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这个时代的哲学、心理学、美学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和制约。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以它展示出的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多元化的态势来看，无疑吸收、移植、借鉴了西方现代哲学、心理学、美学理论的某些观点，受到了这些理论不同程度的影响冲击。其中，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也给新时期小说的变革带来一些活力。本文拟就弗氏精神分析学说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作一探讨。

一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在一定程度上，不仅研究人的本质的自然成分，而且还剖析人的心理欲望、人的内部世界，研究人的行为目的以及文化与社会教育对形成人的精神生活和心理反应的意义，因而极大地冲击了19世纪末机械论和自然主义对人的本性所解释的观点，成为20世纪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重要心理学派。由于他的学说以变态心理为依据，以无意识、梦、象征等人类精神活动为主要对象，因此，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心理学范围。20世纪的文学、艺术、宗教、道德、伦理、教育、社会科学，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弗氏心理学的冲击和影响。

弗洛伊德对文学艺术具有广泛的兴趣，并且用他的精神分析学说解释文学艺术问题。西方曾有人认为，弗洛伊德学说开始了心理学与文学艺术的联系。在西方，不少作家不仅受到弗氏文艺观的影响，他们还有意识地将其精神分析方法运用于创作实践中。但是，也有不少人对弗洛伊德的学说持反对的意见。毁誉褒贬，莫衷一是。我认为：弗氏学说是真理和谬误共存，精华和糟粕皆有。首先，他的“泛性论”是唯心主义的产物。弗氏把人的各种极其复杂的情感、欲望和冲动都蒙上性的色彩，把性看成是不受任何物质制约的自我意识或自我生命的内驱力和本质。这样，人的基本特征——社会性就成了非本质、外在的东西，从而抹杀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同时，他过分渲染无意识的盲目性、无逻辑性、不可捉摸性，把无意识看成是本能的汹涌和冲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生物学的观点看问题。实际上，无意识是人的有意识活动的反复深化和强化的结果，是民族历史经验的积淀。他的学生荣格后来提出的“集体无意识”的观点，便比他的无意识学说在某些程度上要合理得多了。另外，他在文艺观上，过分强调了文艺创作的个人动机，无限地夸大了情欲在生活和创作中的作用，并用性欲的抑制和满足来解释文学艺术现象，集中体现出弗氏文艺观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倾向。但我认为，弗氏精神分析学说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许多错误和偏颇，可是对于我们教条化的贫困的哲学和失去本位的文学有一定的补充和匡正作用。列宁曾指出：“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聪明的唯心主义这个词可以用辩证唯心主义这个词来代替；愚蠢这个词可以用形而上学的、不发展的、僵死的、粗糙的、不动的这个词来代替。”[1]因此，我们对待弗氏学说，应当持一种辩证的发展的观点来评估。

近年来，小说创作在对以往历史的自我反省之中出现了多元化的开放格局，但无论什么流派和风格，都明显呈现出一种“向内转”的趋势。这是西方哲学、美学、文学，尤其是弗氏精神分析学说影响所致。

二

纵观新时期小说异彩纷呈的景观，最早受到弗氏精神分析学说影响的，当推被人冠之为“东方意识流”的小说。

“意识流”小说是从弗氏精神分析学说的核心——无意识中受到启发的（当然，还有詹姆斯的意识流动学说）。弗氏把人的意识分为三个层次：意识、前意识、无意识。意识是与直接感知有关的心理部分，可以用语言表达，有目的性，是人的自觉性活动，并受社会舆论和伦理道德的影响。无意识处于人类心理结构的最深层。其特征是它的原始性、主动性、非逻辑性、非语言性和非社会性、无目的性。但意识皆起源于无意识，无意识是人物过去经验的仓库，人的行动的总指挥。乔依斯创作的《尤利西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去表现人的意识和无意识相互流动中的复杂心态，为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复杂性找到一种相应的艺术表现形式。在我国，虽然过去已有人在小说中对人物的心理状态进行过描绘，但那还仅是故事中事件和人物行为的折射，真正深入到人的无意识领域，并在整个作品中以人物的意识流动来结构情节的小说，王蒙是第一人。他的《夜的眼》、《春之声》、《布礼》、《风筝飘带》、《蝴蝶》等小说，展示了意识和潜意识的交织，表现了外部活动和内心活动的相互关系，突出了过去经验对现在的影响及其与现在活动的统一，使作品出现复杂的层次，在一种新的透视的基础上形成了立体的经验结构和叙述结构。他在《春之声》里，描写一个过年回家乡的科研干部，坐在一辆条件恶劣的闷罐火车里，思绪突破时空限制，外国中国、城市乡村、过去现在满天开花。

