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的元史研究

在近现代中国，蒙元史研究的学术传统可以说是直接承继乾嘉时代的治学风气而来。钱大昕（1728—1804）曾在大范围地搜检汉语文献及金石资料的基础上草就《元史稿》一百卷（原书今只存“艺文”、“氏族”两志），其他著名乾嘉史家如赵翼（1727—1814）、汪辉祖（1730—1807）等人，在研习元史方面也多有贡献。

19世纪的下半叶，中国面临的边疆危机刺激出“西北舆地之学”的勃兴，治元史更成为当日学术界的一大热门；而列强用武力胁迫中国进入近代世界体系，也给中国学者带来了近距离接触欧洲东方学的机会。正是在这般情势中，洪钧（1839—1893）成为替中国的蒙元史研究开出20世纪新局面的关键性人物。1887年至1890年，他在俄、德、奥、荷担任中国公使期间，从欧洲蒙古学及汉学著作中获得很多有关元史的域外史料信息。洪钧原先即精于西北史地，这时便结合驻欧所得域外讯息，动手撰写《元史译文证补》，并在归国后仍修订不辍，迄于病故。该书的已定稿部分在1897年，即他病卒四年之后，由他所托付的友人刊行，遂使中国有兴趣于元史研究的人们眼界大开。洪钧本人或许未习外语，因此阅读西文书籍需藉译员相助。但中国的元史研究得以在广泛采用域外史料，并且与欧美东方学互通声气、相得益彰的学术格局中逐渐展开，洪钧实在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大功臣。

洪钧带来的冲击，最直接地反映在20世纪前期的两部元史研究著作，即柯劭忞（1848—1933）的《新元史》和屠寄（1856—1921）的《蒙兀儿史记》之中。它们一方面继续着明代以来以重修元史为职志的学术取向，另一方面则对于参照域外的史料及研究成果来解读元史的必要性表现出充分的意识。但是两书作者仍然都需要借助他人译述来了解西学，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眼界及其见解的准确性。突破洪钧在世纪之交所确立的学术规模的使命，于是便落到出生于19世纪晚期的王国维（1877—1927）、陈垣（1880—1971）、陈寅恪（1890—1969）等更年轻一辈学者的肩膀上。三人中王国维最年长（但他真正开始专攻国学，乃在三十五六岁之后），去世又比后两人早四十多年，因此他的学术表达程式，更多地带有“清学”遗风。三人的有关研究，在校注稀见文献、考订名物制度及其他基本史实、辨明古代氏族及疆域地理、探究中西交通背景下的宗教传播大势等专题方面，成绩尤为卓著。在这个时期，元史研究在多语种文献的比勘释读、比较历史语言学方法的采用、中西学术的融会贯通方面，都比过去有了长足的进步。“国学”在这一辈学者的手里，已经不再是一门完全意义上的中国传统学问，而变成了中国学术传统与欧洲（稍后还应加上美国、日本）汉学传统相结合的、以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专业领域。由国学的上述特征所决定，为中国学术界提供欧洲第一流汉学著述的精确译介，虽然颇有“徒为他人作嫁妆”的辛苦，却成为亟需有人着手去做的工作；由于欧洲汉学高度专门化的性质，也由于在译名甄别、史文对勘等方面的极大难度，这种专业化的译介过程本身自然也就不能不变成一项很高水准的学术研究。自1920年代至1940年代，冯承钧（1887—1946）翻译的欧洲汉学名著名篇多达上百种，为我国元史及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作出了极其独特而重要的贡献。他本人也从翻译入手，终而成为当日中国第一流的元史及中西交通史专家。属于这一代的著名学者还有张星烺（1888—1951）。他编译的六册本《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以及由他翻译的《马哥孛罗游记》，是当年的后学研习元史或中西交通史时最通行的入门教本；直到今天，它们仍然是相关领域内的基本参考书。

如果说20世纪前二十年是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展开全方位反思和总批判的时代，那么他们在学术领域内全面收获此种反思或总批判的成果，则是在1930年代。这时候，一批集中主要精力以治蒙元史为专擅之业的断代史学者如姚从吾（1894—1970）、韩儒林（1903—1983）、翁独健（1906—1986）、邵循正（1909—1972）等，先后从欧美学成回国。中国的元史研究因此也在它的深度和广度方面获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1930年代崛起的这批学者所遵循的学术范式，与王国维及“二陈”似无大异。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将其前辈因身故或关注领域的转移而中止的蒙元史讨论重新引发起来，并把它推进到更广泛的话题范围和更翔实细密的考察中去。陈寅恪曾从事过的将汉文与蒙、藏等语文史料多方对照、互相发明的工作，这时获得推广；韩儒林、邵循正开始了不完全依赖西人转译、而直接参用波斯文、蒙文等语种的蒙古史料来探讨蒙元史的可贵尝试；姚从吾与他的学生札奇斯钦合作，在中国学者里最早把以汉字音写的《元朝秘史》蒙文文本译为汉文；翁独健的研究，则特别关注蒙元政治与社会制度的跨文化性格。这一代学者对于欧美及日本蒙古史、元史研究成果的批评反馈，也已经基本到位。比他们稍晚，杨志玖（1915—2002）又因从《永乐大典》中发掘出与马可·波罗循海路归国相关的珍贵史料而知名于学界。由于不多几年后出现的抗日战争困难局面和紧接着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这一轮研讨的小热潮未能维持太久。

