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理解差异
我动笔写这本书的那天，拉蕾·比贾尼（Laleh Bijani）和拉丹·比贾尼（Ladan Bijani）在伊朗下葬，一人一个墓冢：除了死亡，她们从未分开过。二十九岁的拉蕾和拉丹是连体同卵双胞胎，生来头部相连。她们在分离手术中不幸身亡。
拉蕾和拉丹在二十九年来被迫的如影随形中，取得了比她们这一代中大多数伊朗女性更高的成就：二人都从法学院毕业。她们可以坐卧、行走，因为她俩是同向并排粘连住的。但是双胞胎只能从照镜子中看到彼此的面容。
拉蕾和拉丹了解手术风险后选择了手术；医生告诉她们手术的成功率是50％，但她们为了可以以后分开生活甘冒风险。“我们是两个粘在一起却完全独立的个体，”拉丹在手术前向记者解释道，“我们有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生活方式，看待问题也很不一样。”拉蕾想要去德黑兰当记者，而拉丹计划留在家乡设拉子，从事法律行业。相比之下，拉丹更加健谈，身边一位密友形容她“非常友好，总喜欢开玩笑”1。
职业规划的冲突是她们接受手术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她们希望可以不再只从镜子中凝视对方。可能还有其他她们未向记者袒露的原因，比如她们不会向记者承认——她们可能想成家生子。姐妹俩如影随形难免尴尬。研究人员发现（拉蕾和拉丹可能自己也发现了）爱上同卵双胞胎其中一个的人可能甚至不喜欢另外一个。2
尽管同卵双生是自然界制造克隆的方式，但双胞胎对于她们自己和朋友而言是独立且独特的个体。拉蕾和拉丹拥有相同的基因和相同的环境——她们到哪儿都在一起，没有选择——但她们的人格、观点和生活目标不同。为了个体性，她们付出了生命。
当然，大多数同卵双胞胎不是连体婴儿，大多数连体双胞胎成年后也不会选择分离手术。但是同卵双胞胎的人格的确不一样。他们为什么不同是科学界迄今无法解开的谜团，双胞胎本身也困惑不已。
“为什么我是我？”这个问题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物理学教授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复述他八岁孙子乔治的问题。我不知道他怎么回答乔治，但是戴森后来告诉一位成年观众，这个问题“总结了客观宇宙中个人存在的难题”。呃，至少我想是这样的。但这个问题对于乔治来说有更具体的含义，因为他有一个双胞胎兄弟。据他祖父说，乔治知道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的区别，他知道他和双胞胎兄弟唐纳德在基因上完全相同。根据他祖父所言，他也知道他俩“有着相同的成长环境，接受了同样的教育”——他们有着一样的父母，在一个屋檐下长大。当乔治问道“为什么我是我？”时，他的祖父总结道：“两个基因相同、接受的培养也相同的人却不同。”3如果他们先天本性（nature）相同，后天培养（nurture）相同，那为什么会有不同的人格？
人的个体性和人的差异是本书的主题。虽然双胞胎直接地体现出了这个问题，但是普通兄弟姐妹之间的差异同样神秘、无法解释。如果科学家不能解释为什么双胞胎不同，为什么普通兄弟姐妹不同，那么他们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你和我，为什么任何两个随机选中的人不同。
在小说和现实法则中，解开谜团都需要“证据”。科学在这方面稍有不同。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提供绝对的证据去论证解决某个科学性谜题的方法是否正确：通常最多能做的是证明其他解决方案不能解释证据的关键方面。对自己的科学方法引以为豪的夏洛克·福尔摩斯喜欢说：“当你排除了不可能时，不管剩下的结果有多不可能，它一定是真相。”4真正的科学家喜欢说一些不太容易流传的话——例如：“当你排除了极不可能的情况时，剩下的无论是什么，至少在当下，都在正确可能性的范畴中。”
我闲暇的时候喜欢读一些悬疑故事，通常会看比福尔摩斯新一些的读物——例如，苏·格拉夫顿（Sue Grafton）的字母系列故事，从A开始的《A：不在现场》（“A” Is for Alibi）。这些悬疑小说诠释了金西·米尔虹(Kinsey Millhone)侦探，她的生活细节在这个系列故事中逐渐显露。探知金西是我看这些书的乐趣。
像我一样，金西并没有向权威低头，她剪掉头发，对错误一探究竟。她以第一人称说话，书中第一或第二页通常有这样一段话：
我叫金西·米尔虹。是一名私人侦探，加利福尼亚州颁发执照……今年三十二岁，结过两次婚，没有孩子，了无牵挂，性格使然，我很可能会一直这样生活下去。5
你也可以叫我私家调查员，因为我也做调查。然而，金西和我住在大陆的两端。我住新泽西州(1)，今年六十七岁，和我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丈夫一起生活，有两个懂事的孩子，四个可爱的孙辈。身边有一群朋友，性格使然，我很可能也一直这样生活下去。
但是我和金西最大的区别是，她强壮健康，而我不是。近三十年来，我一直被系统性硬化症和狼疮的双重疾病所累，这两种自身免疫性疾病都会影响各类器官。多年来，我的免疫系统已经对身体的多处部位发起过攻击。现在它瞄准了我的心脏和肺部。大约一半的系统性硬化症患者最终会出现心脏和肺部衰弱性功能障碍，即肺动脉高压。我在2002年被诊断出了这种功能障碍。
为了保持身体健康，金西每天跑三英里；我以正常速度行走都气喘吁吁。金西能二话不说就开车大老远地寻找线索；我做不到。但我也不是完全困在家中——偶尔也会出去——可是我的身体耐力非常有限，所以我很少冒险去比图书馆或办公用品商店更远的地方。去医院检查时，丈夫会让我坐在轮椅上推着我走。
但是一些小说里的侦探比我还行动不便。悬疑小说《时间之女》（The Daughter of Time）中——书名源于一句古老的谚语：“真相是时间的女儿。”——侦探躺在医院里破案。小说的作者是约瑟芬·铁伊（Josephine Tey），书于1951年在英国出版，开头这样写道：
格兰特躺在高高的白色病床上，盯着天花板，憎恶地盯着天花板。他对这光洁表面上每一条新增的裂痕都了然于胸。6
伦敦警察厅的艾伦·格兰特（Alan Grant）在追捕罪犯时负伤入院，但行动不便并没有使他止步不前。朋友给他带来的书和旧画复本让他发现了一个未解之谜：谁杀死塔中的两位小王子？——人们通常认为这是理查三世的罪行(2)。由于事件发生在15世纪，格兰特即使身体健全，也无法采访证人和嫌疑人。正如他的一位朋友所说，他的侦探工作包括“学术调查”。7
