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一部认理求真的良心之作
王学理
2200多年前建立的秦帝国，犹如明亮的流星划过茫茫夜空，照耀苍穹，辉映大地。但是，它稍纵即逝，留给后人的是太多的遗憾。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创建秦王朝，在华夏大地上才真正实现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而他所采用的政治制度及维护封建政权的一系列措施，同样对后代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唐代柳宗元论及秦实行郡县制时说：“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近人章太炎评论秦始皇的功过时，也肯定“其法式诒于后嗣”。我们仅以“百代都行秦政事”而言，就足以看出秦王朝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了。
秦虽然起自战国七雄而消灭六国，但只经过了15个春秋，终为汉所取代。其兴亡之速令人惊叹，其物质文化面貌呈现出来的也是一团扑朔迷离之态。那么，长期以来，秦史的研究仅凭借一部《史记》及其他零星材料，沿袭着“汉承秦制”的比附观念在团团转，终难有大的成果和突破。即便是研究雕塑、绘画、建筑、音乐舞蹈、冶金、机械的专题性著作，当谈到有秦一代时，或者列举几则历史故事了事，或者一并于汉算作交代。总之，摆在学术研究界人们面前的秦史，仍然是一叠叠有待破解的历史密码。教科书上留下的，同样也只能是一页空白。
20世纪70年代初期，天赐良机，考古发掘给秦史研究注入一股活水，出土了不少珍贵的书简和实物资料。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等考古资料相继面世，部分地为我们揭示了秦汉时代法律文书、政治制度、生产状况、社会生活、军事关系的概况。而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发现，在春秋战国秦都城（雍城、咸阳）与墓葬考古相继取得重要进展之际，更可说是一个石破天惊的伟大成果。它无异于打开了一扇历史的窗口，使人们从这里窥知早已沉埋在历史底层的秦文化真谛。浩浩荡荡的秦俑大军映现出兵强马壮、气吞山河的雄姿，仿佛使秦帝国一下子给复活了。世人惊叹莫名，上自国内外的国王元首、政府首脑，下及普通百姓，纷至沓来，以一睹这支地下军团的风采为快。同时秦俑也走向全球五大洲，接受检阅，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属于全人类的共享财富。
人们之所以对兵马俑兴趣不减，就在于它无可辩驳地为秦帝国、秦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科学依据。由此，秦始皇陵的考古工作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将其看作世界考古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英国考古学史专家格林·丹尼尔（Glyn Daniel）教授在1981年出版的《考古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Archaeology）上说：“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对于中国重要性的新认识，将是考古学中一个关键性的发展。”他还特地把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彩色照片印在封面上，作为他一生中最后一部概述考古学史的纪念。秦俑获得世界史学界的厚爱与瞩目，正是其学术地位日益被肯定的结果。
秦始皇陵兵马俑被发现之后，人们就地建立了遗址性博物馆——秦俑博物馆。
1976年，我从秦都咸阳工作站被抽借来参加秦俑馆的筹建。一年后，我即转到陕西省文管会领导的“秦俑坑考古队”。作为一名考古队员，我参加了秦俑二、三号坑的试掘和测绘；接着正式发掘一号坑，随后参加编写秦俑一号坑考古报告，并独立完成“兵器”等章节的写作。由于陕西省文管会的“秦俑坑考古队”领队没有科学发掘知识，违反田野操作规程，管理工作混乱，在1979年全国考古学会成立之后，中央接受了夏鼐等16位专家的报告，停止发掘秦俑，检查总结。从1985年7月起，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重新组建了“陕西省秦始皇陵考古队”，并由我担任常务副队长，全面主持秦始皇陵区考古及开展秦俑一号坑的发掘。我在自己的权限范围之内，对人员组成、工作秩序都做了切实的整顿，并制定出“技术性规程”等制度11种。随之，1986年3月，就恢复了停工4年半之久的一号坑发掘。我仅用了8个月时间，就科学地发掘了5个探方，计面积两千多平方米，出土量可达到近一万立方米，发掘的陶俑近千件，还有更多的迹象与珍贵文物。这年的丰硕成果，相当于过去考古队4年工作的总和。特别是我们的科学发掘程序和严格有效的管理，得到了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赞扬。省文物局和省考古研究所领导也交口称道，认为是为陕西省挽回了面子。秦俑博物馆更是满意，因为我按制定的“分工明确，密切配合”的协议，给他们带来了展览的方便和经济效益。
