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19世纪末期西方建筑师的变革尝试

4.1 在历史风格样式的旋涡中

新型建筑物的出现、钢铁水泥等工业生产的材料的使用和结构科学的兴起可以称为19世纪建筑业中的三新——新类型、新材料和新结构。那么建筑设计、建筑艺术、建筑风格和建筑理论方面的情况如何呢？这是我们将要着重考察的方面。

类型、材料、结构等大体上可以称为建筑生产和创作的“硬件”；另外一些方面，包括建筑设计方法、建筑艺术和风格、建筑思想理论等可以称为建筑的“软件”。19世纪建筑硬件方面发生了空前的重大改变，可是建筑软件方面的变化，总的说来，却非常迟缓，19世纪80年代以后才有了一些较为明显的改变，然而仍是零零星星、此起彼落的局部现象。直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欧洲和美洲大部分地区，建筑历史传统的作用一直十分强大，大多数情况是尽管功能类型、材料结构已经改变，而形式、艺术风格还沿用旧的一套，形成新的硬件与旧有软件的交叉结合。在重要的高级的建筑物上，情况越发如此。

所以，尽管在19世纪出现了那样重要的建筑业的新事物，而在建筑形式和建筑艺术风格方面却盛行这样那样的历史建筑样式的“复兴”（revivalism）。如英国的议院大厦（1836—1868）是“哥特复兴”的建筑，美国国会大厦（1855—1864）是“罗马复兴”的代表作，美国许多大学的校舍是“哥特复兴”，而一些19世纪著名的高级住宅则又盛行过“希腊复兴”。后来，建筑物的功能和体量实在距古代建筑样式太远了，在矛盾突出的场合，便采用比较灵活的方式，即不拘泥于某一种历史样式，而是多方撷取，稍加变动，灵活组合，这后一种方式的产物被称为“折衷主义”（eclecticism）建筑，巴黎歌剧院是著名的一例。后来，仿效、“复兴”的对象有了扩大，英国皇家建造过印度建筑样式的房屋，美国人按古埃及神庙样式建造墓地建筑等。这样的事例在世界建筑史中多有记述。

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我们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历史上许多地区许多时代产生的建筑形式经过长期的使用，经过历代匠师的琢磨调整，已经从一般的偶然的形式提升为建筑艺术的规范形式。它们本身比较完整、成熟、精练，在历史过程中又带有一定的象征性，成为人们容易理解的某种表意性符号。古代希腊的柱式体系、文艺复兴时期的圆穹顶、中世纪哥特建筑的尖拱和尖塔等等都具有这样的性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建筑审美观念和这种观念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在起作用。

19世纪英国著名的学者、评论家、文学家兼建筑评论家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在他的一本论建筑的著作《建筑七灯》中的一段话，明确表达了当时欧美上层社会的建筑审美心理和建筑艺术观。他在1849年写道：

“我们不需要建筑新风格，就像没有人需要绘画和雕塑的新风格一样。但我们需要某种风格。”“我们现在已知的那些建筑形式对于我们是够好的了，远远高出我们中的任何人；我们只要老老实实地照用它们就行了，要想改进它们还早着呢。”

这种保守和谨守旧规的观点出自一位学识渊博、才气横溢的学者之口，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奇怪，然而这正代表了当时上层社会人士普遍的心声：祖辈传下来的建筑形式多好呀，老老实实地照章用它们吧，别妄想出什么新点子！

18世纪末期，在法国大革命的高潮中，有几位法国建筑师提出了不拘泥传统，不沿袭历史建筑样式的崭新的建筑设计方案。列杜（C.N.Ledoux，1736—1806）和部雷（Etienne-Louis Boulée，1723—1799）就是这样的人，他们设计过采用简单几何形体、几乎全无装饰的房屋，为的是要在建筑形象中表现纯真、节俭、理性和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和美德。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的高潮时期，激进分子对艺术提出了全新的要求。1793年一个艺术评判委员会的委员在会议上说，画家只要凭借一副圆规和一把直线尺就行了。在建筑部门的会议上，一个叫杜孚尔尼的人断言道，一切建筑物都应当像公民的美德一样单纯。不需要多余的装饰。几何学应当使艺术复兴起来。但这种观点和做法是一些特例，没有广泛的文化和物质基础，当革命激情消退以后，便无影无踪了。

