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寂静战场的较量
日本是以所谓“富国强兵”的纲领，来摆脱沦为欧美列强殖民地的厄运的。具体说来，就是以军国主义的掠夺邻近弱小民族的形式，走向帝国主义的道路。不去抵御英、美、法、俄的压迫，而以侵略朝鲜和中国作为补偿。把人民要求与列强平等的愿望，转变为掠夺新领土的战争。
早在1855年，当德川幕府被迫与美国和俄国签订通商条约后，日本的改革派思想家吉田松阴就曾说过，日本与两国媾和既成定局，就不能由日方背约。今后应当征服易取的朝鲜、满洲和中国。他具体描绘说，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开拓虾夷，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海；晓谕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诸岛，甚至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1]这些主张，广泛影响了他主持下的松下村塾的弟子们——包括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在明治维新之后，正式成为日本政治家奉行的最高国策。
中国购买“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对日本是一个巨大的震慑，也是极深的刺激。1886年，日本政府发行1700万元海军公债。根据上年河村海军卿提出的海军第六次扩张案，日本实施建造3艘二等海防舰的计划。他们特聘法国人白劳易主持设计，1889年7月至1891年3月，排水量为4278吨的“严岛”“松岛”“桥立”先后在法国和横须贺下水。这3艘军舰，各配有320毫米口径巨炮一门，以对付“定”“镇”的305毫米口径主炮。航速也高出“定”“镇”1.5节。由于设计时片面追求攻击能力，而忽视了防御能力，以致后来担任海军大臣的山本权兵卫海军大将将其称作“手持利刃之赤身裸体兵”。这3舰的服役，加上第五次扩张案中向英国订购的“浪速”“高千穗”（排水量均为3709吨），使得日本海军实力得到充实。[2]顺便说一句，“浪速”“高千穗”同中国军舰“致远”“靖远”一样，都是怀特设计的作品，而白劳易则是怀特的学生。
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1887年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其中讨论了中日开战的时间。主张要在中国实现军队改革和欧美各国拥有远征东亚的实力之前，即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设想日本要吞并盖平（今盖州市）以南的辽东半岛、胶东半岛、舟山群岛、澎湖列岛、台湾以及长江两岸十里左右的地方。同年3月，天皇下令从内库拨款30万元，作为海防补助费。全国华族和富豪也竞相捐款。至9月底，捐款数达到103.8万元。这些资金全被用作扩充海军军备。1890～1893年四年间，日本军费占国家财政预算的平均比重为29.4%，其中1893年达到32%。[3]
1888年，日本提出第七次海军扩张案。海军大臣西乡从道以俄国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中国发展海军为由，指出日本必须迅速发展海军，要求以中国舰队和在未来战争中可能支持中国的英国远东海军为假想敌。1890年，新任海军大臣桦山资纪进一步推算，认为中国军舰总吨位已达64702吨，在造的新军舰、鱼雷艇、通报舰总计约达2万吨；英国在远东的军舰吨位为33467吨，中英海军共计达12万吨。而日本海军仅5万吨，亟须弥补7万吨差距。据此又提出海军第八次扩张案。[4]在两次扩张案中，共购买或建造了2439吨的“千代田”、4160吨的“吉野”、3172吨的“秋津洲”号巡洋舰、1584吨的“八重山”号通报舰。其中“吉野”购自英国，时速23节，是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日本海军的总吨位，达到近6万吨。由于日舰舰龄较短，在设计时吸收了当时世界科技的最新成果，因此在许多性能上超过中国军舰，而日本海军的整体实力，也迅速赶上了中国海军。日本枢密院议长山县有朋大将，1893年提出《军备意见书》。他认为欧洲目前正保持着势力均衡，不会立即发生战乱。但列强正在计划对东方进行侵略。当十年后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时，这种侵略便会提上议事日程。如果不出十年将对俄国进行一场战争的话，事先确保战略要地朝鲜，并尽快寻找机会对华作战，夺取东亚盟主的地位，是绝对必要的前提。