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两广总督卢坤等奏为律劳卑来粤不遵法度现予封舱示惩片”（道光十四年八月），《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146～149页。

[2]“两广总督卢坤奏为叩谢赏还兼衔花翎仍带革职留任之恩折”（道光十四年十月初三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164～165页。

[3]南木：“鸦片战争以前英船‘阿美士德’号在中国沿海的侦察活动”，《鸦片战争史论文集》，第110～111页、第106～107页。

[4]严中平：“英国资产阶段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鸦片战争史论文集》，第39～41页。

[5]清末水师，有外海、内河之分。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先后建立盛京、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外海水师及湖北、湖南、江西、广东、江浙内河水师。根据乾隆年间统计，清初各地水师战船数目如下表（《清朝通典》，第2603页）：

[6]黄爵滋：“审明员弁吸食鸦片分别定拟疏”（道光二十年四月初六日），《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第110页。史澄：《同治番禺县志》，载《鸦片战争》丛刊，第4册，第343页。

[7]林则徐：“密陈以重赏鼓励定海民众诛灭敌军片”（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十日），《林则徐集·奏疏》（中），第861页。

[8]林则徐：“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道光二十年八月），《林则徐集·奏疏》（中），第885页。

[9]林则徐：“致苏廷玉”（道光二十二年三月），《致姚椿、王柏心》，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上浣，《林则徐书简》，第191、197页。

[10]曾国藩：“水师得胜歌”，《湘军记》，第352～353页。

[11]薛福成：“荩臣忧国”，《庸盦笔记》，第16～17页。

[12]“怡良等奏英怂恿中国买其炮船并允助战已予批驳”（咸丰六年三月十九日），《筹办夷务始末》 ，第2册，第456页。

[13]“总署收署总税务司赫德禀附申呈及轮船枪炮价值等单”（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二日），《海防档》甲（一），第12页。

[14]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八日），《曾国藩全集》，第3册，第1603页。

[15]姜鸣：“难与运抗争”，《天公不语对枯棋》，第5页。

[16]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Fitting Qut, Dispatching to China, and Ultimate Withdrawal of the Anglo-Chinese Fleet Under the Command of Captain Sherard Osborn; and the Dismissal of Mr.Lay from the Chefi Inspectorate of Customs. Inclosure 2 in No. 1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v. 27. p. 235.译文参见《清末海军史料》，第162～163页。

[17]Captain Osborn to Earl Russell, Inclosure 2 in No. 1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v. 27. p. 235.

[18]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上），第319，324～325，326～330页。

[19]“奕等又奏请我国师船一律添设黄龙旗折”“给英法美俄四国公使照会”（同治元年闰八月二十七日），《筹办夷务始末》，第1册，第405～407页。清政府照会中声称“黄色画龙”，却未说明旗帜底色。从现存龙旗实样看，均以黄色为旗色，龙为青色。

[20]“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九日上谕”，《海防档》甲（一），第117页。

[21]曾国藩：“密陈购买外国船炮预筹管带员弁折”（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二日），《曾国藩全集》，第5册，第2925～2927页。

[22]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上），第319，324～325，326～330页。

[23]《赫德日记——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1863～1866）》，第52～53页，1863年12月12日。

[24]“总署奏附现议轮船章程”（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海防档》甲（一），第162～165页。

[25]“总署收两江总督曾国藩函”（同治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海防档》甲（一），第244～246页。

[26]曾国藩：“复李鸿章”（同治二年六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全集》，第26册，第3886～3887页。

[27]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上），第319，324～325，326～330页。

[28]《赫德日记——步入中国清廷仕途（1835～1911）》，第363页，1863年6月29日。

[29]赫德：“致金登干”（1879年12月21日），《中国海关密档》，第2卷，第276页。李泰国回国后在1876年破产，“既无面包，又无朋友”，见“金致赫第94号”（1876年6月5日），《中国海关密档》，第8卷，第78页。赫德曾多次给予帮助。

[30]阿思本回国后，于1864年受命指挥“皇家至尊”号军舰，接着到印度管理“大印半岛”铁路，后来作为董事管理电报建设与维修公司，从地中海和红海铺设海底电缆到印度和香港。1871年受命指挥“罕侃尔斯”号铁甲舰。两年后晋升为海军少将。他于1875年5月8日死于中风，见金登干：“致赫德”，1875年5月14日，《中国海关密档》，第1卷，第250页。5月10日《泰晤士报》上的讣告称其“具有最高的专业才能，以沉着冷静、敏捷机智而出名，富有海军大胆冒险的精神。他胆大心细，他军纪严明，是最孚众望的上校之一。他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管理者”。见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上），第342页。

