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胡廷卿
光绪二十三年，秀才胡廷卿52岁了。年过半百，有两个儿子。胡廷卿是典型的中国秀才，名兆祥，字廷卿，号和轩，字号都齐全的。他是道光年间生人，生于道光乙巳年，也就是公元1845年。那时，第一次鸦片战争刚结束不久，胡廷卿还不知晓世道艰难，人间兵连祸结。
胡廷卿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安徽省祁门县十二都贵溪村。和那时候大部分中国人一样，出生地决定了一个人的视野和格局。如果从光绪二十三年开始回忆，秀才胡廷卿的前半生实际上乏善可陈。他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参加了乡试。那一年，贵溪村的亲友族人设宴为他的“乡试饯行”，赠送程仪（亦称“程敬”，旧时赠送出行者的财礼）。胡廷卿不负众望，获得了秀才功名。事实上他一生的荣光也止于秀才，并最终以塾师为职业，承担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胡廷卿最初在秀峰书舍任教，后受聘于白杨院。白杨院在贵溪村北五里，是村中的高级学府，在此之前出了不少科甲之士。胡廷卿以秀才学历执教于白杨院，且带出多名在科举考试中颇有斩获的学生，说明他的八股文功底还是相当了得的。
但是随着时间流逝，晚清塾师胡廷卿发现，生活似乎变得入不敷出了。如果从光绪二十三年开始回忆,13年前的农历五月初三，他的长子阳开定亲，仅“聘金”一项就支出32元，而那一年胡廷卿的束脩（教学收入）是47元，用于生活费的支出可谓捉襟见肘。而让光绪二十三年的胡廷卿寝食不安的是，第2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的幼子云鹄要结婚，婚礼及采仪、聘金等开销多达近百元，胡廷卿预估了一下来年的束脩收入，那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借助其他手段开辟财源，谋取收入，这样才能维持一个士绅的体面生活。
由此，光绪二十三年，胡廷卿这样一个底层士绅的烦恼人生就有了普遍意义。准确地说，在教学之余，为村民提供合八字、合婚、择期及治病等服务，并收取一定的喜包钱，是胡廷卿式中国底层士绅的谋生之道。胡廷卿精通医学，治病喜包的收入最多。同时，他推算八字、看日子、择期、合婚等，凡是识文断字的先生能干的活他都干。光绪二十三年，胡廷卿徐徐展开的就是中国乡村士绅的现实生活图景。生活在歌唱，即便不是歌唱，胡廷卿的人生也变得没有那么烦恼了。
正月十四，收田坑海林弟喜包钱200 （文），为合八字。
四月□□，收板溪送喜包钱200 （文），为择婚期。
五月廿二，收三余送喜包钱200 （文），为择婚期。
在这个底层士绅的账簿记载中，生活的滋味是由一连串看不到头的200文喜包钱串起来的。如果有一天能看到头，有滋有味的生活估计也就到头了。
但是时移世易，胡廷卿的士绅生活不知不觉间也有了商品经济的影子。一切得从祁门红茶创制人胡元龙说起。祁门县为中国传统茶区之一，以枝茶为主要品种。由于枝茶生产周期漫长，茶叶制成后需要存放3年以上的时间才可上市销售，贵溪茶商胡元龙决定改进制作工艺。光绪年间，祁门红茶成了中国著名茶叶品牌。此后，贵溪村茶叶生产逐渐红茶化，村中开设有太和丰、胡日隆、永兴祥、源利祥、胡日兴、胡怡丰、永昌栈等多家茶号，收购毛茶，精制红茶。胡元龙是胡廷卿叔父，这样的改制毫无疑问是可以恩泽后人的。胡廷卿就是被恩泽者之一。胡廷卿从光绪十一年（1885年）开始，相继购买了汪郎冲、徐家坞等四处茶棵园地，加上祖上传承下来的祠背后、小弯2处，共有6处茶棵园地可以种茶。由此，士绅胡廷卿也成了一个小型地主。光绪二十三年年底的某个夜晚，小地主胡廷卿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用正楷小字小心翼翼地记下当年的红茶销量及销售收入：
