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离开了十五年来所未曾离开的北京，这不能不说是鲁迅生活上很大的一个变迁。从一九二六年的八月二十六日，到次年的九月底，鲁迅几乎处于一种莫明其妙的困难之境，自然，是使他颇为懊恼的，然而这回不像在写《狂人日记》以前的时候所感到的寂寞和无聊了，倘若说上回是使他悲哀，这回乃是使他愤怒，上回的环境是空虚和寂静的压迫，这回乃是动乱与驳杂的戟刺了。

他离开北京以前，政府要通缉那所谓五十位过激教授，其中当然有鲁迅，许多人都离开了，鲁迅答复林语堂问的应付办法时，却是“装死”，因此林语堂认为这是鲁迅的第二回蛰伏的时期。不过并没有完全做到。他南下了，应了厦门大学的聘。

他大概和景宋一块从北京出发的吧，不过到上海后，鲁迅赴厦门，景宋便到了广东。鲁迅到厦门的日子是九月四号。到厦门以后，种种不随心的事都来了，首先是看到人物的不耐：

在国学院里的，朱小根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好像都是朱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一到这里，孙伏园便要算可以谈谈的了。我真想不到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他们面目倒漂亮的，而语言无味，夜间还要玩留声机，什么梅兰芳之类。

——《两地书》，页八九

我在这里不大高兴的原因，首先是在周围多是语言无味的人物，令我觉得无聊。他们倘肯让我独自躲在房里看书，倒也罢了，偏又常常寻上门来，给我小刺戟。

——《两地书》，页一一七

学校里则是一种挤轧的局面：

我看这是的确的，这学校，就如一部《三国志演义》，你枪我剑，好看煞人。北京的学界在都市中挤轧，这里是在小岛挤轧，地点虽异，挤轧则同。

——《两地书》，页一二九

加之，他讨厌的“现代”派，还在眼前活动：

你看“现代派”的小卒就这样阴鸷，无孔不入，真是可怕可厌。不过我想这实在难对付，譬如要我去和此辈周旋，就必须将别的事情放下，另用一番心机，本业抛荒，所得的成绩就很有限了。“现代派”学者之无不浅薄，即因为分心于此等下流事情之故也。

——《两地书》，页一四六

同时，又有高长虹的攻击，要推倒《莽原》，广销《狂飙》。这时他的感愤为何如！他开始对青年失望了，所以他说：

我想，我先前的种种不客气，大抵施之于同年辈或地位相同者，而对于青年则必推让，或默然甘受损失。不料他们竟以为可欺，或纠缠，或奴役，或责骂诬蔑，得步进步，闹个不完。我常叹中国无“好事之徒”，所以什么事也没有人管，现在看来，做“好事之徒”实在也大不容易，我略管闲事，就弄得这么麻烦。现在是方针要改变了，地方也不寻，丛书也不编，文稿也不看，也不烧，回信也不写，关门大吉，自己看书、吸烟、睡觉。

——《两地书》，页一九八

后来他就对青年也攻击起来。这在他一定是十分痛心的事！他本来是想在厦门致力于学问的，可是学校只是省钱，并不能痛痛快快地为他印书，环境又那么不随心，在心情则这么不平静，所以他只有幻灭之感了。不错，在厦门也得到一部分青年的信仰，希望他办刊物，“和社会闹一通”（《两地书》，页一二〇）。而且，他之到厦门，就有为他而转学去的，他一走，便又有二十多个学生也走（《两地书》，页二一二），不过，他终于不耐了，他说：

我前回辞国学院研究教授而又中止者，因怕兼士与玉堂觉得为难也，现在看来，总非坚决辞去不可，人亦何苦因为别人计，而自轻自贱致此哉！

——《两地书》，页一一四

无怪景宋也说：“我看你在那里实在勉强”了（《两地书》，页一三五）。然而也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和景宋的爱情，有了长足的进展，这是自然的，因为两人不在一起了，所以彼此越发系念起来。我们从他们的通信集里看，第一部分包括以一九二五年七月为止的，比较平淡的多。第二部分即是鲁迅在厦门，与景宋在广东的通信，就完全露出一对爱侣的关怀来，景宋在第一部分里讨论学潮文章的热心是为鲁迅之饮食起居的挂念所代替了，鲁迅此际的激忿、怨尤、不安、与焦急，却就恰恰有景宋为之解慰。

……不要太认真。况且你敢说天下就没有一个人是你的永久的同道么？有了一个人，你就可以自慰了，可以由一个人而推及二三以至于无穷了，那你又何必悲哀呢？如果一个人也“出乎意表之外”……也许是真的么？总之，现在是还有一个人在劝你，希望你容纳这意思的。（页一六六）

所以我认为只有在这个阶段之中，是有人在抚爱着，而使他慢慢地度入次一个阶段的精神进展里去。

在厦门的时候，他十分向往于南方的国民革命。鲁迅在通讯集里，差不多每次报告着北伐的军事消息，而他一则说“此地北伐顺利的消息也甚多，极快人意”（页八八），再则说“今天本地报上的消息很好，……总而言之，即使要打折扣，情形很好总是真的”（页一一七），可以想见他那时的心情。