我所做的事情，一言蔽之，也是学术调查。虽然我活动受限，但还是有很多办法可以广泛地收集证据。与不幸的艾伦·格兰特不同，我可以上网，可以与许多朋友和同事发电子邮件交流。身边的朋友会知道一些即使我和金西·米尔虹一样健康和矫健也无法获得的信息。我的大部分证据来自发表物：学术著作和专业期刊上的文章（参见本书后面的尾注和参考文献）。别人“跑外勤”——真正地收集数据——但是他们的工作成果一经公布就为我所用了。即使我不认同研究人员的结论、不认可他们的方法——正如您将看到的一样——发表的报告还是可能会包含一些有用的东西。
我的第一份工作和艾伦·格兰特一样：让人相信有些谜团仍然悬而未解。格兰特同时代的人多半认为这个谜团已经解开：“每个人都知道”这是理查三世干的。格兰特在确定真凶手前，首先要证明人们信以为真的答案是错误的。小说近四分之三笔墨都花在让读者相信，理查并没有杀死小王子——他死去的兄弟爱德华四世的两个年轻儿子。在一位可以接触到大英博物馆旧档案的年轻美国研究员的帮助下，格兰特确定理查没有动机处死这两个男孩，再者说这也不符合他的性格。当理查在博斯沃思遇害时，他们很有可能还活着——像莎士比亚一个世纪后写的那样，理查呼喊着：“用我的王国换一匹马！”(3)
现在大多数人都认为，人格的奥秘——个体性的奥秘，本书的副标题——已经解决了。大家普遍认为，人们不同于兄弟姐妹的行为方式是“先天本性”“后天培养”，以及／或是两者之间某种相互作用形式的。
“大错特错，”福尔摩斯怒喝，“不能没有数据就盖棺论定。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扭曲事实来适应推论。”8现实世界中，推论很少能在完全缺乏数据的情况下焕发生机：手头上必须得先存点东西。但是推论可能建立在数据不足、模糊不清或产生误导的基础之上。然后，人们开始不知不觉地收集更多数据来证实理论。
这种事情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心理学方面，会超过一百年。然后，新的扫帚出现，从新的角度解决问题，扫除蜘蛛网。在心理学方面有两把新扫帚，本书很好地借助了这两把扫帚：演化心理学和行为遗传学。两把新扫帚的清扫方向不同——不是相反的，而是交叉垂直的。
演化心理学是一门将人类思想视为达尔文选择理论产物的科学。它初看似乎并不能用来研究人类的个体性。总体而言，演化心理学家对人类的差异没有多大兴趣：他们主要关注人类的共同点。例如，由演化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撰写的《心智探奇》（How the Mind Works）一书。9标题中的“the”值得推敲。平克写的不是我的思维或者你的思维如何运转，而是每个人的思维如何运转。它是一种标准配备，而不是个人选择。不是那些让我的思维与你的思维略有不同的细枝末节。
史蒂芬·平克实际上是演化心理学家中的一个例外：在他的最新著作《白板》（The Blank Slate）中，他谈到了个体差异，但是要到第十九章才有涉及。以下是《白板》的开头：
每个人对人性都有自己的推论。每个人都不得不预测别人的行为，这意味着我们都需要了解人格形成的理论。10
的确如此，但问题是，知晓人性理论并没有多大的帮助，因为人们的行为不尽相同。知晓某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原因，或者一百个人性格的形成原因，并没法帮助预测第一百零一个人的行为。
举个例子：我的一位邮件朋友，他的儿子马修最近在一个正式的晚宴上当着一大群人的面向他的女朋友求婚。幸运的是，他的女友艾莉森点头同意了。但是，如果她拒绝了他，或者她说要考虑一下，抑或者指着另一个男人说“我宁愿嫁给他”，那该怎么办？马修当着所有人面冒这个险，着实勇敢。
过后我觉得马修其实知道他在做什么：如果他不确定艾莉森的回答，他也不会在某时某地求婚（实际上，他可能根本不会求婚）。他对女友行为的预测不是基于对人性的理解，而是基于他自己的推论，比如，女性天生有结婚的冲动。这是基于他对艾莉森的了解。
无可否认的是，对马修行为的了解却可以基于对人性的推论。我相信，如果不是确定艾莉森会点头的话，他不会当众求婚，这是基于我的认知，即人们通常不会在公共场合受到羞辱。所以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预测人类的行为。但这还不够。我们需要能够预测具体某人的行为，这需要我们知道他们性格形成的原因。就像没有多少人会把飞机开进办公大楼，但有些人开了。
人们行为上存在差异，某些个体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有些人习惯遵纪守法，有些人习惯猜忌多疑，有些人热情友好，有些人担忧焦虑。心理学家将个体之间的异同归结为人格的差异。
在一项经典的研究中，社会心理学家大卫·纳波利坦（David Napolitan）和乔治·戈瑟尔斯（George Goethals）让受试者——威廉斯学院的大学生——与一位扮演成临床心理学专业研究生的女性进行面对面的简短讨论。“研究生”实际上是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故意在受试者面前表现得友善或者不友善。对一半的受试者她热情洋溢，支持他们的观点；对另一半则冷漠疏远，批评他们的想法。
讨论结束后，受试者需要填写一份问卷，其中包括研究生人格的相关内容。题目要求受试者评估她的真实人格，而不仅是她的行为。但是由于受试者和这名女性只见过一次，除了她在讨论过程中的行为举止，没有什么可写的。感觉她不友善的人自然评价她冷酷、拒人千里，而感受到她友善的人则认为她温暖友好、乐于接受。
但当实验的流程稍作改变，事先告知受试者，研究生是为了做研究才以友好或是不友好的方式行事时，惊喜发生了。额外的信息根本没有产生任何区别！即使学生知道该名女性交谈时是受到指示才用冷漠批判的方式对话，学生仍然认为她的“真实”人格冷酷、不友好。他忽略了是现实情况要求研究生这么做，认为她的行为源于她一贯的性格特点，是她长期的行为倾向——她总会表现得或者可能让人觉得不和善友好。11
类似纳波利坦和戈瑟尔斯的实验还有很多，结果大致相同。受试者总是倾向将人们的行为归因于其一贯的性格特点；无一例外地低估了情况迫使一个人以其他方式行事的力量。只有对于自己的行为，他们才可能考虑到情况不由人的因素。
社会心理学家称之为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这是一个大多数人闻所未闻的高深名字，但其实只是“fundamental”一词略有夸张。尽管不同文化下归因错误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它是一个人类普遍的问题。12
正如平克指出的那样，“每个人都得预测他人的行为”。当人们的行为大相径庭时，如何预测他人的行为？正如基本归因错误所表述的，我们不仅得考虑到人性的一般性，还得考虑到具体个体的本性。我们倾向认为人们的性格特征稳定持久，所以行为方式可以预测，并倾向将行为样本（即使样本量远远不足）作为推测人们性格特征的线索。理论让我们认为人们的行为会和我们预测的一样，比如，如果我们在超市遇到那名研究生，她会像在实验室里一样招人喜欢或令人讨厌。
