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明摇篮

按照石器制作方式及水平的不同，考古学家把文字出现以前的史前时代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阶段。旧石器时代以打制石器为主，大约始于距今二三百万年至距今约一万年前；新石器时代以磨制石器为主，大约从一万年前开始，止于距今 5000 年左右。

20 世纪以来的考古学资料显示，尽管新石器时代中国不同地区的文化发展极不平衡，但陕西一直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核心区域。根据文化面貌的不同，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依次可分为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三个阶段。老官台文化时期，农业和定居逐步开始，是氏族初兴和文化奠基时期。以陕西渭水流域为核心的仰韶文化，策动并实现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大融合，“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开始形成，此时正是传说中炎、黄二帝征战融合，形成华夏部族主体的时代；这一时期的彩陶在造型、纹饰上已显示出礼器的先兆。龙山文化时代的陕西，则以超大型城址群落为代表，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古国时代；这一时期的艺术以琮、璧、钺（yuè）、璋为代表的玉器，无疑是早期礼制的体现。

在距今 8000—7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在渭水两岸和汉水上游开始出现氏族聚落。目前已发现的聚落有 40 多处，它们沿河两岸或是在近水源的阶地平原或山脚下集群分布。在这些聚落发现的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和房屋、墓葬、窖穴、陶窑等遗迹所表现的文化特征基本相同，在考古学上一般被称为一个考古学文化，因 20 世纪 60 年代最先在华县（今华州区）老官台遗址发现，故称为老官台文化。老官台文化所处的时代，是史前人类从山丘走向平原，开拓农业文化生活较早的时期。从考古出土的炭化黍的形态和大小已经脱离了完全野生状态看，当时人类已经开始对黍进行人工栽培和初步的驯化。在渭水上游大地湾遗址中还发现油菜籽种子遗壳，表明蔬菜和油料作物或已进入人们的食谱。白家村等诸多遗址都发现具有驯化特征的猪和狗，有的还被用于殉葬，可见猪、狗的驯化和饲养也已相当普遍。但整体来看，黍等农作物和猪、狗等家养动物在生业经济中的比重仍比较低，先民们仍以狩猎采集鹿科动物、野猪等哺乳动物以及野鸡等鸟类和鱼、螺等水生动物为主，因此，老官台文化仍处在以狩猎采集经济为主并进行低水平食物生产的“似农非农”阶段。

老官台文化之后距今 7000—5000 年之间，正值冰期后最温暖的时期，黄河流域及其一级支流渭水流域远比现在温暖湿润，经济与社会也发展迅速，原始村落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渭水两岸村庄密布。目前考古工作者已在关中地区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村落遗址 35000 多处，有些地方的原始村落密度甚至比今天的村庄密度还大。在黄河流域广布的仰韶文化，成为当时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最为繁荣的时代。

仰韶文化是中国境内最早被确认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 1921 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近百年来主要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已达5000 多处，分布在西迄甘青交界、东至河北、北抵河套、南达湖北西北部的广大区域，其中心区域则在陕西关中地区、河南以及山西南部、河北南部。虽然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很广，不同区域的文化面貌也有所差异，但都以发达的彩陶、标识性的红陶尖底瓶和绳纹夹砂罐为其共同文化特征，因此，考古学家又将这个时期称为“仰韶时代”或“彩陶时代”，在时间上大致与传说中的炎帝、黄帝时代大体吻合。

陕西境内仰韶文化聚落散布在渭水河谷为中心的关中平原、陕南汉水上游的河谷和陕北大小河流的阶地两岸。渭水流域是仰韶文化的核心区，并通过代表性的尖底瓶、彩陶等文化因素逐步向周边扩展，促进了三秦大地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互动与整合。仰韶文化前后持续了 2000 多年，考古学家按照时代早晚将陕西地区的仰韶文化分为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和半坡晚期文化三个阶段，分别代表仰韶文化的早、中、晚三期。

