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一、称谓种种
古人称谓复杂，有名有字，有别号，有排行，有地望，有职官，有谥号。分工不同，用法有别。袁庭栋《古人称谓》罗列苏轼的称谓，多达六七十个，真让人如坠云雾。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当然没有苏轼那么多称谓，但行文中的自称仍然多种多样。何时称名？何时称号？何时称地望？何时称职官？其中有何讲究？别人又如何称他？这些问题费人思量，须逐次道来。
最简单的是名，基本用于自称。与余、予、吾、某之类人称代词不同的是，以名自称较为正式，通常是面向长辈、上级、尊者时的谦称。元好问回忆父亲元德明教诲时，自称“好问儿时，先大夫教诵秀颖《临终》诗”[1]；编辑父亲诗歌时，自称“先人捐馆后十年，好问避兵南渡，游道日广”[2]；怀念其师郝天挺，自称“先生工于诗，时命好问属和”[3]。这些都充满恭敬意味。稍加浏览，就可以发现，元好问在墓志中最喜欢以名自称。不仅在赵秉文、杨云翼等师辈墓铭、神道碑中以“门下士”[4]“门下士元好问”[5]自称，在冯璧、王若虚等长辈墓志中，自称“好问”[6]，还在同辈知己刘昂霄的墓铭中，也称“铭吾兄者，莫好问为宜”[7]，体现出死者为大的观念。
字也相对简单。所谓“名以正体，字以表德”[8]，字带有尊敬之意，一般不用于自称，主要是用于他人称呼。赵秉文、赵元、雷渊、辛愿等人都常以“裕之”称呼元好问。但也不十分严格，古人有自称字的先例。如白居易《与元九书》末尾就署名“乐天再拜”。元好问有四篇文章，末尾署名“裕之”：
《遗山自题乐府引》：“太原元好问裕之题。”[9]
《曹南商氏千秋录》：“癸丑二月吉日，河东元好问裕之谨书。”[10]
《张仲经诗集序》：“甲寅冬至日，诗友河东元某裕之题。”[11]
《陆氏通鉴详节序》：“乙卯秋九月望日，太原元某裕之书。”[12]
上述署名有两个共同点：其一，不是单署“裕之”二字，而是与姓名合署，其中后两篇以“某”字代替“好问”。全名体现郑重态度，《曹南商氏千秋录》“谨书”即透出此意。其二，都作于金亡之后，后三篇更是作于元好问晚年（分别写作于1253年、1254年、1255年），都是应晚辈所求而作。是否因为自己年过花甲，以字署名，也未尝不可？
古人的名字，多由父母和长辈所取，个性弱，灵活度小，而别号则源于自己，可以花样别出，有些人常有多个别号，交替使用。元好问只有一个别号：遗山。遗山本是他家乡的一座小山，元好问少年时曾在此读书，因在城东，又名东山，因民间传说是二郎神担山时所遗留下来的，又名神山。三选一，元好问为什么不号为东山或神山？大概遗山具有遗世独立之意，元好问像前人一样，“别立一号，以自标榜”[13]，寄托其高蹈隐世的山水情怀。遗山之号，应该始自南渡之前，后来终生没有更换，如他在《东山四首》（其三）诗中所说：“一丘一壑都堪老，且具神山烟景休。”[14]他的学生郝经为他祝寿时也说：“遗山山头有旧庐，归来亦足为欢娱。既有堕地风云之骊驹，又有竹花弄语之鹓雏。仰天一笑万事足，倒骑箕尾游蓬壶。”[15]
元好问在诗文中经常自称遗山：“遗山笔头有关仝，意匠已在风云中。”[16]“画到天机古亦难，遗山诗境更高寒。”[17]难道元好问的别号竟然如此简单？当然不是，遗山只是其别号的共名，元好问根据需要，采用“遗山+”的拓展策略，不时地将它与其他殊名结合起来，从而派生出诸多旨趣不同的二级别号。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以下七种：
遗山山人。《雪后招邻舍王赞子襄饮》：“遗山山人伎俩拙，食贫口众留他乡。”[18]该诗写作于兴定二年（1218），元好问尚未进士及第，故以山人自居。这是遗山之号首次出现在现存诗歌中，也是遗山山人之号唯一使用的一次。大概后来考中进士，进入仕途，“山人”就淡出历史了。
遗山居士。唐宋以来，士大夫多习禅宗，好以居士自许，像太白居士、东坡居士一样，元好问不能免俗，但仅使用过一次“遗山居士”之号，那是在《暠和尚颂序》中，署作“中元日，遗山居士元某引”[19]。该文写作于蒙古宪宗四年（1254），为暠和尚“颂古百则”撰写序言，元好问以“遗山居士”自称，当有投其所好、与其一致的意图，同时，也说明元好问日常并不以居士自处，与那些耽于习禅者有所不同。
遗山真隐。金代道教盛行，元好问也受到一些影响，他共使用过两次“遗山真隐”：一次是在为道教观庙所写的《朝元观记》中，该文作于蒙古定宗二年（1247），当是因对象而异，自呼“遗山真隐”；一次是在为诗友杨鹏所作的《陶然集诗序》中，自署“重九日，遗山真隐序”[20]。该文作于蒙古海迷失后二年（1250）。杨鹏是否有道教倾向，不得而知，元好问曾与他一起住在东平（今山东东平）上清宫，谈论旧游，作《太常引》（十年流水）词。不管如何，元好问并不信奉道教，遗山真隐也只是他多变的别号之一罢了，他终究没有真的隐居在那座小山里。