将某人的行为归因于他们身上相对稳定和持久的东西——现在我们把其称为人格（personality），以前叫做个性（character）——就容易导致我们在预测中犯错：我们期望人们的行为比实际中更加一致。犯这样的错误也合情合理，因为（在没有其他信息的情况下）推断某人将来行为的最好方法就是依据他或她过去的行为。13
至少一定程度上，人们的行为是前后一致的。有些人习惯友好；有些人则总是敌对。在一间全是小孩的教室里（教室的设定是为了提供行为一致性的场景），有些孩子不断地打扰周边的小朋友或者插话抢话，而另一些孩子则在老师叫到他们时脸红结巴。尽管身边老师和同学不断更替，但年复一年，他们的行为方式没有变化。
演化心理学家通常不会多说这些差异，但如果没有这些差异，他们也无法做研究。个体性已经融入他们的理论中，只不过通常没有明确表明。选择伴侣是该领域的一个主要话题。如果你问人们在选择伴侣时什么最重要，无论男女，大家都列出了善良、可靠、真诚和智慧这样的品质。14如果人们是因为这些品质喜欢上未来伴侣的话，未来伴侣在这些方面应该有所不同。有些人更加友善、可靠、聪明。
当然，外表上也有差异；我们发现某些人会更加有魅力。外表在择偶中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功能：让我们可以认出他，识别出他。尽管听觉和嗅觉也能起到相同的作用，但人们主要还是依靠视觉来识别个体。如果选择长期伴侣意味着了解具体某人的特质，那么我们必须能够在人群中认出未来伴侣，记住谁有什么样的特质。选择伴侣不仅仅是选择正确的性别、体型和年龄：它关乎选择特定的个体。
识别和记忆特定个体的能力在演化心理学家总喜欢讨论的人性话题的另一个方面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利他主义（altruism），即牺牲自己的利益帮助他人。利他主义初看似乎与达尔文的观点不一致。在熊熊烈火中救人风险重重，但是人们还是选择这样做。舍己救人很难从“适者生存”的角度来解释——死亡是不适应环境的结果——演化理论学家需要用另一种方法去解释。1964年，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指出，如果你帮助的人和你有相同的基因，那么利他主义从适应性角度就说得通（他称之为“包容性适应”［inclusive fitness］）。他甚至提供了一个公式，根据你与另一人有多少相同的基因——与父母、小孩或兄弟姐妹有50％相同的基因，与堂表兄弟姐妹或孙儿有25％相同的基因——来决定你是否该奋不顾身。15
汉密尔顿的理论，叫做亲属选择或亲属利他主义（kin selection or kin altruism），认为人类和动物，比起养育他人的后代，更喜欢养育亲生子嗣。但为了做到这点，动物必须有某种方法来识别自己的后代。演化论已经提供了各种解决方案。例如，一只雌性绵羊有着各种方法来认出它的孩子。在近处时，母羊依靠视觉和嗅觉来区分自己的羊羔和羊群中的其他羊羔；当羊羔走远没法靠气味或视觉来辨别时，母羊转而依靠听力，母羊可以清楚地辨识出自己孩子的声音。16
与亲属选择理论的预测一致，大多数种类的动物对自己的亲戚都更加亲近。但人类也会帮助那些非亲非故的人。这个疑问促使演化心理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在1971年提出了互惠利他主义（reciprocal altruism）的理论。17互惠利他主义的核心是帮助他人可以增强你适者生存的能力，因为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别人会来还这个人情。这很快让我想到一个动物的例子——吸血蝙蝠，信不信随你。就像电影观众知道的一样，吸食鲜血是蝙蝠谋生的前提；蝙蝠有时候可能苦苦觅食了一整晚却只能空着肚子回家。但吸血蝙蝠是一种社会型物种：它们过着群居生活，互相帮助。一只没捕到猎物的猎手通常可以从满载而归的伙伴那里获得一些施与——反刍的血液。成功的猎手已经吃得沟满壕平，所以它也乐于分享。因为可能在另一个夜晚，它就需要帮助，那么之前接受过它施与的蝙蝠就会伸出援助之手。18演化心理学家和博弈论领域的经济学家称之为“投桃报李”。
投桃报李只有在游戏参与者能够认出和想起对方的情况下才会发生。19很明显，吸血蝙蝠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们知道哪位战友欠它们人情，然后就会找它讨还曾经的施与。依靠互惠利他主义来度过艰难时期的社会动物必须能够识别出不同的个体。他们需要知道团队中哪些成员欠他们人情，从哪些成员那里可以得到互利性的回报。所以他们必须能够将过去的某一经历与某一个体联系起来。他们需要为每个人提供独立缓存的记忆，因为就算你能分清是在和乔治还是唐纳德说话，但记不得是他俩谁欠你一个人情，也无济于事。
尽管队友选择和互惠利他主义的理论很有意思，但它们并不是演化心理学最重要的贡献。最重要的贡献是有关人类思维的一个新观点。
心理学家约翰·加西亚（John Garcia）和同事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的一系列精妙实验预示着突破的产生。实验对象不是人类，而是老鼠；实验的顺序在巴甫洛夫（Ivan Petrovich Pavlov）(4)实验之上稍作了改变。巴甫洛夫发现，先给狗铃声或者其他信号，再投食，反复训练，狗可以在听到信号后流涎。美国心理学家将铃声与食物味道之间的前后联系称为“条件反射”（conditioned reflex）。巴甫洛夫假设——大多数美国心理学家也从未质疑过——任何任意刺激都可与任一先天反射相关联，形成条件反射。
加西亚证明了巴甫洛夫的假设是错误的。实验发现，即使X射线诱发的不适在老鼠饮水数小时后发生，老鼠也能很快学会将特定的味道（糖精冲的水）与X射线照射诱发的恶心联系起来。尽管实际上水不是造成老鼠恶心的原因，但这种关联的结果就是老鼠对糖水产生了厌恶。老鼠还可以学会某种灯光亮起就是预示着即将受到痛苦的电击。但是，如果是在饮用糖水后受到电击，它们并不会学着拒绝糖水；如果是在喝水后胃不舒服，它们也不会把水和灯光联系在一起，择而避之。20
加西亚和合著者在发表研究成果时遇到了很多麻烦；他们被一家又一家的期刊拒之门外。一位传统的行为主义者表示，加西亚的发现“不可能比在布谷鸟钟里发现有鸟屎更有可能”。21但是这一发现有助于重复性实验。动物，包括人类，在众多联系中更容易学习某些联系，他们学会的联系是有意义的。听到晚餐铃声时觉得会有晚餐了，这合情合理。如果晚餐包括某种你以前从未吃过的食物，你吃了它后胃感不适，那么你会（无论正确与否）把恶心与这种食物联系起来，避免再吃到它。一次糟糕的体验会让你永远失去某种食物。