到了19世纪，新兴的掌握了政治权力的资产阶级又在历史的建筑积存中找到了适合种种需要的可资借用的建筑形式。开始阶段，新兴资产阶级为了表示与过去的腐朽的宫廷和贵族有所不同，他们不用巴洛克风格、洛可可风格，而选择形象庄严、宏伟，富有纪念性的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建筑样式作为自己新建筑的蓝本，因为它们多少可以与自由、民主、共和、理性等概念挂上一点钩。拿破仑帝国为了显示它的强大权力和赫赫武功，不搞希腊风格而仿效罗马帝国的宏伟壮观的建筑；德国政治家为了显示其与法国的不同而采取希腊风格。

4.2 突破仿古潮流的尝试

社会生活在迅速变化，新建筑类型不断增多，有的尚能包容在传统建筑的形象之内，但也有一些新型建筑物，功能要求复杂或是体量非常高大，难于套用一二千年以前产生的建筑样式。坚持套用旧形式旧风格会遇到很多的矛盾和困难。19世纪美国盛行“希腊复兴”时期，美国大城市中的一些海关或银行建筑常爱套用古希腊神庙的形体样式，建筑师只得想出各种手法将新的金融财政机构的功能要求“塞入”古代神庙的固定形体之中。纽约原海关大厦（1834—1841）就是一个例子。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费城吉拉德学院的一座教室楼（Girard College，Philadelphia，1833—1847，建筑师Thomas U.Walter），教室有12间，当时校方坚持要使教室楼具有希腊神庙的外貌，建筑师只得将12间教室分在三层，每层4间，互相紧靠，通通塞入由科林斯柱子围成的神庙形体之中，教室的通风照明受到旧建筑样式的妨碍，最上一层的4间教室无法开普通窗子，只好开天窗。建筑师当时并不主张这样的方案，但是业主的意志决定了一切。吉拉德学院的这座教室楼费时十多年，花了200万美元，在当时是非常昂贵的建筑，但后来由于功能欠佳长期闲置不用。

这种作茧自缚和削足适履的做法渐渐引起人们的怀疑和反对，自然，起初只是零星和分散的异议。在吉拉德学院教室楼尚未竣工的时候，一位美国建筑师A.吉尔曼在1844年的《北美评论》杂志上撰文反对建筑中的“希腊复兴”和“哥特复兴”，认为这好像是企望将死人复活。他说，将当代的住宅搞成希腊庙宇模样既不符合要求又是愚蠢之事，住宅的开窗就不应死套庙宇的开窗办法。当代美国人不是希腊人，不是中世纪的法国人，也不是中世纪的英国人。吉尔曼的批评带有理性的分析，不仅仅是情感上的歧见。不过在1844年他提出的改进做法并不是不要追随历史，而只是将仿效的对象向后推移，他主张从更晚出现的历史风格中寻求启发，实际上他心目中指的是文艺复兴时期和在这之后的建筑，他认为后来的建筑的创造者更像19世纪的美国人，两者的需要更接近。吉尔曼又主张可以从历史建筑中挑选适合我们需要的部分，其余部分可以弃之不顾，可以将各式各样来源不一的东西拼合使用。无论如何，吉尔曼的看法反映了当时一部分人对单纯仿古的批评。

