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2017年2月17日，张艺谋导演的影片《长城》在美国上映，由该片引发的话题再次成了中国电影界讨论的热点。一部分论者从工业生产和文化输出角度，认为《长城》迈出了中美合拍片的重要一步，“是华语电影融入国际市场的一种有效模式”（石川）；也有论者从作者和文化分析角度，认为《长城》只是为了满足西方观众对中国的想象性欲望，“是好莱坞的皮囊，张艺谋的心”（尹鸿）。虽然这些讨论的出发点不同，但都把问题的重心聚焦到了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的关系上。而且近些年来，中国电影的票房疯涨、银幕激增，也往往以好莱坞为参照标准。能否赶上好莱坞？何时超越好莱坞？成了许多中国电影人渴盼的梦想。

有鉴于此，在中国电影市场十分活跃的今天，更凸显出电影跨文化研究的特殊意义与价值。中外电影的火热互动，有必要放置到历史与当下的发展线索中重新勘察。通过回溯历史，拨开重重迷障，从历史现场撷取经验与参照，来反观当下的中美电影关系。今昔对比，或许能更清晰地认识到今天的中国电影在历史坐标中的具体位置，而《流动的影像：电影与跨文化研究》一书正是作者近些年在此语境下的一些论述心得的宏观整合。

正如本书的标题所示，其核心关键词为“电影与跨文化研究”。从结构上来讲，本书打破了教材式的书写体例，以多元的视角，把两者勾连起来进行一种比较研究，把电影和跨文化研究置于一种交互的关系平台上。通过这种“影像”的流动，阐释在历史与当下语境下，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电影制作是如何进行全球化传播和跨文化消费的。通过多方位的视角切入，把电影放在宏大的国际空间中进行研究，从而对这位“装在黑匣子里的大使”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本书在结构体例上，分为十六个论题，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对电影的跨文化特性做了个体式的整合勘察。

第一章“从跨文化传播到现象学解读：解析影片《前任3：再见前任》”，从2018年初的一部现象级电影入手，《前任3：再见前任》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本章探究了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从电影现象学角度看，它的成功隐匿着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话语生态，关涉到市场学、观众学、社会学和文化学各方面的内容。本章用现象学方法对其进行分析解读，从文本建构的替代性补偿和观众消费的认同性幻想两方面切入，试图打通文本呈现与观众接受间的壁垒，全面关照此类电影在市场消费中的整体样貌，进而探究电影现象学这一理论话语在分析商业电影时的应用广度和触及深度。

第二章“从《天国之路》看中西‘场域’的交互想象”，从历史维度勘察20世纪上半叶，西方电影在电影创作上的一种“跨文化制作思维”。“跨国意识”的融入，为西方打入国际市场提供了文化交流上的便利。早期西方电影在表现中国题材时，很明显注入了一种对中西“场域”交互想象的特征，这在影片《天国之路》中有充分的体现。尤其是本片在“跨地时空建构”、“跨文化身份认同”以及“中西文化博弈”几个方面，明显呈现出了一种交互想象的典型态势。

由于受斯堪的纳维亚文化传统的影响，瑞典电影也一直是世界电影界关注的重心。第三章“英格玛·伯格曼电影的跨文化解读”把关注的重心投向了这位艺术电影大师。伯格曼自幼酷爱戏剧和影像艺术，他是从戏剧舞台走入银幕世界的，因此，他的电影受到舞台戏剧的很大影响。无论是在主题上还是在形式上，戏剧大师斯特林堡、布莱希特、易卜生和尤金·奥尼尔都对伯格曼电影产生过一定的导向作用，他对这些戏剧大师的艺术理念也进行了自己的光影阐释。尤其是他的室内剧电影，带有明显的舞台剧痕迹。伯格曼电影的视听语言更有值得圈点之处。在影像风格上，通过简约的画面镜头和凝重的色彩格调来凸显他沉郁的理性精神。伯格曼对音乐也有独特的情感，无论是古典主义音乐还是浪漫主义音乐，他都善于引用，这使他的电影往往产生一种特殊的反复与变奏的效果，这都说明了伯格曼电影的跨文化特性。

