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毛泽东的三个“名对”说反腐防变

1959年，毛泽东同志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12月4日晚上，已经是深夜，毛泽东在他的讲话提纲中信笔写下这样一段话：“敌人的策略是什么？1．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2．文化往来，人员来往，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

毛泽东又写道“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们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若不改正，他们将会完全破产”。

读了毛泽东这个批示，当时，我们党内的同志还有不少人不以为然。但是，8年以后，毛泽东的预言不幸被事实所证明，苏联共产党彻底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了全党反斯大林运动。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便更彻底应验了毛泽东的话，一个老牌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全世界的注目中亡党亡国，苏联从此不复存在，陷入四分五裂。

时间又过了十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向它的下属机构发布了十条训诫，其中第一条写道：“用物质的引诱败坏他们的青年，尽一切可能让他们蔑视和鄙视他们原来所信奉的主义，特别是共产主义。制造一切色情的东西，让他们对这些东西感兴趣。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鼓励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要千方百计用电影电视书籍和新式宗教，毁掉他们的思想和精神。”毛泽东的预言，再一次被美国人以条令和规划的形式加以详尽的说明和解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这次明确地针对的对象是谁呢？全世界都清楚地看到，这次他们针对的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把西化分化成功希望的对象寄托在中国的年轻一代身上。美国及其西方的行为，这正是毛泽东晚年所担心的最大的问题。从那个时候，毛泽东就在思考关于如何保持我们的党和人民军队永不变质，我们的江山永不改色的重大问题。作为一个思想战略的话题，其实，早在延安时期，上个世纪40年代，毛泽东就已经开始关注和研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有过著名的三个“名对”，从延安开始，已经成为历届党的领导者和共产党员们的警钟和警示。今天我们讲这个课题，那就首先从毛泽东的三个名对谈起。

毛泽东的第一个名对，便是著名的“甲申对”。

这是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的思想的最早显现。事情发生在1937年9月，这一年，在延安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党全军的事件，在红军时就已经身为旅长的红军干部黄克功，对陕北公学的一个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将她打死在延河边。面对这样一个案件，有人给毛泽东写信，说黄克功少年参加红军，从井冈山就跟着毛泽东革命，参加了万里长征，是老井冈留下不多的将领，现在国难当头，可以让他戴罪立功。黄克功本人也写信给党中央、中央军委，要求从轻处理，戴罪立功。经过陕甘宁边区最高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处死刑，为了教育全党，毛泽东给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信，在信中写道：“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全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根据党和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就这样，曾经勇冠三军的将领被枪毙了，临刑前，黄克功听说中央已经对他的家人进行安抚时，感动得痛哭失声。这件事，给领袖毛泽东以深深思考，在战争依然在进行时，有人就已经蜕化变质，就开始追求享受堕落。革命胜利后，这个问题必然更加严峻。不久，毛泽东阅读了描述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永昌起义》，他关注这位英雄人物，更加关注的是这位起义领袖由胜利转为失败的教训。1944年是甲申年，这一年，郭沫若应约在重庆《新华日报》撰写了纪念李自成进北京推翻明王朝300年的《甲申三百年祭》，记述了李自成所率起义部队进北京后，因为骄傲、腐败，导致最终失败的过程和原因。毛泽东当即批示延安《解放日报》予以全文转载，并在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同年4月，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报告中说：“今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同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七中全会，毛泽东给郭沫若写回信，他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这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怎么防止小胜小骄傲，大胜大骄傲？这成为毛泽东一直思考的问题。黄克功的问题让他联想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明天和未来。从此他把永不变质作为维持党的执政地位的战略思考。

就在“甲申对”的第二年，也就是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会见到延安参加国共商谈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时任国民参议员黄炎培。

在黄土高原的一座座普通的窑洞里，黄炎培先生和一群又一群的共产党人接触，他深信这些普通共产党人将来能执掌中国的天下。但是，这位大学者也有他的忧虑和更深的思考。

就在毛泽东的那座窑洞里，他与毛泽东秉烛而谈。黄炎培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他进一步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已经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到一条新路，来跳出这条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就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窑洞对”。

