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就已经着手之后的科技发展规划，其中包括动员在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回国建设新中国。周恩来于1949年初夏指示，把动员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科技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作为中心任务。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作为负责海外留学生归国事宜的专门机构。在此历史背景下，在国家的帮助下，钱学森历经数年努力，终于在1955年冲破各种阻挠回到祖国。钱学森为国家科技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后，获得了多项国家荣誉，然而他心中最看重的仍是第一身份：中国共产党党员。
第一部分 国家荣誉与第一身份
第一章 中国科学院虚位以待
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中国科学院就将尚在美国的钱学森纳入编制，还向其父钱均夫发放生活补助费以作为实际援助。这使得中国科学院成为钱学森学术著作《工程控制论》（英文版）和授课教材《物理力学讲义》的第一完成单位。
钱学森在新中国成立后决定回国，但因其从事科研的性质而被美国阻挠长达5年之久。其间，他欲归不得，且官司缠身、自由受限。当“钱学森案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当即在道义上对美国予以强烈谴责，并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设法援救。鲜为人知的是，中国科学院那时已将钱学森纳入编制，以向他的父亲钱均夫提供生活补助费作为实际援助。实际上，中国科学院在筹建初期就虚位以“招徕”钱学森，但这个“人才引进”计划直到他回国后才得以实现。
被纳入中国科学院编制
档案与文献表明，中国科学院在“钱学森案件”发生后不久就将钱学森纳入编制，并以向他的父亲钱均夫提供生活补助费的方式提供实际帮助。钱学森于1935年赴美留学，1947年回国探亲并与蒋英结婚，之后又返回美国生活。他的母亲章兰娟因病于1934年年底去世后，父亲钱均夫就一直在杭州居住，直到“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才前往上海避难。钱学森自1938年12月起，几乎每月都会给父亲汇款。他当时还在加州理工学院读博，所汇款项是从奖学金中节省出来的，待工作后有了固定收入，汇款额度就逐渐增多。
▲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1938—1956年居住在上海愚园路1032弄岐山村111号，此照片为其在愚园路的留影
然而，汇款在“钱学森案件”后戛然而止。“钱学森案件”发生后，钱均夫的学生黄萍荪到钱均夫家中拜谒老师。钱均夫对黄萍荪说：“学森回不来了！被移民局囚禁在一个岛上，因畏其以精湛而超世的火箭技术携回中国，失去彼垄断独步之利。”[1]钱学森给父亲的最后一笔款项是1951年委托学生罗时钧归国后途经上海时带的300美元现金。恰在那时，中国科学院决定将钱学森纳入编制，并按照标准向他的父亲发放生活补助费。
此事源于1950年9月物理学家赵忠尧回国途中被驻日美军扣留，导致其在国内的家属陷入经济困境，吴有训和钱三强便联名致函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建议提供援助。具体办法是由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聘任赵忠尧为研究员，并按照研究员薪给标准的70%给其在南京的家属发放生活补助费，直到赵忠尧回国后到研究所工作为止。这个办法经郭沫若批准后，自1950年10月起由中国科学院华东办事处南京分处实施。由于通货膨胀，中国科学院便以实物小米作为薪给标准。依据中国科学院临时聘任委员会1950年制定的标准，研究员每月薪给为1000至1300斤小米[2]。中国科学院采取研究员薪给标准的70%这个方案亦较为合理，因为赵忠尧并未实际到岗。
援引此例，中国科学院决定照此聘任钱学森为研究员，按照研究员薪给标准的70%向其父亲钱均夫发放生活补助费。中国科学院随后根据“就近原则”，将钱学森纳入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的编制，并由该所具体负责钱均夫生活补助费的发放。钱均夫挚友孙智敏的女儿孙永说，每次都由她前往研究所领取生活补助费后再转交钱均夫[3]。那么，这笔补助费究竟有多少呢？
