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传统的围墙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计划既已立项，根据国务院会议精神，李学勤、仇士华、李伯谦、席泽宗等四位首席科学家，即着手起草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项目的可行性报告、经费使用计划及推荐工程专家组成员名单。
在起草的可行性报告中，“工程”的最终目标，是推算出一份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三代年表。但是，由于学者们对三代不同历史阶段所掌握的材料不同，所以，“工程”在制订目标时，按照由近及远的路线，提出了详略不等的要求。其具体目标是：
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2.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工程”研究的途径：
由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等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研究，并遵循下列三个步骤：
（1）对传世文献和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有关的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
（2）对有典型意义的遗址、墓葬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做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常规和AMS（加速器质谱计）的14C年代测定。
自左至右：“工程”首席科学家席泽宗、李伯谦、李学勤、仇士华
（3）对各课题通过以上两种以及其他途径得出的结论进行综合，使研究进一步深化，得出尽可能合理的年代学年表。
有了以上三种大的途径，接下来就是对课题和专题的设置。由于这是一个既宽泛又具体的问题，所以在设置时让四位首席科学家颇费了一番脑筋。当时摆在面前的有两种选择：
一、按学科组合专题和课题，其利在于符合学者们习惯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其弊在于各学科成果的融合过程将滞后，不利于推进交叉研究。如历史学方面，古文献和古文字是研究夏商周年代学的重要依据，共和元年被认定为是公元前841年，就是靠传世文献推算出来的。当年司马迁撰写《史记》时，之所以能排出《十二诸侯年表》，也正是因为从共和以下，诸侯的年代排序是清楚的。但是，古代文献中能明确推算出的年代也只到公元前841年。再往前的年代，由于文献记载不一致，就很难甚至无法仅凭文献记载推算出科学、准确的结论。天文方面也是如此，天文学在回推星象记录方面不管有多么精确，但它本身无法独立解决夏商周年代学的推算问题。如西汉的刘歆利用当时的天文学和历法知识进行推算，结果弄出了一大堆不合事理的问题。因为当时的历法和文献中关于星象的记载有问题，刘歆的推算也自然就有了问题，如果后人仍用这些有问题的材料推算，其结果依然不可能准确。因此，利用天文学对夏商周年代学进行推算，首先需要历史学、考古学等提供背景材料，如利用考古发掘的甲骨文、金文等可以弥补历史文献中的不足，古巴比伦的历史就是靠出土的一大批天文材料才排出一个相对准确的年代顺序的。当历史学和考古学通过历史文献和地下考古发现的研究对某段历史或某一历史事件提出一个相对准确的时间范围后，天文学家就可以利用现代天文学知识和方法，运用现代科技运算手段，对其时的天象进行推算、研究，并得出一个更精确的时间结论。历史学家对古文献、金文和甲骨文中的日月食和行星运动现象的记载进行研究，可以确定一个有关它们发生的比较长的时间范围，天文学家则可以在这一时间范围内进一步考察共发生过几次，并推算出哪一次更有可能，从而使历史年代更接近于准确。
二、要想推进学科的交叉研究，使结果尽可能地准确，就要按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目标、任务划分课题，并将不同学科的小专题混合编组，从而成为一个大的课题组。这种方法其利在于各学科的交叉贯穿“工程”的全过程，使每一位参加者都明确自己所承担的专题在整个目标、任务中的位置和作用，以及同其他专题学科的相互关联。但其弊在于，学者们都没有现成的经验，也无规律可循，大家都是首次尝试，因此风险较大。
经过反复斟酌思量，“工程”决定突破以往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用全新的角度，采用后一种风险较大，但明显有利于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案，对课题、专题予以设置。
经过论证，夏商周断代工程共设9个课题，下分36个专题，设置情况如下（本书图表引自《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下同）：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课题设置
续表
项目的课题和专题
续表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过程中，根据研究需要和新的考古发现，又陆续增设了以下8个专题：
（1）金文纪时词语（“月相”）研究；
（2）甲骨文宾组、历组日月食卜辞分期断代研究；
（3）商州东龙山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
（4）邢台东先贤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
（5）禹伐三苗综合研究；
（6）新砦遗址的分期与研究；
（7）周原西周文化分期与研究；
（8）洹北商城的遥感与物探。
从以上的内容可以看出，三代年代学这个看起来庞大无边、深不见底的题目，经过9个课题44个专题的拆分、搭配，如同庖丁所解之牛，豁然开朗。这个呈树形结构的课题与专题的设置，其功能明确，内在逻辑紧密，覆盖了国内外研究夏商周年代学曾提出的所有途径和方法。每一个专题的任务都源于总目标的一个分支，每一个专题的成果都会最终输入“工程”目标的主体，从而使三代年代学的大厦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经多学科研究成果的交叉论证构建起来。可以说，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的开创性的学术研究课题。
1996年2月15日，夏商周断代工程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审议“工程”可行性报告（草稿）、经费安排及专家组组成等情况。以邓楠为组长的“工程”领导小组经过深入细致的审议、讨论后认为，鉴于年代久远，从商代武丁前至夏代无法排出每一个王在位的准确年表，因此，对“工程”难度要有足够估计，不能期望通过四年研究解决夏商周断代的所有问题。领导小组同意首席科学家确定的从历史、天文、考古、14C技术测年等几方面相互配合，共同推进，得出较准确结果的技术路线。邓楠在总结性的发言中强调，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项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于一体，多学科联合攻关的科研项目，类似课题不但在我国从未有人做过，在世界上也未有人做过，因而需要专家学者与管理部门通力合作，才能取得较好成果。
