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屈原庙里楚骚影：汉代《楚辞》图像

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叙》曰：“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23)，可见，屈原自沉后，楚人景仰其高尚情志，珍爱其文采，故以“楚辞”为对象，进行教授、传播，使得屈原事迹及其作品在故楚地区广泛流传。

迨至汉世，“楚辞”影响进一步扩大。汉王朝建立之初，高祖及其臣属多有楚人，他们恋楚地、好楚声，曾自作楚歌。而后，景帝对“楚辞”持有特殊感情：朱买臣等以“楚辞”进献，遂贵显于汉朝；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征能为“楚辞”之九江被公，召见诵读；元帝、成帝则对包括“楚辞”在内的古文献进行整理与研究……受统治阶级审美趣味及爱好之影响，“楚声”“楚辞”得以迅速传播，而屈原也成为朝野共知之人物，刘彦和所谓“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24)，亦此之谓也。

而在有汉一代，中央政府较为重视图像所具有的“成教化、助人伦”功能，曾采取多种策略，积极图绘、标榜圣贤功臣形像，以表功颂德，教育民众，为其政权维系进行舆论宣传和道德感化。

一方面，国家设置专门机构，容纳画工，管理图绘之事。据《后汉书·百官志》载：汉时宫廷曾设“少府”，下辖“黄门署长、画室署长、玉堂署长各一人”(25)，以统领画工；而东汉明帝也“雅好丹青，别开画室”，蓄养“尚方画工”。这些画工的一项重要职责即是按照皇帝旨意，将古圣贤历史人物以及经史典籍中所涉及之故事绘为图画，以扮演政治生活之媒介，发挥教谕感化之功效，如武帝曾“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以赐（霍）光”，明帝亦曾“取诸经史事命尚方画工图画”，皆为其证。

另一方面，皇帝还于专门场所图绘功臣形像，以表彰先进，宣扬其德行，榜样于万民。如《汉书·苏武传》载：“甘露三年（前51），单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26)《后汉书》卷二十二：“永平中，显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其外有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27)。《太平御览》卷七百五十引孙畅之《述画》云：“汉灵帝诏蔡邕图赤泉侯杨喜五世将相形像于省中。”(28)宣帝、明帝等于麒麟阁、南宫云台诸处图绘功臣形貌之事，即为此证。

帝王有如此之宣教，地方各州郡亦蜂起效法，竞相图画帝王圣贤功臣先进形像，建置庙宇祠堂祭祀圣贤，以影从帝范，风化乡里。此种情状在《后汉书》之《蔡邕传》《陈纪传》《胡广传》《方术传》《南蛮传》中皆有载录，兹不赘列。这样一来，广大民众的价值观，自然也就受到官方政策之影响，如王充《论衡·须颂篇》：“宣帝之时，图画汉列士，或不在于画上者，子孙耻之，何则？父祖不贤，故不画图也。”(29)可见，其时民众已经将家族成员能否为官方所图绘形象，作为评判荣辱之一种标准：能被图绘，足彰其人之贤能；反之，则子孙犹耻之。

在此种社会文化氛围中，南楚地区，屈原生前所行迹之所，以及其事迹所流传之区域，便出现了建置庙祠、祭祀屈原之现象，所产生的各种关涉屈原之图像，构成了汉代《楚辞》图像的主要内容。

据现存文献，汉代建成县、犨县、罗县等地建有三闾大夫庙、屈原庙等庙祠；与之相应，不少与屈原、与《楚辞》有关的图画、造像等亦由之而生成。

考诸史籍可见，汉代所兴建的屈原庙，主要有四处：

其一，豫章建成县三闾大夫庙。明熊相《（正德）瑞州府志》卷四载：“三闾大夫庙，在高安县东金沙台，祀楚屈原也。汉长沙王子拾封建成侯，后免爵，徙家台上，立庙祀之。”(30)清谢旻《（雍正）江西通志》卷一百八亦载其文。西汉元朔二年（前127），武帝封长沙定王刘发子刘拾为建成侯；至元鼎二年（前115），建成侯坐使行人奉璧荐皮贺元年，十月不会，国除，免爵。则在公元前115年左右，刘拾即在豫章建成县兴建三闾大夫庙(31)，以祭祀屈原。