在一九二六年的十二月，国民政府已经都于武汉了，但是革命策源地的广东总在吸引他。不过他这时又有创作呢，教书呢，两歧的徘徊，因为他认为二者不能兼。

然而终于他应了广州中山大学的聘了，自然景宋也在劝诱。于是他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离开了厦门，于十八日到了广东，前前后后在厦门的时光却不过四个月。在这一次教训中，他说：“虽或受着各方面的斫刺，似乎已经没有创伤，或者不再觉得痛楚；即使加我罪案，也并不觉着一点沉重了。”（《华盖集续编》，页二六二）可见他在几经打击之后，慢慢有一种脱卸之感，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他转变的时机是已经不远了。

他到了广东以后，情景和自己起初所想的不十分相符起来。他本来还有“一个野心”，就是“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至多无非不能回北京。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再向旧社会进攻”（《两地书》，页一四九），可是他将要去的时候，情形已经是：

自郭沫若做官后，人皆说他左倾，有些且目之为共党，这在广州也是排斥人的一个口头禅，与在北京无异。创造社中的人的连翩而去，不知是否为了这原因。

——《两地书》，页二一九，景宋一月五日与鲁迅信

我们后来就可以知道，这便是有名的“清党”的序幕。一九二七这一年，正是宁汉分裂的一年。不用说，鲁迅联合战线的梦想，是落空了。而且，即被他攻击的绅士们，也不少在这时成了要人。

可是如他在厦门一样，广东的青年异常欢迎他，为他写文章，请他写文章，要他演讲，又要他编刊物，情形非常热闹。他一到，是住在中山大学最中央而最高的处所，所谓大钟楼；其中老鼠是成群的，夜间就驰骋起来，到清晨则有工友们唱那他所听不懂的歌。白天他便接见当地的青年。在楼上住的第二月，他当了中山大学的教务主任，这种生活对他是太不适合了，他记这时候的情形，有这样的话：

是忙碌的时期。学校大事，盖无过于补考与开课也，与别的一切学校同。于是点头开会，排时间表，发通知书，秘藏题目，分配卷子，……于是又开会，讨论，计分，发榜。工友规矩，下午五点以后是不做工的，于是一个事务员请门房帮忙，连夜贴一丈多长的榜。但到第二天的早晨，就被撕掉了，于是又写榜。于是辩论：分数多寡的辩论；及格与否的辩论；教员有无私心的辩论；优待革命青年，优待的程度，我说已优，他说未优的辩论；补救落第，我说权不在我，他说在我，我说无法，他说有法的辩论；试题的难易，我说不难，他说太难的辩论；还有因为有族人在台湾，自己也可以算作台湾人，取得优待“被压迫民族”的特权与否的辩论；还有人本无名，所以无所谓冒名顶替的玄学底辩论……。这样地一天一天的过去，而每夜是十多匹，——或二十匹——老鼠的驰骋，早上是三位工友的响亮的歌声。

——《三闲集》，页三二

真有教人哭笑不得的光景。照了鲁迅自己的说法，初到广东时，也未始没有“一点小康”，以为不至于像在北方所看见的压迫党人，扑杀青年，可是“后来才悟到这不过是奉旨革命的现象”（《三闲集》，页二一七），所以也就没有什么欢欣之感了。并且，局面也并不那么和平，他在《两地书》的序言里有一段回忆说：

五年前，国民党清党的时候我在广州，常听到因为捕甲，从甲这里见到乙的信，于是捕乙，又从乙家里搜得丙的信，于是连丙也捕去了，都不知下落。古时候有牵牵连连的“瓜蔓抄”，我是知道的，但总以为这是古时候的事，直到事实给了我教训，我才分明省悟了做今人和做古人也一样难。

——并见《南腔北调集》，页四三

慢慢对他自己的迫害，也来了。我们知道，是专有一本小书叫《鲁迅在广东》的，可是据他所说，则看了后，并不足以知道那实况，除非书后加上几十页空白的纸。这时，要他作序的书，往往托故取回了，期刊上他的题签也经撤换了。报纸上故意不使有鲁迅二字出现，有的报上则称之为杂感家，并且主张他应该和“现代评论派”人合作。他的处境非常危险，所以他愤慨地说：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铁窗斧钺风味，而在青天白日之下，又有缧绁之忧了（《而已集》，页五五）。所以他退出了中山大学，在广州城里头，另找一个地方居住，这时空气为残杀所充满。他也隐不下，总有人来探问他的意见，也迫他讲演，以便拿他的错。但他却用支吾的办法，使人们不得要领，他的讲演也避免谈现实，现在收在《而已集》里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就是一个例子，他的话，很曲折，而且很幽默，使听者能够把主旨模糊过去。他造成一个使人以为不过是又要钻在故纸堆的人物了，于是得到逃脱。林语堂便称这回是他的第三次蛰伏时期，也是以装死得生。

像结束了一场噩梦似的，他于一九二七年的九月底到了上海。

感情的起伏和不安；既愤慨，又自危，以往往久居一地的人，竟从北平到了厦门，到了广东，又到了上海，这末漂泊，流徙，然而这仿佛西洋历史上的中世纪似的，乃是酝酿一个较有意义的生活的到来。他在这一阶段里，也印行了几本著作，是：《坟》，《朝花夕拾》，和《唐宋传奇集》。《而已集》大都是这时期写的，不过印行却是在次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