根据“工程”领导小组的指示和“工程”的特点，由首席专家提出，国家科委聘任相关学科的21名专家成立“工程”专家组，专家组下设精干的课题组，聘任不同学科的专家进行联合攻关。直接参与工程、来自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共9大学科的优秀学者达200多人，其人员主要来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上海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陕西天文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烟台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等单位。
工程专家组主要人员，除李学勤、仇士华、李伯谦、席泽宗四人外，分别是：
以上由21人组成的专家组，包括人文社会科学专家13人，其中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5人，考古学家8人；自然科学专家8人，其中测年技术专家4人、天文学家3人、地理学家1人。这个老中青三结合的专家队伍，既具有科学的合理性，又具有学术界公认的权威性，并有能力起到“工程”领导小组所要求和期望的“起学术领导，把握研究方向的作用”。
“工程”课题、专题组部分主要成员：
为协助专家组进行项目的总体设计和实施中的组织协调，经夏商周断代工程领导小组批准，设立以历史学家朱学文为主任，周年昌为专家组秘书长，王肃端、王正、徐俊为副主任，江林昌、徐凤先为学术秘书的项目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及有关工作。
1996年4月2日，经四位首席科学家修改后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讨论稿），再次提交领导小组审查。
宋健（前执笔者）在“工程”专家组成员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安金槐等人陪同下，考察郑州商城发掘成果
自4月8日至5月8日，李学勤陆续召集五次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及扩大会议，对“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又做了修订。
1996年5月15日，《夏商周断代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经19位国内顶尖学者、专家评审，得以通过。
1996年5月16日，李铁映、宋健在中南海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夏商周断代工程领导小组、专家组、项目办公室以及有关单位的专家、学者近五十人。李铁映、宋健听取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领导小组组长邓楠、专家组组长李学勤等有关人员的汇报，并为参加工程的21位专家组成员颁发了聘书。会上，宋健做了题为《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长篇报告。在这篇气势恢宏的报告中，宋健指出，“中国的历史科学要想在世界上获得其应有的地位，中国的历史学家首先要站起来，要敢于做大题目，使历史科学成为中华民族的支柱性科学，而夏商周断代工程可能正是一种纲领性的工作。20世纪即将结束，我们不能把古史上的迷茫就这样传给下一代。晚清封建帝制崩溃的一百多年来，经过数代人的努力，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四十多年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的古代史研究已取得极其丰富的成就，处于世纪之交的‘九五’期间，应该做一个总结，对三代纪年这个关键问题归纳出一个轮廓”。
对工程的具体实施，宋健还向与会者提出了自己的四点建议：
第一，要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精力于关键问题。五千年的文明史，渊邃浩瀚，是长远的研究对象，有取之不尽的研究题材。当前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是三代纪年问题，欲五年完成，时间很短。应集中精力总结近几十年考古发掘、甲骨文、金文、简帛等新的考古和历史科学研究成就。必要时，可部署新的发掘，对重点遗迹文物，集中力量进行研究。当前资源有限，须有效利用。面不宜铺得太大，可有可无的项目暂时不做。对主题关系不大的研究、试验、发掘等可留给后人，他们会做得更好。
第二，提倡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毫无疑问，完成此“工程”主要靠历史和考古学家，自然科学有关专业应参与协同。可综合调度使用我国已建成的物理、化学、地学、天文学等学科的现代设施。除确系必要者外，能不新建的不必新建。计划定得太大，会影响预定目标的实现。
第三，实施断代工程，宜集中注意力于任务目标，不再引发大的辩论。
第四，坚持重大科学问题上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工程”后期，每一个工作组都应提一份研究报告，再由专家组在首席科学家的主持下，提出综合报告。报告应尽量达成一致意见，如有异议，允许保留，不必强求一致，以多数通过为准，然后提交全国性学术团体讨论，多数通过后发布，报国家备案。最后，宋健援引国际地质学断代标准文件的起草、讨论和通过发布的程序，解释了“重大科学问题上民主集中制”的意义，说明这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虽不是“最后的真理”，但既可对中国古代史最新研究做一个总结，也可为今后国内外的历史研究、教学和社会各方面提供一个到目前为止比较可靠的、可使用的系统纪年。如果以后有新的发现、新的证据或新的研究结果，随时可以通过类似程序予以修改，向全社会公布新表。这个做法既符合学术民主精神和“双百”方针，也符合重大科学决策上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中国的历史科学也就能够在统一社会文化、教育以至政治、外交事务等方面提供比较可靠的科学依据。
继宋健之后，李铁映满怀激情和信心地讲道：“解释历史的疑团，拨亮历史明灯，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更辉煌，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自信心，是这一项目的意义之一。从各种条件来看，现在我们有大量的考古发掘成果，有现代的科学技术，又有国外的研究可以借鉴，我们的条件不比德国人研究埃及史的条件更差，我们完全有能力、有信心完成这一课题。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前进的动力，创新本身也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夏商周断代问题，两千多年来没有得到解决，说明它有难度，所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都要去掉一切迷信和一切因循守旧，在‘工程’开始之时，就要有一种大无畏的科学精神，开拓这一研究的新局面……”
5月16日的会议，标志着夏商周断代工程全面启动。古老的中华文明将以此为新的基点，在时代的呼唤与研究者的汗水中逐渐显现出它那惊天动地的庐山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