王蒙的“意识流”小说，以新奇的表现手法出现在新时期文坛上，引起了批评界、创作界极大关注。有人非议，有人赞赏。也有人愤然慨之，说王蒙拾了外国人的牙慧。王蒙不以为然。他表示：“我不否认我从某些现代派小说包括意识流小说中受到的启发。”“请别以为写心理活动是外国人的专利。”（《关于春之声的通信》）王蒙这种大胆尝试，启发和引导了一大批作家。从此，写人的意识流动的作品纷纷问世，终于汇成了一股大潮，其中佼佼者，当数张承志。他的《北方的河》、《绿夜》、《老桥》、《大坂》都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

如果说，“意识流”作品还只是从形式上，在表现技巧上受到弗氏学说启发的话，那么描写性意识、性心理的小说，则是直接从弗氏关于人的内驱力的阐述中得到启迪的。这种大胆的描写，从十年禁欲主义的藩篱中走出来，始而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儿童，战战兢兢，试试探探，但终于成了一条大汉令人瞩目。如果我们从纵向来回顾这十年历史，可以认为：刘心武在《班主任》中对宋宝琦、谢惠敏的描写是性心理小说的滥觞。不过，在这里，这两个少年是以变态心理来表现性意识的。到了《爱情的位置》中，刘心武则是大声地疾呼：应当给爱情一席之地。这里，虽然他是把爱情作为一种理想来追求，但间接地表达了人对更深层次的自然欲望的渴求。到了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这篇小说，作者则以精细的笔触，写出了主人公被压抑的性苦闷和性冲突。尽管在字里行间没有涉及“性”，但读后却能使人感到，人的本能在压抑下变形变态的痛苦扭曲。

如果说，上述作品还只是曲折地反映了人的性意识觉醒的话，那么到了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则直接描写了一对没有文化、精神匮乏的乡村青年的原始本能冲动。不过，真正把人的本能作为小说描写的中心来揭示人的本质的作品，还当推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小说以男主人公性功能失而复得为轴心，展现了主人公性的渴望、枯萎、复苏、超脱的轨迹。由于张贤亮大胆直率地揭开了性爱的面纱，近两年，描写性心理、性意识的作品竞相涌现。一批在国内卓有影响的青年作爱，如贾平凹、王安忆等，都以性意识为轴心来转动其艺术生命的车轮，使我们窥察到化入人本体的社会因子，同时展示了人的灵魂的最深层。他们这方面的代表作则是《小城之恋》、《荒山之恋》、《庐山之恋》和《黑氏》、《远山野情》等。

但我们看到，以上这些作品中关于性意识的描写，其表现形式还停留在可以感知的意识层。继之，又有作家将探索的笔触伸向了惊世骇俗的“俄狄浦斯情结”。

在《梦的解析》一书中，弗氏用精神分析去解释哈姆莱特迟迟不去杀死克劳狄斯的原因，是由于哈姆莱特在意识深层同样爱着母亲所引起的，是恋母情绪在作祟。对达·芬奇的《岩间圣母》的分析中，弗氏认为婴儿的神态所表现的“恋母情绪”，正是达·芬奇本人恋母情绪的一种表现。而这种违背人伦的性恋，弗氏认为是“全人类或至少男性的一半的先天秉赋”，不过，这种乱伦的欲望，在超我和自我的约束下，被控制在无意识中，不为一般人所易觉察罢了。描写这类“俄狄浦斯情结”的作者，比较明显的是王安忆在《小鲍庄》中对拾来形象的塑造。拾来由于是从路上捡来的，和大姑失去了显在的母子关系的伦理防范，拾来潜意识深层中的“恋母情绪”便最终转化为对大姑清醒的性恋慕。拾来在后来相识的二婶身上，既找到了自己的性对象，又找到了失去的母爱，使压抑已久的“恋母情绪”得到了满足。