[5]《军备意见书》预见了1904年的日俄战争，也预言了1894年的中日战争。这些构想和判断，反映了日本在国家战略上的主动性、周密性和扩张进攻性；反映出日本领导人对世界形势的深入了解和独立思考。日本犹如一架制造精良的时钟，嘀嗒嘀嗒地前进着。它不依赖某个外国的庇护，却又巧妙地折冲于西方列强之间，按照本国的生存发展战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一旦认为需要，便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动用它的军事机器，投入对外战争。这恐怕是日本在近代迅速崛起的原因之一。与之对比，清政府的国家战略就显得软弱、被动和漏洞百出。
尽管中日海军互为假想敌，但在战前，却还保持着正常的交往。其中北洋海军曾经有过两次引人注目的访日活动。
第一次访问是在1886年。这年7月，李鸿章接到袁世凯报告，朝鲜有人谋划联俄防英，俄国也在觊觎元山口外的永兴湾。他命令丁汝昌、琅威理前往朝鲜东海岸釜山、元山一带巡游，以作声势，并至海参崴，迎接参加中俄勘界谈判的中方代表吴大澂。21日，丁汝昌率“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6舰抵达元山。8月6日，北洋舰队将吴大澂送至摩阔崴，留下“超”“扬”在海参崴待命，其余4舰驶往日本长崎大修。
长崎人对欧美军舰早已司空见惯，但来自中国的铁甲巨舰却是首次目睹。码头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望着龙旗高扬、威风凛凛的巨舰，市民中交杂着惊叹、羡慕、愤懑等复杂的情绪。这些情绪，伴随着日本朝野长期宣传的军国主义思想，最终酿成一场骚乱。
8月13日，中国水兵上岸休假，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事情的起因现在很难说清楚了。英文《长崎快报》报道：“有一群带有醉意的水兵前往长崎一家妓馆寻乐，因为发生纠纷，馆主前往警察局报告。一日警至，已顺利将纠纷平静，但由于中国水兵不服，不久乃有六人前往派出所论理。非常激动，大吵大闹，引起冲突。日警一人旋被刺伤，而肇事的水兵也被拘捕，其他水兵则皆逃逸。”[6]
日方的说法是，13日晚，5名中国水兵在长崎丸山町贷座敷（妓院）看妥几名妓女，约定饭后再来找她们。后来又来了5名水兵，也要老板中村新三郎提供妓女。晚上8时，先来的水兵再次来到，发现妓女已被带入房间，遂与老板争执。
长崎事件（美术作品）
老板从楼上窗户跳出，告到丸山町派出所，值班警察黑川小四郎赶到现场制止，水兵对警察拳打脚踢。事后，又有一名中国士官率15名士兵到派出所闹事，有位叫王发的水兵用刀砍伤警察。随后王发被捕，先送长崎警察署，再移交中国领事馆。[7]李鸿章承认：“争杀肇自妓楼，约束之疏，万无可辞。”又说：“弁兵登岸为狭邪游生事，亦系恒情。即为统将约束不严，尚非不可当之重咎，自不必过为隐饰也。”[8]在当时嫖妓引起的冲突，只能算是小事。但事态很快被扩大了。
15日，舰队放假，数百水兵上街观光。鉴于前日的冲突，丁汝昌严饬水兵不许带械滋事。但在广马场外租界和华侨居住区一带，水兵又与日警发生冲突。中方记载数百名日本警察将各街道两头堵塞，看见中国水兵便挥刀砍杀。当地居民从楼上往下浇热水，掷石块。还有人手执刀棍，参与混战。中国水兵猝不及防，手无寸铁，又散布各街，结果吃了大亏。日方声称中国水兵为报复13日仇恨，在广马场町与日警发生冲突，打死巡查福本富三郎。警察增援，双方混战，又将巡警森利彦打成重伤，次日死亡。有更多的警察和居民加入混战。冲突结果，水兵被打死5名，重伤6名，轻伤30名，失踪5名。日本警察被打死1名，伤30名。此外多名市民负伤。李鸿章分析，“长崎之哄，发端甚微。初因小争，而倭遂潜谋报复，我兵不备，致陷机牙。观其未晚闭市，海岸藏艇，巡捕带刀，皆非向日所有，谓为挟嫌寻衅，彼复何辞？”[9]
旋即双方通过外交和司法途径开始谈判。延至次年2月，达成协议，称这次冲突是语言不通，彼此误会，没有追究责任和是非。对死伤者各给怃恤：军官、警官的恤金每人6000元，水兵、警察恤金每人4500元。水兵因伤残废者，每人2500元。由此核算，日方共付恤款52500元，中方共付恤款15500元。此外长崎医院的医疗救护费2700元，由日方支付。[10]
“长崎事件”反映了日本民间的情绪。从此，“一定要打胜‘定远’”，成为日本海军军人的一句流行语。甚至连小学儿童游戏，也把孩子分为两组，一组扮成中国舰队，另一组扮成日本舰队，进行捕捉“定远”“镇远”的战斗游戏。李鸿章把“定”“镇”送到日本修理，本来就含有威慑的意图，却没想到竟如此深深地刺激了日本人的民族心理。
1891年夏，应日本邀请，丁汝昌率“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6舰再次访问日本。