这次讲话前后，毛泽东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其中不少是谈民主问题的。就在谈话仅仅一个月以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以后，解放战争大幕拉开。但是，即使在解放战争最重要的阶段，黄炎培讲的如何跳出周期律的问题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为了保障解放战争顺利进行，毛泽东起草了对党内的指示《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明确写道：“应当使士兵群众对于干部中的坏分子有揭发其错误和罪恶的权利。应当相信，士兵对于一切好的和较好的干部是不会不加爱护的。”正是有了这么一个军队内部三大民主运动在全军轰轰烈烈的开展，解放战争才得以顺利进行，官兵的作战勇敢和潜力才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

1949年前夕，眼看就是三大战役结束前夕，新中国的成立已经就在眼前了，如何跳出周期律的问题再一次成为毛泽东思考的重要问题。这年3月5日，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在这个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对全党警示性的讲话，他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很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再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两个务必”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几天以后，二中全会闭幕，毛泽东同志作总结讲话。他进一步指出：“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毛泽东同志六十多年前提醒的这个问题，今天已经被事实所验证，反腐败的伟大斗争已经成为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1949年的3月23日中午，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日子，这一天毛泽东率领党中央机关，离开了解放战争中一些重大战役的重要指挥地西柏坡，向北京进发。临行前，毛泽东心潮难平，他和当时党的副主席周恩来有段著名对话。毛泽东说：“我们就要进北平了，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今天是赶考的日子。”周恩来回答说：“我们都应该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非常坚定地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队伍开始出发了，毛泽东信心满满，他路上再次向党的领导同志重提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他说：“现在对郭沫若这篇文章，还仅仅是读了个开头，这篇文章要永远读下去的。”

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赶考对”。

毛泽东的三个名对，从延安开始，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时时在提醒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每一名成员，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其实，关于反腐防变的斗争，一直贯穿于毛泽东的整个革命实践。在他领导革命斗争过程中，他绝对不能容忍的错误就是贪腐。就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第一年，也就是1950年2月27日，毛泽东去苏联访问，回国途中经过哈尔滨，在哈尔滨吃第一顿饭，他发现招待十分丰盛，当即严肃批评，为省委特意题词“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2月28日，他到了沈阳，饭菜比哈尔滨安排的还好，因上述两顿饭都有越南主席胡志明在场，他只是象征性地吃了两口没有罢宴。饭后，他很不高兴。对陪同的省委干部说：“我们都是人民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你们一层一层仿效下去，这么吃起来，在人民群众中将会有什么影响？你们应该重温七届二中全会精神。”3月1日，毛泽东在华北局、辽宁省、沈阳市领导干部大会上讲话，他重点讲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严肃批评并且愤愤地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精神。”勤俭，不搞特殊化，严禁腐败，一直贯穿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实践。他特别不能容忍的错误就是脱离人民，搞特殊化，贪污侵吞集体财产。

毛泽东领导第一次党内反腐斗争，是在井冈山时期。上个世纪30年代，毛泽东就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当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叶坪村的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的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销售，谋取私利。他为了谋妇夺妻掠取财物，秘密杀害红军干部和红军军医，事发后，查办工作遇到阻力，毛泽东力主严惩，他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的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932年5月9日，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最高法院二审判决：把谢步升处以枪决，在3点钟的时间内执行，并没收谢步升个人的全部财产。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红都瑞金打响的惩治腐败分子的第一枪。