早期仰韶文化遗址主要有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遗址。

半坡遗址坐落在西安市浐河东岸的二级阶地上。平面呈不规则圆形，其中的房屋、墓地、烧陶的窑场遗址各自独立分布，整体显得井然有序，应是一个距今六七千年前并且存在了几百年的母系氏族社会的原始村落遗址。遗址中出土的已经炭化的粟（小米）和白菜籽，不但是中国而且是全世界最早的同类农作物实物标本。中外学者的研究指出，中国是世界最早的农业起源国，而很多农作物正是在陕西最早培育成功，然后才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推广的。半坡遗址总面积 5 万平方米，其中居住村落 3 万平方米，已发现 46 座房屋遗迹。根据遗迹复原的半坡房屋显示，其“人”字形的房屋建筑风格和“木骨泥墙”的构筑方式奠定了我国古典建筑木框架结构体系的基础。同时，中国传统“一明两暗”和“前堂后室”的建筑风格在半坡遗址中也有最早的体现。出土的遗物，则处处

闪耀着半坡人在人类早期文明发展中的开创之功：骨质缝衣针和陶钵上的布纹，展示着中国纺织业不同凡响的开端；彩陶上的刻画符号，记录着祖先“结绳记事”“契木为文”、为创造我国古文字迈出的重要一步；打起水来十分方便的尖底瓶，两头尖、肚子大、形似枣核，应用了力学中的重心与平衡原理；陶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土制乐器，蒸饭用的陶甑（zèng），是半坡人利用蒸汽的最早实践，等等。

姜寨遗址位于西安市临潼区骊山山麓的姜寨村，遗址面积达 5 万平方米，文化层厚 3 ～ 4 米，分为居住区、窑场和墓地三个部分。居住区略呈圆形，布局较整齐，总面积约 2 万平方米。中间为一块广场，所有房屋都围绕广场形成一个圆圈，门户也向中央开。房屋共有 100 多座，按大小可分为小型、中型、大型三种，按建筑方式可分为地面建筑、半地穴和地穴式三种。在居住地内外有许多陶窑。居住地附近有墓葬 600 多座。遗址内共出土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 1 万多件，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还有许多骨器。生活用具主要为陶器，彩陶器中有许多精美的、前所未有的葫芦形鱼鸟纹彩陶瓶，说明制陶作为一个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已有相当发展。姜寨遗址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保存之完整、布局之清晰，在我国史前考古发掘中都是罕见的。

半坡遗址和姜寨遗址所处的“仰韶文化”在发现之初，因伴随丰富的彩陶出土又被称为“彩陶文化”。在出土的众多彩陶中，以人面鱼纹彩陶盆最为引人关注。人面鱼纹简洁、灵动、优美、神秘，是半坡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彩陶纹饰。人面和鱼纹合为一体，寓人于鱼，反映出半坡先民与水、鱼的密切关系以及半坡文化先民的审美和原始观念。或视其为图腾崇拜，或是代表原始巫术所用面具，或是希望像鱼一样子孙繁多，关于其所反映的内涵，不同的说法多达二十几种。

如果说，20 世纪 50 年代和 70 年代发现的半坡遗址和姜寨遗址，全面反映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繁盛面貌的话，那么，2004 年开始发掘，2009 年、2018 年两度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杨官寨遗址，则反映了承接这一时期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杨官寨遗址位于高陵区姬家乡杨官寨村泾河左岸的一级阶地上，面积 80 余万平方米。发现有关中地区庙底沟时期最大的环壕聚落、疑似墙基的遗存、水池、排水系统、房址、灰坑、壕沟、陶窑、墓葬、水井等，出土各类文物 7000 多件。其中，镂空人面覆盆形器、蜥蜴纹彩陶盆、涂朱砂的人面塑残陶器等，均为国内同时期遗址中十分罕见的珍贵文物。当然，杨官寨遗址最重要的考古收获是发现了仰韶文化时期的超大型聚落环壕。经初步钻探，环壕平面大致呈梯形，基本上为南北向布局，周长约 1945 米，壕宽 6 9 米，最宽处约 13 米，深 2 3 米。壕内面积达 24.5 万平方米。保存如此完整、规模如此巨大的环壕聚落遗址在这之前从来没有发现过。杨官寨遗址的主要文化遗存是距今约 5500 年的庙底沟文化。庙底沟文化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其以彩陶为核心的“文化共识”，影响范围东到大海，西及甘青，北至内蒙古中南部，南抵长江，奠定了中国后来多元一体文化的基本格局，而杨官寨遗址正是这一时期最显赫的中心聚落。其考古成果，不仅使困扰考古界几十年的庙底沟文化聚落与墓地两大学术问题有了突破性的线索，同时也将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作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的历史提前到了前 3500 多年。