7月5日下午3时，北洋海军6舰从神户抵达横滨。舰队随着“定远”发出的旗号，变换队形，驶入港口。“定远”鸣21响礼炮，负责接待的“高千穗”舰亦鸣21响礼炮作答。港中英、美军舰，皆鸣13响礼炮，向丁汝昌致敬。一时间，礼炮轰鸣，此起彼伏。
1891年，“定远”访问日本。
7月8日，《东京朝日新闻》以“清国水兵的现象”为题报道了观感：
登上军舰，首先令人注目的是舰上的情景。以前来的时候，甲板上放着关羽的像，乱七八糟的供香，其味难闻之极。甲板上散乱着吃剩的食物，水兵语言不整，不绝于耳。而今，不整齐的现象已荡然全无；关羽的像已撤去，烧香的味道也无影无踪。军纪大为改观。水兵的体格也一望而知其强壮武勇。惟有服装仍保留着支那的风格，稍稍有点异样之感。军官依然穿着绸缎的支那服装，只是袖口像洋人一样饰有金色条纹。裤子不见裤缝。裤裆处露出缝线。看上去不见精神。尤其水兵的服装，穿着浅蓝色的斜纹布装，几乎无异于普通的支那人。只是在草帽和上衣上缝有舰名，才看出他是一个水兵。[11]
日本记者的观察只停留在表面。因为舰队出发前，李鸿章鉴于“长崎事件”，电饬丁汝昌严加管束。
《大阪朝日新闻》记者还详细描绘了丁汝昌在“定远”上接受采访时的个人形象：
其人年岁当在四十有余，距知命之年尚有两三岁。身材高大，体格健壮，面部扁平，颧骨突出，目光锐利。鼻下蓄须半白，颊髯卷曲稀疏，随风而动。吐字虽不甚清楚，但颇为洪亮，哈哈大笑，声震一室。其服装，为青灰色唐草纹样长衣裳，外披藏青色花鸟浮纹布料无袖褂子。下穿灰色袴子。常服以外，左手腕戴槟榔子色粗碗圈儿一个，似为木制。拇指戴寸许长碧玉面纯金里指圈儿。右手携尺余长扇子一把。[12]
日本报纸对北洋海军军舰访日所作报道
北洋舰队在神户、横滨、长崎等城市停留了一个多月，军官还前往东京、横须贺和吴港参观游览。天皇接见了丁汝昌和各舰管带。有一次，日本海军大臣桦山资纪在“红叶馆”设宴招待中国海军将领。觥觚酬酢之际，丁汝昌说：东洋兄弟之间如不团结，势必给外人以可乘之机。中日海军应当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西方列强。他说，何况我们拥有坚不可摧的舰只，它使我们拥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外来的威胁。[13]真是豪情壮志，溢于言表。这对日本又是一次很深的刺激。
两国海军军官也对对方的军舰、人员训练做了观察，中方对日本海军效法西方、埋头发展的勃勃雄心有了更直接的感受，对日本海军基地、造船能力和后勤保障等方面的能力印象深刻。丁汝昌本人也与日本海军将领建立起私人联系，这些职业军官，很多人在三年后的甲午战争中，成为北洋海军生死相搏的直接对手。有位随同舰队出访的中国官员在日记中写道：
今夫与日本之海军力比较，当在伯仲之间，然日本年购大舰，月增强盛，其陆军亦如是，勉期熟练，随地配置兵士，其法甚为谨严不可犯。然我各省要处所设防御，尚未完备，兵士之训练亦未精，到底不可与日本同论。今若观察日本之状况，事事皆可愧也。况其强盛，日本更胜；其研究，日本更精。而我若安于目前之海军，不讲进取之术，将来之事未易遽言。[14]
刘步蟾也报告丁汝昌，日本海军实力已迅速提高，北洋海军添船换炮刻不容缓。然而他们回国后获知，朝廷已同意户部意见，停购外洋船炮军火两年。在激烈的海军竞争中，中国方面失去了两年宝贵的时间。
1894年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她打算好好乐一乐。
年初，慈禧颁布懿旨，为文武官员晋封加赏。庆郡王、总理海军衙门大臣奕劻，晋封为庆亲王。大学士李鸿章，赏戴三眼花翎。正白旗汉军都统、帮办海军大臣定安，两江总督、帮办海军大臣刘坤一，均赏戴双眼花翎。江南水师提督谭碧理加太子少保衔，福建水师提督杨歧珍、广东水师提督郑绍忠、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均赏加尚书衔。北洋海军左右翼总兵林泰曾、刘步蟾均赏给宝寿字一方，大卷八丝缎二匹。[15]
慈禧太后在颐和园排云门前
京师里，从紫禁城、西苑三海到颐和园、万寿寺，各处均已修缮一新。银子花得如流水，仅慈禧太后由颐和园宫门至紫禁城西华门，所经道路两旁，要分六十段点景，分别搭建龙棚、龙楼、经棚、戏台、牌楼、亭座等，共需耗银240万两。在歌舞升平、纸醉金迷的狂欢中，朝廷对朝鲜的一场农民起义将导致中日大战毫无思想准备。在穷奢极欲的挥霍中，国防开支却全面紧缩，拮据万分。北洋海军打算增添“镇远”“定远”120毫米口径快炮各6门，“济远”“经远”“来远”120毫米口径快炮各2门，共计18门，以及更换“威远”105毫米口径后膛炮3门并子药等件，共需用银613040两，都难以筹措。李鸿章只能建议，先购“镇”“定”二舰需用快炮，“济”“经”“来”“威”四舰应购各炮，俟前项炮款付清之后，如果备用款仍可腾挪，再行陆续添购。[16]