从1990年5月起，由我兼任陕西省汉陵考古队队长，开辟了汉景帝阳陵陵园的大型考古工程。尽管汉俑坑的发现及其丰富的内容被称作“陕西省继秦俑、法门寺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成果”，博得国内外的关注，但秦俑与始皇陵的课题研究并没有因阳陵事务的缠身而中断。1994年，我的《秦始皇陵研究》（30万字，陕西人民出版社）、《秦俑专题研究》（72万字，三秦出版社）和《秦物质文化史》（合著，53万字，三秦出版社）三大部学术专著同时出版。如果加上我在1988年出版的《秦陵彩绘铜车马》一书，可以说我的研究涵盖了当前秦始皇陵考古的三大课题。若算上我随之出版的《咸阳帝都记》一书中专章把陵园视作都城组成部分的论述，想来我的学术贡献当是无愧于在秦俑坑待过的14年岁月！我终于给看尽人情变化、世态炎凉的秦俑，留下了一块难以磨灭的“纪念碑”！因为今后秦俑的出土，只能是数量的增加罢了，其结构、内容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当我主持发掘汉阳陵南区从葬坑的初期，工作千头万绪，繁忙、困顿，但也令人振奋。这时，一位斯文沉静的青年突然来访。那就是后来以秦俑为主题写出《世界第八奇迹》和《复活的军团》两书的作者岳南先生。记得当初他还是某军事艺术学院的学生，时间是1991年4月4日，采访的内容是却是秦将军俑头被盗的责任问题。一开始，我以冷淡的态度响应之，认为他只是换个手法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力罢了。不料他穷追深究地发问，才使我看到他是位有正义感而严肃好学的热血青年。尽管我尽情倾诉，但对所谈的结果是不敢寄任何希望的。
五年后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岳南来自北京的信，方知他工作的着落，也明白了他内心有着一架衡量是非曲直的天平。对这样一位不随波逐流、敢为人民喉舌的青年作家，我怎能不肃然起敬呢？由书信往来，随着相互了解和情感的加深，我看到他的艺术才华和追求历史真实的精神。也正为后者有着一个作家起码应具备的品德，我就把自己多年来关于秦始皇陵、兵马俑及铜车马等研究的著述成果毫无保留地相赠，作为他写作时参考与借鉴的一部分。没想到，仅过了不到一年时间，《复活的军团》一书就同广大读者见面了。当我捧着相赠的一本新书时，一口气读了下来。那故事起伏多变、叙事顺畅自然，真使人感到欣慰。
《复活的军团》比之岳南先生前此出版的《世界第八奇迹》一书来，内容更加丰富精彩，读后益智，受教匪浅。概括起来，该书具有如下的几个特点：
第一，选题固然常见，但作者能独辟蹊径，对秦俑的发现、发掘、建馆、展出、接待、社会反响、陵园布局，以及这里发生的重大事件、存在的问题等等，都做了全面深入的阐述。这就使读者明白事件的情由、结果及二者的必然关系，还获得多方面的知识。在书中作者力求客观公允，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其用心是显而易见的。岳南不愧是岳南，自有其一贯的文风。他的书能不断出版，深得读者喜爱，正是其作品生命力的最好说明。
第二，结构严谨，文笔生动，语言流畅。作者把散见的、未见的、鲜为人知的一件件事情经过取舍，巧妙安排，做到环环相扣而又有机地联系。平凡事故事化，赋予趣味，引人入胜，是岳南的作品让人竞读为快的原因之一。
我不能断言《复活的军团》是岳南创作生涯中的顶尖作品，因为他的潜力无穷，未来仍有广阔的前途。但就这部书而言，我可以肯定它是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发掘数十年来，在所有描写这个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当数最具体、最生动、最深刻的一部巨著。平心而论，如果不是我的孤陋寡闻，也非他人的偏见，就接触到的那些“一边倒”的所谓“纪实文学”“访问录”“自叙”等作品，是不可与之同日而语的。
我做如是说的根据，就在于岳南先生热爱生活，对现实的存在饱含着激情，因此能追寻历史的真相，将满腔的正义感诉之笔端。其次是他具有较深厚的文学功底，再加之肯于吸收、借鉴各方的学术研究成果，而用文学家的笔调写出文史结合的作品，自然就较他人高出一筹。总之，这些都是严肃的创作态度和敬业精神的外在表现。
透过《复活的军团》一书，岳南先生不但让古老的秦帝国在自己的笔下复活，还重塑了那段逝去不久的考古岁月，使得这部作品更具文学和艺术的灵性，读后备感亲切与激动，令人爱不释手。在此，我谨以敬佩之情写出如上一些文字，也算是向读者朋友的推荐之言吧！
1997年9月28日于古城西安稿
2010年10月1日再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