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朔漠黑暴：来自高原的冲击波
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原本默默无闻的匈奴人突然进入华夏人的视野，蒙古高原上发祥出来的一支游牧民族，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开始对东方和西方世界发起猛烈冲击。
匈奴人的出现，是游牧文明对农业文明的第一次深犁。
一、中亚高原：人类文明发展的原动力区
中亚高原的地理、气候特点，构成了它的优势。沿着这条横贯东西的绿色草原地带，向西可以打击欧洲，向东可以直指东北亚，向北可以越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向南可以进攻伊朗、印度；东南则对黄河、长江流域构成巨大威胁。在这里的游牧民族往往速兴速亡，在崛起之后就向南或向西掀起黑色风暴，刮起一次次的飓风。这种强迫性的动力，不断地把人类推向更高的境界。
英国学者迈金德为此请求沉迷于“欧洲中心论”的人们“暂时地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现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结果”。
无边无际的草原，用绿色的舌尖舔吻着蓝天的胸膛。“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祥和气氛掩饰不住瑟瑟秋风吹临后的肃杀之气。草原有博大的胸怀，有开阔的视野、温馨的空气、明媚的阳光。当你看到一只雄鹰振奋双翼、搏击长空之时，当你眼前掠过一匹嘶鸣的战马，拖着长长的尾巴消失在绿色和蓝色之间时，你一定会渴望变成一匹烈马，去感受大自然内在的节奏。那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所在，因为它的勃勃生机；那又是一个令人想仓皇躲避的世界，因为它有暴风骤雪。在漫长严冬有几十度的昼夜温差，因为它满目疮痍。
在亚欧大陆的腹地，大约从东经30度到120度、北纬35度到50度之间，从黑海向东，跨过乌拉尔山、帕米尔高原、蒙古高原，一直到大兴安岭，就有这么一块总面积不下千万平方公里的空间，那里自古以来一直是游牧民族的乐土。在这一广阔的地理区域内，由于远离海洋，所以气候非常干燥，降水很少，昼夜温差、季节温差很大，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地带；其环境十分恶劣，森林稀少，基本是干旱的草原。自然条件给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只提供了一种选择，即必须经常移动，靠一块草地是无法长久活下去的。为了生存，他们逐水草而居，把整个草原当成自己的家，把整个草原作为生存的竞技场。可就是这片乍看起来并不太适合人类生存的区域，恰恰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亚洲的北部地区，蒙古高原以其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度显示着它的雄姿。阿勒泰山脉是它的西端，它宛若游龙拥向东南，直到与所谓的戈壁“瀚海”衔接。向东则是杭爱山和肯特山，直至最东端的大兴安岭。与其他中亚腹地地区不同，蒙古高原总体上比较平缓，几座大山也并不陡峭，除了零星点缀着腾格里、巴丹吉林、毛乌素等几片沙漠外，这里分布着大片可供利用的牧场和小片森林。在高原南端，阴山山脉成为天然的屏障。这片相对平缓又封闭的空间给了游牧民族充分活动的场所。这里是游牧民族最活跃的地带，是绝大多数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过强烈影响的马背民族诞生的地方。不论是匈奴、突厥，还是后来的契丹，都曾占据过这块土地，建立起自己的草原帝国。
阴山以南历来是汉民族农耕文化的地盘。不幸的是，糟糕的气候总是给游牧民族带来无尽的灾难，特别是旱灾和白灾（雪灾），对马、牛、羊的生存构成巨大威胁。一旦遭灾，游牧民族只好南下，到定居生活的邻居那里寻求救济。当无际的草原、糟糕的气候造就出的粗犷性格和安土重迁的农耕民族那讲究温良恭俭的柔弱性格相遇时，难免会发生误会和碰撞，加上一些草原统治者的私心杂念，草原政权和中原政权的冲突也就难以避免了。这也是游牧民族向来保持进攻姿态的原因。来自北方的压力，成为中原汉族政权延续了两千多年挥之不去的噩梦。
一般来讲，有着骑射优势的草原民族总会在冲突中讨得便宜。可风水总归是轮流转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旦中原政权强大起来，“扫北”就成了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马背上的民族往往喜欢直来直去，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向东是浩瀚无际的太平洋，骑马是断然游不过去的；向北是西伯利亚的猎猎寒风和漫无边际的原始森林，还不如待在原地；于是，向西成了唯一的选择。因此强盛时向南、衰落时向西成为草原民族迁徙的一条无法回避的历史规律。