这年春天，北洋海军从香港南行，至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各埠游弋训练，受到当地华人欢迎。4月底回到天津。5月，正逢北洋海军第二次三年大阅之期，朝廷派李鸿章、定安出海会校。7日至27日，李鸿章、定安从大沽口乘“海晏”轮出发，丁汝昌率北洋“定远”“镇远”“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超勇”“扬威”9舰，记名提督袁九皋、总兵徐传隆分带南洋的“南琛”“南瑞”“镜清”“寰泰”“保民”“开济”6舰，记名总兵徐雄飞率广东的“广甲”“广乙”“广丙”3舰，随同出海。“威远”“康济”“敏捷”3练习舰先赴旅顺口守候。21艘军舰编成的混合舰队声势浩荡，桅樯如云。先后视察检阅了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胶州澳等地的舰艇部队、海岸炮台和军事学堂，观看军舰打靶，炮台打靶和鱼雷发射演习，还视察了防守旅顺、威海的宋庆部毅军、卫汝贵的盛字营、刘盛休的铭字营、戴宗骞的绥巩军、黄仕林和张光前的亲庆军、张文宣的护军、叶志超的正定联军，各军枪队打靶，命中都在九成六七以上。
这是北洋海军的第三次大阅，也是李鸿以北洋大臣分管北洋海防20年以来，第14次为海军事务前往大沽口，第8次乘舰船到达旅顺，第5次视察威海，第2次考察胶州湾。虽然只是在渤海范围之内，仅有两次绕过成山头进入黄海，但每一艘军舰入列前他都亲往验收。其中1881年11月“超勇”“扬威”试航时，东北风狂吼，雪雹并集，巨浪颠簸，坐立不稳，为当时罕有之飓风，参加验收的官员大都晕吐不已，李鸿章本人也“伏枕展转，幸可勉支”。1891年第二次大阅海军时，再次骤遇飓风，船身倾侧进水，危险殊常。[17]但他都坦然面对，显示出这位淮军和海军统帅的军人气概。北洋偏远荒芜的海角耸立起军港码头、炮台堡垒、铁路钢桥、院校医院，尤其是军港里的威武战舰，这些都是他呕心沥血、事必躬亲的经营成果。
1894年5月，李鸿章最后一次在大连湾观看北洋海军阅操。上图画面正中为“定远”级铁甲舰。
然而李鸿章并不像以前几次那样乐观开朗，而是忧心忡忡。他在向朝廷汇报这次阅兵的报告中写道：
臣鸿章此次在烟台、大连湾亲诣英、法、俄各铁舰详加察看，规制均极精坚，而英尤胜。即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18]
中国海军正是在这种后难为继的局势中，迎来中日甲午战争。
19世纪最后20年，朝鲜一直是国际斗争中的一个热点。
甲申事变爆发后的第10天，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指出事变与大院君一派无关。由于中国驻朝人员渐多，对其国内情况加深了了解，搞清楚了其国王孱弱，闵妃及其外戚专权的状况。大院君掌权期间，对内虽有贪暴，对外也持保守，毕竟是亲华的；而闵妃集团，则在中、日、俄三国间摇摆。所以袁保龄、袁世凯叔侄力主释放大院君回国，以便更好地控制朝鲜国内各种政治派别。日本方面，在签订了《天津条约》后，为调整对华关系，防止俄国渗透，也建议中国释放大院君。
此事的另一个背景，是醇王已在1884年参与朝政，其个人地位，与大院君一样，都是皇帝的本生父，故以为挫辱朝鲜国王、太上皇为非礼。在不久发生的另一次朝鲜与俄国勾结的外交事件中，醇王就明确地告诉李鸿章：“其他事我能参与讨论，唯独韩事牵涉李昰应，太后帘前面陈以及与同事集议实有难处。”[19]袁保龄等人是否看透这一层利害关系，后人不得而知，但释放大院君，造成闵妃集团的恐惧和不满，更进一步加强了其对清政府的离心，对于朝鲜的政治稳定，其实是不利的，这为甲午战争中大院君成立亲日傀儡政府的事实所证明，当然这是后话。
李鸿章还看中了在处理“壬午事变”中崭露头角的袁世凯，通过总理衙门，委任他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伴同大院君一起返朝。袁世凯机敏能干，一方面积极劝谕朝鲜政府进行改革，同时又始终不渝地坚持朝鲜对中国的从属地位，苦心孤诣地挫败各个国家拉拢朝鲜投入其怀抱的政治企图。他是个枭雄，在朝鲜地位特殊，常采取横加干涉的做法，在一些方面也伤害了朝鲜的民族感情。
由于朝鲜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李鸿章对朝鲜事务的处置方式，明眼人早就看破，这个东北亚的火药桶，早晚必会出事。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1891年在给兄嫂的家信中说：“当年日本侵略台湾，沈葆桢鉴于林则徐开启边衅之覆辙，不敢请申挞伐，转贿以五十万两银子，于是琉球、越南、缅甸先后沦亡。我本人光绪七年来天津时，朝鲜开海禁之议初起，李鸿章欲借通商诸国，以钳制俄人，不能不说是老谋硕画。起初朝廷不置可否，一任李鸿章所为。到了醇王主政，李鸿章议将朝鲜作为局外之邦，醇王奏称，琉球、越、缅诸国，皆洋人来取，我不与争而已。