中国蒙元史研究进程中的下一个阶段，大体上从1950年代开始。此后大陆的文科，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被相当教条化地约束在由《联共（布）党史》所规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之内。由于对历史变迁过程中阶级斗争作用和人类社会共同发展规律的强调，元史研究领域内集中讨论的，有早期蒙古社会的基本性质、元末红巾军起义等课题。在展开这些讨论的过程中，年轻的一辈人在擅长“国学”的导师们的指点下，力图把“详细地占有材料”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原则同“文章不教一字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按指各种性质的史料证据）”的“实证史学”主张融合在一起。他们从考查元代社会关系的视角检阅了大量历史资料，蓄积起丰富的研究素材。1962年以纪念成吉思汗诞辰八百周年为契机而发表的几篇高质量的论文，涉及成吉思汗的出生年代、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等主题。至今读来，仍虎虎有生气。它们与其他一些探讨元代社会制度、元末农民起义的优秀论著一起，显示出蒙元史研究超越意识形态限制而获致的不寻常成就。

在1950和1960年代做出优秀成绩的学者，有的是从1930年代以来一直在教书写作的老学者（如撰写《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等著名论文的韩儒林），有的是刚好在学业完成前后进入新时期的稍略年轻一点的学者（如与罗常培合编《元代白话碑集录》《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等珍贵资料集的蔡美彪），更多的是在本期间方才学成后跻身史坛的新人。当日的这批年轻人经过1960年代中期以后十多年的磨炼、积累和深层思考，在1970年代末叶新的历史机会来临时，便以其更成熟的思想力活跃于蒙元史领域之中。20世纪最后的四分之一时期，就这样成为中国蒙元史研究的一个“黄金时代”。从支撑着这个“黄金时代”的骨干学者群体里，先后产生过《中国史稿》、十册本《中国通史》的后续主编，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古代史》“通贯条目”主编等综合性的重要集体项目的主持者。它似乎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蒙元史研究的多层面训练对一代学者成长的重大意义。

20世纪最后二十多年中的蒙元史研究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从点校本《元史》（在二十四史点校项目中属于质量最高的一类）的出版开始，已有诸多有关元代历史的重要的中外史料，以较新的刊印本、点校或校注本，以及汉译本的形式出版发行。在有关蒙元王朝的断代史方面，先后有十册本《中国通史》的元代部分（第七册）、《元朝史》、《元代史》（最近改名为《元史》出版）、多卷本《中国通史》“中古时代·元时期”（第13、14册），以及几种较好的“史话”型元代史读物面世。由中国蒙元史学者们通力合作编写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元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元史”分册，由中国历史地理学专家编制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时期”（与“明时期”合编为第七册）部分，也都已出版。《中国历史地图集》所包含的蒙古地区历代图幅，则是对蒙古高原历史地理状况从事难度极高的全面和通贯研究的重大成果；它为我们了解蒙古及蒙古以前北方民族的历史变迁提供了翔实准确的空间背景信息。上述这些出版物，为今日蒙元史研习者在寻求基本的原始资料方面准备了与过去相比已远为优越的工作条件。

二、一经脱去意识形态的铅华，本时期的蒙元史研究更突显出回归实证方法的倾向。研究课题扩展到蒙元史的各个层面。许多重要的论文，发表在《元史论丛》、《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后改为《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及其他文史期刊上。对一些较重大的话题，已有诸多专著问世。对元代文献所言及的各种基本现象、基本事实的考究描述，似乎已经做到了应有尽有的地步。

三、自乾嘉汉学以来，中国长期未能培养出掌握了较深入的中期蒙古语知识的蒙元历史学家（台湾的札奇斯钦稍属例外）。这一缺憾，自1960年代起逐渐得到弥补。《蒙古秘史》的畏兀儿字蒙文复原本的出版，以及对今存元代八思巴字蒙文碑铭的系统解读与研究，就是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如今，在197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学者中，中国已经有了较好地掌握蒙古语文和波斯、阿拉伯、突厥语文的蒙元历史专家。

上世纪末蒙元史研究已取得的丰硕成果，既是属于当今的一笔宝贵学术财富，又对今日的我们形成一种严峻的挑战：我们应当怎样做，才能在未来的学术工作中实现对现有研究水准的新突破？

这里至少有四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引起注意。首先，我们应当承认，学术在它的不同分支领域中，会有各自不同的生长节律。蒙元史研究在前一阶段较为充分的发育，很可能会给今天带来一段相对沉潜的时期，需要我们耐心对已有成果进行反复咀嚼，在反复思考中探寻新的思路和新的学术突破口。在这样的时候，听凭浮躁习气和急于求成的心情滋长，不但无济于事，而且还会把事情弄得更坏。其次，必须坚持“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态度，从重读最原始的史料着手，去质疑那些早经前人断定、但其实尚未被认真考量过的结论或“共识”，从而发现并且回答新的重大问题。再次，在1950年代中国学术随政治形势的变化而走向封闭以后，欧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经历着一个从西方汉学演变为标榜以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来处理历史问题的“中国研究”潮流，又从“社会科学”支配论回归具有人文倾向的“社会哲学”立场和文化批评理论的过程。由上述学风变化所带来的很多新见解，例如人类学、民族学观念方法和文化分析向历史研究领域的渗透，应当是在蒙元史研究中可以为我所用的。最后，历史研究需要充分的想象力，但是这种想象力必须有考据功夫的支撑，才不至于虚化为妄人的臆想。而自乾嘉以来的中国治学传统中，恰恰沉淀着非常精致的文本分析和细部考据的技巧与功夫。因此它是渊源于乾嘉汉学传统的中国蒙元史学者所不应丢失的看家本领。

（本文原载姜义华、武克全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