遗山道人。蒙古太宗九年（1237），元好问返回家乡，作《外家别业上梁文》，曰“遗山道人，蟫蠹书痴，鸡虫禄薄”云云[21]。“道人”之谓，寓含对官场的厌弃情感。通观全文，不仅与宗教无关，还有一些激愤不平之气，“道人”云云或是一时过激之谓吧！
遗山老子。《赠利州侯神童》：“遗山老子未老在，见汝吐焰如长虹。”[22]侯神童出生十四个月会识字，元好问见到他时，才二十一个月，已经“识字无算”[23]。该诗写作时间不详，可能作于金亡之后。元好问面对婴儿，自称“遗山老子”，合情合理，还透出几分魏晋风度。
遗山老人。蒙古定宗三年（1248），元好问作《清真道院营建疏》，末署：“戊申六月日，遗山老人疏。”[24]当时元好问五十九岁，为道院募款所作，他突出的是年龄，而非宗教倾向，这也印证了元好问并非信奉道教之人。
遗山诗老。蒙古宪宗七年（1257），元好问为金代最优秀的琴师苗彦实的著作撰写《琴辨引》，署作：“岁丁巳秋八月初吉，遗山诗老引。”[25]此前，元好问多次称辛愿为溪南诗老，自称遗山诗老仅此一见，固然是因为元好问已经六十八岁了，还有一重原因，即元好问晚年强化了对自己诗人身份的认识。据魏初《书元遗山墓石后》记载：“尝闻先生之言，某身死之日，不愿有碑志也，墓头树三尺石，书曰‘诗人元遗山之墓’足矣。”[26]元好问本人没有署名“诗人元遗山”，但“遗山诗老”的意思与其完全相同，体现了元好问以诗人自命的遗愿。
遗山别号，从“遗山山人”始，以“遗山诗老”终。别号之外，籍贯（郡望）加姓名，是古人相当钟爱的署名方式。元好问为太原秀容人，秀容是忻州属县。看似平常的地名，元好问又用出多种名目，主要有：
太原元某。太原不仅是府名，还是北方重镇。元好问应该乐于以太原人自居，可出人意料的是，“太原元某”仅出现四次：一是金亡之际，上书耶律楚材，开篇自称“门下士太原元某谨斋沐献书中书相公阁下”[27]；二是蒙古太宗六年（1234）所作的《遗山自题乐府引》；三是蒙古太宗九年（1237）所作的《太原昭禅师语录引》，署名“太原元某引”[28]；四是蒙古宪宗五年（1255）所作的《陆氏通鉴详节序》。以太原元某自称，比较庄重正规。
并州倦客、并州孤客。太原古称并州，所以元好问又有了与并州相关的称呼。元光二年（1223），元好问至叶县，作《昆阳二首》，其一曰：“古木荒烟集暮鸦，高城落日隐悲笳。并州倦客初投迹，楚泽寒梅又过花。”[29]天兴元年（1232）前后，蒙古兵步步紧逼，元好问作《怀州子城晚望少室》：“河外青山展卧屏，并州孤客倚高城。十年旧隐抛何处，一片伤心画不成。”[30]倦客、孤客，这些出现在诗中的自称，相对随意，主要用来抒发乱世飘零的身世之痛。
新兴元某。新兴（郡）是忻州的古地名，始于东汉，中间时废时立，唐以后则废止不用。历史上，新兴这一地名并不著名，因为古老，元好问多次使用。在《送崔梦臣北上》《三皇堂记》《惠远庙新建外门记》《王无竞题名记》《十七史蒙求序》《送高雄飞序》《最乐堂铭》等文中都署名“新兴元某”，说明元好问存在一定的尚古倾向。
河东元某。这是元好问用得最多的称谓。河东，原指黄河以东地区，主要指山西一带，北宋有河东路，金代有河东南路、河东北路。忻州属于河东北路，元好问约于三十篇文章中自称“河东元某”或“河东人元某”，多见于序跋记引之类的文章，如《南冠录引》《锦机引》《杨叔能小亨集引》《如庵诗文序》等等。这有点特别，难道他署名时下意识地联想起王维、柳宗元等等河东名人，认识到“河东元某”更具有文学意蕴？
河南元某。元氏源于拓跋魏，北魏迁都洛阳，改拓跋为元，所以元姓源于河南。元好问在《杜诗学引》《东坡诗雅引》中署名“河南元某”，或许他的潜意识中，杜甫为河南人，苏轼长期生活在河南、葬于河南，所以署名也要贴近河南？元好问在其家族史性质的《故物谱》一文中，署作“洛州元氏太原房某引”[31]，更加具体，注重姓氏源流。如此署名，说明元好问非常清楚也乐于承认他是鲜卑人的后裔。
通观上述署名，地名有大小之异、古今之别，河东是古今通用的大地名，尽管有些笼统，却是元好问的最爱。
姓名、字号、地望之外，元好问还担任过三任县令、尚书省令史、国史院编修官等职务。所以，在公务性的文章中，元好问有时会署上官衔。正大二年（1225）五月，元好问写作《吏部掾属题名记》《警巡院廨署记》两篇官方机构的记文，署名也完全相同：“儒林郎、权国史院编修官元某记。”[32]这大概出于工作需要。正大八年（1231），元好问在南阳令任上，作《邓州新仓记》，署作“儒林郎、南阳县令、武骑尉、赐绯鱼袋元某记”[33]，也体现了公务性质。但官职也有用在非公文中者。正大七年（1230），元好问罢镇平县令，暂时回到内乡秋林别业，应人之邀，为竹林寺撰写《竹林禅院记》，文末署“四月望日，前内乡县令元某记”[34]。竹林寺位于永宁县（今河南洛宁），与内乡县尚有一段距离，元好问为何如此署名？不得而知。还有元好问为女儿撰写《孝女阿秀墓铭》，纯是私人化写作，开篇谓“孝女阿秀，奉直大夫、尚书省令史、秀容元好问第三女也”[35]，难道是要突出女儿官宦后代的身份？我们当然不能据此轻率地判断元好问具有官本位思想，但多多少少能说明元好问看重这些职位，毕竟他是通过艰苦努力考中进士才进入仕途的。他在金亡之初所作的《清真观记》中，还自署“前进士河东元某”[36]呢！
