜伊勒里宫举行了最后一批盛大的化装舞会；欧仁妮皇后装束华丽，打扮成玛丽－安托瓦妮特。由于莱茵河对岸的威胁和国内的共和主义喧嚣同时增长，这种服饰选择看上去异常不祥。大致与此同时，克拉伦登（Clarendon）勋爵向驻巴黎大使莱昂斯（Lyons）勋爵评论道：“我有直觉，新一年结束之前，他们会渐渐变成一个共和国。”他的猜测相当准确，仅和实际日期差了5天。

注 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