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音义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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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編 《漢書》音義叢考類析

緒論

《漢書》,東漢班固(32—92)撰,又稱《前漢書》,爲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與《史記》《後漢書》《三國志》並稱“前四史”。《漢書》記述上起漢高祖元年(前206),下至王莽地皇四年(23),共230年史事。有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傳七十篇,共一百篇,後人分爲一百二十卷,共八十萬字。

《漢書》行文古樸典雅,深旨奧義難讀難懂,以致當時大儒馬融也要伏閣從班昭受讀。《後漢書·班昭傳》:“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

唐顔師古(581—645)爲《漢書》作注,其《漢書注》多存前人舊注,並具列所引者二十三家名氏,顔注所引保存了大量音切,是研究漢語語音史極爲寶貴的資料。如所引服虔、應劭的近二十條反切,就是見於東漢末的漢語最早見反切,極爲珍貴。

顔師古承其祖父顔之推“精於小學,尤善音韻”的家學傳統,著述中留下了豐富的音義説解材料,尤以《漢書注》爲多,所引諸家多爲音義。他自己又多注反切,《敘例》云“字或難識,兼有借音,義指所由,不可暫闕。若更求諸别卷,終恐廢於披覽。今則各於其下,隨即翻音”。既引前人音義,又自注音讀。這些音注,或“辯音明義”,或“以義正音”,留下了以注音方式釋義辨義的豐富材料。系統而細緻地考辨這些音義材料,既能深入理解師古注釋内容的精義,又能進一步把握他的音韻學、訓詁學思想,尤其是“音義互明”的學術思想與實施方法。

一、《漢書注》及相關音義

音義即注音釋義,有廣狹二義:廣義的音義是注的一種,周大璞謂:“辨音的書叫做音,釋義的書叫做義,合起來叫做音義。音義本以辨音釋義爲本。”[1]即帶有音注的注釋書爲音義書,是史注效仿經注的結果。周洪才説:“東漢後期又用注經的辦法來注《漢書》,改稱‘音義’,並且出現了‘服虔、應劭而下,解釋音訓不異注經’(齊召南《官本跋尾》)的興盛局面。”[2]故初期的音義,尤其是《漢書》《史記》的音義,往往又稱“注”。

狹義的音義是一種注釋體例,周祖謨云:“音義書專指解釋字的讀音和意義的書。古人爲通讀某一部書而摘舉其中的單詞而注出其讀音和字義,這是中國古書特有的一種體例……這種書在傳統‘小學’著作中獨成一類,與字書、韻書、訓詁書體例不同,所以一般稱爲‘音義書’,或稱‘音書’。”[3]因此,狹義音義(書)的條目都是注音以辨義的,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最爲典型,注音近八萬條而不注音只釋義的條目才二千餘條。我們的討論,以廣義的《漢書》音義爲文本對象,但重點關注的是狹義的音義條目,以便進行語言本體研究。

音義是古代典籍的一種注釋體式,起於漢魏之際,盛於六朝,唐陸德明《經典釋文》集其大成。音義體以釋音爲主,少數只發其義,大多數音義兼釋,故多稱音義或音。考歷代書目及舊注,音義體當自注《漢書》始,且六朝音義書以《漢書》音義爲最多。

受初期《漢書》音義的影響,爲史書作音義者甚多。

唐顔師古《漢書注》,共爲《漢書》約3540個字頭注音切13620次左右,集《漢書》音注之大成,開音義書之先河。

此後歷代研究《漢書》者都必然涉及顔注,有肯定而繼承者,有補正其訛誤與缺失者。成就較大的,如宋代有劉敞、劉攽、劉奉世、王應麟、吳仁傑等,清代有顧炎武、閻若璩、王鳴盛、錢大昕、錢大昭、段玉裁、王念孫、梁玉繩、周守昌、沈欽韓、陳澧、張文虎、俞樾、朱一新、李慈銘等。僅王念孫《讀書雜志》就有“《漢書》雜志”十六卷,辨正《漢書》及顔注280餘條。而王先謙《漢書補注》,則是集此前諸家研究成果之大成者。這些,對研究《漢書》及顔注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到了現代,研究《漢書》及顔注的成果豐厚,然而,對顔師古《漢書注》作專門的音義系統研究者,還未及見。

二、本書研究的意義與方法

1.研究意義 此前《漢書注》研究雖多,但對顔氏隨文施注的音切“音義互聯”的基本性質認識不足,對顔注音義材料的基礎研究嚴重不足,多數研究者只簡單地按術語的外在標記來歸類,對大量相同術語掩蓋下的非同質内容不作仔細的辨析和分解,籠統地作單相的歸類系聯,出發點不同,歸類的材料各不相同,得出的結論更是五花八門,差别極大。如衆多研究所謂顔師古音系者,竟没有任何兩家得出的結果相同,有的距離遠得令人咋舌。更嚴重的是,研究顔注文字者不管音義,研究顔注訓詁者不管音讀,研究顔注音韻者又不管其訓釋,其結果當然人言人殊。少數結合比較好的,成果比較可信,但又多是局部的個案性的。

因此,要建立專門的電腦音切語料庫,對顔師古《漢書注》音義作一番窮盡性的音切資料系統研究,用音義互聯的方法辨析同質、異質材料,以扎實細緻的材料基礎研究爲前提,以分析得出的同質材料的數據類聚爲依據,才能研究、探討其深含的各類語言信息和語言規律,爲漢語發展史研究、爲《漢書》及其注釋的各項研究打好堅實的基礎。

