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还是“成吉思合罕”?——兼论《元朝秘史》的编写年代问题

虽然乃蛮、克烈等部的首领在12、13世纪之际可能早已采用来自于突厥政治文化的“可罕”称号，并且后者亦曾被窝阔台汗当作他个人的专用名称，但直到1250年代为止，在蒙古语里，大蒙古国的最高统治者，仍然与各支兀鲁思的为首宗王同样地被称为“汗”。不过，“合罕”的名号在波斯及其相邻地区的钱币铭文里见于使用，却从蒙古征服初期的1220年代就开始了。在冲制于1252年的谷儿只钱币上，我们发现蒙哥已被叫作“合罕”。另外，《世界征服者史》尽管明确地提到铁木真的称号是“成吉思汗”，而贵由也明确地被该书称为“汗”，同时它却把蒙哥的名号写作“合罕”。就现在可以看到的资料而言，显然是在深受突厥政治文化影响的蒙古帝国西半部，“合罕”的名称首先获得流行。大约在1250年代中叶，它终于被蒙古人自己所接受。1254年的蒙文《少林寺碑》尚使用“蒙哥汗”的称号；在1257年初的《释迦院碑记》中，我们已读到“蒙哥合罕”的蒙文语词。而1261年的蒙文碑铭则表明，自从忽必烈即位之日起，元朝皇帝便一向用它作为正式的蒙语称号。

从今存元代圣旨、令旨碑判断，由“汗”到“合罕”的称号改动，并没有被倒溯及元太祖的正式名号。此类碑文大都一仍其旧地称元太祖为“成吉思汗”，只有五通以“成吉思合罕”名之（其中最早的一例出现在1282年）。后面这种情况，似可看作是当日流行语词向官方文书写作的渗透。“成吉思汗”称号的保留，应与至元元年（1264）所定“太庙七室（不久后增为‘八白室’）之制”有直接关系。在一个双语种并用的环境里，要确定前朝诸帝的汉式庙号，也就同时意味着需要相应地赋予或再度确认各人的蒙古语名号；恰恰在那时候，人们对“汗”与“合罕”之间涵义的差别还远没有如同后来那般的强烈意识。而“成吉思汗”的称号一旦在元初的官方言说中获得确定，它的形式也就被相对固定下来，为后代沿用不衰。拉施都丁的《史集》提到蒙哥、忽必烈和元成宗，俱以“合罕”称之；但对元太祖则始终采用“成吉思汗”的名号。《史集》的史源是《金册》。是知《金册》亦称元太祖为“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

由上述说法也产生了一个困难问题：有关前四汗史的一种最详细、最重要的史源《元朝秘史》，为什么却把元太祖的称号写作“成吉思合罕”？伯希和在他的遗著《马可·波罗注》里提出，今日所见《元朝秘史》，实乃元代某个时期的抄本：正是这个抄写者，按他那个时代对元朝皇帝的蒙古语习称，将原来文本里的“成吉思汗”改写作“成吉思合罕”。

伯希和的这个见解十分值得重视。在今本《秘史》中，“成吉思罕”的称号仅于§255中一见。这也许可以看作是抄写者改削未尽所致。在§123、§125、§126和§127，当史诗叙述铁木真如何第一次被他的部众推为蒙古部首脑，以及他如何向札木合与王罕传递这个消息，而后两者又如何答复时，他所拥有的统治地位一连十次被称呼为“罕”，而不是“合罕”。在交代窝阔台即位的情节时，《秘史》同样使用了“立窝阔台合罕为罕”（§269）、“窝阔台合罕既被立为罕”（§270）等词语。在《秘史》的行文中，成吉思汗一般被他的儿子们称为“合罕-父”，但有些场合也出现了“罕父”的称呼（§255、§269、§281等节）。在§201，札木合把铁木真叫作“罕—安答”，而不是“合罕—安答”。§74则称，铁木真兄弟都“罕每愿做到了”；文句中所使用的也是“罕”，而不是“合罕”的复数形式。所有这些，都应该是为抄写者所漏改的文句。可见在未经改动的文本里，大蒙古国的“大位子（yeke oron）”，原是被称呼作“罕”的。

以“罕”为最高统治者称号的用法，也出现在《秘史》的最后面几节中。这一事实排除了《秘史》关于窝阔台汗的记事乃续写于蒙哥后期或者甚至更晚的可能。因为如前所述，至少从1257年开始，蒙古统治体系已接受了以“合罕”作为最高统治者名号的用法。这样，确定《秘史》写作年代的问题就变得较为单纯了。它记录成吉思汗事迹的部分，当写成于1228年的大聚会时；窝阔台部分则最可能续写于1251年选举蒙哥为大汗的忽邻勒台大会上。只有§274至§277四节，大概是在与拔都后裔交恶后的元王朝时期才添加进去的。

那么今存《秘史》的文本又形成于何时呢？它至少要晚于《金册》成书之时。这是因为，如果撰写《金册》时《秘史》已称元太祖为“合罕”，那么《金册》绝不敢置《秘史》这一权威史源的提法于不顾，而把元太祖的尊号从“合罕”重新降为“汗”。

元政府着手编写列朝实录始于至元十三年（1276）。耶律铸于是年受命“监修国史”。这里的“国史”，据《王利用传》即指实录而言。前四汗的实录初稿，都曾被译为“畏吾字”蒙文，向皇帝进读，以便听取皇帝意见后再对它们进行修改。《元史》提到《世祖实录》也曾被译为蒙文。惟其所指，恐怕不会是多达八十册的《汉字实录》全部，而只能是它的节写本。《世祖实录》节本的蒙译文本，曾用金字缮写进呈。前四汗的实录部头不大，其初稿原已有蒙文译本，定稿后也完全可能用金字缮写进呈；其事当在“金书”《世祖实录》节译本之前。拉施都丁所说“金册”，极有可能就是元政府颁发的以金字书写的前四汗实录蒙文本和《世祖实录》节译本。是则《金册》的完成，事在元贞二年（1296）至大德八年（1304）之间。

这就是说，今本《秘史》的形成，应在14世纪。因而在这个文本中出现“东昌”“宣德府”等晚出地名，也就不难索解了。

（本文原载《文汇报》2006年6月11日“学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