在欧洲，对仿古潮流的批评具有较为深刻和彻底的性质。1849年，法国《建筑评论》发表文章说：“新建筑是铁的建筑，建筑革命总会伴随社会革命而到来……人们坚持要改革旧的形式，直到有一天风暴来临，把陈腐的学派和它们的观点扫荡殆尽。”1850年法国一家报纸刊文提出“利用新兴工业提供的新方式，人们将要创造自己时代的全新建筑”。1850年，伦敦水晶宫正在兴建尚未竣工时，欧洲已经出现了一些用铁架建成的展览馆和市场建筑，它们都是以工程师为主设计和建造起来的，当时建筑界的大多数人对之十分轻视，甚至鄙夷它们没有建筑艺术。针对这种状况，1889年巴黎《费加罗报》刊文说：“长时期以来，建筑师衰弱了，工程师将会取代他们。”这些言论出自当时建筑师圈子外的人士之口，它们反映了建筑材料、结构等方面技术革新引起的新问题，同时也表达出新兴工商界对建筑师提出的新要求。

少数思想敏锐的欧洲建筑师做出了反应，他们开始意识到保守的学院派建筑思想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他们开始探索新的道路。

法国建筑师拉市鲁斯特（H.Labrouste，1801—1875）是较早同学院派决裂的一个人，他原来是法国艺术学院的一名高才生，得到奖学金去罗马研究古建筑。他注意研究历史上建筑技术的成就，发现古代建筑都是在当时当地建筑技术条件下产生的。他回到巴黎后提出改革建筑教学的主张，因而与学院意见分歧。他自己收了一批学生，指导他们从实践中学习建筑本领。1830年，拉布鲁斯特在书信中写道：“我要他们（指学生）了解，只有从建筑工程构造中产生出来的装饰才是合理和有表现力的。我反复告诉他们，艺术能美化各种东西，但坚决要他们理解，在建筑中，形式永远必须适合它所要满足的功能。”1843年拉布鲁斯特得到巴黎圣杰列维夫图书馆（Bibliothéque Siant-Genevieve，1843—1850）的设计任务。在这座图书馆建筑中，他采用一系列半圆形铁拱架，并让那些铁构架袒露在室内，这在当时文化性建筑中没有先例。1858年，拉布鲁斯特又得到巴黎国家图书馆（Bibliothéque Nationale，1858—1868）的设计任务。他认真解决实用功能问题，在阅览厅中采用特别的结构方式：用16根铁柱子支承9个圆穹顶，日光从每个穹顶上的玻璃窗洞中射进来，使大阅览厅得到均匀的光线。这个图书馆的书库采用多层铁架结构，实用而轻巧，节省空间。这两座19世纪的法国图书馆建筑表现了拉布鲁斯特勇于采用新材料新结构解决实用功能问题的创新精神。上面谈到的新观点和新尝试在19世纪的建筑舞台上几乎不占什么位置，它们是分散的、微小的呼声，随即被崇古仿古的潮流所淹没，成不了气候。只有19世纪末芝加哥一批建筑物才稍为集中地表现了建筑设计观念的一次突破。

4.3 19世纪末美国的“芝加哥学派”