▲钱均夫在上海居住期间按月记载经济收入与生活支出。图为他在1951年1月账簿中记载的各项收入与支出，其中显示当月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的生活补助费为人民币1 474 100元（旧币）
在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的馆藏中，有一件由钱学森哲嗣钱永刚教授捐赠的珍贵文物《钱均夫账簿》。钱均夫在账簿中详细记载了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每月发放的生活补助费金额。不知何故，钱均夫于1951年11月之后未再记账，但可以确定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仍每月定期发放生活补助费。
这段时间，钱学森不仅无法给父亲汇款，人身自由亦受限制。钱学森说：“自然除了审问之外，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务是守着我的，看看有什么友人来我家里，我又去访什么人，我有什么信。因为这些事，我也就不常出去，过着孤独的生活。”[4]不过，身在太平洋彼岸的钱学森不仅心连祖国，更有亲友的精神支持。例如，表弟李元庆就经常委托舅舅钱均夫寄去表达思念心情的信件，即便信件常常石沉大海；父亲钱均夫也不曾放弃任何机会，经常致信钱学森夫妇“以鼓动、增高他们对祖国的感怀”[5]。
最为关键的是，钱学森本人亦未曾放弃任何机会，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得知有科技协会之组织”，于是“约集侨美学生组织科技协会分会，欲藉此以团结留美同学，响应祖国号召”[6]。但众所周知，钱学森被禁止归国5年之后才被准许离开美国，他于1955年7月29日致信父亲，说“有哪天能走就走”，钱均夫收到信后喜极而泣。
众所周知，美国阻止钱学森回到中国，旨在使钱学森掌握的科技知识过期失效。钱学森却反其道而行之，用5年时间完成了两项重量级学术成果，即《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讲义》。正是这两项学术成果，使钱学森个人的思想历程经历了一次从实践论到认识论的飞跃。不知钱学森当时是否知道中国科学院给他的编制，以及每月发放给他父亲的生活补助费。但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科学院已经是这两项学术成果的第一完成单位了。
▲钱学森在美国的最后5年被禁止参加任何涉密项目，虽然处于“往来则受监视”的生活状态，但反而脱离了繁忙的科研工作，得以回归家庭，有更多时间陪伴妻子和子女。图为钱学森和家人的日常生活照，家成为他们最舒适和放松的地方
特殊的人才引进计划
1955年10月28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在日记的首行写下六个字：“钱学森到北京。”那时，竺可桢刚刚协助钱学森转交了“求援信”。
竺可桢与钱均夫、钱学森父子是旧识，他又与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为故交。竺可桢年长钱学森20余岁，曾在1947年访美之际与他过从甚密，在当年暑期还邀请他到浙江大学演讲。钱学森被美国阻挠回国之际，竺可桢一直担心其安危。1954年11月5日，他从由美国归来的毛汉礼那里得知：“钱学森在CIT仍教课，但不能看文件，至于往来则受监视。”[7]
后来，钱学森终于在中国政府的协助之下顺利回国，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他写给陈叔通的求援信。不得不提的是，此封求援信在国内的转寄者正是竺可桢。一般认为，当时陈叔通收到信后便直接交给了周恩来总理，但实情并非如此。陈叔通收到信后首先交给了竺可桢，希望由中国科学院出面处理。竺可桢在1955年7月11日的日记里写道：“陈叔通交与钱经甫（家治）接学森（本年六月十五日）的信，知道学森想回国，要叔老为之设法。钱被扣已3年（作者注：实际已5年）。”翌日，竺可桢便致函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稼夫说：
昨天陈叔老（作者注：即陈叔通）交来被美帝扣留在加州的我国留学生、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工程教授钱学森和他父亲均甫（作者注：即钱均夫）先生的信各一封。叔老的意思希望我院能设法经过外交方式使钱学森能回国。从钱个人信里可以看出他是急切地想回国而且极不愿再留在美帝的。但从附来美国报纸的新闻（53年三月）就可以看出美帝把钱看作航空工程的权威，而且以他为飞箭的专家，而这飞箭是美国想用来运载原子武器的，从此可以看出美帝之所以扣留钱，并不是因为他携带1800本书，而是怕钱回国后为祖国服务。院里应该如何拯救钱君使他能脱虎口，请你设法。[8]
