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大力构筑网络协商民主“同心圆”
赵雅文
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同志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要让互联网更好造福国家和人民”，干部上网了解民意“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这些观点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民生为先”的执政理念和服务宗旨，这种新标准和新尺度的主张与确立必然内含着新的网络舆论观。领导干部跟着民众上网、接纳不同意见和充分释放民意，不仅体现了一种主动作为的工作姿态，更体现了一种人民公仆所应具有的职责、勇气和担当。
一、民意由线下走向线上，干部要跟着民众上网，开辟“线上协商”新渠道
互联网作为技术平台打破了“线下协商”传统机制面对面官民交流的束缚与局限，“人人都有麦克风”时代让公众不仅具有了当然的知情权，也具有了充分的表达权。互联网是民意释放的最大集散地，它比线下的现实民意更普遍、更丰富、更真实，官民通过充分有效的网络互动逐渐形成并建立起“线上协商”的新渠道与新机制。
（一）线下民主协商的传统机制与范式。由于受到互联网普及程度和社会媒介化水平的制约，我国传统的协商民主机制以“基层协商”和“线下民主”为基本特点，民主建设多以面对面的方式在现实世界中展开，大众媒介在协商民主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在我国协商民主的传统机制中，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和天津宝坻的“村民议事”是最为典型的两种形式。民主恳谈是浙江温岭在改革开放时代条件下探索出的基层协商民主新模式，“开启了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路径，为各地基层协商民主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示范模式和现实经验”。在改革创新的时代机遇下，人民利益得到了不断的实现和拓展，而在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保障下，人民利益又得到了持续的维护与巩固。天津宝坻是全国较早开展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地区之一，多年来，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陆续推出了村级重大事务“六步决策法”等一系列制度措施。天津宝坻所开创的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在完善村级治理机制、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线下民主协商的积极作用与局限。上述两种基层协商民主的范式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操性，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和价值。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从最初的对话走向成熟后的参与，拓展了民主生长空间，是我国基层民主演进的样本，经过十多年的民主实践已“成为小镇居民的生活方式”，“被称为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民主载体’”。天津宝坻的村民议事，内容涉及土地流转、危房改造、树木砍伐、路渠修挖、鱼池发包、家园清洁等村里重大事务和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事项，当地干部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确定“村民的事村民自己定自己管”的民主协商思路，这样既规范了干部用权，又和谐了村民关系，被称为“最接地气的民主范式”。
如上所言，线下民主协商对我国民主建设的改革与推进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在物理空间、议事时长和自由程度等三个方面还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和欠缺。从物理空间看，由于场所有限而参与者较少；从议事时长看，由于时间较短而讨论不充分；从自由程度看，由于彼此面对而影响畅所欲言。这就需要我国的协商民主突破原有的线下渠道，借助并利用网络新媒体向线上转型，通过延展时空和虚拟表达让更多的公民没有顾虑、无所拘束地自由参与民主协商，这样就把协商民主的两端——公民与政府连接在一起并诞生出协商民主的新形式——“线上协商”，从而打破了传统渠道协商民主辐射人群小、沟通不充分、表达有顾虑的束缚与局限。这是对协商民主线下单一渠道的突破与延伸，也可以说是协商民主的一种拓荒之举，在此基础上，公民线上参与协商决策的民主新机制日益形成并得以迅速发展。