其二，南阳犨县屈原庙。据《后汉书》卷六十四《吴延史卢赵列传》载：“延笃，字叔坚，南阳犨人也……遭党事禁锢。永康元年（167），卒于家。乡里图其形于屈原之庙。”唐李贤等注曰：“屈原，楚大夫，抱忠贞而死。笃有志行文彩，故图其像而偶之焉。”(32)这表明，在东汉桓帝永康元年（167）之前，南阳犨县即建有屈原庙。

其三，汉长沙罗县屈原庙。南北朝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八《湘水》载：“汨水又西为屈潭，即汨罗渊也，屈原怀沙自沉于此，故渊潭以屈为名。昔贾谊、史迁皆尝迳此，弭楫江波，投吊于渊，渊北有屈原庙，庙前有碑。又有《汉南太守程坚碑》，寄在原庙。”(33)则汉罗县汨水之西立有屈原庙。

其四，汉长沙益阳县湘山屈原庙（水仙祠）。晋王嘉《拾遗记》卷十载：“屈原以忠见斥，隐于沅、湘，披蓁茹草，混同禽兽，不交世务，采柏实以合桂膏，用养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谓之‘水仙’。其神游于天河，精灵时降湘浦。楚人为之立祠，汉末犹在。”(34)交代出屈原在民间被称为“水仙”由来，并说明楚人曾立祠以纪念屈原之事。明袁中道《珂雪斋集》载：“汉时君山有水仙祠，即屈原庙也。旧说：原死，上帝怜其忠，以为水仙，神游湘浦。故上有仙祠。今废。”(35)则是将屈原“水仙”之名与楚人所立之祠结合起来，指出其在汉代即已设立，且位于君山之上。就此二说来看，则屈原自沉以后，楚人思慕其人，便创制上帝以屈原为“水仙”之传说，并于益阳湘山之上，为之立祠，以为纪念。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王嘉《拾遗记》乃志怪之作，其论述重心在于说明屈原在民间被誉为“水仙”之事的由来，并未言及有所谓“水仙祠”且位于“君山”上之事。袁中道《珂雪斋集》所谓之“君山”乃汉时之湘山，考诸《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正义》：“《括地志》云：‘黄陵庙在岳州湘阴县北五十七里，舜二妃之神。二妃冢在湘阴北一百六十里青草山上。’盛弘之《荆州记》云：‘青草湖南有青草山，湖因山名焉。’《列女传》云：‘舜陟方，死于苍梧。二妃死于江湘之间，因葬焉。’按：湘山者，乃青草山。山近湘水，庙在山南，故言湘山祠。”(36)则湘山之上所立之祠，当为祭祀舜之二妃者。以此观之，可知袁氏之说，当是牵合《史记》与王嘉《拾遗记》之论而为之者；加之湘山有“水仙祠”以祭屈原之说，不见于其他史籍载录，故而，汉时此祠是否被建立，实难考订，今存疑。

因时世变易，豫章建成县三闾大夫庙、南阳犨县屈原庙早已毁弃，唐、宋、明、清时亦甚少被重修，相关文献难以觅及；而长沙罗县屈原庙则屡屡被重视。据清曾国荃《（光绪）湖南通志》卷七十四载：“罗渊北有屈原庙，庙前有碑，又有《汉太守程坚碑记》。梁开平元年（907），封昭灵侯。宋元丰五年（1082），封忠洁侯。元延祐五年（1318），加封忠节清烈公。明洪武初，知县黄思让重建庙，并于庙前建濯缨桥，桥畔建独醒亭。国朝乾隆二十二年（1757），知县陈钟理徙建玉笥山。”(37)可见，其在五代、宋、元时，曾被统治者屡加追封；迨至有清，因其“为湖水浸噬，垣瓦仅存，榱桷将圮”，知县陈钟理有感于“忠贞之祀，风化之源，何任其荡析堕废，一至于斯乎”，乃将其徙建至玉笥山，新作三闾祠，“宏而甚丽”，“其前为骚坛，又其前为独醒亭、招屈亭，又其前为濯缨桥”(38)，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建成。清道光三年（1823）《湘阴县志》中著录有“屈子祠图”，可见其规模。