张稼夫于7月17日向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报告，7月21日陈毅批示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请外交部想办法”。随后，外交部向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第一任首席代表王炳南发去电报，指示其可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上以钱学森的例子向美国施压。9月6日，竺可桢终于从焦瑞身夫妇（作者注：焦瑞身回国前为美国谷物公司高级研究员）和匡达人那里得知“钱学森已准备回国，于九月十五可以上轮”[9]。10月28日钱学森抵达北京，竺可桢因参加庆祝苏联植物学家米丘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而未能前往迎接。但可想而知，当竺可桢在日记中写下“钱学森到北京”时，终觉安心了。
11月1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北京饭店为钱学森举行欢迎晚宴，参加者还有陈叔通、竺可桢、吴有训、周培源、叶企孙、华罗庚、茅以升等。竺可桢细心地发现：“钱已七八年不见，比前苍老甚多，虽只43岁，恐因在美国被软禁五年所致。”[10]这句话反映出钱学森被困5年的疲惫感，但他的这种疲惫感很快便烟消云散，因为科学报国的初心终于可以在祖国实现，且等待他的是一个足以施展其才华的岗位——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
实际上，钱学森留美之际曾多次计划归国服务，他在1947年暑期回国时就曾有意留下。但他在上海、杭州和北京等地逗留期间所见皆是萧条景象，尤其是国民党发动内战让整个国家陷于“不堪入眼情况”，他只得先“仍回美洲”，但待“解放后，决心归来，又被美帝阻拒”[11]。钱学森“决心归来”，虽被美国阻挠，但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有中间渠道以“北方工业主管人”的名义邀请他归国后“在东北或华北领导航空工业的建立”。鲜为人知的是，中国科学院在筹划过程中曾制订过一份人才引进计划，对海外学子虚位以待，其中就包括钱学森。最早在1949年9月钱三强和丁瓒受陆定一的委托共同起草《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时，就提出成立数学及应用数学研究所筹备处，并列出拟聘的研究者。草案写道：
我国应用数学专家甚多，在世界上应用数学界，外国学者认为我们青年应用数学工作者的成就仅仅次于犹太工作者，现在在国内国外的我国的工作者非常受人重视，数量亦相当多，在各大学中都没有适当的系使他们充分发展。同时他们的工作与未来的高度工业化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譬如超音速（编辑注：现称超声速）的飞机的研究等。因为这种种原因，建议成立应用数学研究所筹备处，除集中人才外尚需计划购买近代的计算机及必要的图书。可以工作的人员：周培源、王竹溪、钱伟长、钱学森（在美）、陆士嘉、张维、林家翘（在美）、郭永怀（在美）等。[12]
当1950年中国科学院进入筹建阶段时，钱三强和丁瓒的意见得到认可，中国科学院决定设立数学及应用数学研究所筹备处，计划“招徕”钱学森等人。但这个人才引进计划未能实现，且中国科学院之后因实际需要，转为以筹建力学研究所为新目标。当1955年钱学森乘坐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航行在太平洋上时，中国科学院于9月27日召开会议，决定请他担任力学研究所所长。是年10月6日，中国科学院召开第四十三次院务常委会，正式决定“以行将回国的钱学森为所长”[13]。
此外，钱学森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之际，还被正式聘为中国科学院16位特等研究员之一，且“特等薪水特别加多至450元一月”，其中，职务工资350元，学部常务委员津贴100元。但他后来于1963年9月7日向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杨刚毅提出“学部常务委员的一百元减去”，并要求“每月三百五十元的工资也应按一九六〇年组织规定，按比例降低；以前未扣部分，现在补扣”。他还在信中给出了充分理由：“这样做了之后，我一家工资（加上我爱人的约二百元）仍将在五百元左右，这也实际上是我们现在生活的水平，所以多了完全不必要，而于心很不安。”钱学森“于心很不安”，是因为当时国家经济出现困难，他希望以一己之力与国家共渡难关。