芝加哥在19世纪前期是美国中西部的一个普通小镇，1837年仅有4000人。由于美国西部的开拓，这个位于东部和西部交通要道的小镇在19世纪后期急速发展起来，1880年人口剧增至50万，1890年人口又翻了一番达到100万。经济的兴旺发达、人口的快速膨胀刺激了建筑业的活力。1871年10月8日芝加哥市中心区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火灾，全市1/3的建筑被毁，这就更加剧了对新建房屋的急迫需求。在此种形势下，19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在芝加哥出现了一个后来被称为“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的建筑工程师和建筑师的群体，他们当时主要从事高层商业建筑的设计建造工作。芝加哥位于密歇根湖畔，地质条件很差，这批建筑工程师首先创制“满堂红”的筏形基础，克服了地基的缺陷，又首先使用铁的全框架结构，使楼房层数超过10层，接着，12层、14层、16层和更高的商业建筑和商业写字楼不断涌现。房产主最迫切的要求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在有限的地块上建造出尽可能大的有效建筑面积。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早晨的报纸登出某座商业楼即将开工的消息，晚报就报道该座大楼一天内即被预订完了。争速度、重实效、尽量扩大利润成了当时压倒一切的宗旨，其他的考虑如历史样式、特定风格、装饰雕刻等等则被视为多余的东西而被削减甚或取消，传统的学院派的建筑观念被暂时搁置和淡化了。楼房的立面大为净化和简化，狭窄街道上鳞次栉比的高层建筑挡住了阳光，为了增加室内的照度和通风，窗子要尽量大，而全金属框架结构提供了开大窗的条件。这一时期出现了宽度大于高度的横向窗子，被称为“芝加哥窗”，有的几乎是柱子之间全开成窗子，它们的宽高比同传统砖石承重墙上的狭长窄窗大不相同。有的高层建筑上还开出凸窗。由于照明和通风好的房间租金高，“芝加哥窗”随之流行起来。高层、铁框架、横向大窗、简省的装饰……这一切使当时的一批商业建筑具有同历史上的建筑风格大异其趣的建筑形象。第一雷特大楼（First Leiter Building，W.L.B.Jenny，1879）和瑞莱斯大楼（Reliance Building，Burnham&Co.，1890—1895）是著名的例子。

在这批高层商业建筑的设计建造工作中，建筑工程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建筑工程师W.L.B.詹尼（William Le Baron Jenny，1832—1907）是“芝加哥学派”的元老，许多建筑师起初也是在詹尼的设计所中工作和成长的。工程师们由于所受的专业教育不同，较少有传统建筑观念的“包袱”。建筑师与他们不同，有一个观念转换的问题。吉迪翁著的《空间、时间与建筑》中记载着一个故事：建筑师在设计16层的蒙拉诺克大厦（Monadnock Building，1889—1891）时，在立面檐口上做了一些装饰，业主从多、快、省的要求出发很不赞成，乃乘建筑师休假不在时，业主直接指使绘图员画了一个没有装饰的简单檐口的图纸，付诸施工。那位建筑师回来后也只好认账，并称那个新檐口具有古埃及建筑风格。在形势要求、业主压力和工程师的榜样面前，专业建筑师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在原来专业训练的基础上或多或少地产生了改革建筑设计的思想和实践。

19世纪末“芝加哥学派”中最著名的建筑师是沙利文（Louis Sullivan，1856—1924）。沙利文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建筑，后入芝加哥的詹尼事务所工作，1874年去巴黎美术学院进修，次年返回芝加哥，先后在几个设计事务所工作。1881年与工程师阿德勒（Dankmar Adler，1844—1900）合伙成立阿德勒-沙利文设计事务所，沙利文为建筑设计主持人。从1879年到1924年，沙利文建成190座房屋，绝大多数是在1900年以前完成的。他的著名作品有会堂大厦（Auditorium Building，1886—1889）、保证金大楼（Guaranty Building，1884—1885）、温赖特大楼（Wainw-right Building，1890—1891）、盖吉大楼（Gage Building，1898—1899）和C.P.S.百货公司大楼（Carson，Pirie，Scott&Co.，1899—1904）。

在芝加哥的建筑设计实践中，沙利文体会到新的功能需要在旧的建筑样式中常常受到“抑制”（surppressed function），所以需要发展新的建筑设计观念和方法，其中“使用上的实际需要应该成为建筑设计的基础，不应让任何建筑教条、传统、迷信和习惯做法阻挡我们的道路”。（L.Sullivan，Autobiography of An Idea，1924）沙利文的建筑观念受19世纪美国雕塑家、美学家格林诺（Horatio Greenough，1805—1852）的影响颇深。格林诺认为，艺术中出现非有机的非功能的因素是堕落的开始，造型应该适应目的性。他援引自然界特别是生物界的情形做他的理论的证明，他说：“自然界中根本的原则是形式永远适应功能”（In the nature the primal law of unflinching adaptation of form to function.）“美乃功能所赐；行为乃功能之显现；性格乃功能之记录。”（Beauty as the promise of function，action as the presence of function，character as the record of function.）这些话见于格林诺1852年出版的《美国雕塑家的游览、观察与体验》（1947年此书以《形式与功能》为题再版）。沙利文受格林诺的美学观点的启发，提出了建筑也应该是“形式跟从功能”（Form follows function）的论点。