由此向西进入中亚，眼前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中亚是一片浩瀚无垠的沙漠和草原，它在地理上最显著的特点是几乎完全隔绝了来自海洋的影响，大部分地区异常干燥。沿锡尔河与天山一线，中亚北部地区虽然有部分地区比较干旱，但大部分地区还比较湿润，提供了广袤的牧场供游牧民族生活。天山南部地区却非常干燥，塔克拉玛干沙漠占据了塔里木盆地的绝大部分地区。中亚地区另一显著特点是高山林立，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山链将中亚劈为两半。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把中亚大地分割成一些独立的绿洲与谷地，相互间或有终年积雪的高山，或有干旱不毛的沙漠戈壁，穿越起来非常困难。这里的居民只能在分散的小片绿洲上生活。在这些绿洲上建立的国家规模都很小，民族成分相对单一。一旦出现气候异常变化，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国破家亡。不信你就去看看楼兰，除了留在地面上的一点点遗迹，有价值的东西哪一个不是从沙子底下挖出来的？统治这些绿洲国家的王朝虽然长期内争不断，但王族却很少被替代。它们对外随时准备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归降某个大国做附庸，以保存王统，但也随时准备摆脱附庸地位而独立自主。
由于水利技术的熟练应用，这里从很早的时候就有了精耕细作的农业。除了一些富庶城市的诱惑之外，这里对于从蒙古高原败退下来的游牧民族没有什么吸引力。在这些“蕞尔小国”面前，西来的民族无疑是庞然大物。在他们处于低谷时，这里是他们谋求复兴的、优良的后勤补给地，等他们重新强大后，这里狭小的空间就不够他们腾挪辗转了。
在中亚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根本无法构建统一的国内市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联系仅仅是建立在军事征服基础上的政治隶属和赋税榨取，而各个基层政权之间则缺乏横向的联系。况且中亚的任何一块大绿洲也都没有能力供养一支足以长期威慑附庸国使之俯首听命的军队。因此，不论是匈奴人、突厥人、阿拉伯人还是蒙古人，都不得不向这严酷的地理和历史条件臣服。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离开，另寻生存空间。
回到蒙古高原不太现实，因为总有后来者占据他们的“故土”。在西域零散的农耕文化熏陶下，他们的骑射技艺在不知不觉中被削弱了不少，回去只会自讨没趣。向南是青藏高原的雪山绝域，羌藏骑士的武功更是不得了，于是他们只好再向西拓展。
幸运的是，造物主在中亚的群山之间留了几条羊肠小道，穿过阿拉套山、穆扎特山口，呈现在骑士脚下的是广袤无边的吉尔吉斯草原和俄罗斯草原，向西一直延伸到了中部欧洲。尽管这里的绿草和呼伦贝尔草原相比实在矮了点，可如此广阔的生存空间对于人口并不很多的游牧民族而言绰绰有余。兴奋的草原骑士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乐土，他们长啸着冲向草原的怀抱。怀着重建幸福家园的梦想，他们一路杀去，无人能够阻挡，也由此在历史上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巨大冲击波。
中亚高原的地理、气候特点，构成了它的优势。沿着这条横贯东西的绿色草原地带，向西可以打击欧洲，向东可以直指东北亚，向北可以越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向南可以进攻伊朗、印度；东南则对黄河、长江流域构成巨大威胁。这里无疑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核心动力区。崛起在这里的游牧民族往往速兴速亡，在崛起之后就向南或向西掀起黑色风暴，刮起一次次的飓风。游牧民族的突袭给其经过的地区带来了持续不断的灾难和恐惧。但也正是这种强迫性动力，不断地把人类推向更高的境界。
英国学者迈金德为此请求沉迷于“欧洲中心论”的人们“暂时地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现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结果”。美国学者麦高文说得更直接：“倾覆罗马帝国的动力，便来自中亚细亚……侵入高卢和意大利的亚洲蛮族，虽携恐怖混乱俱来，但也未曾长期定居，他们所造成的政治变局，历时甚短。而直接倾覆罗马帝国旧制的，却是由于日耳曼诸族的入居帝国版图之内……（但这些日耳曼人）不过是一班丧胆的逃难者。这些哥特部落并非不畏惧罗马的大军，可是他们更畏惧突然出现于他们面前的、来自中亚的、狂暴的乘马战士。因为这种恐惧，才驱使他们冲破罗马的防线，而普遍侵入罗马各省。”这里所说的亚洲蛮族，就是本书要呈现给大家的离开故土的华夏儿女——西迁的匈奴族。
二、速度与开放：游牧民族的先天优势
人类文明就像露天花园里的花草，既需要和煦的阳光和充足的水源，也需要狂风暴雨的催逼和考验。来自蒙古高原的黑色狂飙正是农业文明不可缺少的养分。匈奴人——马背上的王者，天生的骑射专家，在用他们无与伦比的速度向南冲击的同时，也在用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接收着来自农业文明的营养。草原和耕地的互动，催使人类文明的车轮不断向前。
马背上的民族：闪电战的专利持有人