“光明的将来是我们的”
1955年10月6日，中国科学院召开第四十三次院务常委会，任命朱兆祥担任力学研究所办公室主任，随后安排他前往深圳迎接即将归来的钱学森。10月8日，朱兆祥手持陶孟和与吴有训两位副院长的介绍信，在深圳罗湖口岸迎接钱学森一家。
10月10日，钱学森在朱兆祥的陪同下前往上海，并停留了半个月左右，以陪伴父亲和访亲会友。其间，他两次受邀回母校交通大学访问，并在10月25日与交通大学30余人举行了座谈会，交流他正在从事的科研工作。在座谈中，交通大学工业企业电气化教研室给钱学森写了一张便笺，告知教研室正在开设一门“自动调整理论”课程，但没有参考教材，他们提出，早听说钱学森在国外写了一本《工程控制论》，他们很想读些自己国家的科学家写的书，“希望慨赠我们学校图书馆一册，倘没有原文本，可否写成中文，交印出版，推动国内科学上的这一环节”。钱学森回国时确实打包带回了数本《工程控制论》，但不知当时是否捐赠给了母校，不过几年后，此书的中文版就正式出版了。
座谈会后的第二天，钱学森便启程北上，并于10月28日抵达北京。翌日，钱学森携妻子蒋英和子女到天安门参观。钱学森对北京并不陌生，他曾在此度过15年的青少年时光。但此时非彼时，旧貌早已换新颜。
钱学森回国后不久便受邀于1955年11月9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回国观感”演讲，为了做好这次演讲，他还专门写了4页的演讲稿。从留存的演讲稿可见，钱学森的字迹并不那么工整，且有多处修改和别字。那时他已有20余年未曾系统地使用中文写作，但演讲内容情真意切，表达了一名中国科学家建设新中国的强烈愿望。钱学森在演讲中以回国一个月的见闻为开篇，先后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钱学森于1955年10月25日回母校交通大学做学术报告，图为他与参会人员座谈
首先，钱学森以自身被“拘留”与“驱逐”的经历为例，揭露了美国如何用十分险恶的手段来阻止留学生回国以及惯用的套路，即通过故意拖延办理准许中国留学生回国的手续，以“不能及时出境，可以申请作为难民永久居住美国”为诱饵，从而达到阻止中国留学生归国的目的。所以，钱学森回国后就收到不少留学生家属询问学生滞留境况的来信。此外，当时来自中国的信件成为重点检查对象，经常石沉大海。钱学森在演讲时建议：“我想这只有一个办法——他们在祖国的友人、亲戚，应该多多写信给他们，介绍情况，也可以夹入人民日报的社论等，使他们渐渐了解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情。”
▲钱学森回国初期居住于中国科学院中关村宿舍。左图为钱学森搬进中关村宿舍时的留影，茶几上放的是《人民文学》杂志——文艺理论研究是钱学森晚年“重理旧业”回归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右图为他晚年研究文艺理论的手稿
其次，钱学森通过对比中美两国科技工作者的人生观，指出美国科技工作者在避免战争以及避免经济恐慌和失业之间的矛盾心态。他说：“我的同事中就很有几位无心于研究及教学——因为研究的结果被用在战争的武器上，教出来的学生也是去备战的工业中心工作，因此就灰了心，以少作正经事为原则。有的回家种花，有的回家天天修理和油漆房子，有的努力于公益和慈善事业，作为他们精神上的寄托！”事实上，钱学森留美之际正逢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催化作用，而那时的他早已敏锐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另一面。
最后，钱学森以在美国现实生活中的“生产衣服—卖衣服—买衣服”为例，指出因资本主义的利润目标而导致的物资浪费、阻碍生产技术进步等现象，同时通过对比社会主义“考究节约物资”“欢迎生产技术的改进”等，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与分配、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基于此，钱学森在总结时指出，“他有了内在的，不能避免的矛盾，他必然走向没落的道路”，并预言：“光明的将来是我们的！”
钱学森预言的立论依据与马克思主义理论颇为一致，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同时还蕴含着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探索研究的朦胧意识。而这正是钱学森晚年回归学术后的重要研究方向，这个朦胧意识恰似钱学森个人的思想历程上的一座灯塔，坚定地指引着他航行的方向，助其不断绘制一个又一个思想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