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元末明初，横空出世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一写据地称雄，一写山林草莽，都把英雄的豪气作了深刻而富有社会意味的描写。尽管这两部长篇巨著的气韵风貌和美学意蕴迥不相同，然而却都是共同生根在中国土地上，并吸取了中国文化的深厚滋养而成长起来的两株参天大树。具体到《三国演义》，六百馀年来，它不仅作为一部典范性的历史小说，被我们整个民族一代一代地不断阅读，得到各个阶层人民的共同喜爱，而且作为我们民族在长期的政治和军事风云中形成的思想意识和感情心理的结晶，对我们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今天，它已被公认为世界名著之一。

《三国演义》原名《三国志通俗演义》，也称《三国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章回体历史小说。它取材于东汉末年和魏、蜀、吴三国的历史，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起，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晋统一三国止，叙事近一个世纪。

《三国演义》成书以前，关于三国的故事就广为流传了。南朝宋人裴松之为晋朝史学家陈寿所著《三国志》作注，就辑录了大量的三国人物的奇闻轶事。在隋朝，隋炀帝观看水上杂戏表演，已有曹操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的节目（见杜宝《大业拾遗记》）。唐初在民间流传着“死诸葛能走生仲达”的故事（见刘知几《史通·采撰》）。晚唐诗人李商隐《骄儿诗》说：“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连孩子都在谈论三国人物，这说明三国故事在唐代传播十分普遍，而且有些人物身上还涂上了一些神异的色彩。

三国故事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时候，也正是“说话”、“杂剧”等通俗文艺逐渐成熟的时期，三国故事很自然地成为民间艺人们讲述、演唱的重要题材。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说话”的“讲史”类中就有说“三分”的专门科目和讲说三国故事的专家霍四究。其他如皮影戏、傀儡戏、南戏、院本也都纷纷搬演三国戏（参见高承《事物纪原》、吴自牧《梦粱录》等）。三国故事在宋代广泛流传，已具有鲜明的“拥刘反曹”的倾向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宋代张耒的《明道杂志》云：“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导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辄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苏轼《志林》也记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宋代讲说三国故事的话本，没有流传下来。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三国故事话本，是元英宗至治（1321—1323）年间建安虞氏刊刻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全书上栏图相，下栏正文，分上中下三卷，约八万字。正文从桃园结义开始，以诸葛亮病死结束。全书已粗具《三国演义》故事的雏形，但故事叙写简率粗糙，可能是说话艺人讲述故事的底本。又有题“至元新刊”、“照元新刊”的《三分事略》（今藏日本天理图书馆。共三卷），其实它与《三国志平话》是同一书而在不同时间刊行的两个刻本。当时类似这样的话本可能不止一种。元人王沂《虎牢关》诗云：“君不见《三分书》里说虎牢，曾使战骨如山高。”（见《伊滨集》卷五）又《虎牢关》诗云：“回首《三分书》里事，区区缚虎笑刘郎。”（见《伊滨集》卷七）这里提到的《三分书》的情节不见于《三国志平话》，可能出于另一种话本。

元代杂剧盛行，三国故事又被大量搬上舞台。据今存元人杂剧剧目记载，就有近50种是三国戏。《三国演义》中一些重要关目，如桃园结义，过五关斩六将、三顾茅庐、赤壁之战、单刀会、白帝城托孤，几乎都有剧本。

元末明初的杰出作家罗贯中即在这样长期的群众创作的基础上，依据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并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与人生感悟，进行创造性的艺术构思，最后编纂了《三国演义》这部概括和熔铸了较长时期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长篇巨著。

关于罗贯中的生平，我们所知甚少。贾仲明《录鬼簿续编》中有简略记载：“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予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馀年，竟不知其所终。”贾仲明是元末明初人，他的《录鬼簿续编》作于明永乐二十年（1422）。他说至正甲辰（1364）与罗贯中见面，又是忘年交，由此推知罗大约生活在1330—1400年之间。据传说，他曾一度参加了反元斗争，和吴王张士诚也有过接触。明朝建立后，罗贯中即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专心致力于通俗文艺的创作了。罗氏一生写过数十种小说、戏曲，今存署名由他编著的小说计有《三国志通俗演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以及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等。

《三国演义》描写的重点是封建社会内部各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作者很少表现和政治斗争没有直接关系的情节。在这里，一切可能出现的斗争方式都出现了：军事的、政治的、外交的、公开的、隐蔽的、合法的、非法的，而且所有这些斗争，都是在漫长的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所积累起来的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描写的。比如“曹操煮酒论英雄”，刘备假托闻雷失箸，借此使曹操产生错觉，“遂不疑玄德”了。又如孙权赚杀关羽后，把首级转送曹操，以此嫁祸于魏；而曹魏不仅不受其骗，反而“将关公首级，刻一香木之躯以配之，并葬之以大臣之礼”，来表示魏对蜀的好感，使刘备全力伐吴。孙权看到吴蜀联盟破裂，形势不利于己时，又遣使上书曹操，“伏望”曹操“早正大位”，表示愿意“率群下纳土归降”。这是孙权转移矛盾、保存自己的策略。而曹操比孙权更狡猾，指出“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之上”。诸如此类斗争，在小说中是屡见不鲜的。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财产的欲望，为了使自己在激烈的争夺战中不被消灭，总是玩弄各种手段，演出了一幕幕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活剧。