沙利文在1896年写道：

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有一个外貌，即一个形式，一个外表，它告诉人们它是什么东西，从而使它与我们以及其他事物有所区别……不论是飞掠而过的鹰，盛开的苹果花，辛勤劳作的马匹，欢乐的天鹅，枝条茂密的橡树，蜿蜒流淌的小溪，浮动的白云和普照一切周而复始的太阳，形式永远跟从功能，这是法则……功能不变，形式就不变。（Sullivan，Kindergarten Chat）

后来，他在《一个观念的自传》中又写道：

经过对有生命的东西作长期的思考，我现在要给出一个检验的公式，即形式跟随功能。如果这个公式得到贯彻，建筑艺术就能够实际上再次成为有生命力的艺术。

但是细察沙利文的建筑作品和他的其他言论，可以看出他并非单纯地按“形式跟从功能”的原则办事，实际上他还有其他的原则，例如在著名的C.P.S.百货公司大楼设计中，他在底层和入口处采用了不少的铁制花饰，图案相当复杂，在窗子的周边也有细巧的边饰。沙利文的其他建筑作品也都有不少的花饰，这种做法说明他的建筑观念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包含着矛盾的方面。1890年，另一位芝加哥设计师曾对沙利文说：“你把艺术看得太重了！”沙利文回答说：“如果不这样的话，那还做什么梦呢？”他又曾写道：“一个真正的建筑师的标准，首要的便是诗一般的想象力。”沙利文的建筑作品表明，他除了“形式跟从功能”之外，还有更重要的追求，他要通过建筑形象表现他的艺术精神和思想理念。他从来没有像建筑工程师那样把房屋当作一个单纯的实用工程物来对待，而是把工程和艺术、实用与精神追求融合在一起。沙利文还有一句有名的话：“真正的建筑师是一个诗人，但他不用语言，而用建筑材料”，这句话充分表明了他的追求和理想。

沙利文在艺术上不仿古，不追随某一种已有的风格，他广泛汲取各种各样的手法，然后灵活运用，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一点使他的作品既同仿古的建筑区别开来，又不同于流行的折衷主义建筑，而创造出当时美国独特的建筑风格。1904年美国《建筑实录》的编辑指出：“在我们的建筑荒野之中，沙利文是一个预言家，开拓者，强有力的人……他生长在我们的土壤之中。……他的作品不属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或地区的风格……他是美国第一个真正的建筑师。”这是对沙利文的公允的评价。

1893年为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400年，芝加哥举办了一次盛大的世界博览会。东部的大企业家为表现“良好的情趣”，决定模仿欧洲古典风格，整个博览会中的建筑都是欧洲帝国风格的仿制品——宏伟、壮观、气派，然而是布景式的建筑。沙利文的建筑和芝加哥学派的作品受到排斥。建筑师纷纷转向，沙利文不愿随俗，只得到博览会中一个次要的建筑物——交通馆的设计任务。1893年以后，仿古建筑之风再次弥漫全国，在特殊的地点和时间内兴起的芝加哥学派犹如昙花一现很快消散。此后沙利文本人也渐渐走下坡路，任务稀少，竟致破产。1924年沙利文在潦倒中故去。

芝加哥学派的烟消云散和沙利文的潦倒而卒表明，直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传统的建筑观念和潮流在美国仍然相当强大，不易改变。然而，乌云已经聚拢，天边已有闪电，一场雷雨即将来临，势不可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