元好问的自称中，还有面对特定对象的门生、门下客。对恩师赵秉文，自称“门生白首浑无补，陆氏庄荒又一年”[37]；对长辈王若虚，自称“别后殷勤更谁接，只应偏忆老门生”[38]；对宰相侯挚也自称“前日相公门下客”[39]。
以上所谈，都是元好问的自称。那么，别人怎么称呼元好问？除了裕之、遗山之外，还有哪些别致的称呼？
年轻朋友称他“臞元”，换成口语，就是元瘦子。元好问是胖是瘦，并没有可靠的文献记载。元好问《写真自赞》说自己“短小精悍”，个子不高，大概一米七之下吧。从“臞元”这一绰号来看，元好问当时比较清瘦。他的同乡、世交赵元在《寄裕之二首》（其一）中说：“闲陪老秀春行脚，闷欠臞元夜对床。”[40]老秀指田紫芝（字德秀），其实老秀不老，死时才二十三岁。赵元失明后寓居河南，孤苦郁闷，盼望能与臞元对床夜话。他在《次韵裕之见寄二首》（其二）中说：“相从分我西山半，欲乞臞元伴老身。”[41]期待臞元能与他做伴。元好问另一个同乡刘昂霄（陵川人），他们泰和年间相识于太原，元好问那时才十六七岁。有趣的是，刘昂霄自己“为人细瘦，似不能胜衣”[42]，还偏偏称元好问为臞元。他的《同敬之、裕之游水谷，分韵赋诗，得荷风送香气五字》（其五）说：“迂辛与臞元，得句犹有味。”[43]迂辛指谈诗爱较真的辛愿，这说明当时元好问的朋友们比较认同这一称号。后来，情况发生变化。兴定五年（1221），杨弘道赴汴京参加科举考试，在京城西门第一次见到同来考试的元好问，他为我们描述了他对元好问的第一印象：
尝读田紫芝《丽华行》，惜哉紫芝今不存。日者见君诗与文，知君在嵩少，神马已向西北奔。国家三年设科应故事，君亦未能免俗东入京西门。低头拜君，昂头识君面，碧天青嶂秋月升金盆。未省田紫芝，何以称臞元。乃知紫芝文词固丰艳，至于题品人物，犹作泾水浑。[44]
诗中的田紫芝（1192—1214）是沧州人，因少孤而寄养在山西定襄的“外家”，长期住在忻州，所以很早就认识元好问，《中州集》卷七收录他十六岁所写的《夜雨寄元敏之昆弟》。《丽华行》一作《丽华引》，是他的名作，十三岁时所作，元好问说该诗“语意惊绝，人谓李长吉复生”[45]。田紫芝早慧如李贺，孰料比李贺还短命，真是一语成谶。开头四句，杨弘道说久闻元好问大名，先是通过田紫芝诗歌了解到元好问，又读过他的一些诗文，一直神往元好问生活的西北方向嵩山一带。中间几句，是说这次元好问东入京城，参加考试，有幸西门拜会，发现传说中的元好问，面容微胖，简直像碧天青山之间一轮金盆般的秋月，何曾有一点点清臞的样貌？最后四句对田紫芝所说的“臞元”大惑不解，进而质疑田紫芝品鉴人物的能力。田紫芝称元好问为“臞元”的原诗已佚，应该作于贞祐南渡之前，不管其诗如何，臞元并非田紫芝一己之见，反映了元好问年轻时的体态。杨弘道与他相识时，元好问已经三十多岁，已非旧时体貌，身材早已由清瘦变得壮实甚至微胖了。正因为此，臞元这一绰号便自然废止不用。
相对于年轻朋友而言，长辈多高雅稳重，称元好问为“紫芝”。前文说过，元好问先世是拓跋魏，迁都洛阳后改姓元。唐代著名诗人元德秀，字紫芝，洛阳人，他有三个特点：一是世居太原，举进士，与元好问相近；二淡泊名利，长于诗歌，当年房琯感叹“见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尽”[46]；三是曾任鲁山县令，以为政清廉著称，人称元鲁山。元好问先后也担任了三任县令。古人喜欢拿前代同姓的名人作比，所以，诗坛大佬们纷纷将元好问称为紫芝。赵秉文游览嵩山，没有见到住在嵩山的元好问，写下《寄元裕之》诗曰：“紫芝眉宇何时见，谁与嵩山共往还？”[47]以紫芝代称元好问，非常贴切。金源贵族完颜璹收到元好问的书信，欣喜不已，其《得友人书》云：“闻有书来喜欲狂，紫芝眉宇久难忘。”[48]此外，雷渊《次裕之韵兼及景玄弟》：“最忆平生刘子骏，紫芝可惜不偕来。”[49]王渥《九日登颍亭见寄》：“安得元紫芝，共举重阳杯。”[50]也都称元好问为紫芝。当然，这一称谓全部出现在诗歌中，当是一种修辞手段。
也许紫芝一名过于古雅，不适用于日常交往，人们又给元好问封了一个雅称：元子。早在唐代，元好问的先祖元结就曾自称元子，著有《元子》十篇，元好问当然了解这一掌故，《涌金亭示同游诸君》末尾称元结为元子，化用其《五规·心规》中的“元子乐矣”之语说：“举杯为问谢安石，苍生今亦如卿何，元子乐矣君其歌。”[51]所以，称元好问为元子有其历史渊源。据金末状元王鹗《遗山集后引》所载，正大年间，朝廷诏令翰林院举荐人才，翰林学士赵秉文“首以元子裕之应诏”，元好问表现出众，不负所望，“士林英彦，不谋而同，目之曰‘元子’”[52]。从赵秉文对陈规所言“人言我党元子，诚党之耶”[53]来看，元子一名，由他提出，并广泛使用，一时间成为士林通用的尊称。对这一美名，元好问本人很少用来自称，只是在寓言性质的《射说》一文中，以“元子”与虚拟的“晋侯”对话[54]。倒是宋末元初的家铉翁在读到《中州集》时，对元好问“生于中原，而视九州四海之人物，犹吾同国之人”的胸襟，予以热情洋溢的颂赞：“盛矣哉，元子之为此名也；广矣哉，元子之用心也。”[55]但此后人们很少再用元子这一名称了。历史上以“子”相称的，基本上都是思想史上的著名人物，如孟子、朱子等人，而元好问不以思想家著称，正因为此，元子一名与其身份存在不合之处，所以不免受到时间的冷落。