那么，汉代所建置的这些屈原祠、三闾大夫庙中可能会存在哪些图像？

前文业已言及，后汉时南阳犨县人曾绘制“有志行文彩”的延笃图像，以配飨屈原。由此不难推断，在犨县屈原庙中，当有作为祀主的屈原之画像或雕像、造像类图像，惟其如此，方能让延笃以其为“偶”。

明汪瑗《楚辞集解·云中君》注曰：“古之祠神，既有宫堂供祀之处所，则必有雕塑之神像，以为之尸，故将祭之时而奉其尸，以洗饰之也。朱子注《招魂》曰：‘楚俗：人死则设其形貌于室而祀之也。由东皇言抚剑佩玉及此沐浴衣饰之事观之，则诸神皆有所设雕塑之尸，如今俗之所为者明矣。旧说俱以为巫祝沐浴而衣也，甚谬。’灵即谓云神也，上指其所设之像而言，此指其所降之神而言。”(39)据此可推断，两汉之际的屈原庙中，当可能存在屈原画像，或是以泥塑或木雕等形式而存在的屈原造像。今汨罗屈子祠中，即有屈原之画像及铜像，可为人们推想汉世屈原庙之图景提供参照。

据文献记载，后世屈原庙中，有以渔父、宋玉、景差等人为配享者，据宋阮阅《诗话总龟》载：“三闾大夫屈平，字灵均，汨罗沉沙之处在岳州境内，正庙以渔父配享。”(40)则唐、宋时，岳州汨罗屈原庙中有渔父配享。明袁中道《珂雪斋集》前集卷十三：“当追两汉事，祠屈子，而题曰‘水仙’。岁取髻中之田，为之蒸尝，用宋玉、景差等配享，以奖忠魂，而奉千古词人之祖，亦楚中一大典也。”(41)则袁中道亦以为建屈子祠，当效法两汉；且以宋玉、景差等作为配享。以此例之，则汉世所建之屈原庙、三闾大夫庙、水仙祠中，除却有屈原像之外，有的可能还有宋玉、景差等人形象。

据王逸《天问章句》载：“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42)则依楚旧制，公卿祠堂之中，绘有天地山川神灵以及古贤圣怪物等题材的图像；屈原祠或许也不例外。由此可以想象，战国末楚人所兴建之屈原祠，其中可能也会绘制有诸多与屈原故事或《楚辞》作品相关的图像，如今湖南汨罗屈子祠门坊和山墙上就绘有17幅关于屈原的浮雕，包括《屈原渔父图》《怀沙图》等内容，此或是楚俗之流传。

总体看来，汉代所出现的《楚辞》图像，主要是屈原庙祠中所供奉的屈原肖像、造像或塑像，以及用以配祀屈原的宋玉、景差诸人之肖像或造像之类图像，部分庙祠屋宇中可能绘有与屈原其人及《楚辞》作品相关的图画。因时世久远，这些图像皆未能留存，只能从相关史籍中的片言只语去推想其形貌。尽管如此，这些图像所具有的价值仍然是多方面的：

汉代《楚辞》图像的艺术形态主要是平面与立体的人物像，其载体多为木、石、泥，或有少量丝帛，而这既是《楚辞》图像早期阶段所呈现出的特征，也为后世《楚辞》作者像之创作奠定基础。

汉代建成县、犨县、罗县等地屈原庙祠中所出现的这些图像，作为去楚未远的产物，无疑能充分体现汉人对屈原的认知与评价情况，以及汉代屈原崇拜所形成的时间、地域、具体表现等特征。

汉代屈原像在各地庙祠中广泛出现，当与中央政府重视图像教化功能、地方州郡影从帝范以风化乡里的政治观念与政治举措有关，而这也为唐、宋以来官方封谥屈原、广建庙祠之政治行为导夫先路。

后世文士面对秦汉《楚辞》图像遗迹时，往往生发出诸多感触，形诸诗文之际，多借题咏图像，寄予主体情志，从这些因图像而生的文辞之中，既能见及屈原与《楚辞》的传播接受情况，又能感知不同时代士人的文化心态。

对于考察中国古代《楚辞》图像艺术而言，秦汉《楚辞》图像在表现形态、主要内容、产生场域、传播途径、接受状况等方面所展示出的特征皆具有重要价值，当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