弗氏《梦的解析》、《妄想与梦》、《创造性作家与白昼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轼父》等著作，认为文学与梦有许多共同特点，这些特点表现在两者皆源于无意识领域，“梦是一种（被压抑的）愿望（经过伪装的）满足”。“是利用象征来表现其伪装的隐匿思想”。西方当代文学中的“黑色幽默派”、“荒诞派”、“象征主义”、“表现主义”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他这种理论的影响。我国新时期小说创作中，把梦作为创作题材和表现手法，借梦来抒写人在无意识状态下的自由联想，用象征、变形来反映生活的本质，已经不乏其人其文。不少小说借梦来结构全文，借梦来塑造人物，借梦来点明深化主题，简直是梦笔生花，令人心飞神驰。戴厚英的《人啊人》写了三个人的梦，每一个梦都有力地揭示了一定象征意义。张贤亮《临街的窗》写的全是梦境，通过梦境透视出荒诞而又真实的现实世界的影像。

与此同时，不少作家还写了一些睁着眼睛的“白日梦”。小说中写的虽不是梦境，但在不同程度上显示出梦中人的自由思维的非完整状态。如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徐星《无主题变奏》、宗璞《泥沼中的头颅》等，他们以其独特的审美传导方式，着重写各种非常心态，如醉态、梦态、病态、错觉、幻觉，来构成观察和描述人物事件的特殊视点和视角。韩少功的《女女女》、《爸爸爸》中，有许多构图都是以病态疯态的丙崽来作视点的。吴若增《脸皮招领启事》写某局长、某大学教授、某丈夫因为爱虚荣而丢了“脸皮”成为“蒙面人”，分别到某办事处招领自己丢失的脸皮。这一类写“白日梦”的小说，以其独特的传导方式引起了读者的关注，它通过象征、寓意、对比等手法拉紧了历史和现实的联系。“它很少让人只就它本身来看，而更多地使人想起一种本来外在于它的内容意义。”（黑格尔语）。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弗氏在《梦的解析》中提到的梦的象征性、梦的暗示手法的迹象，也可以找到卡夫卡笔下的大甲虫和宗璞《我是谁》中两条缩身拱背的大虫的联系，可以从韩少功的丙崽、刘索拉的小个子中看到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疯子的身影，可以从功能圈，五条北方的河，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花园街五号，一棵古老的“银杏树”，一匹杂色的“马”……中看到象征、暗示的认识价值。

当然，新时期小说中，还有用弗氏人格学说来表现人的性格多层次和复杂的精神世界的。如航鹰的《东方女性》、苏叔阳的《故土》等等一大批作品。在《东方女性》中，女主人公的丈夫同一位女孩子发生性关系后，主动向她忏悔并出走，等待离婚。妻子面对这个拆散自己家庭的女孩，“母性的爱和女人的恨，像两把钝齿锯子交替锯着我的心，撕着肉，滴着血”。最后，无匹敌的母爱，神圣的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占了上风，女主人公用人间的友爱和温暖，召回了女孩生存的勇气。

三

以上，我们粗略地描述了弗氏学说对新时期小说创作所带来的具体变化。这种冲击和影响，正如弗氏学说在西方刚刚传播，并对西方整个意识形态和医学科学产生影响时一样，反应因人而异，众说纷纭。有人视而不见，“至于有的作家在艺术表现上侧重内心，展示意识流动过程，那是作家自己的事，并非就是受了西方现代派的影响”[2]。有人把近年来小说中某些格调不高的描写完全归罪于弗氏学说[3]。但也有不少作家、评论家对弗氏学说的积极影响给予了首肯。研究西方文论的乐黛云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不但在文学理论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在文学创作方面也引起了很大的变革。”[4]青年作家矫健在一篇创作谈中也指出，他新近发表的一组小说，便是受了弗洛伊德关于人类世界经历过神话时代、宗教时代、科学时代这样一种理论的影响[5]。那么，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史上，应当如何评价“弗洛伊德热”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呢？本人不揣浅陋，试从以下几方面来探讨其得失：