第四章“旧曲新唱：苏联经典影片的跨文化接受”，从1969年苏联《青春》杂志上关于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一篇文章开始，把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最悲壮的年代”重新提及。2015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俄罗斯再次拍摄了由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电影在2015年8月25日这一天也“静悄悄”地在中国内地上映了。这是在好莱坞席卷全球的大背景下，中国观众能够看到的为数不多的除美国电影之外的其他国家的电影。本章通过一种跨文化的研究方法重审了战争既给人类造成了身体伤害和精神创伤，同时也激起了世界各国人民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意识。作为流行文化最重要代表的电影，成了存放和传达这些情感的最好方式。

李安，作为当下活跃在好莱坞的知名华裔导演，他的作品一直广受评论界的关注。自21世纪以来，李安导演拍摄了8部影片，这些作品与之前相比，虽然有一定的继承，但体现了一些新的美学倾向：通过历史重构来审视当下，通过身份焦虑来强调个体诉求以及满足观众跨境场域中的文化消费。在电影的跨文化传播中，李安导演正是以一种“世界主义”的姿态，通过打破不同民族和文化间的界限，来弥合各种意识的鸿沟。第五章“跨地场域中的文化消费：21世纪以来的李安电影”，正是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了李安电影的跨文化属性。

第六章“眷念与反哺：黄宗霑与早期中国电影”，以20世纪上半叶好莱坞重要的华裔电影摄影师黄宗霑为例，探讨了他对中美电影文化交互的巨大贡献。作为黑色电影“低调摄影”技法和动态摄影的首创者，他沉稳厚重的摄影风格奠定了他好莱坞大师的地位，被誉为“带摄影机的诗人”。他曾两次回访祖国，无论是为了《骆驼祥子》的拍摄重归故土，还是在中国电影变革时期的传经送道，都对早期中国电影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黄宗霑对中国和中国电影的那种眷念，体现了早期华裔离散影人的怀乡之情，同时也折射出了“文化混杂”的个体身份带给他的认同焦虑。

第七章“跨文化视域下科幻电影的‘人文修复’与‘伦理想象’”中指出，中国历来是一个重视伦理道德的国家，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伦理性文化。华语科幻电影虽然数量不多，但由于产生于相同的文化语境，故而体现了一种对中华民族“伦理性”关注的共同特性。这种“伦理性”关注，在华语科幻电影中主要体现在对“社会伦理、家庭伦理、医学伦理和生态伦理”的想象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构筑了华语科幻电影独特的民族特征。

早在19世纪末，电影放映已经在中国悄然出现。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为电影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生长环境，而电影也为中国社会的城市繁荣注入了特有的活力。探究早期中美电影关系，不能不涉及美国电影与中国社会的跨文化关系。鉴于1949年之前美国电影在中国市场上的突出地位，使当时和后来的电影史学家在撰述中国电影史时，从未忽略过对早期中美电影关系的相关研究。第八章“早期中美电影研究的跨文化概观”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即中美电影关系的产业研究、中美电影关系的意识形态研究和中美电影关系的文化研究。无论是市场层面的详细阐述，还是对文化交往方面的深度开掘，都为早期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九章“战后好莱坞电影与上海的影迷文化”中指出，抗日战争结束后，好莱坞电影再次垄断了上海市场，它的大规模放映，培育了一大批忠实的好莱坞影迷。这个特殊的观众群体，在电影的文化消费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无论是从生成历史还是从文化交互方面看，战后上海的好莱坞影迷都有其明显的在地化特征。本章从生产语境和文化诉求角度切入，对好莱坞影迷做了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的详细分析，并结合影片《影迷传》的创作背景和接受状况，对好莱坞影迷的命运变迁也做出了相应的文化关照。

抗日战争期间，鉴于国际形势与外交政策方面的原因，美国电影在中国的市场策略不得不进行了一些调整。第十章“竞争与妥协：战后好莱坞电影在上海的冬赈‘义映’”分析了战后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市场运作受到了彼时国民政府各种行政命令的干预。1947年上海举行的冬赈“义映”，就明显体现了这种干预对好莱坞“在地策略”的影响。在官方话语的介入下，好莱坞电影与中国电影一起，以“义映”的名义，被迫参与了当时上海市举行的冬令救济活动。这次冬赈“义映”，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质，同时也暴露了中美电影在上海市场中的悬殊实力，客观上刺激了中国电影在市场竞争中的自我反思。

