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链外迁，中国怎么办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美国吸引制造业回流的呼声异常强烈，如此前美国政府建议美国本土企业英特尔加大在美建厂投入，为美国公司代工芯片生产。特朗普甚至曾表示要为从中国迁回美国的企业给予报销，涉及的厂房、设备、知识产权、基建等费用，由美国政府买单。实际上，2020年1月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署似乎并未延缓美国吸引制造业回流的决心。新冠肺炎疫情下，发达经济体缺乏自主生产能力、依赖国外产业链的弊病暴露出来，这是否会加速中国产业链外迁？

对此，市场上有一种乐观的观点认为，中国产业链健全、市场巨大、基础设施较好，加之此次中国政府在应对疫情方面果断有力，疫情防控有效，跨国公司不太可能撤离中国，不用担忧产业链转移的风险。

然而，在笔者看来，面对产业链转移的风险，切不可盲目乐观，而是需要积极寻求应对之策。根据对近年来中国对美出口份额变化趋势的分析，笔者发现，中国出口在美国市场份额下降快于预期，其中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有相当一部分已向东盟诸国转移；伴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美国近邻墨西哥也挤占了更多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因此，对产业链转移风险需要保持警惕，防范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加速产业链外迁的催化剂。

产业链外迁迹象已然出现

具体来说，从占全球贸易比重来看，自加入WTO以来，中国出口全球占比逐年攀升，直到2015年达到最高值13.6%，其后便自高位有所回落，2019年下降至13.1%。与此同时，东盟出口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从2015年的7%上升至2019年的7.5%，上升份额基本等同于中国下降的份额。

从中美双边贸易来看，一直以来，美国对中国进口依赖程度较高，中国是欧盟以外的美国第二大进口来源地，中国诸多出口商品在美国占有龙头地位。然而2015～2019年，美国自中国进口商品份额出现明显下降。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前15类商品中，14类占美国进口市场份额减少，其中既包括箱包、鞋类这些劳动密集型商品，也包括手机、计算机等技术密集型商品。

2018年中美贸易纷争加剧，是影响两国贸易的一个关键节点。2015～2017年，即中美贸易摩擦之前，中国对美出口商品占比下降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商品方面，如箱包、鞋类、毛衣等的占比分别从2015年的64%、53.7%和37.7%，下降至2017年的58.2%、47.9%和33%。这种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东南亚诸国在劳动力成本方面更具优势，吸引劳动密集产业落地，与此同时，中国加强了对环保监管的重视，相关的高污染产能因此下降。

与中国对美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商品出口份额减少相对应的是，东盟对美出口的劳动密集型商品份额明显上升。

当然，对于中国而言，成本优势的弱化实则危中有机。中国通过积极寻求转型升级，出口向附加值更高的商品转型，不仅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产业链向东南亚转移的压力，也带动了国内制造业的跨越式发展。2015～2017年，相当一部分中国技术密集型商品出口在美国的市场份额是提升的，如手机出口占美国进口份额从60.9%提升至64.1%，办公机器零件从63.7%上升至67.6%。虽然中国服装出口不断被东南亚和南亚国家挤出，但是中国已经成为纺织机械等高附加值资本品的主要出口国。

更大的挑战来自中美贸易摩擦。2018年以来，美国针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不仅对华加征关税商品范围不断扩大，从500亿美元到2000亿美元，再到3000亿美元，关税税率也节节攀升，中国高端制造受到的冲击最为显著。例如，自2018年以来，中国技术密集型产品对美出口份额一改上升趋势，出现明显回落。2017年，中国计算机出口在美国进口份额中占比曾高达60%，但2019年这一占比下降至不足50%，办公机器零件2017年在美国份额占比高达67.6%，但2019年中国占比下降至30%，份额腰斩。

与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由中国向东盟诸国转移有所不同，承接对美国高附加值商品出口更多的是美国的近邻墨西哥。中国对美计算机及部件出口从2017年的503亿美元下降到2019年的448亿美元，减少55亿美元；其间，墨西哥对美国计算机出口份额从2017年的200亿美元上升至2019年的272亿美元，新增的72亿美元出口完全抵消了来自中国进口的下降。可以预期，伴随着中美贸易摩擦持续、《美墨加协定》正式生效，美国制造业回流北美的态势仍将持续。

不少市场数据也为产业链转移现象提供了佐证。根据Gardner Intelligence公司发布的《世界机床调查报告》，2019年全球前15个机床消费国中，中国市场机床消费量同比下降25.3%，是全球消费下滑最多的国家，而美国和墨西哥在全球机床消费量份额明显增加。与此同时，科尔尼咨询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自亚洲14个低成本国家进口制成品的总量比2018年下降7.2%，这可能说明美国使制造业回流本土或北美其他地区的努力正在加速。

如何应对产业链格局变化

基于上述事实，可以发现，由于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变化、中美贸易纷争加剧等内外部因素，近年来中国出口面临的压力已然增大，一些产业链转移其实已经有所体现。回归当下，伴随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多国再度出现产业链回流的声音，特别是日、美已明确表示对产业链迁回国内的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以保证自身产业链完整性，摆脱对他国尤其是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在笔者看来，中国应该警惕产业链外迁风险，做好评估和政策应对。

虽然近年来产业链外迁风险一直都在，但中国通过修改《外商投资法》、出台负面清单以及在市场准入方面进行改革，如降低行业准入条件、加大外资持股比例、支持外资从参股到控股等，在逆势中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

例如，近年特斯拉、埃克森美孚、巴斯夫、宝马等跨国企业抓紧投资中国。特斯拉在上海设立超级工厂，项目总投资500亿元人民币，埃克森美孚在广东惠州投资的大型独资石化项目涉及金额达到100亿美元，等等。而自2018年6月中国取消加油站零售业务限制，壳牌在中国的加油站业务得到快速增长。壳牌与中海油合作的南海石化项目，总投资已超过100亿美元，是壳牌在全球也是中国最大的合资化工项目。

展望未来，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完整的工业体系、完备的基础设施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不仅为避免大规模产业外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中国争取更多跨国企业投资提供了土壤。应对产业链外迁的现实风险，中国不仅需要持续加大开放、改善营商环境、减少外资限制，更需要采取竞争中立原则，减少民营企业准入限制。此外，增加政策透明度、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加大金融开放确有必要，这将有助吸引投资，赢得更多跨国企业的合作，为应对逆全球化争取更广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