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方铭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说：“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以屈原所创作的“奇文”《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持久的影响力，因此，《文心雕龙·辨骚》又指出《楚辞》“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楚辞》的丰富性和影响力决定了《楚辞》可解释性的多样性。两千多年来，学习和研究《楚辞》的学者并不仅仅限于中国古代的文史学者，因此，对屈原及《楚辞》的解释也不仅仅限于文字阐释，擅长于图像或者音乐、舞蹈等人文表现形式的艺术家也有他们表达对屈原和《楚辞》热爱的方式。北宋画家李公麟的《九歌图》、明末著名画家萧云从的《离骚图》，以及清乾隆年间画家门应兆的《钦定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当然也是屈原和《楚辞》多维解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是屈原及《楚辞》阐释的重要文献。

在20世纪中期以后很长一个阶段，在中国的学科分类中，文学和艺术属于一个学科门类，所以，从事小说、戏剧、诗歌创作的作家、诗人、编剧和从事歌舞绘画书法事业的各种艺术家都被统称为“文艺工作者”。但文学研究不是文学写作，文学研究也不是文学本身，虽然文学研究者可能经常提到“通感”或者“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样的话语，但就通常的背景下，文学研究者和艺术家的知识结构是不同的，使用的话语体系也是不交融的，要一个研究文本文献的文学研究者去解读艺术家通过线条或者图画表达的文献内涵，无疑是困难的。

文本文献所表达的立场是明晰的，意义是直线的，而图像语言或者肢体语言的作者的立场当然也可以是清晰的，不过读者对图像语言或者动作语言的理解可能并不是直线的。文学可能是晦涩的，文学研究不能晦涩，文学研究更加需要线索清楚，条理清晰。虽然图像语言具有更强烈的感官冲击力，阅读的门槛更加亲民，因此，图像文献具有更广阔的传播意义，但对于研究屈原及《楚辞》的学者来说，甚至包括阅读《楚辞》的人，《楚辞》图像的阅读可能仍然是困难的，或者说是并不普及的。正因为这个原因，虽然近代学者对《楚辞》的图像文献进行过著录，但这种著录可能并不细致全面，更没有多少人去做专门细致的研究，甚至也很少有《楚辞》研究者去关注《楚辞》图像文献。这种现象的存在虽然可能是合理的，但也是充满遗憾的。

近年来，随着文学和艺术学分列为不同的学科，一位文学工作者不能当然地认为自己是艺术家，而一位艺术家也知道自己并不是一位文学工作者，这种身份的区分可能促使文学研究者和艺术家能够有机会正确审视二者之间的学科界线，也更加有利于文学研究者主动开拓文学研究的多学科研究维度。《楚辞》的图像文献研究作为文学与艺术两个学科融合的研究路径，得到了青年学者的关注和重视。而西华师范大学罗建新教授更是长期关注《楚辞》的图像文献研究，并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我虽然对《楚辞》图像文献所知甚少，但多次拜读过罗建新教授撰写的有关《楚辞》图像文献研究的论文，受教颇多，十分敬佩。现在，罗建新教授撰成《历代楚辞图像文献研究》一书，即将付梓，这对于《楚辞》文献研究特别是《楚辞》图像文献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开展《楚辞》图像文献研究，文献清理是根基，罗建新教授的这部书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罗建新教授翻阅书画谱录、文史文献、《楚辞》学著作以及相关总集、别集等400余种，走访国内博物院、美术馆，获取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弗利尔美术馆等海外机构所藏资源，计整理出311目《楚辞》图像，以及关涉《楚辞》图像的诗文490余条，拓展了学界对《楚辞》图像文献的认知空间。在此基础上，罗建新教授又对相关作品的存佚、重出、真伪等问题进行考辨，编制有《历代楚辞图像总目表》，著录名称、作者、版本、流传、庋藏等信息；同时，还从历代诗文集、诗文评、书画谱、类书以及存世图像中爬梳相关序跋题赞文字，纂辑历代图像文献所见《楚辞》论述，为我们提供了目前最为系统完整的《楚辞》图像文献资料。这项工作为《楚辞》图像文献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完备的文献依据，也拓展了屈原及楚辞学研究的学术史广度。

罗建新教授并不满足于资料整理，在理论探讨方面，也取得了多方面成绩。

首先，仔细梳理了《楚辞》图像的发展进程。他认为，汉唐《楚辞》图像主要是人物像，多用于庙宇祠堂，为萌生期；宋元《楚辞》图像数量众多，载体、样式多元，题材类型广泛，创作群体参与程度高，为兴盛期；明清《楚辞》图像出现创作主体、艺术样式、载体类型、传播场域等方面的新变，为转型期。条理清晰，证据充分，符合《楚辞》图像发展的历史情况，为学界深入研究提供了指引。

其次，划分了《楚辞》图像的类型。他以文本为核心，将众多《楚辞》图像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楚辞》作者图像、《楚辞》文本图像、《楚辞》衍生图像。这种划分方法使得两千余年的《楚辞》图像顿显纲举目张，条清缕析，明白晓畅，便于读者把握。

其三，总结了《楚辞》图像的主要特征。他认为，《楚辞》图像的发生、发展、演变与《楚辞》学的发展是伴生的，形成《楚辞》和《楚辞》注本、《楚辞》图像之间的多维度诠释活动；《楚辞》图像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肩负着塑造社会价值与抒写个体情志的双重功能；《楚辞》图像作者以图像作为诠释载体，建构文学形象，重构文本情节，形象具体地展示自我对《楚辞》的理解与认知，既保存了源自于历代的《楚辞》原文，也丰富了《楚辞》学的内容，更为《楚辞》阐释增添“图注”方法；《楚辞》图像在流传过程中还产生不少诗文题记，对学界深入认知《楚辞》学、艺术学与文化学中的相关问题都有重要参照价值。这些见解多新颖可喜，富有启发性，能见出他的好学深思，以及多方吸收与学习的谦逊审慎的德行。

罗建新教授曾先后在信阳师范学院、安徽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完成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他的学士、硕士、博士阶段的指导教师金荣权教授、潘啸龙教授、邵炳军教授都是屈原及楚辞学研究名家，都是或者曾经是中国屈原学会理事会成员。罗建新教授现在也是中国屈原学会理事。罗建新教授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年轻有为，在先秦两汉文学及屈原及《楚辞》研究领域有突出成绩，有多种研究屈原与《楚辞》的论文和著作面世，受到学界的关注。因为我与罗建新教授的各位导师相熟，因此很早就认识罗建新教授，承蒙不弃，十余年来，多有过存。罗建新教授的研究能立足文献，公允严谨，言必有证，体现了良好的学风，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祝愿罗建新把今天的成绩当作起点，不断进步，在屈原及《楚辞》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取得更大成绩。

2021年2月28日于北京五道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