加西亚的老鼠只是个开始。越来越多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人类的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脊椎动物的大脑执行各种学习任务的程度不同。有些事情很容易关联在一起，有些事情则较难，有些则根本关联不到一起。人的大脑事先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沉着冷静、毫不费劲地以眼花缭乱的速度学习某些东西。
最好的例子是语言学习。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5)认为婴儿要从听到的只言片语、不完美的例子中学习语言极其困难，乔姆斯基还认为，能够快速完整地学习语言，婴儿肯定有某种语言学习的特殊天赋。但是史蒂芬·平克把乔姆斯基的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一种假设的大脑机制解释得通俗易懂，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把这种理论与全新的领域联系在一起——演化心理学。平克在《语言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中说道：
语言不是一种文化制品，我们不能用学习看时间、学习联邦政府如何工作的方式去学习语言。相反，它是我们大脑独特的生物组成部分。语言是一种复杂的专业技能，自发地在孩子身上发展，不需要着意努力或正式指导。语言的配置不需要认识其内在逻辑，它在每个人身上的性质都是一样的。语言不同于其他更一般的信息处理能力或思辨行为能力。因此，一些认知科学家将语言描述为精神能力、心理器官、神经系统和计算模块。但我更喜欢“本能”这个着实方雅的表达。它给人的感觉就好像人们知道如何说话如同蜘蛛知道如何吐丝一样。22
语言只是人类赋有的众多特殊能力中的一种，其中有些能力其他物种也有。演化心理学家认为，人类的思维中有许多机制——心理器官、机制或本能——它们在演化过程中执行特定的任务。大脑不是想象中无所不能的厨房小配件。大脑是各种专门配件的集合：有的用于切割洋葱，有的用于炸洋葱，还有的用于防止炸洋葱时被烫伤。
心理器官或机制为物种在演化过程中完成意义重大的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许多情况下，这些机制也激励着物种去完成这些工作。婴儿不必为了得到奖励，甚至不需要鼓励，就会去学习语言，他们天生就想学习语言。婴儿生就喜欢听人说话，并试着理解一二。
人类擅长做的另一件事是辨认区分不同的个体。人们不仅能区分男女，或是从黄发垂髫中找出妙龄女性：我们还能识别和记住具体的每个人。“人类痴迷于个体。”平克指出。23我认为人类都配备了专门用于这一目的的心理机制，这一心理机制能够自我激励。就像婴儿生来就想学习语言一样，人们生来就有极大的兴趣学习区分他人。人们从出生就热切地凝视着一张张面孔；从出生——甚至更早以前——就关切地听着周围的声音。非常小的婴儿可以看脸或是听声音认出自己的母亲。24他可以认出或听出他的妹妹、姑姑或保姆，并知道她是别人——而不是他的母亲。
人体大脑相对于身体的尺寸比例大约是典型哺乳动物比例的九倍。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大的大脑？现在已经有了很多解释；其中很多解释可能多少也包括了些许真相。虽然拥有较大的脑子会有一些明显的劣势，但因此变得聪明机智则有更多重要的优势。智人(6)没有攻城略地，没有通过暴力手段，却成为万物之长。如果只是单枪匹马，在暴力面前，人类不堪一击。据莎士比亚说，理查三世之死是因为他没有一匹马。
英国演化心理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认为，因为需要收集和储存社会信息，人类在演化过程中大脑变得越来越大。大多数猴子和猿类（猩猩显然例外）都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它们过着群居生活。即使大多数灵长类动物单兵作战的话在暴力面前不堪一击，但是群居生活使它们能够在敌人林立的环境中生存。我们的祖先也采用了不落单的方式。那些在群体中表现不好的人无法成为我们的祖先。
但对于灵长类动物来说，要在群体中表现得好，不仅仅是面对掠食者能同仇敌忾。灵长类动物群体内存在着复杂的联盟和对立阵营，存在着一个有偿及无偿的尽责和对抗体系。在群体里活得如鱼得水需要知道谁与谁是朋友，谁与谁是敌人，谁能够凌驾谁之上。如果克莱德生你的气了，你不仅要警惕克莱德——你还得留意克莱德的朋友杰克。如果你能获得比克莱德和杰克位高权重的盟友襄助，那你就不太可能被他们痛打报复。
群体越大，必须留意的人际关系也越多。邓巴发现，灵长类动物群体的大小（某一物种的典型群体大小）与该物种大脑新皮质的大小有很强的相关性。新皮质位于头骨下方的脑细胞层，如邓巴所说的一样，“你可以称之为大脑的‘思维’部位”。25除了少数例外（再次排除猩猩），新皮质较大的灵长类动物一般会有较大的群体。
基于这种相关性，邓巴根据人类新皮质的平均大小进一步计算出了人类的自然群体大小。他得到的答案是150人。
今天，人类在我们的星球上几乎无处不在，在有些地方甚至非常密集。但是就在不久之前，智人仍是一种相对不常见的物种。直到我们的祖先发明农耕——仅在一万年前，一万年从演化的时间尺度上来看仅仅恍如昨日——人们还像猎人和采拾者一样想方设法地争取生存。狩猎和采拾的生活方式需要广袤的土地，所以群体规模往往较小，稀疏四散。几十万年来，我们的祖先——人类和原始人类小而聚之，一同栖息迁徙。基于对仍以狩猎采拾为生的人们和部落民族的研究，我们知道这样的群体终归不太稳定。小群体可能会暂时合并，大群体则会一分为二。一些个人或家庭偶尔会从一个群体改迁到另一个群体。
正如邓巴所说，狩猎采拾者和部落社会有层层的组织架构。底层是临时的“过夜”群体，30或35人共度一段旅程后就分开。顶层是部落，一个讲同一种语言或方言的语言群体，通常大约有1 500至2 000人。底层和顶层中间的是氏族群体，一个氏族平均有150人左右。邓巴认为，这是人类的自然群体规模，他还找来了其他例子来支持这个观点：农民最早形成的村落、商业组织、教堂集会或军事战斗的最佳规模，以及胡特尔派社区的最大规模，都是如此。当胡特尔派社区（一个实行公有农业的宗教团体）的规模超过150人时，他们会将社区一分为二。根据邓巴的说法，胡特尔人发现如果超过这个数字，教民就很难遵守教义。26
150人以下的社区，邻里都相互认识。大家都知道彼此的名字和长相，对他人的祖上情况和生活轨迹也了如指掌。他们对每个人的性格也有所评价。阿拉斯加西北部的几位因纽特人（他们也过着群居生活）曾告诉一位人类学家，在过去，屡教不改、总是惹是生非的人会被悄悄地推入冰河。27“屡教不改、总是惹是生非的人”则是对他性格的评价，也是对他未来行为的预测：如果没人阻止，他会继续闹事。