对于游牧民族而言，马是不可或缺的劳动工具。为了追逐奔驰于无际草原上的黄羊、野鹿，为了驱赶逐水草生存的牛羊，为了驱逐或躲避外来部落的侵扰，草原的孩子们从小就要学会在马背上生活。三四岁的小孩子就能在没有大人帮助的情况下自如地上下马，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就是在马背上脱离母腹，来到这个世界的。长年的骑马生活，使他们和马的结合异常和谐。当匈奴人第一次出现在欧洲骑士面前时，那些身着沉重铠甲、自以为是的骑兵们目瞪口呆，他们无法理解匈奴人竟然能那样紧紧地与马连在一起，比希腊神话中的“人身马”还要神奇。
匈奴人的马是什么样子现在已经无从得知。不过从当时人们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们的马和后来成吉思汗率领下的蒙古铁骑骑乘的蒙古马很接近。我们不妨拿蒙古马来参照一下。蒙古马头很宽，眼睛突出，腿腕很细，比欧洲马普遍矮一些。由于是在空旷的牧区放牧，漫长的严冬里没有避寒之地，没有干草或谷物作为补充饲料，蒙古马的体格不是很高大，鬃毛很长，尾巴蓬松，显得非常单薄瘦弱，但却非常能吃苦，耐力、适应性很强。一匹蒙古马可以在不吃不喝的情况下一天连续奔跑100英里以上，而且特别擅长在山地上飞驰。若是换了欧洲马，早就累死了。不过第二天就不能再骑这么远了，得将它放牧几天才行。不过这对匈奴人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他们作战时习惯带上好几匹战马，能按需要连续不断地换着骑。高素质的战马保证了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推进速度。
马鞍是人、马完美结合的关键。匈奴人的马鞍号称“高桥马鞍”，即两头是很高的木制托架，这样可以保证骑手无论怎么跑都不会摔下来。相反，罗马人的马鞍不过是裹在马肚子上的一块皮革而已，士兵征战时不光要躲避敌人的砍杀，还要时时提防从马上摔下来。匈奴人另外带给欧洲人一项伟大的发明——马镫。他们的马镫一般用皮革或亚麻制成，直接绑附在马鞍上。罗马历史学家阿米亚诺斯形容匈奴人的马镫是“用山羊皮裹住他们多毛的腿”。有了马鞍、马镫，士兵就可以在必要的时候从马上站起来甚至180度转身。奇怪的是，向来自我感觉良好的欧洲人直到匈奴铁骑退出欧洲历史舞台时也没有学会这项技术。
光有人、马的和谐结合还不行，总不能追上黄羊后再扑过去徒手搏斗。于是，另一种令定居民族胆战心惊的兵器——弓箭，应运而生。弓箭在人类历史上出现得很早，早在母系社会，负责打猎围捕的男性部落成员就开始使用弓箭。但草原民族的弓箭威力更胜一筹，自然的挑战要求他们的弓箭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功能更全面。
匈奴人的弓箭恰恰满足了这个要求。他们的弓被称为“反背弓”，由弹性优良的木头和金属复合制成，弓的两端和中部另外用兽骨或毛皮加固，弓长接近1.3米，有效射程超过200米。他们的箭种类繁多，有用来猎杀鹿、羊的骨箭，有专门用来传令的响箭，更有射杀大型猎物的铁箭。至于专门用来作战的铁箭更是可怕：箭头呈三棱状，长度大约60厘米，穿透力大得惊人。匈奴骑兵一般随身带上30多支箭，足够一次大战使用。即使用完了也不用担心，因为负责制造弓箭的能工巧匠就在大军尾部，随用随造！草原民族比较粗犷，但对工匠是异常尊重的，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征中的成吉思汗，十几次大规模地屠城，唯独工匠一个也不杀。
回头再看看同时代罗马战士的武器，就知道他们为什么对匈奴骑兵那么恐惧了。在古罗马，“远程”武器主要依靠投枪，和目前体育场上常见的标枪基本一样。为了增强杀伤力，投枪往往造得很重，以便增加其下落过程中的动能。但重投枪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投射距离很有限。至于他们的弓箭更是不值一提，有效射程不超过30米！在他们还没有看清敌人的模样时，匈奴人的如蝗长箭已经从四面八方倾泻下来，穿透罗马士兵的鱼鳞甲就像穿透一张纸。
等匈奴骑士冲到面前，在箭雨下幸存的罗马士兵又不得不面对另外几件魔鬼兵器——套索、弯刀和长剑。套索本来是牧民在奔跑过程中用来对付不听指挥的烈马的，对付人自然绰绰有余，不知道有多少罗马士兵在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就成了蹄下冤魂。至于长剑，中国人并不陌生。我们的双刃剑可劈、可刺，和欧洲有尖无刃的重剑相比优势明显，而且匈奴人的剑把上部还装有金属护手，在近距离白刃格斗时不必担心被刺伤手背。
有了马，有了弓箭，也就有了天生的骑射士兵。在冷兵器时代，骑兵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有人甚至认为，一个训练有素的骑兵的战斗力能抵得上20个步兵的战斗力。如果以1:20的比例计算，10万匈奴骑兵的战斗力即可抵得上200万罗马步兵的战斗力。骑兵有两大优势：（1）它能以最大的速度和力量向敌人冲锋，如果让它冲到步兵阵营中，唯一的结果就是屠杀；（2）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机动灵活地从侧翼迂回包抄敌人。正是靠着这种无与伦比的优势，匈奴铁骑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横扫了整个中、南欧洲。阿米亚诺斯说：“匈奴人就像从山里出来的旋风，他们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还没等人发现他们，营地就已经被攻占了。”当代军事史家总是习惯于把“闪电战”的发明专利权送给成吉思汗，其实，蒙古草原帝国的开创者——匈奴人才是当之无愧的闪电战发明人。