而朝鲜，人尚未取，我已先予，将来必不免人訾议之。其议遂寝。而国家对朝政策，遂不能前后贯注了。朝鲜于中国关系甚大，又介于俄罗斯、日本之间，其危特甚。”[20]这个判断很有见地。信中提到1875年沈葆桢在处理日本侵台事件时的妥协，是基于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力主抵抗反被道光帝革职的教训，透露出鸦片战争失败带给清朝官场的政治后遗症是极为深远的。罗丰禄，字稷臣，福建闽县人，是福建船政后学堂的第一期学生。1877年首批海军留学生前往英法留学，罗丰禄作为随行官员参与管理兼留学，可见他在当时已是同辈中的佼佼者。他在1880年带领留学生回国后，经李鸿章奏调，在北洋水师营务处工作，兼任李鸿章的英文秘书，对李鸿章的外交思路应当是最为了解的。
1886年8月，袁世凯迭电报告，朝鲜国王派人向俄使韦贝致送密函，请求俄国派军舰保护，以使朝鲜永远不受他国辖制。俄国久欲在亚洲寻觅海军军港，得此机会必然喜出望外，而英、日必不甘心。他建议李鸿章迅速采取外交和军事措施，他表示只要有五百兵，应可以废除朝鲜国王。李鸿章立即致电驻俄公使刘瑞芬，请其向俄国外交部表示朝鲜为中国属国，望俄国勿接受此函。同时，命正在日本处理“长崎事件”的丁汝昌，将对日交涉事宜交给中国驻日外交官员，速带军舰赶往仁川，配合袁世凯行动。在中国方面的强大压力下，朝鲜国王幽杀送信人蔡贤植，派大臣声明联俄之事为小人伪造，向袁世凯提供情报的闵泳翊逃往香港，俄国方面也否认此事，事情就无法追查下去了。[21]事后，反而有人责怪袁世凯多事。醇王也致函李鸿章，说：“韩廷经此一震，或可潜消异志。袁守精于侦察，急于事功，却非通筹并济之道。较之老成硕画，相去太远。似宜预储通品，为他日替人之备。”[22]李鸿章接信后，为27岁的袁世凯辩护，称各国驻韩者颇怪袁世凯多事，是因为嫉忌朝鲜为我所属。袁世凯精明刚躁，我每每切谕，要他镇静勿忧。但因壬午、甲申两次定乱，他身在行间，颇有德于韩民，情形也较熟悉，权宜用之。唯其洋务素少历练，年资稍轻，诚如钧谕，宜预储通品，为他日替人，不过实在说来，通品也不易得。[23]袁世凯继续受到李鸿章的宠信，1893年实授浙江温处道，仍留朝鲜办事。
1893年9月20日，张佩纶同李鸿章的部下、道员刘含芳曾有如下一席对话：
刘芗林来。余在翰林屡论朝鲜君昏后谬，臣下朋党，军政不修，终为日本所吞并。而袁伟廷（袁世凯）狙于花房、竹添之役（按即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竹添近一郎及壬午之变），侈然自大，于朝鲜则操之过蹙，于日本则漠不加意。心以为危，以询芗林。芗林亦以日本甚贫不足虑立论。余终不谓然，语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徒知日本之贫而不知中国之苟安姑息，患更甚于日本也。北洋将骄卒怨，合肥老矣，左右又无良佐，徒恃一虚骄尚气之袁伟庭以支吾朝鲜，恐厝薪火上，自以为安耳。吾谋不用，尤愿吾言不验，则中国之福耳。芗林既去，为之太息久之，所谓曲突徙薪，无人领会也。[24]
他表述的，就是对朝鲜国内局势的担忧。
1894年上半年，朝鲜发生了两件大事：金玉均被刺和东学党农民起义。
朝鲜开化党领袖金玉均，“甲申事变”后流亡日本，日本政府以对其加以保护为由，将他放逐到小笠原群岛和北海道，直至1890年才解除对他的看护。1892年，朝鲜政府派李逸植到日本，主持暗杀开化党人。李在东京结识了曾在法国留学的朝鲜人洪钟宇。洪钟宇短发西装，能操各国语言，也与金玉均等人相识，同意参与暗杀金玉均。金玉均此时对日本政府的狡猾成性和背信弃义已有认识，也同清政府驻日公使，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及汪凤藻建立了联系。据说他想会见李鸿章，讨论东亚的未来。1894年3月27日，金、洪乔装成日本人，同中国使馆翻译吴静轩及一名日本仆从乘“西京丸”轮抵达上海，住在日本人吉岛德三所开的东和洋行。次日下午3时，洪钟宇在旅馆中枪杀了金玉均。29日，租界当局逮捕了洪钟宇。消息传到日本，引起舆论哗然。几乎就在同时，朝鲜刺客李逸植在日本企图暗杀开化党另一领袖朴泳孝未遂被捕。日警旋进入朝鲜驻日使馆，逮捕朝鲜人权东寿、权在寿。为抗议日方擅入使馆抓人的行动，朝鲜驻日使臣俞箕焕离开东京回国。朝日关系进入紧张状态。
应朝鲜政府的要求，李鸿章安排“威靖”舰，于4月12日将洪钟宇及金玉均尸体运抵朝鲜。朝鲜守旧派大臣对金玉均被刺欣喜若狂，趁夜戮尸。这时，日本则在东京举行大规模悼念活动，指称金玉均之死是中国政府策划的，要求对华宣战。外相陆奥宗光和参谋长川上操六都积极主张扩大对华和对朝的侵略，但认为仅为一个政治流亡者之死而宣战，理由尚不充分。正好东学党发动农民起义，清政府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前去镇压，于是日本政府找到了借口。