演化为人类提供的专门机制之一就是面部识别模块。神经科学家发现非常容易证明这一机制是模块化的，因为它基本分布在大脑的同一地方。执行某一任务的大脑机制其实没有必要局限在一个小区域内——比如一些心理机制的组成部分就分布得很散——但局部化的机制更容易研究。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人把妻子当成了帽子？他的脸部识别模块严重受损，甚至无法分辨出人脸与物体之间的差别。28更常见的是，大脑脸部识别区域受损后人们可以识别出某些物象是人类的面孔，但无法识别它是谁的脸。有这样认知缺陷的人患有脸盲症，他们虽然不太会将妻子当成帽子，但会把她认成陌生人。即使在镜子里看自己的脸，他也茫然陌生。他不仅忘记了已知的面孔，也无法记住新面孔。29
神经学意义上完整的人类大脑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大脑能够记住新面孔的数量。“人的特征和面容虽然由十部分甚至更多部分组成，但是成千上万的人中也找不出两个无法区别的人。”老普林尼(7)如是说，在他的时代，数千人似乎已经是个庞大的数字了。30老普林尼虽然没说自己可以将这数千人一一区分，但他显然认为如果有机会的话他能办到。
现代工业化国家的居民却有这样的机会。他们生活、工作和上学的地方都人来人往。每当换学校、工作或者住宅的时候，都会遇到新的人。电视、电影、报纸、杂志、书籍和互联网上的面孔层出不穷。他们可以记住并识别出其中很多人。如果参加实验的学生一个月后在超市遇见了那个友善抑或是讨厌的研究生，大多数人都还能认出她。
如果我们的大脑结构是让我们能够在150人的群体里生活，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存储空间？我们能记住新面孔的数量似乎没有限制。而收集和存储新面孔相关信息的能力也没有限制——他们的名字、遇到他们的地点，或者他们友善还是讨厌——我们都能够记住。
语言习得机制在十二岁生日之前表现尤佳，之后便可以一劳永逸。与语言习得机制不同，人员信息获取机制（people-information acquisition device）则会在人的一生中不停运转。我今年六十七岁，身体不好；往往一周里我能看到的人只有我的丈夫和清洁女工。但大约五年前，我喜欢上了在电视上看职业高尔夫球锦标赛。今天，我列出了全球前200名男子高尔夫球手的名单，而且我脑海里可以浮现至少70名选手的脸，其中包括排名前25名中的23位选手。我还可以细数他们身上的很多事情。有人在练习场上勤奋练习，有人倦怠偷懒，有人刚刚结婚，有人已经有两个孩子了，有的人喜形于色，有的人讳莫如深。
记住这么多的选手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要在这些无用的信息上浪费脑细胞？我永远不会在超市里遇到老虎伍兹或厄尼·埃尔斯！
但是我发现记住这些无用的信息也挺自得其乐的，在这方面我绝不是个特例。杂志上刊登人物文章和脸部特写照片，书店的书架上载满现实人物的传记、自传和虚构人物的小说，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认知渴望。在《Ａ：不在现场》系列中，金西·米尔虹侦探在每个新的案件中都展示了更多有关自己的内容。读者每次读她的新作都可以知道更多。在《时间之女》中，艾伦·格兰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久久凝视理查三世的肖像。“我想知道，”他解释说，“他的性格是怎么形成的。”31
我看过那幅肖像；它临摹自乔治·贝柳爵士（Sir Goerge Bellew）的《英国的国王和王后》（The Kings and Queens of Britain），这本书我也有。我觉得理查看起来烦躁，还有一点忧郁，好像他已经有预感对马的呼求注定徒劳。但根据乔治爵士的说法，“这幅肖像充分展现出了理查三世的寡廉鲜耻”。32
但是在我看来不是，艾伦·格兰特也不是这么认为的。格兰特觉得理查看起来像一个圣人。但记住面孔要比破译面容容易得多。“我们没有办法，”莎士比亚说，“从面容去探知头脑的构造。”33莎士比亚的意思不是说观察面容更容易读懂人们的心思；他的意思恰恰相反。这话是《麦克白》中的一个人物说的，表达了他对他亲信之人最后倒戈背叛的失望。
我们想知道是什么塑造了人的性格。不仅仅是共通的性格：我们想知道的是每个人具体性格的形成，因为人们都不尽相同。我们被人们之间的差异吸引，因为大脑生就如此。这样的大脑结构有其原因：在人类的演化史中，如果能知道别人的性格是怎么形成的，便可以更容易地预测他人的行为，这点很重要。这决定了是否要与人分享、成为配偶、选择相信或者心生畏惧。人类大脑包含一个专门收集人员信息的机制——这不是我在本书提出的唯一观点——与演化心理学的原理相一致。
人员信息获取机制不仅收集信息，它还激励人们去收集信息。它使收集人们的信息成为我们无需付出努力、训练，没有奖励时也会进行的行为：行为本身就是奖励。面部识别模块是这种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不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即使我们没有获得相应的面容，我们也会存储人们的信息。我脑海里没有金西·米尔虹的模样。我敢说你也没有，但你还是可能会记得她跑步健身，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目前孑然一身。
尽管人员信息获取机制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部分，但这个天赋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这方面完全相同。就像发生性行为、照顾婴儿或者学习新词一样，每个人的意愿都不同，获取人员信息的兴趣也因人而异。有些人——记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8)称之为“连接器”——是人员信息的冠军收藏家。但即使普通人也储存了大量的人员信息。格拉德威尔设计了一个测试，已经给数百人测试过了。测试包含约250个名字，有些寻常，有些罕见。以下是名单上的前50个名字：
Algazi, Alvarez, Alpern, Ametrano, Andrews, Aran, Arnstein, Ashford, Bailey, Ballout, Bamberger, Baptista, Barr, Barrows, Baskerville, Bassiri, Bell, Bokgese, Brandao, Bravo, Brooke, Brightman, Billy, Blau, Bohen, Bohn, Borsuk, Brendle, Butler, Calle, Cantwell, Carrell, Chinlund, Cirker, Cohen, Collas, Couch, Callegher, Calcaterra, Cook, Carey, Cassell, Chen, Chung, Clarke, Cohn, Carton, Crowley, Curbelo, Dellamanna.34