音義本是傳統小學中文字、音韻、訓詁、音義四科中的一科,《隋書·經籍志》就曾分經學中的小學書爲此四類。歷代的音義書很多,史書音義以《漢書音義》爲代表,儒典音義以《經典釋文》爲代表,佛典音義以《一切經音義》爲代表,集部音義以《文選音義》爲代表。對音義書作專門研究的不多,前輩學者有王力、邵榮芬、黄淬伯、周法高等人的研究,論著甚少。上世紀末以來,音義研究的論著逐漸多起來,尤其是碩博士論文爲多,對五大佛典音義的研究尤多。《漢書》音義的研究,只有討論音系或語音個案的單篇論文,還只是粗放型的舉例式的零散研究,深入程度不夠,系統觀照更不夠。

21世紀的語言學研究,趨於精細化、科學化和系統化。音義書音切是有定的真實文本音讀材料,很適合於數據化處理,用定量來定性,進而總結規律並探索理論,是時代的必然發展趨勢。音韻研究走出簡單的音系系聯,重視傳統語料音、義的緊密聯繫,分析音義材料所含泛時段、泛地域的複雜内涵,剥離非語音成分,爲漢語語音史研究提供可靠的材料和方法,是語言學方法論的新趨勢,也是本書研究的意義和價值之所在。

2.研究的主要内容與方法 《漢書》音義是音義書的源頭,其音義材料包括:楊守敬《漢書二十三家注鈔》所輯録《漢書注》等書中東漢以來服虔、應劭、荀悦、伏儼、劉德、鄭氏、李奇、鄧展、文穎、張揖、蘇林、張晏、如淳、孟康、韋昭、晉灼、臣瓚、蔡謨、郭璞、蕭該等人所注《漢書》音義1008條音切。又顔師古《漢書注》共爲約3540個字頭注13620次左右的音切。本書對這些音切進行窮盡性的數據化的綜合性系統研究,具體研究内容與方法爲:

以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之《漢書》爲底本,甄定材料範圍。對該本中的音切作全面清理、校勘,對誤訛音注用字(直音、讀、反切)出注校正。對所引注音人資料作分析考辨,以證所標音主的可信度。隋蕭該《漢書》音注,用清臧庸輯佚《漢書音義》三卷,嘉慶二年(1797)刻本。運用文獻學研究與語言本體研究相結合的方法,考訂所用各類材料,以保證其真實性與準確性。

用人文計算的方法,建立《漢書注》音切及蕭該音切的分題數據庫,全方位、窮盡性、多角度展示各種數據的分布,計算並討論數據分布概率所包含的語言内容和規律。經窮盡分類,辨析音義關係,分家分題討論音切類目及其術語的定義、内涵、作用和性質,爲使用者多方面提供詳實可靠的音切數據信息。傳世史書音義的音注材料是層纍地聚合起來的,具有相當複雜的泛時性内容,需要很好的音韻學、訓詁學、文獻學的功力來做材料的細緻分析,因音辨義與以義正音的方法必須進一步結合使用,只有全面釐清不同層次音切材料的不同性質和作用,才能用於更深入的語言本體研究和漢語史研究。

就我們爲顔氏《漢書注》所注音義建立的音切數據庫來看,《漢書》顔注用於析字注音的方式衆多,须仔細分類辨析。從音切術語角度分,有反切、讀、直音、異文四大類。異文,包括:(字)與某同、字(本、當、或、亦)作某、古(今、俗、某書、亦)作某(某字)、以爲某字等,實際上是同音(音近)通用,有標注音讀的作用,故視同音注。“字頭”是指不計重複出現的被注字,因同一個字頭可能兼注“反切、讀、音、異文”,故各音切術語所注字頭總數統計比總音切字頭要多。我們分類統計,按術語窮盡分析各類音切數據,概率顯示語言的特性,數據比例體現規律,規律反映語言材料類别的性質。

音切數據分類考析上,用音義互聯的方法,分析所注音切的施注内容。從注讀音、示韻讀、析字義、通異文、明假借、辨音變構詞等方面,分類討論不同類型音注的不同作用,區分真值注音音切與假性注音音切,區分同質音切與異質音切,既有類型的通析,也有價值高的語音個案分析。

音切性質的考辨上,用標記辨識和比較互證的方法,區分音切的不同來源與層次。音義書是隨文施注的,來源多而雜,其音切層纍地疊置在文本音注平面上,有共時、歷時、泛時的不同,有古今、雅俗的不同,有書面與口語的不同,有師傳與作音人特點的不同等。須仔細辨别,不能把異質的音切簡單地放到同質的共時平面來系聯,那不但無用而且有害。通過系統的精心剥離,爲《漢書注》音切使用者和漢語語音史研究者提供使用的便利。

通過甄别分類,再用以義正音與音切系聯的方法,確定同質的共時音切。再用反切系聯法和比較法建構特定的語音系統,也就是顔師古反切音系,力圖反映唐初的漢語音韻面貌,以之與《切韻》音系作比較,看其承前啟後的異同因素,從而確定它們在漢語語音發展史中的地位和價值,爲語音史研究提供新視角新成果。研究認爲:顔師古的注音存古而求正,屬於通用語讀書音系性質,與《切韻》音系大體相似。

由於音義條目引用的特殊需要,有些標點符號的運用與通行書刊規範略有差異,在此説明。


[1] 周大璞《訓詁學初稿》(27頁),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年。

[2] 周洪才《歷代〈漢書〉研究述略》,《齊魯學刊》1987年3期。

[3] 周祖謨“音義書”,《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452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