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工商交通

周人一向以善于农耕著称于世，发达的农业生产为发展手工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周武王灭商后，吸收、优待殷人手工业者，充实了手工业技术力量，使西周的手工业在商代手工业的基础上有了明显的进步。“百工”称谓以及我国第一部关于工艺技术的专门著作——《考工记》的出现，都反映了西周手工业的发达。当时的手工业直接统属和服务于官府，即所谓“工商食官”。在官营手工业之外，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男耕女织的民间家庭手工业体系也已初步形成。

西周工商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原始瓷器、丝织业、制玉业的进步以及贸易的发展等方面。

原始瓷器最早出现于商代，是以瓷土为制胎原料所制作的具有较低吸水性的带釉陶瓷产品。原始瓷器和白陶器与印纹硬陶器相比，具有坚硬耐用，不易污染及美观等优点。西周时期原始瓷器在商代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产品在南方和北方都有许多发现，基本属于生活用器，常见的器类有豆、簋、瓿、碗、盖、罐、壶、罍、尊、瓮等。北方地区主要出土于丰镐、成周等西周都邑遗址及各诸侯国的都邑所在。相比北方，南方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原始瓷器发现更多。关于原始瓷器的产地，从器类及器型看，大部分都与长江中下游考古学文化的日用陶器相同，而且当地也有丰富的原料，因此目前学术界大多认为原始瓷器多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生产。也有一些器物，如容器中的罍，与中原的陶器式样基本相同，可能是中原地区烧制的。在陕西的宝鸡纸房坊头、岐山凤雏村、长安张家坡等地的西周墓葬中，都曾发现原始瓷器或瓷片。张家坡出土的少量瓷片，经测定烧成温度已经达到 1200 度，硬度为莫氏 7，吸水性很弱，十分接近瓷器了。

◎丝绸印痕

残长9.6厘米，为附着在黄土泥块上的墓主人衣物印痕。1975年宝鸡茹家庄西周墓葬出土

西周时期的纺织业在蚕桑业大力发展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丝绸已成为贵族服饰的主要原料。《诗经》中有许多诗篇对当时的种桑养蚕做了描写，反映出黄河流域纺织业的繁荣，一些民歌唱出了各地开辟桑田、种植桑树、采桑、养蚕、缫丝、纺纱、织锦、刺绣等各种手工业生产情况，也有一些诗描写了妇女采桑时的心情及男女在桑林中幽会的场面。在一些地方，采桑、养蚕、织锦、刺绣已成为妇女的主要生产活动。西周时期不仅已在室内养蚕，而且有了专门的蚕室和一些养蚕的工具。广大妇女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种桑养蚕的技术，同时也积累了许多纺织的经验。在政府层面，西周专门设立了纺织品管理官员，掌管纺织品的生产和征收事宜。在这一时期，纺织技术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丝织品除了有平纹、绢帛和暗花绸之外，还出现了多彩织锦和刺绣技术。近年来，考古发现的西周养蚕、纺织的遗迹和遗物越来越多，证明了相关文献记载的可靠性。如宝鸡茹家庄的西周墓葬中，一些铜器和泥土上有明显的丝织物和刺绣的印痕，而刺绣所采用的辫子股针法直到当代还被妇女采用着。

◎玉牛 玉蚕

1975年宝鸡茹家庄国墓地出土

玉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西周时期也创造出无数极具时代特色的精美佳作。陕西西周玉器种类主要有琮、璧、圭、璜、环、珩（héng）、珠、管、钺、锛、戈、刀、柄形器等，还有人像及大量的动物形饰品，涵盖了玉礼器、装饰品、实用玉器、葬玉四大类，以扁平体玉器为主，合雕玉器数量也较多。玉材一般为软玉与和田玉，玉器改制较多见，说明周人对玉料很珍视。与商代相比，纹饰趋于图案化和抽象化，和当时的青铜器纹饰风格一致。制作工艺广泛采用线刻、浮雕和圆雕技法，造型逼真。考古出土的西周玉器很多，尤其在高规格的贵族墓葬中出土的玉器数量最多，质量也最好。如丰镐遗址内的陕西长安张家坡墓地，宝鸡茹家庄（yú）国墓地出土的玉器，代表着西周制玉业的最高水平。

尽管在远古部落时期就已出现了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活动，但中国古代真正的商业活动却是从商代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当时已出现专门的商业活动场所——市，以及商品交换的媒介物——货币。殷墟出土的来自外地的龟、贝、玉、珠宝等物品表明，商代各地间已经有了商品交换关系。从《诗经》“贾用不售”“抱布贸丝”等诗句看，西周时期的商业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了比较密切的关系。“如贾三倍，君子是识”，则说明经商具有很高的利润。西周实行“工商食官”制度，商人与百工一样，均属于奴隶主贵族，为奴隶主贵族的需要服务，主要经营奴隶、牛马、兵器及珍宝。当时，民间贸易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一般数量少，大都属于“抱布贸丝”型的以物易物。西周末年，随着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工商食官”制度逐渐遭到破坏，出现了一些不属于官府的独立商人，而且还具有相当的社会力量。

周王朝是依靠在各地分封诸侯，设置政治军事据点以为藩屏，来维护中央政权的统治的。这种政治体制要求各地与周王室保持密切的联系，同时以车兵为军队主力的特点，也要求各地有平阔的大道相通。从文献和青铜器铭文看，当时有由周王室修建的通往各地的大道，称为“周行”或“周道”，其路面平直开阔，两侧植有树木，最窄的道路可容牛马通过，最宽的可容三辆车同时并进（约 7.5 米）。每隔一定路段还设置供应食宿的设施，这些均奠定了后世道路建设的基本规范及要求。考古工作中，发现了很多商周时期的车马坑，出土了不少车马器，说明周人还具有极高的造车水平。周代作战以兵车为主，每车最多可载士兵 20 余人，每一“军”有车 500 辆，足见当时造车技术的精良与车辆的普遍。此外，《诗经》中有关周人熟练应用水上航具以及在渭河上架设浮桥的记述，则显示出周人的航运事业，已经具备了充裕的航运工具和丰富的航运经验。当时除渭河航道为周人所利用外，泾河、洛河的航运业也得到了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