考试规则如下，如果你认识的人有如上的名字——你知道他的名字，他也叫得出你来——那就计1分。如果你认识两个这些名字的人，就给自己加2分。
一组参加测试的大学生的平均分数为21分。在格拉德威尔的朋友中，其中许多人都是日本人，大多数都大学毕业十多年了，他们的平均分为41分，最低分为9分，最高分为95分。
如果你在格拉德威尔的测试中得了9分，并不代表着你的社交圈中只有9个朋友和熟人；你的朋友远不止这些，因为格拉德威尔名单上的250个名字只是所有名字中的一小部分。格拉德威尔的测试范围只限朋友和熟人。如果他问的是所有无论生死你都知道的人名，比如电影演员、政治家、体育人物、科学家、作家、音乐家，甚至电视节目和书籍中的虚构人物，那会怎么样？自我上次读《小妇人》至少已经有五十年了，但我仍然记得梅格、乔、贝思和艾米。我的大脑不需要清除梅格、乔、贝思和艾米去给老虎伍兹和厄尼·埃尔斯腾出空间。
我们收集人员信息时的轻松、自在、乐在其中，都与我们分享它的轻松愉悦相辅相成。这种分享称为“八卦”——这是一个贬义词，人们喜欢八卦一些有趣的事情，矢口否认可能另有他图。孩子们刚会聊天就开始谈论对方。“你喜欢杰米吗？”“不喜欢，杰米折断了我的蜡笔。”大一些的孩子们把午餐和室外活动的时间都花在了八卦上。太糟糕了，他们不喜欢数学、科学，却喜欢交流（可能根本素未谋面的）人们的（捕风捉影的）信息。
大人自然也会八卦。罗宾·邓巴和他的学生听取人们的谈话，发现三分之二的对话时间花在了“社交问题上，谁在和谁做什么”。邓巴认为，分享人员信息的能力对我们祖先的生存和繁衍具有重要的益处。“简而言之，”他说，“我认为语言不断演化使我们可以说长道短。”35我认为，要是说八卦是语言的主要目的那就有点极端了；语言服务于许多重要的功能，而且演化也不会是为了让甲可以告诉乙，丙和丁做了什么。然而，温和地解读邓巴的观点，也会发现合理的一面：语言演变的目的之一是允许我们可以八卦。36
不管甲想告诉乙关于丙的什么事情，他们的语言总会提供一种表达的方式。1936年，一些美国心理学家像有强迫症似的把《韦氏新国际词典》（Webster’s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从头到尾过了一遍，并把所有他们认为是“描述人格或个人行为”的词标记了出来。这样的词共有17 953个。37虽然英语的词汇格外丰富，但其实所有语言都提供了各种词汇来描述人格和行为。八卦风行全球——这是人类的普遍活动。38
熟视就容易无睹。我们总认为每个人做的事情理所当然。这就是为什么研究人员对非典型个体——那些因为大脑有问题而不能做寻常事情的人——特别感兴趣。英国认知科学家西蒙·巴伦-科恩（Simon Baron-Cohen）通过研究自闭症儿童，对人类的正常思维了解了很多。
正如我们现在所知，自闭症儿童生就如此，而不是父母对他们做了什么。自闭症儿童大脑发育有些问题——神经科学家们还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儿。基因显然起了作用，同卵双胞胎对自闭症的表现一般是一致的。一个双胞胎患有这种疾病时，另一个可能也会有。39
自闭症不会单独影响某一能力；它击倒的是一个系列功能。对演化心理学家来说（巴伦-科恩是一位演化心理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认知科学家，这样的组合日益普遍），这意味着原本为这些能力服务的心理机制通常可能缺失或发生故障。事实上，如果不用心理机制去解释自闭症，是很难说清楚的，不然为什么有些能力幸免于难，而有些能力却因此缺失。
自闭症儿童缺失或严重受损的能力之一是人脸识别能力。有神经生理学证据表明，自闭症患者视觉上处理人像的方式和非自闭症患者处理物体的方式一样。40用我们常人学习区分物体的方式去学习区分人像绝非易事，自闭症儿童对此也不感兴趣。正如我所说，正常的婴儿会全神贯注地注视人们的脸庞，但自闭症婴儿不会。显而易见，他们没有兴趣学习如何分辨人脸，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人员信息获取机制不能正常运转，更是因为这种机制在正常运转时不仅贡献了功能还会提供动机。
自闭症患者不仅对什么影响了人们的性格不感兴趣：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并不知道性格。自闭症患者缺乏认知科学家称之为“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的东西。巴伦-科恩写了一本有趣的书，叫做《心智盲目》（Mindblindness），他在书中详细说明了心理理论机制。自闭症儿童是盲目的，因为他们不会自然而然地意识到其他人有思想。他们没有意识到其他人的想法和知识可能与自己不同。他们不知道，只要告诉某人某事，他们就可以将一种想法——也许是错误的想法——植入对方的脑中。正常的孩子在四岁时就掌握了支持这种认知的能力。41
我在自闭症文献中没有提到的是，这些孩子不仅不知道别人有思想，他们也不知道思维的差异。他们似乎并不了解，或是并不对人们人格的差异感兴趣。自闭症儿童似乎没有意识到人们有人格，也不知道了解人们的人格有助于预测他们今后的行为。他们也不会主动去分享别人的信息。自闭症儿童不会八卦。
在本章前部分，我描述了一种被称为基本归因错误的心理偏见。我举了一个例子，人们认为一个研究生冷漠、不友好，是因为她在简短的谈话中表现成那样。几页后，我提了另一个例子，但没有做特别的强调。你有没有发现我把那些翻完整本词典收集描述人格词汇的研究人员称为有“强迫症”？我对他们唯一了解的是，他们浏览了整本词典并计算了17 953个有关人格的单词，但是从那些微不足道的信息中，我大概能推断他们的人格。
即使有其他的解释说明她为什么会这样做，但神经正常的人都会根据行为样本得出关于个人人格的结论。对于某人人格的结论是对她将来如何行事的预测。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行为样本是某人人格的线索，因为我们的思维——更确切地说，我们的人员信息获取机制——是这样构建的。
心理器官的构建和运行非常昂贵，复杂的器官需要长期的演化过程才能正常工作。它们不是随机演变的，这些器官只有在生存或繁殖方面为主人提供好处才能得以演化。人员信息获取机制的工作方式意味着有些事情在我们物种的演变过程中与现在一样真实：人们有人格，人格因人而异，行为是人格的表现，了解某个人的人格是有用的，因为人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前后一致的。这些信息值得获取，因为它告诉我们今后可以从他身上预期些什么。
现在，就算有些人我们再也不会见到了，我们还是会储存他们的信息，因为人员信息获取机制——很久以前就形成了——并不知道我们永远不会再遇到他们。先祖时代，周围的人不多，你遇到的任何人都很可能再次出现。他们可能，在不同意义上，对你的身家性命至关重要。42