陕西的新石器时代主要分为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两大阶段，前者是以女性为主导的母系氏族社会，而后者则逐渐转化到以男性为主导的父系氏族社会。目前，在陕西全省范围内已发现的体现这一时期文化特征的文化遗址达几万处，其中有代表性的重要遗址就有近百处，它们都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且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里程碑式的分期标志。例如早期的华州区、临潼区的老官台—白家文化；随后西安、临潼的半坡—姜寨文化，华州区的史家文化与后期的宝鸡福临堡文化，代表的都是氏族公社的繁荣阶段；到了父系氏族的龙山文化时期，陕西有代表性的遗址也发现了很多，如武功县的赵家来文化、华州区的横阵文化和长安区的客省庄文化以及陕北神木的石峁文化等。龙山文化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距今约 5000—4000年。此时生产工具及生产力有了新的发展，中国开始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黄河及长江流域城邑林立，早期国家普遍形成，位于陕北的神木石峁等城址标志着这里已经进入古国时代。

自仰韶文化晚期以降，陕北地区在与周边文化的交流融合发展中逐渐走向兴盛，直至龙山时代呈现跳跃式发展，出现以石峁城址为代表的大批石城聚落，在考古学上一般称之为石峁文化。石峁城址地处陕北榆林秃尾河流域梁峁交错、川塬相间的黄土高原边缘地带，城址依形就势而建，自内向外由砌石台基及石墙围成的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总面积达 400 多万平方米，是目前中国已发现的最大的史前城址。

石峁城址庞大的体量，环套结构的多重石砌城垣，考究的城墙垒砌技术，宏伟的宫殿式建筑和祭祀基址，随葬玉器、殉人等高等级大型墓葬，以及众多精美的玉器、铜器、鳄鱼骨板等稀缺物品，都表明石峁城址不但是一个拥有强大组织能力和严密社会分工的都邑性聚落，而且还是以陕北北部、内蒙古中南部为中心的中国北方地区的核心。同时，石峁城址周围，分布着数量众多的中心型聚落，这些聚落有环壕或是石砌城垣等防御设施，次级中心聚落有高等级的房屋、墓葬和众多玉器，最底层聚落的房屋和墓葬则小而普通。不同层级的聚落结构围绕石峁遗址，表明石峁文化应是一个以神权为核心、高度复杂的社会系统，城址、宫殿式建筑、铜器的发现，则进一步表明石峁文化已经迈入了初级文明社会的门槛。最值得关注的是，石峁遗址出土的部分玉器明显受到南方良渚文化、后石家河文化影响，表明当时石峁文化与良渚文化等曾存在远距离的文化交流。

◎玉人头

神木市石峁遗址出土。

现藏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龙山时代的陕南地区文化发展轨道与关中、陕北地区迥然不同，陶器以黑皮红胎陶最具特征，因此一般称之为黑皮陶文化。目前汉水上游所见此类遗存不多，主要见于汉水上游的紫阳白马石等遗址。所见陶器以黑皮红胎为主，多为素面，也有一些绳纹。典型器物有折肩罐、折腹盆、深腹罐、钵、豆等，这些特征与关中地区明显不同，而表现出环巴山地区的典型特征并一直延续到青铜时代，成为巴蜀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