匈奴人从小就开始随父兄围猎，习惯了长期的埋伏和狩猎的种种诡计。他们不会和猛兽硬碰硬地搏斗，而是选择时机，出其不意地攻击它们，然后即刻逃走，让受到袭击的猛兽发怒追击，等它追累了，又突然回头发起猛攻。一而再，再而三，直到使其精疲力竭。这和中国古代兵法所讲究的“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是何其相似。生活的经验很自然地会被运用到战场上。匈奴人战术的核心是速度与突袭，其中最擅长的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诱敌深入。先派一支受过专门训练的骑兵部队向敌人发起猛烈的进攻，500—1000人为一组，做一种显然事先计划好的、十分复杂的曲线运动来迷惑敌人并打乱其阵形，如同暴风骤雨般地射箭，当战斗呈胶着状态时，则佯装撤退，迅速消失在地平线上，吸引敌人紧追不舍。只有最精明和控制力极强的敌人才能抑制住追击的冲动。等敌人超出其后援所能顾及的范围或陷入包围圈后突然返回来，依靠自己弓箭射程远的特点，突然从百米外用密集的箭雨攻击敌人。随后，装备精良的铁骑会对陷入混乱和遭受严重伤亡的敌人发起最后一击。让我们来看看匈奴打败汉将李陵的战例。
公元前99年，依靠人海战术，在战略上已经确立优势的汉武帝派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率领5000步兵出居延泽千余里寻找匈奴主力。以步兵迎战铁骑，是典型的以弱敌强，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伏笔。李陵北行30多天，深入匈奴腹地，可连敌人的影子也没见到。行至浚稽山，突然被3万匈奴骑兵包围。汉军就地扎营，四周围上大车，逼迫敌军进行攻坚作战。攻坚战根本发挥不出骑兵的优势，加之此前几次大战失利，匈奴士气较为低落，所以第一战损失了几千人。单于又招来8万多骑兵围困汉军，以逸待劳，不时骚扰，逼得汉军只能且战且退，直到后退进一道山谷当中。匈奴居高山，巨石、长箭如雨下，汉军损失惨重。最后副将韩延年战死，主将李陵投降，5000士兵只有400多人回到塞内。
此战是匈奴诱敌深入的典型战法。
战术之二是突然的大规模袭击，即闪电战。由于拥有优势的武器和强大的骑兵，匈奴人在欧洲军队面前一般不需要示弱，而是更多地主动出击，利用骑兵的冲击力直接打击敌人。
和他们交锋的欧洲军队都有一种经历暴风雨的感觉：先是看见在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了一片云彩，那是匈奴人高速行军时掀起的尘土；然后能听见闷雷般的轰鸣，那是马蹄铁踏击地面的响声；在连匈奴人的影子都没看见的时候，突然间大雨倾盆——无数铁箭已经像非洲沙漠中的蝗虫那样，遮天蔽日地飞过来，下起瓢泼的“死亡之雨”。大部分曾与匈奴人交战的欧洲将士们至死都不知道，杀死自己的敌手到底长的是什么样子。
更令敌人恐惧的是，匈奴人完全不遵守战争规则，凡是进行过武装抵抗的对手，一律格杀勿论，从来不抓战俘。只有在一开始就老老实实投降的人，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这样做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打击敌人的士气，迫使大批潜在的敌人未战先怯，主动放下武器。
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看似毫无规律，缺乏组织纪律性，其实不然。每个部落、每个家庭都有相对稳定的活动区域，而且相互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游牧民族无一例外地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平时，全体健康男子会提起套索，背上弓箭，外出放牧狩猎，既是生产劳动，又是最佳的战斗训练；战时跨马提枪，在本部首领的指挥下迅速组织起来，投入战斗。这样，游牧民族就具有了定居的农业民族所不具备的、超强的动员能力。一般来说，全体战士以十为单位成百成千组成，随时准备应召。如果战争规模有限，不需要全体动员，则按一定比例抽兵参战。更为可怕的是，他们几乎不需要什么薪给，完全靠“以战养战”。就匈奴骑兵而言，他们只要随身带上饮用水和干肉就足够了，没有水的时候还可以暂时喝牛奶或羊奶。至于其他的作战物资，就全靠敌人来“给我们造”了。在特殊的环境里，他们甚至可以一连十几天不食人间烟火。阿米亚诺斯曾经写道：“艰苦的生活方式磨炼了他们，他们从来不把食物煮熟了吃，也不需要美味佳肴。他们吃野菜的根，任何一种动物的生肉。他们把肉放在自己的大腿和马背之间，以此来加温。”吃生肉是完全可能的，不过把生肉垫在马鞍下可不是为了加温，而是为了避免因为长期骑乘磨伤马背。马是骑士的命根子，保护好战马才有一切！这样的军人，这样的生活，造就了一支可以高速运转的军队，一个驮在马背上的国家，一个庞大的游牧帝国。
海纳百川：接受所有的归附者“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2200多年前，秦国客卿李斯在被驱逐出境回返故国（楚）的途中，用这样骈散铺陈的话语，惊醒了被一帮别有用心的糊涂虫亲戚愚弄的、未来的秦始皇，使之及时收回了“逐客令”。秦国的发迹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奇迹。秦国凭着一股不屈的韧劲崛起于西北，屡经挫折，终于把中原诸国打得落花流水，纳地称臣，统一了偌大中华，完成了千古一帝的伟业。
