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原立国

约在前 21 世纪，与夏族在中原地区建立起中国古代第一个王朝同时，生活在泾渭流域的姬姓周族部落，在辗转迁徙并与周遭部落的纷争融合过程中，也慢慢发展壮大起来，开始迈入了文明的门槛。

周人是居住在关中平原西部的一个氏族部落。始祖原名“弃”，意为“被抛弃的孩子”。弃无父而生的传说，反映周人也曾经历过“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弃长大成人后以擅长农耕闻名，尧任命他为“农师”，教民耕种。在舜的时候，弃仍主农事，同时还参加了大禹的治水，并因管理农业有功，被舜封在邰（今陕西武功县）。邰地接近姬水，周人就以姬为姓。因为弃是担任管理种植黍稷的农官，人们便尊称他为后稷。“后”是王的意思，而稷是中国北方最常见的谷物之一，因之后稷的意思就是“谷王”，即农业神。由此可见后稷在农业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今武功县武功镇有一座教稼台，相传就是后稷向人们宣讲稼穑百谷之道的场所。后稷教民稼穑，是中国农业史上第一次见诸史载的农业教育与推广活动。

农业起源后，经历了漫长的原始农业时代。活动在关中地区的周先民率先摒弃了粗放、自然的原始农业，最早将农艺措施运用于生产实践，进而带动了整个关中乃至黄河流域农业的发展。关中以及黄河流域能较早步入文明并长期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周族早期在武功一带的农业经营功不可没。周人能够灭商，也与其发达的农业有关。西周王朝建立后，历代周王勤政重农，把丰镐地区建成了著名的农业基地。到了汉代，人们还叹其“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诗经》中有大量西周的农事诗，反映了西周对农业的重视以及农业的发展情况。可以说，周人是传统的农业部族，正是西周王朝奠定了我国古代“以农立国”的基本国策。

周人重视农业、农业发达在陕西的考古发现中也多有印证。以武功郑家坡遗址为代表的先周文化，主要分布于漆、泾、渭水流域。目前发现并已确认的 40 多个先周农业遗址中，杨凌、武功约占半数以上，说明杨凌是先周农业文明的核心地区之一，尤其是在杨凌西南约 2.5 千米处的疙瘩庙遗址，发现了原始农业文化、先周以至秦汉农业文化的叠压关系。其文化层厚达三米，出土的陶器上有“邰市”“邰亭”印文。在长武县发现的这一时期的高粱，虽已炭化，却是当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高粱标本，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在商代甲骨文中，“周”字像一片划分成若干方田的土地，是指一个农业发达的地区，也说明周人是以善于农耕而得名的。

后稷以后，因遭到西北游牧民族的不断侵扰，周人多次迁徙，在古公亶父时期（前 13—前 12 世纪）迁居到了岐山之阳的周原，即今陕西关中平原的西部。因为地处周原，姬姓部族从此被称为周人，后来所建立的国家就叫周。周人在周原经过近百年的励精图治、休养生息，国力日强，成为“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强大诸侯国，为日后克商并建立西周王朝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诗经·大雅》等许多典籍将此称为“凤鸣岐山”。而“凤鸣岐山”也由此成为古代形容美好事物即将诞生或即将出现兴盛局面吉兆的成语。

◎商代甲骨文中的“周”字

周原是周人最重要的发祥地和先周时期的都城，在周人的心目中始终具有特殊而崇高的地位。有西周一代，周原一直是京畿之地，宫室、宗庙始终未废，一些重大国事活动都在此举行，因此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存，为今人了解西周历史文化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如召陈建筑基址的发掘表明，我国传统的“廊院制”建筑在西周时期已经成型，部分建筑的开间面积之大，相当于明清时期的中型殿宇，在 3000 多年前，出现如此巨大规模的建筑，实在是令人惊叹。而在周原建筑基址中发现的 21000 多片西周早期甲骨、卜骨，其上有关战争、祭祀、封赏、天文观察的记录，则真切反映了周人的社会生活以及思想意识。这批甲骨中还有刻画易卦的卦象，卦象由奇偶数排列组成卦画，以此来解释自然或人的行动的吉凶，应是我国之后盛行的阴阳八卦的起源。从 2004 年开始，考古工作者还在岐山县的周公庙遗址发现了目前所知最高等级的大型西周墓地（极有可能就是周公的家族墓地），以及墓地外围长达 1500 余米的西周城墙，出土了 2200 多字的西周刻辞，内容涉及王季、周公、召公、毕公等历史人物，以及祭祀、战争、数字卦、纪日、月相、占梦、卜辞常用语及甲骨修治现象等九个方面，使周公庙遗址成为目前全国发现西周甲骨文字最多的遗址。这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重大的考古发现，对研究中华文明史、继承与发扬优秀文化传统等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

◎西周甲骨及甲骨文

周原遗址出土

自汉代至今，周原一带还发现了上百穴西周铜器窖藏。清代被誉为“四大国宝”的大盂鼎、毛公鼎就出土于此。著名的大克鼎、小克鼎、克钟、师（zài）鼎、卫鼎、卫盉（hé）、朕匜（yí）、冬簋（guǐ）、胡簋、兴钟、史墙盘、折觥、兴壶等众多的青铜重器都是从这里出土的。现在人们称陕西是“青铜器之乡”，主要指的就是周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