第十一章“交流与互动：论战后中国电影对好莱坞的回应”，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际关系切入，看到了国际局势的风云突变和中美关系的复杂走势对中美电影间的交往产生了巨大影响。两国政治上的特殊关系客观上为文化方面的交流创造了便利，不仅促成了战后大批中国影人赴美学习，也刺激了中国电影的海外发行。与此同时，国产电影也在进一步地借鉴好莱坞，通过对其故事和类型进行改编模仿，来增强自身的市场竞争力。中国电影对好莱坞的这种回应，一方面是为了学习美国电影的先进技术和创作理念，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中争取话语权的一次尝试。

一直以来，好莱坞电影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在影像的批评与接受中，呈现了复杂性和多样化的特征。第十二章“‘流动’的影像：战后好莱坞电影的‘跨地’景观”中指出，“二战”结束后，美国八大电影公司向中国大量输入各种类型的影片，还把战争期间拍摄的一大批中国题材的电影重新发行上映，在娱乐中国观众的同时，传播其世界主义的价值取向。这些影片中，许多都体现了一种典型的跨文化特征，构筑了对中国场域的特殊想象，呈现了独特的“跨地”景观。影像的跨国“流动”，折射出了好莱坞在“本土”和“域外”寻找平衡的市场策略，也反映了潜藏在中美两国政治或文化间的隐喻关系。

第十三章“中日‘白蛇故事’电影改编之跨文化比较”以中国传统民间故事《白蛇传说》为切入口，比较了中日两国在电影改编方面的异同。撷取两部动画电影《白蛇传》和《白蛇：缘起》为典型案例，通过跨文化分析，从主题探讨、叙事策略以及整体的艺术构思层面，肯定了两国艺术创作对民间故事既有坚守，亦有突破。尤其是当下的改编能够借助新媒体技术，采用多手段交融互动的形式，为这个妇孺皆知的民间故事赋予了新的生命力和文化内涵。

第十四章“战后英国电影在中国的文化传播与市场竞争”对战后英国电影在中国市场上的表现做了相关的探讨。看到了英国电影凭借其独特的文化内涵，能够打动中国观众，带来了异于好莱坞风格的清新之气。鉴于战后中国电影市场的复杂性，本章还分析了英国电影与美国电影的竞争态势、英国电影与苏联电影的美学异同，尤其对阿瑟·兰克的“鹰狮公司”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为早期中英电影跨文化交流打开了又一道别样的门径。

近年来，随着电影跨文化研究呼声的高涨，中国军事题材电影的海外传播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第十五章“当下中国军事题材电影的跨文化传播”作为一种研究构想，既超脱了一般类型电影的研究范畴，又打破了传统跨文化传播的抽象概念，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以具体的艺术类型和典型作品为观照对象，以诸如《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战狼”系列等主旋律影片的海外放映为切入口，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和理论意义，为当下中国电影的海外传播从类型片角度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范本。

本书最后一章“跨文化视野下的新媒体叙事”，分析了当下新媒体语境下影视剧在跨文化表达中的部分问题。跨文化视野下的新媒体叙事，也使影视创作中的技术美学出现了一次空前的膨胀。这一切，都与新媒体语境中的技术革新与视觉机制存在着一定的关系。本章探讨了中国部分艺术电影在新技术驱使下进行的创作革新，从美剧《马可·波罗》谈起，到贾樟柯的《山河故人》，详述了跨文化视域下“作者电影”在“科技奇观”与“人文奇观”之间的观念转换。

本书中的各个章节，是作者近些年来在电影跨文化研究方面的部分成果，可能一些观点尚不成熟，内容上难免会有不足和存在争议的地方，如有纰漏和错讹之处，本人愿承担全部责任，并在以后的研究中继续勘正，因为学术的发展和进步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成长和完善的。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得到了诸多老师和同行的关心和支持，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随着电影研究的日益国际化和中国电影的“走出去”战略，电影的跨文化研究有着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希望本书能抛砖引玉，期待更多这方面研究的佳作出现。

王玉良

2020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