（一）弗洛伊德对人的心灵世界深层结构的揭示，恢复了人的本来面目，肯定了人自由的生命本质。作为文学主体的人对自身的重新认识和超越，进一步深化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

人是什么？这是哲学探究的目标，也是文学所表现的极致。然而，对人的认识，古今中外，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制度中，日渐完善的繁琐而又无所不至的伦理纲常扼杀了人的一切自由。尽管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戴震曾呼吁解除强加在人身上的理学规范，但应者寥寥，无济于事。“五四”运动，三四十年代，也曾发出“人的解放”的呼声，但这微弱的呐喊根本没有撼动坚如磐石的封建意识。到了“文革”，由于封建专制的变相复辟，人的仅有的一点尊严、价值又都被毁灭了。粉碎“四人帮”后，人的价值、尊严和自由得到了重新确认。人的本质的重新发现，使文学也露出了生机。从刘心武第一次发出“救救孩子”开始，作家们便在小说中寻找真正的人，在呼唤着社会主义的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但是，由于因袭和重负，由于旧的观念的影响，文学界有一部分作家还认为文学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于是，文学便成了表达某种思想的工具，人物也就成了历次政治运动载浮载沉的附着物。因此，不少一时获得“轰动效应”的作品，时过境迁，便很快被读者遗忘。究其原因，在创作动机上，他们还是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来思考人，从艺术传达上来看，他们还停留在“生活故事化，人物性格化”这两个层次上，艺术的笔触还没有伸向人的深层心理结构，缺少与读者心灵产生对应的共振点。

弗氏学说的再一次空前的传播，则使作家对人的认识产生了一个飞跃。人们从这里窥视到了：人的内心深处，充满了盲目、黑暗、无意识的冲动。善与恶、美与丑、光明和黑暗、渺小和伟大，一切世俗的、平凡的、甚至是病态的，都深潜在人的内心深处。

弗氏对人的研究和认识，尽管很大程度上还是从生物学的角度看问题，没有注意到人与社会、与文化的关系，但他对人的本质的全面论述，则使作家们找到了一把进入人的内心世界的钥匙，而受弗氏影响的西方现代派作品又为他们理解弗氏学说找到了佐证。他们的小说从写情节、写人物进入了“人物内心审美化”的多元化的发展阶段。作家们注意到了人的无意识领域，注意到了在表象掩盖下的人的复杂的内心世界。作家们从对人物外部行为的审美观照进入到人的内心的感觉、知觉、幻觉、想象、联想、情感冲突、意识流动等图景，注意到了以性意识为突破口来开拓丰富的人性内容。意识流小说、新感觉派、主观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尽管不同流派、不同走向异彩纷呈，但其共同点都表现在他们将人的内心世界变成文学的表现对象，表现在他们都注意到了人的本质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整体性。河南作家齐岸青的长篇小说《诱惑》中的“父亲”，既是一个传统伦理道德浸润的理想人物，是慈父，但又是一个具有农民式的狭隘、暴君式的蛮横、市民般的庸俗的复杂人物。这类小说，虽然还应归之于现实主义的流派之中，但他对人的本质世界的重新认识则使整部作品充满了现代意识。弗氏学说尽管还有某些主观性，不合理之处，但他对人的本质的阐述，则使我们的文学回到了“人学”的位置上来了。

（二）弗氏对文学创作产生于无意识领域的论述，指出了创作主体精神自由的决定作用，强调了作家的艺术人格和心灵自主性的重要意义。这对我们探讨创作心理，尊重作家的创作自由是一个启迪。

弗氏在《释梦》、《妄想与梦》、《创造性作家与昼夜》等专著中，揭示了文学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活动。他认为，文学创作是无意识中被压抑的愿望，经过作家浓缩、转移乃至升华，除去本能欲望中性欲的色彩，使之以社会可以接受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一种“富有社会价值”的东西。弗氏在这里着重强调的是艺术人格中的“升华”能力。他认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知道怎样苦心经营他的昼梦，使之失去那种刺人耳朵的个人音调，变得对旁人来说也是可供欣赏的。”（《精神分析引论》）弗氏关于艺术人格的“升华”学说，虽然还是建立在人的“本能”这种生物基础上，但他这种肯定文学创作是作家独特的精神活动的论述，对我们过去“左”的文艺政策是一个有力的反拨。