在元好问的众多称谓中，最让人费解的是耶律楚材所用的称呼“元大举”。他的《和太原元大举韵》全诗如下：
魏帝儿孙气似龙，而今飘泊困尘中。君游泉石初无闷，我秉钧衡未有功。元氏从来多慨慷，并门自古出英雄。李唐名相沙堤在，好与微之继旧风。[56]
从太原、魏帝儿孙、元氏、并门等词来看，元大举非元好问莫属。大举之名，仅此一见，但为何叫元大举？实在蹊跷，所以《湛然居士文集》（渐西本）卷十四题下注称“大举疑误”。学界要么沿袭此论，要么避而不谈。在解释其意之前，我们先来解释一下此诗含义，推测其写作时间。首联中的“飘泊困尘中”不可能指金亡前被困京城之事，而可能指金亡后由青城辗转至聊城期间。颔联前句写元好问此前游览山水名胜的闲适自在，后句写自己现任蒙古国中书令，无所建树。颈联结合姓氏和地望，从时空两个角度大赞元好问是慷慨的英雄。尾联最值得玩味。有人根据题中“太原”二字，想当然地将李唐名相理解为太原人狄仁杰，将沙堤理解为太原汾河沙堤[57]，真是谬以千里。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记载，唐代宰相有一待遇，就是任职后，将从宰相私邸到长安子城东街的路上，铺上一层沙子，避免颠簸、扬尘与泥泞，此为沙堤。张籍《沙堤行呈裴相公》写裴度拜相之后，待遇一变，“长安大道沙为堤，风吹（一作早风，一作旱风）无尘雨无泥”[58]。末句的微之是元稹的字，关合元好问之姓，他曾与裴度先后拜相，所以尾联是期待元好问能继承元稹的宰相事业，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表明想网罗元好问为己所用的态度。元好问后来立场明确，金亡不仕。揣度耶律楚材这一口气，该诗应写于元好问被执之初、政治立场还不明朗之时，也就是天兴二年（1233）四月末之后。如果这个推测合理的话，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元大举的含义。就在这年四月二十二日，元好问写下了颇受争议的《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该文核心内容是向耶律楚材推荐五十四位金王朝人才，所谓“天民之秀”。一次性地推荐五十四人，可谓大肆举荐。“大举”一词本有大肆举荐之意，《晋书·刘寔传》说：“故自汉魏以来，时开大举，令众官各举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阶次。”[59]耶律楚材与元好问同龄，身居要职，在接到元好问的书信后，看到一大串名单，完全可能临时动念，给他起个“元大举”的外号，既贴切，又带有一些戏谑意味。至于耶律楚材所和之诗，是元好问哪首诗？检索元诗，下面这首《送吴子英之官东桥且为解嘲》用韵最为相似：
柴车历鹿送君东，万古书生蹭蹬中。良酝暂留王绩醉，新诗无补玉川穷。驹阴去我如决骤，蚁垤与谁争长雄。快筑糟丘便归老，世间马耳过春风。[60]
二诗次联韵脚不一，语意也无关联，不能判断耶律楚材所和即是此诗。很怀疑，元好问在《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之外还附有其他诗歌，可惜难以确考了。
对元好问，后生晚辈大多恭恭敬敬地称作遗山先生，如王恽梦见老师元好问给他讲授文法，很惊讶，写下一首诗《五年六月初八日夜，梦遗山先生指授文格，觉而赋之，以纪其异》。郝经再三称元好问为“元内翰”“元内翰裕之”“元学士”，见于他的《铁佛寺读书堂记》《公夫人毛氏墓铭》《先叔祖墓铭》《寿元内翰》《原古上元学士》等诗文中。《寿元内翰》称“遗山先生曳长裾，醉鞭黄鹄来天隅”[61]，《原古上元学士》称“伟哉遗山老，青云动高兴。文林铲荆棘，翰府开蹊径”[62]。内翰、学士都是翰林学士的简称。郝经在《遗山先生墓铭》中说元好问“天兴初，入翰林知制诰”[63]。对这一经历，《金史·元好问传》未予采纳，也不见于元好问本人以及同时代其他人的相关记载。郝经的这一称谓，几乎成了他独家所有，直到元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九引用元好问《紫微观记》，还以元学士相称。但郝经所言，不应该无中生有，难道有过除授而未上任，或者短暂进入翰林院而未任命的情况？文献不足征，只得存疑待考。
[1] 《中州集校注》卷十《滕奉使茂实》，第8册，第2551页。
[2] 《中州集校注》卷十《先大夫诗》，第8册，第2681页。
[3] 《中州集校注》卷九《郝先生天挺》，第7册，第2299页。
[4] 元好问撰，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三《闲闲公墓铭》，中华书局，2012年，上册，第272页。