东学党又称东学道，是由崔济愚首创的一种民间宗教，它融合儒、释、道三教，排斥西学（基督教），以确立东国（朝鲜）之学为目标。参加者多为贫苦农民。朝鲜政府把东学党作为异端邪说来镇压，1864年将崔济愚处死。但东学党在第二世教主崔时亨领导下，继续活动，1893年，东学党势力大盛，他们进入汉城，聚讼咒法，要求为崔济愚申冤，同时在各国公使馆前张贴“驱逐倭洋”的标语，使得外国人十分恐慌。各国公使筹议调集军舰，以防不测。袁世凯表示中国有弹压之责，请各国静候。在他的请求下，李鸿章派“靖远”“来远”驶入仁川，以后又派“济远”“经远”前去替代。[25]
1894年初，全罗道古阜郡农民在当过东学道接主的全臻准率领下，举行了反抗郡守赵秉甲的起义。
东学党起义首领全臻准被捕
日本一直密切注视事态发展。5月9日，驻防仁川的“平远”舰协助将朝鲜官军运往全罗道的群山，日本使馆立即派员询问朝鲜外务署，“平远”舰前去为何，华兵是否下船等等。袁世凯认为，朝鲜是中国的藩属，请求中国平息内乱，中国作为上国是难以推辞的。1885年《天津会议专条》规定中方派兵须行文知照日本，并没有中国派了日本也要派的文字。日本若要出兵，恐怕不过是保卫使馆，调兵百余名而已。[26]此时，李鸿章正在巡阅海军。25日，他在山海关视察直隶提督叶志超部队时，讨论了朝鲜局势。27日早晨，他从新落成的铁路线乘火车返回天津。29日，他在府中遇见女婿张佩纶，两人边走边谈。张佩纶建议命一大将，向朝鲜派出重兵，陆军至少七八千人，备以海军全队，以防日本介入，且不要提前知会日本。李鸿章不以为然，认为不会有大的冲突，两人聊至李鸿章签押房门口结束。[27]31日，朝廷以海军办理渐著成效，李鸿章督率有方，交部议叙，各将领着准择优保奏。[28]
6月1日，起义军占领了李氏王朝的老家全罗道首府全州。李鸿章电总署，候朝鲜政府求援文件转到，即派叶志超选带精队前往，并派海军4舰赴仁川、釜山各口援护。6月3日，朝鲜政府正式向中国发出乞援书。在此之前，日本使馆为了摸清中国态度，曾派翻译郑永邦会见袁世凯，劝诱中国出兵，表示“我政府必无他意”。接着，日本代理公使杉村濬又于3日亲自会见袁世凯，催促中国出兵。袁与杉村私交甚好，他再次错误地以为日本不会干预。其实在6月2日，日本政府已做出了出兵决定，陆奥宗光、川上操六和外务次官林董商定，出兵人数为六千至七千。5日，日本成立战时最高指挥机构大本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乘“八重山”舰返回任所。6日，李鸿章饬令海军“济远”“扬威”两舰赴牙山、仁川护商，调直隶总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一千五百人，分乘招商局轮船前往朝鲜。依照《天津会议专条》，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同日把这一消息照会日本。
日本看着中国落入预定的圈套。8日，派一户兵卫少佐率领步兵一大队从宇品港向朝鲜进发，在清军到达牙山的同时，从仁川登陆。10日，大鸟拒绝了朝鲜政府提出的不要带兵返回任所的要求，在四百名海军陆战队员护送下进入汉城。另有五十名陆战队员，乘“顺明”小轮从水路赴汉城。12日，清军一千二百人在牙山一线登陆完毕。16日，日军七千人在仁川全部登陆。
在中日两国向朝鲜出兵的同时，东学党起义军同政府签订了休战条款。11日，义军退出全州。中国军队并未与义军发生接触。13日，袁世凯与大鸟圭介会谈双方撤兵，日本政府本来已无理由继续向朝鲜增兵，为了达到侵略目的，竟荒谬地提出中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建议。清政府明确表示，日本无权干预朝鲜内政。但日本利用控制汉城的有利地位，逼迫朝鲜接受它设计的“改革”。到了这一步，中日两国的正面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日本政府准备发动战争，还须进行外交上的努力。
随着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人民要求社会变革、政治民主、废除治外法权和片面最惠国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日益高涨。在野的改进党提出对外强硬、彻底修改不平等条约和恢复国权的主张，激烈攻击伊藤博文内阁同英国进行的修约谈判方案，以致日本内阁在1893年底下令解散国会。陆奥宗光在写给驻英公使青木周藏的信中说：“国内形势日益紧迫，政府若不做出一个惊人事业，便不能稳定动荡不安的人心。”[29]