秦国成功的原因有很多，但有一点总是被人有意无意地忽视，即嬴秦尽管自称是“颛顼之苗裔”，但实际上是出自西戎。其祖先在商朝曾风光一时，可惜在武王伐纣时站错了队，惨遭打击，后世子孙只混了个周王的马夫身份。后来周王一时高兴，把秦地封给了他，希望他能有其祖先一样的运气，把周王的马群养好，同时利用他来“和西戎”。
西戎是我国古代西北地区的一个游牧民族部落，换句话说，是草原儿女。蒙古高原天高地远，天然造就了草原民族海纳百川的开放性格。源于西戎的秦王室继承了这一优良品格。在关东诸国拘泥于烦琐的礼仪，拘泥于华夏风骨，为是否应该称王甚至称帝吵个不停的时候，秦王室毫不犹豫地率先称王，把周王室甩在一边，同时以海纳百川的精神，广泛吸收各国人才来为本国服务，以弥补自身由于出自西部边陲、文化落后于东方诸国的缺陷。著名的客卿制度应运而生。由余、百里奚、公孙支、商鞅、范雎、韩非等名士纷纷西向入秦，为秦国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当时在中国形成了两个人才中心，一个是秦国首都咸阳，一个是齐国临淄的稷下学宫。不同的是，后者聚集了大批思想者，百家思想汇集，更像是一个清谈场所，体现的是齐王形而上的理想主义情结。秦国则不同，只要实干家，耍嘴皮子的一概不要。对外来客卿用人不疑，政权由客卿把持也不担心，以至于当政者中除了樗里疾等少数人外，几乎见不到嬴秦本族人士。只可惜秦国在统一全国之后没有更广泛地吸收各国人才，反而“焚书坑儒”，自我放弃了行之已久的人才政策，落得个二世而亡。
西戎毕竟只是小邦，距离真正的草原帝国还差得很远。匈奴就不同了，作为整个蒙古草原上的第一个主人，它的开放性远远超过了前者。燕人中行说只是个宦官，赵信、卫律本来是从匈奴叛逃出去的“投降派”，李广利、李陵曾经是血债累累的敌人，成千上万匈奴骑士死在他们手里。这些都没关系，只要是真心归顺投诚，一概接受，而且决不秋后算账！
草原帝国都是散发着原始气息、充满野性和活力的骑马民族国家，和南方的中原王朝有着迥然不同的风格。在这里，崇尚的是朴素和粗犷，反感的是繁文缛节。在这里你可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和首领一起醉卧草丛，抵足而眠。草原民族厌恶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只要他相信你是真心归诚，他肯定会以诚相待。对于刚刚走出原始社会，还没有完全摆脱军事酋长领导阶段的匈奴民族来说更是如此。
草原生活非常艰苦，这对人口的增加是很大的阻碍。当一个部落崛起后，如何利用广大的领土就成了一个必须面对的难题。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并不是漫无目的地随意游走，而是有着相对固定的活动区域，一年四季，四个营盘足矣。新增的土地做什么用？空出来长草，留着备用吗？不行，因为一旦发生灾害，往往是大范围的，空地也跑不掉。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交给信得过的人去使用，遭灾时也好有个照应。那么谁可以信任呢？敌人！
草原民族性格粗犷，喜欢直来直去。礼仪三千的形式主义在南方司空见惯，在草原是绝对见不到的。有这样一个故事：南宋将军赵珙出使来到刚刚崛起的蒙古帝国。一天，成吉思汗派人去问他：“今天打马球，你怎么没有来？”不请自来对于长期生活在礼教社会中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赵珙亦然。于是他实事求是地回答：“大汗没有召唤我呀。”成吉思汗大笑道：“既然来到我国，那就如同一家人。在宴会、打马球、打猎的时候，请不要客气，一起娱乐好了。何必每次都要让人请呢？”最后的结局是没学会入乡随俗的赵珙被罚酒六杯。
这个故事尽管是发生在13世纪的蒙古族，但同属草原民族的匈奴性格也大体一致，只是没留下具体的故事罢了。既然要直来直去，那不服气就打一打，打输了也决不矫情，认赌服输，随你处置。于是我们会经常看到下面一幕：
失败的部落投降后，其首领还会被委以各种官职，继续统领本部。随后，该部落成为通婚的对象，大家变成一家人。“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当然，如果有着深仇大恨或者拒不投降，将面临残酷惩罚：成年男子全部屠杀，妇幼罚为奴隶。
匈奴崛起后的民族结构就呈现出这样一个“百蛮大国”的特点：楼烦王、白羊王仍然统率本部人马，东胡、乌桓等由于并非一战征服，不再独立存在。至于汉人，大多是从中原掳掠去的，而且文化差异巨大，大多沦为奴隶。
诚心接纳归顺者，对匈奴的发展有很大帮助。燕人中行说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中行说本来是汉朝内宫的一名宦官。文帝时汉匈“和亲”，嫁宗室女给匈奴新君老上单于，命他随行。中行说不愿去，后被逼无奈，只好前往，但临行时丢下一句狠话：“一定要让我去，汉朝可要有大祸患了。”汉廷以为这不过是一句气话，没想到中行说说到做到，到了匈奴马上投降。中行说来自汉朝内宫，了解诸多汉廷机密，老上单于大喜，予以重用。由于长期的交往，很多匈奴上层开始向汉文化靠拢，喜爱汉朝的衣物、食品，长此下去有被汉化的危险。中行说投降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极力阻止匈奴贵族汉化，维护匈奴文化的纯洁，指出汉族的织物尽管华美，但不适宜在草原穿着；汉族食品虽然味美，却没有奶酪便于携带。要维持本族铁骑的优势，必须保持旧有的生活习惯。当汉朝的书信送达时，中行说又教导匈奴用大出一寸的简牍回信，并虚张声势地书写“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从而在形式上压倒了自称天子的汉朝皇帝。