[5] 《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二《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上册，第163页。
[6] 《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五《内翰冯公神道碑铭》，中册，第573页；卷五《内翰王公墓表》，中册，第738页。
[7] 《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一《刘景玄墓铭》，上册，第96页。
[8] 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风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98页。
[9] 《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四，上册，第337页。
[10] 《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六，下册，第1319页。
[11] 《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六，下册，第1394页。
[12] 《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六，下册，第1433—1434页。
[13] 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八《别号》，《赵翼全集》，第3册，第732页。
[14] 元好问撰，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五，中华书局，2011年，第3册，第1002页。
[15] 郝经著，张进德、田同旭编年校笺：《郝经集编年校笺》卷八《寿元内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上册，第177页。
[16] 《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六《许道宁寒溪古木图》，第4册，第1750页。
[17] 《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六《雪谷早行图二章》（其二），第4册，第1725页。
[18] 《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二，第1册，第127页。
[19] 《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六，下册，第1381页。
[20] 《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六，下册，第1151页。
[21] 《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四，上册，第406页。
[22] 《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五，第3册，第1125页。
[23] 《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五，第3册，第1124页。
[24] 《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五，中册，第993页。
[25] 《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六，下册，第1484页。
[26] 魏初：《书元遗山墓石后》，李修生主编：《全元文》江苏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8册，第456页。
[27] 《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四《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上册，第307页。
[28] 《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四，上册，第402页。
[29] 《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二，第1册，第241页。
