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谈书法

《哭佩弦》，写于1948年8月，是郑振铎追忆朱自清的感伤之作。说不清楚多少次阅读这篇文章，只是知道，每每阅读，情会涌，心会动。

青年时代读《哭佩弦》，对书法也持怀疑态度，当然对郑振铎微言书法深有同感。一句话，书法的艺术质量，我怀疑了多年。

人到中年，书法在我少许沧桑的内心活泛起来，看问题似乎也客观一些，不仅喜爱临帖，同时也愿意思考关于书法形而上的问题，这时，读《哭佩弦》，思想被洞穿，从洞口流淌而出的杂乱意绪，黏合着我的昨天和今日，倏忽凝重。

《哭佩弦》有这样一段——

将近二十年了，我们同在北平。有一天，在燕京大学南大地一位友人处晚餐。我们热烈的（地）辩论着“中国字”是不是艺术的问题。向来总是“书画”同称。我却反对这个传统的观念。大家提出了许多意见。有的说，艺术是有个性的；中国字有个性，所以是艺术。又有的说，中国字有组织，有变化，极富于美术的标准。我却极力的（地）反对着他们的主张。我说，中国字有个性，难道别国的字便表现不出个性了么？要说写得美，那末，梵文和蒙古文写得也是十分匀美的。这样的辩论，当然是不会有结果的。

临走的时候，有一位朋友还说，他要编一部《中国艺术史》，一定要把中国书法的一部门放进去。我说，如果把“书”也和“画”同样的并列在艺术史里，那末，这部艺术史一定不成其为艺术史的。

当时，有十二个人在座。九个人都反对我的意见。只有冯芝生和我意见全同。佩弦一声也不言语。我问道：

“佩弦，你的主张怎样呢？”

他郑重的（地）说道：“我算是半个赞成的吧。说起来，字的确是不应该成为美术。不过，中国的书法，也有它长久的传统的历史。所以，我只赞成一半。”

这场辩论，至今还鲜明的在我眼前。但老成持重，一半和我同调的佩弦却已不在人间，不能再参加那末热烈的争论了。

佩弦，即朱自清。

郑振铎涉及书法的言论不是处心积虑，但是，他留在历史时空中的观点，竟然在以后的三十年时间里发酵，领袖、重臣，学人、名士，均表己见，关于书法的身份，推来攘去，硝烟四起。

在郑振铎的眼里，其他国家的文字与中国字一样，都有个性，梵文和蒙古文的匀美，与汉字不相上下。因此，他得出如下结论：“向来总是‘书画’同称。我却反对这个传统的观念。”

对书法身份的判断，要从“国情”出发。应该说，中国文字的演变史，不同历史时期书体的确定和流行，与中华民族的生产方式、思维习惯、审美取向息息相关。绵延、柔韧的民族心性，带着对自然的顶礼膜拜，渐渐形成一套有规律可循的认知系统，最终确定一个民族的灵魂印记。于是，甲骨文、金文、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如同一个个坚不可摧的文化堡垒，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

文人眼睛里的风光免不了浪漫，那支由竹竿、狼毫、羊毫、鼠毫、鸡毫，组成的毛笔，在文人的手中翻滚。他们把毛笔放到砚台里呼吸，背后则是古筝空茫的声调，然后，他们把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写到木板上、宣纸上，又把这些充满性灵的文字，写出数种风格，多种变奏。想一想，敢想一想吗，哪一个民族能够像中华民族如此的奢华、雍容、富贵、深厚？仅仅是文字，就赋予如此之多的含义。

19世纪的贫弱，与书法没有任何关系。

在《哭佩弦》一文中，郑振铎忧伤地告诉我们：“在这个悲愤苦难的时代，连老成持重的佩弦，也会是充满了悲愤的。在报纸上，见到有佩弦签名的有意义的宣言不少。他曾经对他的学生们说，‘给我以时间，我要慢慢的（地）学’。他在走上一条新的路上来了。可惜的是，他正在走着，他的旧伤痕却使他倒了下去。”

“给我以时间，我要慢慢的（地）学”，学什么？显然是与时俱进的学问和知识。

对书法身份的争执，源自对书法艺术特性的茫然。作为综合艺术，书法第一美学特征便是实用。它是文明的表述、知识的表述、现实的表述。手札是书法艺术另外一个源头，本质是彼此传递信息。由于毛笔书写是中国人的日常书写，功利化、功能化传递信息，完成了手札的第一任务。其次，毛笔书写的高下、优劣，又给阅读者提供了审美的选择。毛笔书写结合文学、文字学、民俗学、篆刻学，自然形成一股强大的艺术力量。在时间深处沉寂愈久，艺术魅力就愈发浓郁。书法的第二美学特征就是技法要求。因为毛笔书写有一套规律可循，笔法的变化改变文字的形式，遂产生不同的风格，极大满足不同人对毛笔书写的精神要求。

至于把书法纳入美术范畴内，就是对书法艺术的误判。

同时，对书法的高估，也是对现实的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