中行说深知匈奴虽然在军事实力上优于汉朝，但毕竟国力有限，真要和汉朝进行全面的较量肯定吃亏。所以，他一面努力帮助匈奴建立起“疏记”等制度，即定期统计一下匈奴的国民生产总值，了解自己的家底；一面帮助匈奴调整战略思路，把以前漫无目的的入侵改成在汉地粮食收割时出击要害部位。秋收季节是定居的农业民族最重要的日子，此时出击会毁掉汉族农民一年辛勤劳作的成果，杀伤虽有限，但心理打击却非常大。这样既保持了战略上的进攻姿态，又不至于逼迫太紧，招致汉朝倾全国之力反击。
不过，中行说担心的汉匈全面对抗还是发生了。这次，主动出击的是谋求建立万世功业、彻底改变屈辱地位的汉武帝。由于匈奴总体国力的不足，汉朝很快取得了战略优势。这时，另一位归顺的人才挽救了匈奴。
赵信，原本是匈奴支系小王，因为在内部倾轧中失势，带领本部人马投降了汉朝，被封为翕侯。公元前123年，赵信跟随皇上的小舅子卫青主动出击匈奴，遭到母国军队伏击，全军覆没，只好又投降了匈奴。在汉文化的政治伦理中是绝对容不下这样一个朝秦暮楚、左右摇摆的人物的。匈奴则不然，他们用草原博大的胸怀热烈欢迎这位叶落归根的游子。大单于伊稚斜委之以重任，封为“自次王”，意思是他的地位仅次于自己，并把姐姐嫁给了他。
知恩图报的赵信曾为汉军高级将领，深知汉朝的战略战法，于是建议匈奴全线北撤到漠北，脱离与汉军的直接接触。这样，强调主动出击的汉武帝必然会命令汉军出塞远征，深入匈奴腹地。匈奴则可以将计就计，利用地利、人和，诱敌深入，在移动中歼灭敌人。伊稚斜用人不疑，接受了这个建议。从此以后，汉匈之间虽然仍发生了多次大规模战斗，但在战略上逐渐趋于均势，赵信的功劳很大。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像燕王卢绾投降后被封为东胡卢王，陈良做了贲都侯，卫律受封丁零王，李陵做了右校王等，每一个都是“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较之在汉朝职小官卑，稍不注意就可能丢官罢职，甚至祸连家族的境遇真是天壤之别。受此恩惠，岂能不倾全力报答？
草原民族缺乏细腻思考的习惯，政治斗争的智慧和已经有了上千年历史的中原王朝相比处于明显的劣势。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率领32万大军御驾亲征匈奴，结果被冒顿单于团团围困在平城白登山上。按理说，匈奴不用进攻，只要长期围困，就足以置刘邦于死地。这时，汉朝人狡猾的政治伎俩发挥了作用。谋士陈平用一幅美人图打翻了单于阏氏的醋坛子，靠她的枕边风吹走了千万匈奴铁骑。这样的馊主意粗犷的匈奴人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来的。可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在和中原大国的竞争中还必须掌握这些小伎俩。靠自己来培养这样的人才显然是事倍功半，从敌国挖墙脚无疑是个好办法。在这里，匈奴人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客观上弥补了谋略的不足。
广泛吸收异族人才不仅是匈奴帝国强盛时的国策，即便在其没落低潮时也是如此，这也是他们能在后来重新崛起、称霸欧洲的条件之一。像“上帝之鞭”阿提拉手下的三位心腹，没一个是匈奴人：康斯坦丁是希腊人；埃德克是出生于匈奴部落里的哥特人；奥雷斯出身不详，可他的妻子定是西罗马帝国的名门望族。
草原民族在处理军事事务、协调和周边民族关系方面往往能比定居民族取得更高的成就。原因是后者靠的是环境赐予的先天的力量，而前者依赖于兼容并包的草原情怀。唐朝成就过中华文化的一个高峰，可它的成就受益于南北朝期间长期的民族大融合，唐朝王室本身就充满了胡气，是多民族混血的结晶。唐以后的汉族政权要么偏安一隅，要么积弱积贫，乏善可陈，乃至于动辄被“夷狄”统治。唐以前的草原政权尽管没有取得君临天下、统一中国的成就，但其集多元文化之长、广采不同种族之优势的特点一样很鲜明。匈奴帝国能够长期和汉帝国抗衡，能够东方不亮西方亮，屡经挫折后在欧洲重新崛起，靠的就是这种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和文化优势。
三、依赖英雄：草原帝国的致命弱点
冒顿、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他们的名字几乎出现在所有历史教科书当中。这些伟大的草原英雄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在短短几年之内即创立起一个庞大的草原帝国，把汉帝国、罗马帝国等近邻打得落花流水，制造了一堆堆文明的废墟。然而他们如狂风暴雨般倏忽而来，又在转瞬间消逝在历史的暮霭之中。
尊敬英雄、服从英雄、争做英雄成为草原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可英雄毕竟不是随时都能出现的，于是，速兴速亡成了这些过分依赖英雄的草原帝国始终无法逃避的命运枷锁。
冒顿、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他们的名字几乎出现在所有的历史教科书当中。这些伟大的草原英雄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在短短几年之内即创立起一个庞大的草原帝国，把汉帝国、罗马帝国……这些近邻打得落花流水，制造了一堆堆的文明的废墟。然而他们如狂风暴雨般地倏忽而来，又在转瞬间消逝在历史的暮霭之中。万般无奈之下，信奉基督教的人们只好求助于上帝，把这些“魔头”甩给上帝，当成是上帝降下的灾难，对堕落文明的一种惩罚。