由于俄国开始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英国担心影响它所垄断的欧洲至远东海上交通线，英俄关系开始紧张。英国想利用日本作为对抗俄国的筹码，这为日英接近创造了条件。但是，日本政府既想要英国放弃它在日本已经取得的特权，又要英国默许它对朝鲜发起战争，外交谈判上难度极大。经过50余次正式谈判和私下蹉商，日本做了许多让步，又离间中英关系，终于在1894年7月16日订立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勋爵在签约后对青木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青木报告说：“英人的意思，让日清两国把力量置于朝鲜的北端或全部，而自己不费劳力，以防止俄国南侵。”[30]日本看准了英国的基本立场，便放心大胆地在朝鲜进行了军事冒险。
日军在仁川登陆，准备向汉城进军。
为了阻止日军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李鸿章也进行了大量的外交活动。早在6月20日，他便通过俄国公使喀西尼请求俄国干预。俄国政府先是对此事表示了很大兴趣，训令驻日公使希罗多渥劝告日本共同撤兵，日本拒绝了。李鸿章进一步建议由中、日、俄三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俄国政府在做了认真研究后，却决定退出旋涡。俄国认为，卷入朝鲜这场纠纷，可能导致卷入战争。在西伯利亚铁路修成之前，在远东打一场战争，俄国的军事力量尚不充分。此外，英国正在等待时机，当俄国表示援助中国时，英国就有可能站在日本一边，从而造成俄国外交上的孤立。
李鸿章在请求俄国出面调停的时候，也请求英国调停。英国担心日本进一步扩大事态，会把中国完全推入俄国怀抱，便由欧格讷出面，进行了几次斡旋，要中国同意“改革”朝鲜内政。总理衙门表示，先要日本退兵，然后再行商议。日本乘机诬指中国政府有意滋事，又宣布即使中国政府派出改革朝鲜内政的委员，对于日本在朝鲜独力进行之事项，亦不准置喙干涉。欧格讷为了阻止中日战争爆发，曾建议本国同俄国舰队联合进行武装示威，但英国首相罗斯伯里否定了这个建议。他说：“这是不合时宜的。我们不能削弱在东亚的海洋上具有能够成为防范俄国屏障的伟大力量的强国，不应该与之不合。”[31]7月23日，英国照会日本，“此后中日两国开战时，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欲日本政府承诺不在该港及其附近为战争的运动”。[32]这是向日本暗示，未来的战争只要不影响到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英国不会进行干预。
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曾这样评价俄国的调停：“俄国人在天津挑逗了一番，过了两星期忽然又推卸了。李鸿章讨了老大一场无趣。”这番话用来形容英国的行为也是完全合适的。赫德又说：“所有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是不对的……它们所以同情中国，只是因为战争会使它们自己受到损失而已。”[33]这倒是说出了各国进行调停的本来面目。
此外，李鸿章自己还有独辟对日外交行动的惊人之举。
早在7月12日，李鸿章就秘密通过幕僚伍廷芳拜访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己次，告诉日方他对处理朝鲜问题的态度，使得日本人明显感到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坚持双方先从朝鲜撤兵再开谈判的立场有不一致。14日，荒川报告陆奥，伍廷芳和罗丰禄被李鸿章秘密授予了谈判的使命。15日，荒川再次报告陆奥，李鸿章好像倾向于同意陆奥的一些原则来解决朝鲜问题。伍廷芳告诉他：“李鸿章能解决朝鲜问题而无须考虑北京的态度。”16日，陆奥回电荒川，尽管李鸿章真的希望解决朝鲜问题，但除非此建议以最明确具体的形式，并通过适当公认的渠道传达给日方，否则日本政府将不予考虑。16日，荒川再次报告陆奥，他已将陆奥的意见告诉了伍廷芳，李鸿章倾向于和平解决，但为如何方能开展谈判而焦虑。“他已非常果断地拒绝了你的建议。”[34]22日，李鸿章的英文秘书，总办北洋水师营务处道员罗丰禄奉命到日本领事馆，极秘密地通知日方，李鸿章决定派他作为秘密特使，到东京面见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李鸿章“忠诚希望和睦解决，并安排如何就朝鲜问题展开谈判”。李鸿章要求日本政府保证在秘密特使到达东京前，在朝鲜的日本军队不要采取敌对行动，并要求日方对这一提议立即答复。[35]同日，荒川还在伍廷芳的安排下，于下午3时到盛宣怀的天津海关道衙门密谈。盛在会面中告诉荒川，中国军队派往朝鲜是为了做样子，而不是为了打仗。[36]
李鸿章
罗丰禄
伊藤博文
陆奥宗光