在《三国演义》里还可以看到，各政治集团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几个集团今天分，明天又合，今天势不两立，明天却又杯酒言欢。他们既争夺又勾结，而且这种斗争渗透到生活的很多方面，连家庭、朋友、婚姻等，都毫无例外地被卷入了斗争的漩涡，甚至成为斗争的工具。利用婚姻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在《三国演义》中就不乏其例。王允用貂蝉同时引诱吕布与董卓的所谓“连环计”，便是著名的例子。至于像孙权为夺回荆州，把自己的妹妹当作牺牲品，都是有着明显的政治功利的目的。人们正是从这些人物形象和事件中清晰地看到，贪欲和权势欲如何主宰了封建社会中君臣、兄弟、夫妇、朋友等关系。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三国演义》表现各个政治集团通过各种方式，运用种种手段，以达到消灭敌对势力的目的，但主要凭借武装力量，于是战争就构成了他们之间斗争的主要形式。小说中写了众多大大小小的战役，其中描绘的许多战略战术的运用，大体上符合军事科学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战争的客观规律。

《三国演义》的历史主题，主要是通过各个政治集团中的代表人物的描绘具体表现出来的。小说写了近五百个人物，其中诸葛亮、曹操、刘备、关羽、张飞、赵云、孙权、周瑜等形象鲜明，脍炙人口。由于《三国演义》的政治思想倾向是“拥刘反曹”，所以它把刘备集团和曹操集团作为主要对立面，并把蜀汉当作全书矛盾的主导方面，把诸葛亮和刘、关、张当作小说的中心人物。罗贯中正是紧紧把握住曹、刘两个集团这条矛盾主线，从而刻画了政治、军事冲突中的群像。诸葛亮是作者以自己的审美理想倾心赞颂和精心描绘的忠贞智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艺术典型。曹操形象是一个既奸诈又颇具雄才大略的政治野心家和军事家的典型。而刘备则是一个与曹操奸诈性格相对立而出现的理想“仁君”形象。孙权用人精当，但缺乏政治远见，重视眼前利益，没有统一全国的雄图壮志，是一个守成者的形象。

总之，《三国演义》除了给人以阅读的愉悦和历史的启迪以外，它更是给有志王天下者听的英雄史诗。它宏扬民心为立国之本，人才为兴邦之本，战略为成败之本。正因为如此，《三国演义》在雄浑悲壮的格调中弥漫与渗透着的是一种深沉的历史感悟和富有力度的反思。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首先罗贯中在战争描绘上表现了他的宏伟构想。这部小说写了一系列的战争，展开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面。虽然战争总是在紧张、惊险、激烈的气氛中进行，但并不显得凄凄惨惨，而是富于英雄史诗的高昂格调。另外，作者不仅善于错综交织地表现矛盾，而且善于在紧张斗争中，用抒情的笔调进行点染。如“赤壁之战”，在紧张杀伐之际，插入抒情短曲，虽着墨不多，而摇曳多姿。其范例如诸葛亮草船借箭、庞统挑灯夜读、曹操横槊赋诗等等“悠闲”插笔，这样山里套山，戏中有戏，推波助澜，逐渐把故事引向高潮。整个赤壁之战的八回书，大起大落，波澜壮阔，而节奏又富于变化，时而金戈铁马，时而凤管弦，光风霁月，如此布局，极见匠心。

《三国演义》通过惊心动魄的政治、军事斗争，塑造了一批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图卷。

作者刻画人物往往通过不同的矛盾冲突，反复渲染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张飞怒鞭督邮一段痛快淋漓的描述，使张飞的疾恶如仇、不畏强暴的性格跃然纸上；“三顾茅庐”时，又显示了张飞口快心直、粗豪莽撞而又内心十分单纯的性格。

《三国演义》还善于通过渲染气氛和用对比、陪衬的手法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性格品质。如关羽斩华雄，并不具体描写交战过程，只写关外鼓声、喊声如地塌山崩，正当人们为关羽担心时，关羽已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出马前酾下的那杯热酒尚有馀温。在这里，关羽的威风气势和勇猛善战的形象，传神地表现了出来，读之令人神往。

《三国演义》的艺术结构，既宏伟壮阔，又不失严密和精巧；既曲折变化，又前后贯串，宾主照应、脉络分明、布局严谨，从而构成了一个基本完美的艺术整体。至于小说的语言，正如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所说：“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具有简捷、明快而又生动的特色。

《三国演义》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巨大，可以说还没有哪一部作品能像《三国演义》那样与民间文学与民俗学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根据《三国演义》一书故事情节改编的各种讲唱文学和各种戏剧蔚为大观，而且大量的民间传说故事也仍然继续流传在极其广大的地区。

《三国演义》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文化瑰宝，随着世界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三国演义》也被多次译介到许多国家，其影响亦甚巨。

最后，关于本书的整理情况再做一简要说明：人民文学出版社对《三国演义》的历次整理，都是采用毛宗岗本为底本。毛本是据明代版本加工修订的一个通行本，流传已久，文字上有好些优点，较便于广大群众的阅读。但毛本也存在不少问题，有明本原来不误的，毛本却改错了；有明本文字明显优胜的，毛本反改坏了。再者毛本初刊本已不易得，在它流行近三百年间，经过无数次的辗转翻刻、写印、排印，其中种种讹误，不一而足。因此，底本虽采用通行的毛本，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54年整理时，即注意到上述情况，于是乃参照明嘉靖壬午（1522）序刊本加以校订。若干毛本改错、改坏了的，皆斟酌情形，加以纠正。这次，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就重排的机会，对全书再次作了核订。除据大魁堂藏版的毛本，校改了旧排本沿袭的误植外，又顺着历次整理的途径，作了一些补苴罅漏的工作，以便使其成为更利于阅读的一个通行本。

宁宗一

1994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