多年来，我们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政策都强调作家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指定创作主题和题材，完全忽视了作家心灵的自主性、能动性和人格的独立。而文学创作是作家自由生命的结晶。如果让作家“戴着镣铐跳舞”，没有作家在审美观照上的选择性，在艺术知觉方面的需求性，在文学体验方面的情绪性，就没有文学艺术作品的个性和独创性。所有成功的作品，其中都饱含着作家主体的生命、热血与眼泪，包含着作家的气质、禀赋、习惯、趣味和迷狂般的热情。新时期小说创作出现如此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百川奔涌的局面，是创作主体实践自由和精神自由的产物。评论家刘再复在描述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时曾指出：“人重新占有人的本质，文学也重新占有文学的本质。文学的蝴蝶在现实与非现实的土地上与天空中又一次自由地飞翔……”

但是，前边已经谈到，弗氏认为文艺是被压抑的本能的升华的结果，过分强调了文艺创作中主体的个人动机，这是对整个创作过程综合考虑而得出的。相对于我们国家几十年来过分强调文艺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仅仅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言，无疑是一个进步。不过，我们强调作家的人格自由和创作自由，并不是指作家可以不去反映生活，表现时代的发展，而躲进象牙塔去咀嚼一己之悲欢，去鼓吹纯粹的自我。我们希望的是作家能够通过自我的感受、体验、想象和理解去反映客观现实生活，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三）弗氏对人的复杂精神活动的揭示，为作家们建立了新的审视点，扩大了小说表现的领域，丰富了小说表现的手法。

小说创作中，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分析人物动作行为掩盖下的丰富复杂的心理世界，在中国的古典小说中，如宋元话本、《三国演义》里，已初见端倪，到了清末《红楼梦》的出现，才有详尽的心理描写。“五四”以后，由于受西方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影响，特别是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灵辩证法”的启示，不少作品已注意刻画人物心理，如鲁迅的《伤逝》等。但是这些心理描写，严格一点说，还仅仅停留在人物的前意识层，即可以回忆到的那些层面中。这些心理描写和心理分析都是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进行的，作家们是把它们当作小说表现的手段和技巧之一看待的。弗氏关于人的意识的三个层次的划分，揭开了人物内心最隐秘世界中瑰丽奇谲的图景。这对于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而言，不仅增添了一个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窗口，而且多了一个审美观照的领域。作家们既可以直接展示人的无意识层中丰富的感觉、知觉、想象、幻想、情感流动以及本能，又可以借用这种意识流动的现象，来描写现实生活中往往同时发生而又转瞬即逝、无逻辑、无因果、无秩序的综合现象。这样，小说便打破了过去那种理性和逻辑的秩序以及单线条发展的叙事结构，呈现出一种多向思维的立体化格局。王蒙在创作了少量的现实主义小说之后，马上将笔触伸向了无意识领域。他的一系列作品，如《春之声》、《布礼》、《蝴蝶》、《深的海》等，都显示了人的意识流动的过程，为新时期小说接纳外来影响起到了先锋作用。之后，不同流派，不同风格，不同艺术手法从事小说创作的作家，吸收、转换、发展了这种表现手段，丰富和拓展了思维范围。莫言的《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等一系列小说，吸收了这种意识流语言，在追踪人的心理活动的同时，又不断诉诸人物生理上的感受。把味觉、嗅觉、听觉、触觉和视觉带来的印象和外在世界联系起来，形成了具有个性特色的主观现实主义的小说风格。戴厚英在谈到她那本在国内产生较大反响的《人啊人》一书的写作时说：“我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对人物的灵魂的刻画上，暴露出小小方寸里所包含的无比复杂的世界。我吸收了‘意识流’的某些表现手法，如写人物的感觉、幻觉、联想和梦境。”苏叔阳在小说《故上》中，刻画了中年女知识分子袁静雅复杂的内心世界，写出了她的“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多重情感冲突。