[31]“总署收英署使威妥玛照会附轮船总账”（同治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海防档》甲（一），第611页。

[32]吴乾兑：“阿思本舰队与英国的侵华政策”，《历史教学》，1984年，第8期。

[33]曾国藩：“与李瀚章”（咸丰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曾国藩全集》第21册，第315页。

[34]“奕等又奏等奏请派京营弁兵往江苏学制火器折”（同治三年四月二十八日），《筹办夷务始末》，第3册，第1081页。

[35]“奕等又奏等奏请派京营弁兵往江苏学制火器折”附李鸿章函（同治三年四月二十八日），《筹办夷务始末》第3册，第1087～1089页。

[36]《曾国藩全集》，第17册，第748页，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日记。

[37]李惠贤：“‘黄鹄’，中国自造第一艘轮船”，《船史研究》，第2期。

[38]容闳：《西学东渐记》，第75页。

[39]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同治四年八月初一日），《李鸿章全集》，第2册，第201页。

[40]据张伯初“上海兵工厂之始末”云：“制造局创设之初，由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奏准办理。故以江督苏抚为督办长官。有时江督迁调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或湖广总督者，仍兼本局督办，有时非由江督迁调之直督亦遥兼本局督办。”见《人文月刊》，第5卷，第5期，1934年6月15日。这是指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等人对江南制造局的控制情况。

[41]应宝时修、俞樾纂：《上海县志》,卷二，页二十九。

[42]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第68页。

[43]“同治七年九月初二日调任直隶总督曾国藩折”，《洋务运动》丛刊，第4册，第17页；池仲祐：《海军实纪·造舰篇》（上）；《清末海军史料》，第175页。

[44]“同治七年九月十七日军机大臣字寄”，《洋务运动》丛刊，第4册，第19页。

[45]马新贻：“续造第二号轮船工竣循案具报折”（同治八年六月十五日），《马端敏公奏议》，卷七，页五十五。

[46]“同治十三年二月十七日总理衙门收南洋通商大臣李宗羲文”，《海防档》（一），第137页。

[47]“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两江总督沈葆桢奏”，《洋务运动》丛刊，第4册，第37～38页；李鸿章：“议复梅启照条陈”（光绪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李鸿章全集》，第9册，第259～260页。

[48]李鸿章：“上海机器局报销折”（光绪元年十月十九日），“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李鸿章全集》，第6册，第413页、第162～163页。

[49]李鸿章：“议复梅启照条陈”（光绪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李鸿章全集》，第9册，第259～260页。

[50]“日意格1864年关于中国内陆的日记”，《近代史资料》，总90号，第8页。

[51]关于这艘小轮船，左宗棠记载说：“前在杭州时曾觅匠仿造小轮船，形模初具。试之西湖，驶行不速。以示洋将德克碑、税务司日意格，据云大致不差，惟轮机须从西洋购觅，乃臻捷便。因出法国制船图册相示，并请代为监造，以西法传之中土。”见左宗棠《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十八，页五～六。日意格记载说：左宗棠“让我看一只中国人自行建造的小汽船。该船的轮廓与宁波的船只相仿。一前一后共装载两人。总的来讲，它拥有了引擎发动机的所有细节，足以示范船究竟是如何运行的，但也仅此而已。总督曾在西湖对该船进行试航。他向我展示了用作设计的两件工具，说这是一名60岁的中国人制造的”。见《日意格1864年关于中国内陆的日记》，《近代史资料》，总90号，第47页。又据陈其元记载：“……仿造小轮船二艘，试之均能合用，第以公费甚巨，无款可筹，且贼已将次剿灭，乃置之不讲。”见陈其元《庸闲斋随笔》，卷十一，页二。

[52]左宗棠：“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十八，页一～九。

[53]左宗棠：“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十八，页十二。

[54]左宗棠：“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十八，页一～九。

[55]“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左宗棠咨呈附清折”，《洋务运动》丛刊，第5册，第34～46页。

[56]“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军机大臣字寄”，《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二十，页七十六。

[57]黄维煊：“福建船政局厂告成记”，《福州马尾港图志》，第40～41页；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有关章节；日意格：“关于福建船政的演讲”，《船政研究集萃》，第206～207页。