全年共卖出红茶72.11斤，销售收入16.951元
钱虽然不多，但胡廷卿聊以自慰的是，他的士绅身份还是大于地主身份的。读书人嘛，本分不能丢。
只是胡廷卿不知道，在光绪二十三年的大背景下，他茶叶收入的风调雨顺实际上曲折反映了国内外茶叶市场的风吹草动。光绪二十三年时，两次鸦片战争都已经爆发，太平天国战争也早已平息，西方国家对中国茶叶商品有着强烈需求，民间外销茶叶的“洋庄”茶十分盛行。最关键的是，中国茶叶又是唯一不与西方工业品发生竞争的产品，胡廷卿等由此过了些年由茶叶稳定收入带来的安生日子。胡廷卿本人所耳闻目染的是，光绪八年（1882年），祁门红茶新品种首次在汉口销售，就受到海外茶商的青睐，价格步步走高。光绪十年（1884年），祁红每担售价34两银子；光绪十二年（1886年），每担40两到44两之间；光绪十四年（1888年），每担达45两至52两银子；光绪二十三年每担茶价超过了60两。胡廷卿感觉，生活的风调雨顺就是茶价的步步高，这样的日子才有盼头。甚至秀才胡廷卿与时俱进，开始注资入伙茶号，成为茶号的股东，转身成为一名茶商。他入伙福和祥、恒丰等茶号，注入资本金，获取作为茶号股东的售茶收益。当然胡廷卿入伙茶号，以及作为股东享有的利润分配和承担经营风险，在经营制度上仍然承袭明清徽商原有的机制，没有出现什么制度创新。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光绪二十三年还是帝制中国的时代，太阳底下无新事。
被茶事恩泽的不仅仅是胡廷卿，还有他的两个儿子。长子阳开虽然多次参加县试、府试和院试，但只获得童生功名，连秀才都没考上。此后，阳开只能像他父亲一样，做一个乡村塾师。因为没有秀才功名，阳开只能带二三名学生，束脩收入远远低于父亲当塾师的收入。光绪二十三年其实也是阳开的人生拐点。因为到了第2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阳开下海经商，替茶号运送祁门茶叶至汉口、广东等地。事实上这样的押运让阳开的经商天赋得以检验——他口才好，有一定的交际、公关能力。对于沿所受税卡衙役等勒索、盘剥应付自如，最终圆满完成任务，这让阳开的市场经营能力得到了同行的认可，甚至有茶号以提前预付工资的方式聘用阳开。另外胡廷卿的次子云鹄也在景德镇的方长春号学习商业知识，时不时地从当地购买大米运回本村销售。
胡廷卿父子经商后，家庭收入也有所增加。在远销茶叶的过程中，阳开带回了“洋肥皂”“洋面盆”“洋缎”等西方进口商品，这让祁门县贵溪村仿佛也与世界接轨了，大家不再是井底之蛙。
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一天，胡廷卿做出一个重大决定——分家。他把所有茶园地都均分给子孙，自己不再经营茶叶生意，而是专职从事教学，以束脩和“喜包钱”为生活来源。这一年胡廷卿虚岁60,对秀才功名尤为看重，决定要过单纯的士绅生活。虽然一年之后，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但胡廷卿并没有因为废科举而影响他的束脩收入。山村岁月长，好多东西不能一刀两断，一切都还会藕断丝连、细水长流。甚至在中华民国成立后，老秀才胡廷卿转变身份，成为本村养正国民小学的倡办者，不仅在新式学校教育中继续获得收入，其秀才身份依然让他成为货真价实的士绅——那些时移世易的动荡，似乎都与光绪二十三年中年胡廷卿的心境差不多：变是常道，不变更是常道，一切以不变应万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