这之后，在1933年，毛泽东签署《关于惩治贪污浪费》的训令，在这个最早的训令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如果发现苏维埃工作人员中有贪污腐化，民众应该立即揭发，苏维埃政府应该立刻惩办，绝不姑息。1934年，毛泽东在瑞金召开的工农代表大会作报告，他进一步明确说：“财政的支出，应该依据节约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要努力。节省每一个铜板为了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我们对于国家收入的使用方法，应该和国民党政府有区别。国民党贪官污吏布满全国、人民敢怒不敢言，苏维埃制度之下则绝对不允许此种现象出现。苏维埃政府人员中如果发现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民众可以立即揭发这些人员的错误，而苏维埃应该立即惩办他们决不姑息。”这是毛泽东同志最早的反腐败宣言。

今天我们去瑞金，能够参观红军烈士纪念塔以及红军大礼堂、红军阅兵台等建筑或遗迹。就是为了这些建筑，当时处决了一个级别很高的干部，这个人叫左祥云。中央当时为了筹建这几处建筑，专门设立了工程指挥处，左祥云就负责这项当时比较重要的工程，1933年8月开始动工，到了11月，就有人举报左祥云和总务厅事务股长管永才联手贪污工程款，总共贪污款项200多元。案情报到毛泽东那儿，在苏区困难时期，竟敢贪污公款，毛泽东批准必须严惩。审判历时5个小时，最后决定对左祥云执行死刑。同年，政府财务部会计科长也因贪污被执行死刑。

同样的故事也曾发生在延安。1940年，在陕北，是抗战最困难的年头，上级安排老红军战士肖玉璧到陕北清涧县张家畔税务所当主任。肖玉璧打过很多大仗，身上留下的伤疤就有九十多处，可以说战功显赫。老资格的肖玉璧上任后，以功臣自居。不久就开始贪污受贿。同时利用职权，开始做生意，甚至把陕北奇缺的食用油、面粉等稀缺物质，倒卖给国民党的破坏队，影响极其恶劣。案发后，边区政府依法判处他死刑。他不服判决，直接向毛泽东写信求情。

毛泽东过问案情后，问林伯渠道：“肖玉璧贪污多少？”

林伯渠答道：“3000元。他给你写了一封信，要求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情分上，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战场上。”

毛泽东没有看信，他深思一阵，想起了黄克功案件。便对林伯渠说：“你还记得怎么对待黄克功吧？”

林伯渠答：“忘不了。”毛泽东接着说：“那么，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于是，这个身上伤痕累累的英雄加罪犯被执行死刑。

毛泽东关于永不变质的思想，作为一种党的战略思维，可以说起于井冈山，到延安便逐渐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担心很快被实践所证明。新中国成立刚刚不久，毛泽东关于“经不住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的担心很快便成为现实。共和国政权刚刚成立，党和国家机关中贪污腐败的干部频频出现。当时西北局的书记习仲勋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大声疾呼：“贪污行为已经毁坏了一批干部，并染坏了很多干部。”

1951年11月，东北局报告中央，光沈阳一部分单位审查，就发现3629人有贪污行为。情况很危险。同样也是这年，华北局向中央报告，河北省揭发，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在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行署专员期间有严重贪污犯罪行为。

毛泽东看了这些报告，十分忧虑，他甚至在讲话中用“一股贪污犯罪的狂澜”来形容这场在党和国家机关中出现的腐败现象。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这就是我党历史上著名的“三反运动”。毛泽东同志在审批这个决定时，特意加了一段话：“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天津发生的刘青山、张子善案件，震惊了中央。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反腐败第一刀。刘张二人都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无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英勇作战，经历了最严峻的考验，为中华民族和新中国成立建立了显著功勋。但是，他们没有经得起胜利的考验，经不起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侵蚀，逐渐腐化堕落。这两个人有句口头禅，天下是老子打下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平时，刘青山、张子善衣着非皮毛不可，食物非细粮不食，出门非豪车不坐，刘青山居然动用三亿多元公款（旧币）从香港买了两辆豪华轿车，而张子善两年时间竟然换了五辆小轿车。而这时，国家百废待兴，在人民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正在以举国之力支援抗美援朝战争。