[30] 《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四，第2册，第805页。
[31] 《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四，上册，第394页。
[32] 《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一，上册，第86、89页。
[33] 《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三，上册，第202页。
[34] 《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二，上册，第189页。
[35] 《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三，上册，第246页。
[36] 《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四，上册，第332页。
[37] 《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四《五月十二日座主闲闲公讳日作》，第2册，第650页。
[38] 《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五《别王使君丈从之》，第3册，第1032页。
[39] 《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四《侯相公所藏云溪图曾命赋诗三首……》，第2册，第979页。
[40] 《中州集校注》卷五，第4册，第1393页。
[41] 《中州集校注》卷五，第4册，第1401页。
[42] 《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一《刘景玄墓铭》，上册，第95页。
[43] 《中州集校注》卷七，第6册，第1964页。
[44] 杨弘道：《小亨集》卷二《赠裕之》，魏崇武等校点：《李俊民集 杨奂集 杨弘道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第411页。此处标点有改动。
[45] 《中州集校注》卷七《田紫芝》，第6册，第1968页。
[46]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一九四《元德秀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8册，第5564页。
[47] 赵秉文著，马振君整理：《赵秉文集》卷七，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2页。
[48] 《中州集校注》卷五，第4册，第1432页。
[49] 《中州集校注》卷六，第5册，第1725页。
[50] 《中州集校注》卷六，第5册，第1765页。
[51] 《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五，第3册，第1298页。
[52] 《元好问全集（增订本）》卷五三，下册，第1254页。
[53] 《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四《赵闲闲真赞二首》（其一），上册，第453页。
[54] 《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八，下册，第1568页。
[55] 元好问编：《中州集》附录《题中州诗集后》，中华书局，1959年，下册，第572页。
[56] 耶律楚材撰，谢方点校：《湛然居士文集》卷十四，中华书局，1986年，第320页。
[57] 崔正森等：《五台山诗歌选注》，中国旅游出版社，1991年，第53页。
[58] 徐礼节、余恕诚校注：《张籍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上册，第41页。
[59]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四一《刘寔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4册，第1192页。
[60] 《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三，第2册，第524页。
[61] 《郝经集编年校笺》卷八，上册，第177页。
[62] 《郝经集编年校笺》卷二，上册，第50页。
[63] 《郝经集编年校笺》卷三五，下册，第9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