[58]沈葆桢：“第一号轮船下水并续办各情形折”（同治八年五月十二日），《沈文肃公政书》，卷四，页三十五～三十六。

[59]“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九日文煜等奏”，《洋务运动》丛刊，第5册，第124～125页。

[60]何刚德：《客座偶谈》，卷一，页十。

[61]庞百腾：《沈葆桢评传》，第256页及第291页注［23］。

[62]“倭仁奏正途学习天文算学为益甚微所损甚大请立罢前议折”（同治六年二月十七日），《筹办同治夷务》，第5册，第2009页。卷四十七，页二十四。

[63]“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总理衙门收曾国藩函”，《海防档》乙（二），第326页；左宗棠“复陈福建轮船局务不可停止折”（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一，页三十四。

[64]“同治十一年四月初一日沈葆桢奏”，《洋务运动》丛刊，第5册，第114页。

[65]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李鸿章全集》，第5册，第107页。

[66]李鸿章在给王凯泰的信中说：“雪帆阁部有停造轮船之奏，未知执事如何筹复？……闽轮创之左公，沪船创议曾相，鄙人早知不足御侮，徒增糜费。今已成事而与欲善其后，不亦难乎？”见《复王中丞》，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李鸿章全集》，第30册，第408页。当他自己出奏支持继续造船之后，又这样向王凯泰解释：“轮船有不可中止之势，季（左宗棠）、丹（沈葆桢）两公大声疾呼，鄙人岂复能异议？”见“复王补帆中丞”（同治十一年六月初一日），《李鸿章全集》，第30册，第454页。表明他只是出于礼节，漫应左、沈而已。

[67]《北华捷报》，1874年3月5日，载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04页。

[68]《申报》，同治十三年正月十九日。

[69]巴斯蒂：“福建船政局的技术引进”，《船政研究集萃》，第108页。

[70]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第116～117页。

[71]沈葆桢：“第十七号艺新轮船下水片”（光绪二年四月初十日），《船政奏议汇编》，卷十三，页三十二。

[72]“光绪八年十二月初三日督办船政黎兆棠奏”，《洋务运动》丛刊，第5册，第260页。

[73]李鸿章：“议购铁甲船折”（光绪六年二月十九日），《李鸿章全集》，第9册，第19～20页。

[74]左宗棠：“闽省船政局造船玩延讳饰请旨申饬折”（光绪九年十二月初七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十一，页七十七；何如璋：“遵旨查明船政前此承造开济快船并无玩延讳饰据实复陈折”（光绪十年五月二十四日），《船政奏议汇编》，卷二十五，页一～九。

[75]“船政大臣历年经费报销折”，《洋务运动》丛刊，第5册，第151～162页、222～233页、256～263页、274～282页、401～404页。

[76]“同治十年十一月初六日总署奏”，《海防档》乙（一），第312页。

[77]李鸿章：“天津机器局报销折”（光绪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李鸿章全集》第12册，第312～313页、558～559页。

[78]密妥士1867年4月18日致英国驻天津总领事摩尔根的备忘录中记载：“现在每天雇着1000至1200个中国小工和泥瓦匠、木匠在赶建厂房。大半的小工正在垫高四尺的地基，上面拟铺设轨道，把厂地上的各个建筑和大门外的船坞联接起来，也有工人在挖大门上的船坞。”见“英国驻华各口岸领事商务报告”，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49页。

[79]《益闻录》，第五十四号，光绪六年五月十三日。

[80]《益闻录》，第七十三号，光绪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81]张焘：《津门杂记》，第69页。

[82]李鸿章：“机器局请奖折”（光绪七年八月初二日），《李鸿章全集》，第9册，第460页。

[83]《北华捷报》，1881年8月26日，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59页。又，李鸿章曾说，光绪六七年间，机器局“又成‘仙航’小机船一号”。见“机器局经费报销折”（光绪九年二月十六日），《李鸿章全集》，第10册，第164页，估计即指此船。

[84]《海关贸易关册》，1876年份，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58页。香港黄埔船坞公司成立于1863年。这年它购得设在黄埔的“柯拜船坞”，1870年又吞并了另一家船厂“于仁船坞公司”。此外，它在香港还有多座船坞。张树声曾说：“所购西人船坞，环山带水，为省河中形胜之区。其于仁船澳局势堂皇，地尤旷阔。”见“筹议设立西学馆事宜折”（光绪六年），《张靖达公奏议》，卷五，页十二。说明原于仁船坞部分也一并为两广总督购得。在1867年，香港黄埔船坞公司在黄埔拥有五座船坞，于仁船坞也有四座船坞。但刘坤一和他的后任似乎只修复了其中的两座，即长574英尺的大石坞和长383英尺的水雷坞。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5～6页、第458页。