他们是“上帝之鞭”吗？当然不是。他们是草原的英雄，是游牧民族的马上领袖。
按《太平御览》的解释：“草之将精者为英，兽之将群者为雄。”可见“英雄”二字的组合，乃是人群中之佼佼者，自有常人不可思议、不可测度、不可言喻、不合常理之处，“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苏东坡对留侯张良之评价，可以用在一切可称得上英雄的人物身上。“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大英雄生于天地之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先让我们看一看大英雄冒顿的表演吧。
冒顿是匈奴头曼单于的长子，很早即被确立为单于的继承人。后来头曼另有新欢，诞下一子。经不起爱妾的枕边风，头曼准备废长立幼，可又没有理由，于是把冒顿作为人质送到西边的月氏国。此时的月氏国还很强盛，头曼一直想消灭它。派太子到月氏，一方面可以麻痹对方，伺机发动突然袭击；一方面可以利用月氏之手，杀死冒顿，一石二鸟。冒顿知道此行凶多吉少，但父命难违，只好前往。
不久，头曼发兵急攻月氏，早有准备的冒顿乘月氏慌乱之际，盗得一匹良马，仓皇逃归。头曼认为冒顿壮勇，收回另立太子的心思，并交给他一万骑兵，叮嘱他要刻苦操练。冒顿得到兵权后悉心训练，并让能工巧匠制造了一支鸣镝（响箭），下令说：“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
一次，冒顿与部下出猎，鸣镝一出，万箭齐发，鸟兽立毙。稍有迟缓的士兵立即被处死。不久，冒顿又用响箭故意射自己特别喜爱的一匹良驹，不少士兵不敢跟着射，冒顿立刻将他们杀掉了。此后，冒顿又以响箭射自己宠爱的妻子，左右的人都感到很恐慌，不敢跟着射，冒顿又将这些人杀死了。不久，冒顿出猎，故意用鸣镝射杀了头曼单于的良驹，左右的人连忙跟着射。此时，冒顿知道他的属下都听从他的命令，于是准备对父亲下手。
一天，冒顿随头曼狩猎，趁头曼不备，掣出鸣镝射向头曼，左右亲随乱箭齐发，头曼当即死于非命。父子之间就用这种残酷的方式完成了王位的交接。
冒顿登位后，正是东胡强盛时期。东胡听说冒顿杀父登位，想趁机攻打匈奴，讨一点便宜，于是派使者对冒顿说，希望得到头曼的千里驹。冒顿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大臣们纷纷表示千里驹是匈奴的国宝，匈奴自从得了此马，国家兴旺发达，此马乃吉祥之物，万万不可送给东胡。冒顿却说：“东胡是我国强邻，两国和睦相处才是头等大事，一匹马何足挂齿，给他吧。”于是把头曼的千里驹送给了东胡。东胡认为冒顿惧怕他们，不久又提出想得到冒顿一个美貌的阏氏。冒顿又问群臣，左右大臣都愤怒地说：“东胡欺人太甚，竟然索要大王的阏氏，请您立刻下令出兵攻打他们。”冒顿说：“为了一个女人得罪邻国，太不值了，给他吧。”于是又把自己宠爱的阏氏送给了东胡。
东胡得到单于阏氏后愈发骄横起来，准备向西侵略。东胡和匈奴之间有1000多里的荒芜地区，无人居住。东胡派使者对冒顿说：“两国之间有一片缓冲的空地，贵国人从来不去那里放牧，请你送给我们吧。”冒顿又一次询问大臣们的意见。吃过两次亏的大臣们很多已经对冒顿失去了信心，认为他是个窝囊废，阻拦也没用。于是一些大臣说：“既然是荒弃之地，留着也没用，为了两国友好，给他算了。”不料冒顿大怒道：“土地是国家的根本，怎能随便放弃呢？”把主张送地的大臣立即处死。随后冒顿召集全国丁壮，浩浩荡荡杀向东胡。
几次得手的东胡早已不把匈奴放在眼里，毫无防备，结果被冒顿打得大败，东胡王也做了刀下鬼，东胡的所有穹庐帐幕皆被毁坏，人口和牲畜全被掳走。冒顿又趁热打铁，向西打败了月氏，向南吞并了楼烦王和白羊王的土地，北服浑窳、屈射、丁零、鬲昆、新犁诸部，又全部收回了被秦将蒙恬所夺取的匈奴土地，进而侵入燕、代两地。冒顿的势力迅速壮大，建立起东尽辽河，西至西域，北抵贝加尔湖，南临黄河，一统千胡百国的匈奴王朝，与中原大汉王朝同时登上了欧亚大陆的舞台，史称：“北有引弓强国，南有冠带之邦。”
“一将功成万骨枯”，冒顿为了自己，可以弑父，可以杀妻，较之一般的战场英雄更能忍、更残酷，也更“伟大”。冒顿的行为在汉人眼中禽兽不如，在匈奴人眼中却是英雄行为，因为他们有自己特有的英雄观。
从现存的阴山等地的岩画中可以发现，最晚在5000年前，北方草原部族已经掌握了驯马的技术。对马的成功驯化，给草原带来了划时代的变革，使草原经济逐渐由畜养转变为游牧，点燃了草原游牧文化的灿烂火炬。由于马的骑乘，草原先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被彻底改变。特别是马的迅捷和灵活，给游牧民族的军事带来了空前的活力和优势，也赋予了他们战斗的人生。但是，驯马的成功也给游牧民族带来了一个糟糕的副产品。
为了将来适应马背上的生活，草原的孩子从小就开始演习骑术。《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过早的马背生活塑造出他们精力充沛、吃苦耐劳、能征善战的特质，同时也让他们失去了向其他类型文明演进的机会。长年的逐水草而居，频繁的流动和迁徙，使游牧民族无法形成深厚的文化积淀，狭窄的马背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由此衍生出来的是单调而缺乏变化的“马背文化”。
特有的生活方式使草原民族的社会形态的演进较之定居民族相对迟缓。当定居者已经进入典章完备、钟鸣鼎食的古典国家形态时，很多游牧民族尚未走出蒙昧状态，带有鲜明的原始军事酋长制度色彩的英雄观念在此时应运而生。