随着贪欲膨胀，刘张胃口越来越大，1951年，二人居然挪用公款49亿元，交给不法商人做生意，导致国家损失21亿元。同时，这两个所谓功臣，居然沉迷酒色，整天泡在女人的怀抱里过着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案件由华北局研究后向党中央提出处理意见：“为了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处以死刑（或缓期两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报请国务院批准后执行。”报告送给周恩来，周恩来万分气愤地说：“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禁毒、反对嫖娼的运动时，我们这些所谓功臣们，却吸毒成瘾，滥搞男女关系，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呀！”当周恩来将报告送交毛泽东征求意见时，毛泽东说出两个字：“死刑！”在刘张案件判决书下达前，毛泽东批示，由《人民日报》公之于众。这时，两人被判极刑的消息其实早已传开。

当时，一位天津市委主要负责人也是一位职位很高的老革命，同时还是刘张二人的上级，找到负责此案的薄一波，他说：“刘张二人虽然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在干部中影响很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听了薄一波的转述以后，沉思片刻，说了这样一段话：“正因为他们两人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以挽救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而后，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下达命令：“凡是替刘张说情者，我一律不见。”据说，依然有一位相当有资格的老革命，来向毛泽东求情，毛泽东没让他开口便说：“如果来喝茶聊天，那就请坐，如果来说情，请免开尊口。”

1952年2月10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这是值得记下的日子，河北两万人参加大会，数百万人通过广播直播，听对刘张二人进行宣判。刘张二人被押赴保定东关大校场枪决。河北省根据中央领导指示，交代有关部门和行刑人员，子弹不打脑袋打后心；敛尸安葬，棺木由公费购置；二犯亲属不按反革命对待；二犯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两声枪响，如同两声惊雷，昭示着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腐败绝不容忍绝不姑息的坚定决心。

正是这一行动，震惊了整个世界，连日本媒体都公开报道：看来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完全不同。处理刘张，在全国上下引起巨大震动，毛泽东没有把刘张作为个案来看，而是针对政权巩固和面临的严峻的政治形势，把它看作能导致历史兴亡周期往复循环的一种苗头现象，可以说，没有这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败斗争，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可能会被党内出现的腐败势力所葬送。“三反”“五反”运动从1951年年底开始到1952年结束，历时一年，取得了极其重要的成果。全国县以上机关查出贪污1000元以上的共10万人，参加运动的干部共312万人，其中有贪污行为者122万人，占参加运动总数的39%，党员贪污分子20余万人，6万人受党纪处分，2万人被撤职查办，4029人被逮捕法办。逮捕法办的党员干部中，省级干部25人，地市级干部576人，县处级干部3428人。“三反”“五反”有效地遏制了党内和社会上腐败现象的蔓延。对刘张二犯的错误，当初并非没人抵制。但是，刘张打天下享乐天下的思想，在党内有不少人受其影响。中国几千年封建思想的余毒，不可能被马上摆脱。享受与特权，特权与腐败的界限在哪里？很多共产党员是分不清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亲自领导了对宪法的制定，明确人民对政权的监督制度，紧接着，又领导了全党的整风运动，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永不变质，都是为了解决我们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兴替周期律的问题。

今天，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兴替周期律问题再一次作为一个十分尖锐和紧迫的问题摆在全党面前。贪腐问题再一次成为我们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以徐才厚、周永康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贪污腐化分子，不仅威胁着我们执政党的安全，也威胁着我们国家安全。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一场在党的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反腐败斗争，吸引着全世界舆论的密切关注。其规模之大，涉及职位之高，数量之多，堪比我党历史上任何一次反贪腐的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保持党不变质的重要讲话，在理论上进行了深刻思考，站在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道德建设的制高点，来认识我们当前所进行的反腐败斗争，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场反腐败斗争的胜负，将直接关乎到我们能否走出兴替周期律的困扰，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进入一个重大而又十分关键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世所罕见。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牢记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永不变质的教诲，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本色，让我们的红色传统代代相传。

（原载2014年12月《空军工程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