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部走出象牙塔的成功之作
麦英豪
岳南先生的新作《越国之殇》在付印前托友人将书稿转给我，并嘱在他新作的卷首添几句话。这使我犯难了，写什么好呢？一时思绪万千，因为我与南越王墓有不解之缘，说来话长了，唯有长话短说吧。
回想起来，我自1953年初参加田野考古工作，开始踏入文物考古之门。从那时起，我就梦想自己能有幸碰上发掘南越王墓的机会，由此而“朝思暮想”足有三十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1983年峰回路转了，一个偶然的机遇，在广州市车水马龙的解放北路象岗一个建筑工地，南越王墓被发现了！自从发现这座王陵之后，我们参与勘探、发掘、整理考古资料、修复出土文物、编写发掘报告与专题论著，又忙于筹划古墓原地保护、就地兴建古墓遗址博物馆、筹组在国内和出境的出土文物珍品展览等一连串工作。转眼又过了十多个年头，说起来又是“得来实在费工夫”哩。在这十余年中，有些日子确实是为了它而废寝忘食，但虽苦而无怨，累而不怠，何也？我们认为：值得。虽然，已发现的还不是南越开国之君赵佗的墓，而是二主的墓，但也是难能可贵的了。我觉得南越王墓的发现，不仅令岭南震撼，而且令中外震惊，因为它的文物价值实在太重要了。正如国家文物局顾问谢辰生先生说的，南越王墓有三个至为难得：首先，从建国后的考古发掘所见，凡属大型的墓几乎都被盗掘过，十室九空。而南越王墓未受盗扰，保存完好，实在难得；其次，发现时墓内未遭任何扰乱破坏，这对科学研究有特别重要的价值；还有，这座石室墓是岭南发现规模最大、随葬遗物最丰富、墓主人身份最高的西汉大墓，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均为主人入传，因而墓主的史事清楚，年代精确。试看，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在各地发现的大量汉墓中，有几座墓的主人是在《史记》《汉书》中有传可查的呢？
另一方面，南越王墓发掘后已出版有《西汉南越王墓发掘报告专刊》，台湾光复书局出版了《中国文物考古之美——岭南西汉的宝库》的专著。出土的文物珍品又先后在北京故宫、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台湾故宫博物院与历史博物馆以及境外的日本、德国等多个地方举办专题展览，都有精美的图录刊行。在围绕墓主人身份的考证等问题上引发学术争鸣的文章连篇累牍，虽未刻意经营，却已构成了南越王墓学术研究的系列。这样的学术效应，在岭南的考古发现中，至今仍无出其右者。近日，还接到一个信息：199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第二十届年会在北京召开，南越王墓博物馆被大会属下组织评定为20世纪世界建筑精品。秦代造船遗址、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王墓被誉为广州秦汉考古三大发现，这三个重要的秦汉文物史迹已由国务院公布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精华所在。
《越国之殇》又为南越王墓学术研究系列增添一本别开生面的新作。我认为这本书有如下几点是值得称道的：
一是具有可读性。本书以发掘报告为蓝本，结合作者大量调查、采访中得来的与发掘相关的人和事等素材，采用纪实文学的手法，将发掘的全程分层铺开，在关键的地方切入秦汉期间的历史背景、南越国事件与南越的历史人物等。在叙说古墓各部分的发掘过程中既见现场，又见人、见物、见史，情节生动。即使不搞考古的人也能读懂，并读出兴味来。
二是史物结合。全书按发掘的先后分章，各章紧扣“史物结合，以物带史”的原则。本书是一本文学作品，所以它可以不必依循考古发掘报告专刊对遗址与遗物要客观、要全面的报道规范要求，又可以根据情节的需要对遗迹遗物等自由取舍。作者刻意把相关的考古学知识与历史的基本事实巧妙地结合起来，穿插到各章节之中，夹叙夹议，娓娓而谈，这就摆脱了发掘报告或专题研究难以避免的冗长与涩味；同时，又有别于一般以精美文物图片为主体的各种图录与图册。
三是具有相应的学术水平。作者注意了南越王墓发掘后对墓主人身份、世系等问题而引发的学术争鸣，把各家不同意见一一列举，作者对此也表明了自己的看法，让读者有个明晰的了解，启发读者的思考。书后又附“主要参考文献”，汇编了与研究南越王墓有关的书刊、论文等目录，注明出处，给读者以查阅研究的方便。
四是走出象牙之塔。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都有了研究成果，但这只是备受国内和国外专家、学者所关注，远未能为广大公众所了解和接受，尤其是专业的考古著作，一般读者不容易读懂。今天，我们要加强对文物考古的宣传，必须重视编写、出版有关文物考古方面的普及读物，以适应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需要。只有随着公众对文物保护意识不断增强，文物考古才能逐步走出象牙之塔。本书作者把文物考古、历史与文学三者结合的尝试，我看是成功的，它对普及文物考古知识和历史文化知识做出了贡献。如果我们考古界的同仁也能如此笔耕，文物考古走出象牙之塔也就有望了。
是为序。
2000年中秋节于羊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