与此同时，有些小说家不仅运用弗氏学说分析作品中人物的精神世界，而且有意识地剖析自我的内心深层图景，毫不留情地坦露出灵魂的起初面目。他们如惠特曼所唱的，“我赞美我自己，我歌唱我自己”。在小说中，作家要么以“我”的身份直抒胸臆，表现自己的感觉、嗅觉、味觉以及本能的冲动，如王蒙的《春之声》，陈村的《死》，阿城的《遍地风流》，张承志的《北方的河》等；要么假托一个人物来代替自己，如张贤亮的《初吻》、《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但这些小说中，作家理性的思考还始终是清醒的，到了张洁的一系列小说中，“我”则以一种非自觉状态进入了情节之中。这里，作家虽然还未出场，但读者已经从作品的深层结构中悟出了作家无意识中的“本我”。已经有论者指出，张洁的一系列小说，皆明显表露了自己性意识中的“恋父情结”。她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波西米亚花瓶》到《拣麦穗》、《沉重的翅膀》中，爱情的双方皆是一个“老夫少妻”的模式。究其原因是，她在幼年时，父亲就遗弃了她的母亲。这是她人生的一个缺憾。所以，在她的无意识中，便渴望着有一个慈祥和蔼、正直睿智的父亲。所以从她的笔尖下不知不觉流出了这个埋藏在心底的秘密。

当然，也有一些作家由于认识上的局限，对弗氏学说缺少辩证的科学分析，在创作实践中，过分迷恋于弗氏所描述的那种生物本能，为写性而写性，大胆展览有余，严肃描写不足，作品缺少一定的审美意义。如晓剑的小说《玫瑰与宇宙之筏》，便表现了一个所谓充满着性冲动的原始山寨。这里任何一个小竹屋的女人都渴望着男人。在这个氏族的女人看来，凡是漂亮的女人都会有很多男人，有很多男人的女人才是幸福和骄傲的。莫应丰的《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便细致地描写一个因丈夫性无能而饥渴的女子如何毫无顾忌地扑向一个健壮男人的怀抱的故事。还有人把性饥渴的寡妇和发情的母猪采取共时结构放在一起去描绘的小说。诚然，对待性的态度，是人性解放的标志，是有关生命存在方式、生命意识问题，但是，如果过分强调了性本能和野性的情态、野性的性心理状态，忽略了人性中所积淀的社会的、道德的、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没有表现出肉体交融时那种情感的升华，这便导致把人的性爱沦为动物也具有的生物本能上。鲁迅先生曾讽刺道：“弗洛伊德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看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欲……”连赞同弗洛伊德文艺观的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也说：“我的最觉得不满意的是他那将一切都归在‘性底渴望’里的偏见，部分底单从一面来看事物的科学家癖。”

同时，还有个别作家在创作中过于专注于弗氏所描述的人的无意识中非理性的本能冲动，将目光集中在精神病患者才有的变态心理，呓人说语般的梦魇上。作品中情节和人物的行为扑朔迷离，无因果，无逻辑，无现实生活的投影。作品中流露出一种玩世不恭的世纪末的感情，究其实，内容和形式都不过是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一种简单模仿。湖南有一位年轻的女作家，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在写白痴、神经病患者、性变态者，写阴谋、奸情、残杀、自虐狂。在她所描绘的世界中，仿佛如临世界末日。如果我们持一种宽容的态度，这种艺术上的追求我们可以允许存在的话，但也不必当海外有人吹捧时，我们便奉此为圭臬。我们当总结历史的教训，不应为了廉价的自我满足而忘记作家肩上的使命。

总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我们应当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予以剖析和扬弃，吸收合理的内核，总结它对新时期小说所带来的利弊得失，使我们的文学事业在东西文化的互补中获得不断的进展。

1987年4月

【注释】

[1]《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5页。

[2]见《文学评论》1988年3期7页。

[3]见《光明日报》1987年2月5日苏华一文。

[4]《小说评论》1985年4期。

[5]《小说选刊》1987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