有些网站可以搜索已发布在心理学期刊上的文章。如果你在搜索框中输入“人格”这个词，就会被检索结果淹没： 1985年以来发表了165 620篇有关人格的文章，我刚刚试过。但是如果你想要的是“人格”一词的定义，那这165 620篇文章并不是好去处。你需要看看介绍心理学的教科书。心理学家彼得·格雷（Peter Gray）编写的教科书中提供的定义是一个好的参考：
人格是指一个人与世界交流的总体风格，特别是与他人交流——无论这个人内敛或外向，兴奋或淡定，认真或粗心，善良或严厉。人格概念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尽管人们的行为方式的确不尽相同，但是某人的行为方式，无论时空如何变化，总会保持相对一致。43
该定义涵盖了这个概念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多样性和一致性。人格是关于人们彼此不同，但忠于自己的方式。第三个组成部分强调社会交互作用。很大程度上，我们讨论的是社交行为风格的差异。
人们在许多方面都有差异；因此，有关人格的文章，主题也涉猎广泛。例如，单单一篇十八页的综述文章就涉及了好多主题，主要是有人格的方面或个性的表现：
有能力延缓满足，有能力处理社交信息，争强好胜，与人和善，压抑克制，粗心大意，强制胁迫，循规蹈矩，有责任心，作奸犯科，有好奇心，容易分心，醉酒驾车，情绪表现力，外向开朗，恐惧忧虑，冲动鲁莽，认真勤勉，烦躁，工作满足感，领导能力，情绪，自恋，神经质，开放，政治态度，宗教态度，躁动，自信，自我控制，自我指导，害羞胆怯，善于社交，社交能力，社会责任，虐待配偶，逆来顺受，使用药物，容易感觉受到虐待或欺骗，易怒，倾向于冒险还是规避危险。44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整个生命过程中的人格发展》（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cross the Life Course）。它适用于儿童及成人，这说明作者基于的研究不仅来自标准的人格测试。你不能让六岁的孩子坐在桌子旁，递给他一支铅笔和一张纸，要求他给出纸上论述的同意程度，例如：“当受到不公对待时，我会生气。”自我报告型人格问卷主要用于成人。事实上，“人格”这一术语也主要适用于成人；儿童研究人员通常只谈论他们感兴趣的特定特征：积极性，自信心，情绪表现力，诸如此类。
因为需要衡量的方面很多，也有不合适或者不可能做纸笔测试的时候，所以属于人格类目下的行为和特征是用各种方式测量出的。儿童的攻击性可以由其父母、教师或同龄人来判断，或是由研究人员在儿童家中、操场上或实验室中观察得出。犯罪行为的评估可以基于法庭记录，虐待配偶的情况则由配偶本人叙述。
但是，因为自我报告型人格测试很容易得出或产生大量可以通过计算机处理的数据，我们现在对人格了解的很多内容都基于这种方法。我指的不是诊断精神疾病的测试（如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或是经不住科学论证的测试（如罗夏测试［ Rorschach test］(9)，或迈尔斯-布里格斯测试［Myers-Briggs stest］(10)）。我所说的这类测试多年来日臻完善，通过反复试验来确保可靠性和准确度；这类测试准确与否，在于衡量它们与其他评估方法的一致度。测试旨在根据较少的基本人格维度对个人情况进行量化评估，从而评估正常范围内的人格。不同测试的维度数量不尽相同，但普遍使用的维度有五个：认真，随和，神经质，开放和外向（conscientiousness, agreeableness, neuroticism, openness, and extraversion）。这些维度中的每一指标都是双向的：随和——难相处，外向——内向，等等。（神经质意味着容易生气、焦虑或沮丧；反之是情绪稳定。开放性意味着乐于接受新的想法或尝试新的体验。）测试的原理是，我们在人类人格中看到的无限变化归根结底只有五种原料，只需稍微改变配方即可。45
你可能会怀疑自我报告型人格测试——其实很多人都会怀疑——实际上，人格评估的每种方法都有缺点，但是我们测试人格必须使用某种方法。没有其他证据表明，单一方法产生的数据不值一提。请放心，我在本书中的结论没有一个是仅仅根据人格测试的结果得出的。
哦，关于人一生的人格发展：那篇文章的作者认为，从童年到成年，人格具有“温和的连续性”，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格愈渐稳定。但即使人在中年，人格仍然有一定的灵活性。如果你的生活发生变化，你的人格也会有所变化。
虽然演化使人类天生就会好奇他人的性格是怎么样的，但演化并没有给出内在的解释，告诉我们他的性格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有人活跃兴奋，有人平静文气，有人寡言内向，有人开朗外向。人格起源的故事，就像宇宙起源的故事一样，都是所处文化——文化传说的产物，这些传说可能世代传承，也可能几乎在一夜之间被新的传说颠覆湮灭。
发展心理学家杰罗姆·卡根（Jerome Kagan）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艾丽斯·詹姆斯（Alice James，亨利和威廉的妹妹）和作家约翰·奇弗（John Cheever）两个人自传性作品的对比。他俩的成年生活都饱受抑郁症的折磨。但是写作生涯在19世纪后半叶的艾丽斯·詹姆斯，“她的绝大多数同时代人都相信她遗传了家族紧张焦虑的情绪”，卡根说道，而在20世纪后半叶创作的奇弗，“大家认为他的抑郁症源于童年的经历……他想象中的家庭冲突”。46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人们对人格差异的解释主要基于“本性”。到了20世纪中叶，文化传说突然改变了。此后，人们对“为什么不同”的解释主要基于“培养”——父母在成长的过程中如何对待他们。请注意，我没有将培养定义为环境的同义词。环境一词有更广泛的含义，它意味着一切不是遗传的东西。但是，“培养”，从动词意义上解读是“照顾”或“养育”，它明确了一个特定的环境部分：由父母提供的那部分。培养，而不是笼统的环境，在我们关于人格起源的文化传说中担纲主要角色。
我之前提到了两种扫除心理学蛛网的新扫帚：演化心理学和行为遗传学。这两门学科的实践者常常因认为“一切都是遗传所得”而受到指责。这种指责对这两门学科来说都是错的，只是它的双重含义常常被忽视：天生或遗传对演化心理学家的意味不同于其之于行为遗传学家。演化心理学家用“天生”来解释所有人（或所有同性）的相似之处，行为遗传学家则用它来解释人类的彼此不同。