蒙古高原除了呼伦贝尔草原、锡林郭勒草原等少数地区外，大多数地区只有几寸的薄薄土壤，要想让其几千年如一日地长草，人必须和草原和谐相处，不竭泽而渔。所以，要在茫茫草原上生活，必须有严格的纪律约束。没有纪律，游牧区域会发生重叠，羊群会过分啃食，破坏草原生态，还会引起不必要的部族内部矛盾和争斗。而游牧区域的划分，必须依靠一位大家都信服的领导者。草原上的野兽大多成群行动，靠个人是无法对付狼群和抓捕黄羊的，集体围猎是主要的狩猎方式。没有纪律，轻则会放走猎物，重则会被自家人的弓箭射伤。于是，狩猎的领导者就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样的生活方式，使部落进入原始社会晚期的军事酋长制阶段后，不是继续向前发展，而是不断地强化酋长的作用和地位，使之向绝对独裁的领导者方向发展，进而萌发出草原民族特有的英雄观念。
尊敬英雄、服从英雄、争做英雄成为草原文化的鲜明特点，甚至到了无原则的地步。只要你能成为强者，你就是英雄。汉将李陵投降匈奴后，一直虚与委蛇，不卖真力气。另一位降将李绪则认真帮助匈奴训练军队。汉武帝误以为是李陵在帮助匈奴，于是杀了他的全家。李陵大怒，找机会杀死了李绪。按理说，李绪有功，李陵杀他应该受到惩罚，可匈奴偏偏不这么看。李绪是英雄，杀死英雄的人更是大英雄！于是，李陵不仅没受到惩罚，反而加官晋爵，封为右校王，还娶了单于的女儿。
由于这种特别的英雄观，使草原民族从匈奴开始即为血腥的征服和杀戮赋予了一层浓烈的英雄主义色彩。按照匈奴的习俗，在作战中斩敌首级一颗赏酒一卮，所得财物尽归其所有，俘虏的妇女老幼收其为奴隶。杀敌越多，拥有的财物、奴隶越多，越受尊敬。于是，匈奴人以痛饮和嗜杀为人生之乐，作战时个个争先，唯恐落后。马背上的生活就剩下简简单单的两件事：扬鞭放牧、挥刀杀戮。前者是他们的经济，是物质需要；后者是他们的政治，是精神需要。而两者又都是他们的生存需要。于是，率领他们把这种残酷之“美”发挥得淋漓尽致，把本民族带到荣耀顶峰的冒顿、阿提拉……就成了他们心目中的大英雄，英雄中的英雄。
可征服之后呢？拿什么统治广大的被征服领土，如何把不同语言、不同信仰、不同生活方式的民族融合到一起，怎样平衡被统治的各个民族的利益就成了摆在这些大英雄面前的一道难题。要维系统治，最有效的方法是建立起经济纽带和精神纽带。草原帝国无一例外都是军事征服的产物，而且大多以草原地带为中心。在这片地形复杂的广阔区域里，经济形态和发展水平各异，不可能建立起统一的国内市场。没有统一的市场，自然不会有什么经济纽带。于是，粗犷的草原英雄们只好在两个极端的方法中选择一个：要么任其自然发展，不予干预，自己守在根据地享受各方朝贡；要么干脆把汉人的耕地全变成牧场，让汉人也来游牧。不论选择哪种方法对统治都没什么帮助。于是，帝国领土越是广大，越是容易分裂和崩溃。
在定居文明面前，游牧文化无疑是落后的。于是，任何一个闯入定居者家园的马上帝国都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留在这里，由被征服者同化；或者退回草原。退回去是主动示弱，大英雄决不会干。于是，任何一个决定留下来的马上帝国又要进行一次选择：要么从马上下来，完成从游牧向农耕的历史转化；要么继续留在马背上，马上夺天下，马上治天下，然后再马上失天下。
严酷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宗教的生长，以宗教为纽带，在征服过程中传播自己的宗教是维系帝国存在的一个法宝。
草原民族的生活环境不好，特有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社会形态演进缓慢的弊端在这里暴露了出来。他们基本上只有原始的图腾崇拜，而且并不统一，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崇拜对象。草原民族是粗犷的，粗犷到很难产生一位有着哲学头脑的智者或圣人，也就不可能诞生一种可以统一所有游牧民族的宗教思想。精神武器的落后使他们只有接受被征服者宗教思想的分儿，不可能去占领被征服者的精神世界。
没有纽带，草原帝国就只好依赖英雄的个人能力了。确切地说是依赖大英雄们的军事天才。为了维护统治，大英雄们也拼命地宣扬自己的军事力量，来震慑那些蠢蠢欲动的子民。阿提拉是个很好的例子。他一方面大搞个人崇拜，宣称自己是“最高的上帝”“王中之王，神中之神”，还弄到一把所谓的“战神玛尔斯之剑”，以制造自己天下无敌的形象。据说，这把剑在战场上只要一挥就能使敌方武器全部失灵。另一方面用高薪显位聘请罗马和希腊的能人智士来为自己服务，推行灵活务实的内外政策，尽可能不发动战争，以免露出神剑的马脚。
靠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帝国不可能不发动战争。可一旦开战，就难免会有失败。一旦失败，必然威信受损，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进而动摇帝国根基。而且这些大英雄们似乎都不太会教育后代，他们的子孙很少有人具备祖先出神入化的军事才能。汉人说“富不过三代”，对这些草原英雄似乎同样适用。于是，在阿提拉于新婚之夜神秘死亡后，他的匈奴帝国迅速走向分裂解体。帖木儿更痛快，他一手打造的军事帝国在他死后没多久就从地球上消失了。成吉思汗好一些，因为他很英明地培养起手下人对自己的黄金家族的崇拜，虽然蒙元帝国很快被子孙瓜分，但至少还在自己的子孙手里，在形式上维系了一个家族的统治。
草原文化的先天不足，使他们过分地依赖英雄的存在。可英雄毕竟不是随时都能出现的，于是，速兴速亡成了这些草原帝国始终无法逃脱的命运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