[85]刘坤一：“复刘仲良”（光绪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刘坤一遗集》，第44册，第1811页。

[86]“光绪七年闰七月二十三日两广总督张树声奏”，《洋务运动》丛刊，第2册，第514～515页。

[87]“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两广总督张之洞奏”，《洋务运动》丛刊，第4册，第381～382页。

[88]“光绪十六年八月初七日两广总督李瀚章奏”，《洋务运动》丛刊，第4册，第389页。

[89]左宗棠：“拟购机器雇佣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左文襄公全集集·奏稿》，卷十八，页一～九。

[90]船政学堂何时迁入马尾，各种说法不一。闽浙总督吴棠同治六年奏：“臣吴棠先于五月初旬乘舟前往，周历勘视工程粗有端绪，查知学堂教习洋师均能认真讲授。”见《洋务运动》丛刊，第5册，第52页。沈葆桢说：“六月十九日，就马尾甄别法学艺童，随及英学艺童。”见“察看福州船坞大概情形折”（同治六年八月初六日），《沈文肃公政书》，卷四，页六。说明在此以前，学堂已迁新址。但梁同怿编的《马尾海军学校稿》曰：“同治六年冬，马尾两学堂址落成后，遂将亚伯尔顺洋房艺童归于前学堂，……其设于白塔寺、仙塔街两处艺童并于后学堂”，转引自包遵彭《中国海军史》，下册，第688页，录之待考。

[91]沈葆桢：“船工将竣谨筹善后事宜折”（同治十二年十月十八日），《沈文肃公政书》，卷四，页六十四。

[92]左宗棠：“详议创设船政章程折”（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船政奏议汇编》，卷二，页九～十。

[93]寿尔：“田凫号航行记”，《洋务运动》丛刊，第8册，385～388页。

[94]黄维煊：“福建船政局厂告成记”，《福州马尾港图志》第43页。

[95]K.Biggerstaff: 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译文载《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463～464页。

[96]沈葆桢：“察看福州海口船坞大概情形折”（同治六年八月初八日），《沈文肃公政书》，卷四，页六～七。

[97]沈葆桢：“三号轮船下水并续造轮船情形折”（同治九年五月十四日），《沈文肃公政书》，卷四，页四十六。

[98]“同治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文煜奏”，《洋务运动》丛刊，第5册，第97页。文煜在奏折中说：“至学堂艺童练习驾驶，沈葆桢前因购致板船未得，议将第三号‘福星’作为练船。兹已购得日耳曼国板船一号，改名‘建威’，按照兵船之式，量为修改。一俟修竣，即可将英国学堂上等艺童概令上船练习。”由此可知，“建威”实为船政学堂第一艘练习舰。又，王家俭《李鸿章与北洋舰队》第217页称：“船政所具有的第一条练船是‘辰下第三号’……该船是一条八十匹马力的木质战船，改作练船后易名为‘福星’。”这一记叙有误。查沈葆桢“三号轮船下水并续造情形折”谓：“去岁派员到香港南洋各处购致板、轮船以资艺童练习，无如愿售者皆朽窳之余，不适于用。购旧修整，价又不赀，遂作罢议，而登舟练之事终不可以久延。辰下第三号八十匹马力轮船告成，其式本属战舰，利于巡洋，拟以学堂上等艺童移处其中，饬洋员教其驾驶……第四号系一百五十匹马力，龙骨业已安置，船肋斗合亦已过半……兹谨将三号拟名‘福星’、四号拟名‘伏波’，以资号召”。见《沈文肃公政书》，卷四，页六～七。“辰下第三号”应不是船名。“辰下”，当作“时下，目前”解，“第三号”则为船政自制轮船的排序。

[99]陈悦：《船政史》，上册，第192页。黄振威《番书与黄龙：香港皇仁书院华人精英与近代中国》，第102～103页。外堂生赡银高于内堂生，见沈葆桢：“复陈船政经费支绌情形折”（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船政奏议汇编》，卷八，页八。

[100]黄维煊：“福建船政局厂告成记”，《福州马尾港图志》第43页。

[101]K.Biggerstaff: 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译文载《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466页。

[102]《海防档》乙（二），第511～512页；《沈文肃公政书》，卷四，页六十二；《申报》，同治十三年九月初十日；《清末海军史料》，第357、3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