演化心理学家提出的人类具有某种内在能力和倾向的论断，并不是新的突破。所有的人格理论都包含了一个公理——不论是否有明确的阐述——某些东西是与生俱来的。对于行为主义者而言，这是学习自己前车之鉴的能力；对于社会学习理论家（相信观察性学习），这是学习他人前车之鉴的能力。对弗洛伊德来说，这是力比多，性欲和攻击的无意识驱动力所产生的本能；对于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追随者来说，这是自我实现的动力。像演化心理学家一样，相信这些理论的人主要用“天生”来解释所有人的相同方面。而解释人们的不同，则主要借助环境或经历的差异。
行为遗传学家专门研究人类的差异。他们表明，人们不同的原因之一——不是唯一的原因，而是其中之一——是他们有不同的基因。
但是，不同的基因和不同的环境都不能解决个体性之谜；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同卵连体双胞胎拉蕾和拉丹——用拉丹的话说是二十九年来“彼此粘在一起”——拥有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人生目标和不同的人格；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同卵双胞胎乔治和唐纳德，虽然没有粘在一起，但是同时由同样的父母在同一家中抚养，却是两个不同的个体，有着独一无二的人格。
是的，同卵双胞胎（即使是在不同家庭中养育）也有许多相同的小怪癖。但是认识她俩的人都会说“还是拉丹比较友善”。无论是在一起养育还是分开长大，双胞胎在每次人格测试中选择的答案都不尽相同：他们测试得分的相关性只有大约0.50。这一相关性非常温和，并不是很强。艾丽斯·詹姆斯认为她的抑郁症受遗传影响，但是患有严重抑郁症的人，她的同卵姊妹只有40％的可能会得重度抑郁。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一卵同胞精神错乱的可能性只有48％。47
同卵双胞胎有相同的基因，他们由相同的受精卵发育而来。艾丽斯·詹姆斯的遗传原因不能解释同卵双胞胎之间的差异。约翰·奇弗的解释也不成立。拉丹和拉蕾如影随形，她们的童年经历会有多不同？如果其中一个人经历家庭纷争或变故，另一个人也无法幸免。如果其中一个被隔离在家中或每天被带去操场或市场，另一个也是如此。如果其中一个人接受严苛的如厕早教，她们的照顾者会对另一位放手不管？一个咄咄逼人的母亲，一个懦弱或缺席的父亲，相处得好的父母，相处不好的父母，贫穷和暴力的影响，书籍和博物馆的熏陶——所有这些事情同卵双胞胎都共同经历。然而一起长大的同卵双胞胎却拥有不同的人格。
在一部经典的英国神秘小说中，如多萝西·塞耶斯（Dorothy Sayers）的《五条红鲱鱼》（Five Red Herrings）48，书中大部分的笔墨都在写侦探逐一排查嫌疑人，查明他们为什么不可能或者不会犯罪。其他人被排除后剩下的那位就被宣布成了犯罪人。
在这种情况下，一名犯罪嫌疑人的嫌疑可以立即被排除。没有人认为“一切都是遗传的”，或者行为或性格是由基因“决定”的。显然，这不仅是基因，或者说不可能只是基因的作用，不然为什么基因相同的双胞胎人格却有所不同。
但是，我不仅对双胞胎感兴趣。兄弟姐妹有许多相同的基因，有着相同的家庭环境，但是他们也各不相同。姊妹间的差异是文学中惯常的主题。在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中，李尔的两个女儿对他讨好奉承，但是他的第三个女儿却拒绝这么做，这让李尔困惑愤怒。在毕翠克丝·波特（Beatrix Potter）的《彼得兔的故事》中，弗洛普茜、默普茜、棉球尾都是言听计从的乖兔子，但彼得却总是惹麻烦。诸如此类的故事不仅限于小说。你可能在报纸上看到过波士顿一对兄弟的报道：他们一个是大学校长，一个是在逃的流氓。49
但是，我也不仅是对兄弟姐妹感兴趣。双胞胎和兄弟姐妹的例子很有用，我将在下一章中说明，他们使得对人格发展理论的测试变为可能。侦探必须有一些工具；新的工具配有新的检测方法，从而得出新的结论。莎士比亚时代的犯罪嫌疑人放在今天可能因指纹或DNA检测而无罪。人格测试理论的现代方法是基于：双胞胎以及普通的兄弟姐妹在某些方面相似，但在另一些方面不同。
我们总会在一些方面相似，一些方面有所不同。我同意演化心理学家认为人类身上有很多标准化机制的看法。探寻标准化机制如何工作的一个好方法就是看它如何响应接收到的、来自环境的不同信号。所有正常人类的婴儿都有语言习得机制，但是他们学习哪种语言取决于环境提供了什么。如果每个人都说同一种语言，心理语言学家就很难研究明白语言习得机制是如何工作的。
本书旨在说明我们所有人的相似之处如何使我们与众不同。人类的本质——那些我们都一样的方面——可能导致人类的差异。这个想法并不新颖；正如我前面所说，所有人格理论都包含一个公理（无论是否明确地阐明），都认为人格有与生俱来的原因。麻烦的是这些理论都不能解释为什么拉蕾和拉丹人格不同。
(1)加利福尼亚州位于美国大陆的西海岸，新泽西州则位于东海岸。——译者
(2)玫瑰战争期间（1455—1485），白玫瑰家族的国王爱德华四世死后，长子爱德华五世和其弟弟约克公爵被禁伦敦塔内。1483年，理查加冕为英格兰国王后两位小王子不久便秘密“消失”。——译者
(3)莎士比亚著名台词，出自《理查三世》中主人公在博斯沃思战役中兵败势穷时的高呼：“A Horse！My Kingdom For A Horse！”（给我匹马！用我的王国换一匹马！）现用来揶揄代价高昂地换取不重要的东西。——译者
(4)巴甫洛夫（1849—1936），苏联生理学家，1904年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提出经典条件反射的概念，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对狗唾液条件的实验。——译者
(5)乔姆斯基（1928—〓），美国哲学家，语言学家，其生成语法理论对20世纪理论语言学研究有着巨大贡献。——译者
(6)智人（Homo sapiens，意为“有智慧的人”），生物学分类中人属中的一个“种”，为地球上现今全体人类的一个共有名称。——译者
(7)盖乌斯·普林尼·塞孔德斯（Gaius Plinius Secundus，23—79），古罗马作家、博物学者、军人、政治家，以《自然史》一书留名后世。后人称其为老普林尼，其外甥为小普林尼。——译者
(8)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1963年生于英国，英裔加拿大人，记者、畅销书作者以及演讲家，《纽约客》特约撰稿人，“加拿大总督功勋奖”获得者。——译者
(9)罗夏测试又称为罗夏墨渍测试，通过向受测者呈现标准化的由墨渍偶然形成的模样刺激图版，根据受测者所联想到的东西进行人格诊断。——译者
(10)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MBTI）是一种自我报告型人格测试，检测人们对周围世界感知和决策的不同心理偏好。——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