在李鸿章这方面想来，这一高级别谈判的建议必定会在第一时间传递给日本政府。但不知何故，荒川己次给日本外务省的电报却拖延到23日晚间8时30分才拍发，日本外务省24日上午11时50分收到。陆奥宗光倒没有耽误，当天他回电荒川：“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国与日本的敌对行动还没有开始，日本政府也不能保证他们在朝鲜之军队放弃敌对行动。因为在朝鲜，目前仍不断发生政治事件。然而，日本政府也不特别反对罗来日本。”[37]由于现在没有找到材料，说明这封电报到达东京后，日方究竟采取过什么具体的指令以暂缓侵朝日军在汉城，以及联合舰队在朝鲜海域的军事行动，于是人们将李鸿章如此重大直接的求和行动忽略了。
罗丰禄的这次外交试探是中国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极不寻常的事件，我们迄今不知是谁给李鸿章授过权。按说如此重大的事件，必须有最高当局的直接命令，即使是军机大臣，也只能是转述皇帝、皇太后的谕旨。然而，没有任何线索透露朝廷的这种立场。所有已经发表的军机处、总理衙门发给李鸿章的指令，都是要他做好开战准备。那么，就出现了另一种可能：是李鸿章自行决定与日本进行高层接触，他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中日在朝鲜即将发生的军事对抗平息下去。这种越过皇帝、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擅自开展的外交活动，有点类似中法战争前他与福禄诺谈判的重演。再联想到1900年北京爆发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借口保护使馆侨民，从大沽口登陆，占领北京。南方督抚策划东南互保，拒绝执行朝廷排外的指令。这时，担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居然同意幕僚刘学洵与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爵士的策划，同流亡国外的革命党人孙中山暗中联络，准备策划两广独立，自立为王或是总统，用孙中山来施行新政。这种骇人听闻几无可能的选择，作为政治家的李鸿章却考虑到并着手安排了。此事虽然后来由于朝廷起用他重返北京，与八国联军谈判城下之盟而作罢，但这提醒我们，李鸿章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政治人物，他的内心世界极为复杂。在甲午7月，他之所以不择手段地寻求和平，显然是判定慈禧太后不愿在六旬大寿之年爆发战争；对于日本，他所统辖的海陆军也没有必胜的信心。但有一点，李鸿章似乎有把握，倘若他以外交手段将密布的战云消退，他就一定能找到办法说服朝廷。外国人曾说，中国有两个外交部，一个是北京的总理衙门，一个是天津的北洋大臣衙门。总理衙门是一个集体议事的官僚机构，每一个外交使节来访，所有大臣都要参加接见，大家坐在那里，大眼瞪小眼地看着总办大臣，却没有人负责。北洋大臣衙门则是李鸿章的单人外交部。李鸿章坐镇天津，对北京的外交方针一直产生着直接影响。这次求和行动，是他外交生涯中的一次极为特殊的冒险，一方面，他绕过正常渠道，通过罗丰禄直接提出访日要求；另一方面，则通过盛宣怀放出空气，表示中国对日的战争准备只不过是做做样子。22日罗、盛二人的行动，是李鸿章精心安排的双簧。由于日本方面没有积极配合，终于在日军进攻朝鲜王宫和挑起丰岛海战后作罢，就此湮没在浩瀚的外交文书和当事者的心底了。
外交和军事一样，都是国家政治行为中的重要手段。李鸿章看到了各国的矛盾和打算，他希望纵横捭阖，来消弭中日之间紧张的军事对峙，以阻止战争爆发，用心可谓良苦。但他显然对列强干预成功期望太高，对日本冒险发动战争估计过低。他指望用中国方面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来换取日本的让步，这就完全失算了。这个失算，贻误了中国军队在朝鲜的布置和增援时机，在战争准备上陷于被动，以致在7月23日日本军队挟持朝鲜国王，组织以大院君为首的亲日傀儡政权，25日，“新政权”宣布废除同中国的一切条约，授权日军驱逐中国军队时，就完全措手不及了。
日本方面也确实存在值得研究的问题。首先是荒川的电报延误一整天，使得整个议和行动失去了回旋的时间余地。这个延误是故意的还是简单的技术故障？其次，日方既已允诺罗丰禄密访日本，为什么没有做出相应的协调动作？是日本政治家与军方在和战问题上无法协调，军方不顾一切可能的政治运作，非要发动一场战争，还是由于时间和通信原因，无法进行联络，或是日本最高当局打定主意，就是要通过战争逼迫中国做出更大的让步？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考证分析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