（三）线上民主协商渠道建设的新拓展。习近平在“4·19”重要讲话中提出的“民意来自网上”“干部要跟着民众上网”“干部要经常上网看看”“通过网络了解民意是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等论断是对刚刚兴起的“线上协商”最科学的阐释，体现了习近平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的“新网络舆论观”和“新民主建设观”。“线上协商”公众参与广泛、议题覆盖全面，有效扩大了民主实践范围，近几年我国政府出台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法定节假日调休安排”“放开二胎政策”和“延长退休年龄”等都是通过互联网平台广泛征得绝大多数公众意见并充分酝酿后实施的。2011年4月25日，中国人大网就《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公开咨询民意，85%的民众表达了“3000元起征点太低”的观点，同时腾讯发起的44万网友参与的调查中，77.94%的网友希望个税起征点在5000元以上，凤凰网做的51万网友参与的调查中，97.8%的人支持个税起征点上调。由此可见，互联网拓展了广大公众参政议政的渠道，民意民声汇成洪流，通过互联网得以表达，从而让政府决策更加理性和严谨，而这正是线下协商所无法比拟的。
诚然，线上民主协商也是有限的，前文所言的广泛性、多层次和自由性仅是相对于线下协商而言。首先，数字鸿沟可能会将低经济收入（硬鸿沟）和低信息素养（软鸿沟）、没有条件参与和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排除在网络协商之外，参与网络协商的群体会集中在“经济条件较好、文化程度较高、对网络民主有兴趣”的“高校学生、政府公务人员和企事业单位员工等”少部分人群，因此其覆盖的还不是全体民众。其次，网民的“协同过滤”造成“信息窄化”和同质化，“沉默的螺旋催生了网民的‘群体极化’现象”，于是，网民意见在从众心理和胁迫心理等驱使下逐渐向强弱两极分化，如此循环往复必然导致一方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声音越来越弱小，这样民主协商的对立性和竞争性观点易被压制和约束，“消解了协商民主的公共理性”，没有真正达到“声音多元”“百家争鸣”的协商初衷和愿望。最后，两个协商主体即政府和公众虽然同在一个网络技术平台上，前者是信息发布者和控制者，后者只是参考者和接受者，在这样地位不平等和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协商民主的实现可能还是有限、碎片化和浅层次的。
（四）线上民主协商的实践要求与形式。实现线上民主协商，通常需要满足“自由和平等的表达、公开和直接的参与、理性和包容的探讨等条件”，网络空间恰恰具备了上述三种特性，与协商民主实践要求形成了“耦合”。其实，现实空间中已有多种民主渠道接近这三种特征，如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从不同层面代表各个领域各族人民心声，体现了民主的多线多层表达；再如咨询会、公众听证会、协商会和市民评价会等，也具有行业和基层的广泛代表性。这种“代表制”民意已显现出多层级间的网络形态，类似网络空间中的“意见领袖”群体。但网络空间对此突破的是将“代表制”完全“个体化”，不需代表人人参与，虽然意见与声音可能会碎片化和肤浅化，但也可能更为真实和直接，避免了意见的偏向和弱势的沉默。在网络空间中，由于虚拟、开放、共享、便捷，因此公众少了“拍砖”和“报复”的顾虑，少了“绕弯”和“回避”的伪装，少了“耗时”和“路途”的劳顿，这样“去行政化”“去指令化”“去权威化”和“去层级化”后，民主协商的主体参与更直接了，意志表达更平等了，互动过程也更为便捷了。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应用的逐渐普及和官民互动的意愿增强，民主协商的主阵地逐渐从现实空间向网络空间转移，这样民主协商的场域扩大了——从空间有限到无限延展，状态改变了——从间断在场到持续在线，人数增多了——从数量有限到可无穷大，表达自由了——从有所顾虑到宽松自然，渠道丰富了——从单一对话到形式多样。从国内相关理论与实践探索来看，网络空间的民主协商有以下四种主要方式：一是公共政策议题的网络调查，通常这方面内容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因此出台前需要通过媒体发起民意调查，进行反复讨论充分酝酿，如“延迟退休年龄”“放开二孩生育”和“法定节假日调休”等方案就是这样实施的。二是官民互动对话的网络问政，2008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做客网络论坛，开启与网友在线交流先河，随之人民网便开辟“地方领导留言板”，将网络问政制度化和常态化，广东、安徽和湖北等省进行问政网络直播，各地区和各行业政务微博基本达到普及（截至2016年6月底共有15.9万个）。三是特定政治活动的网络报道，最典型是一年一度的“直通两会”，通常由人民网、新华网和中国网等国家主流媒体开辟专栏，如新华网2016年在互动板块中推出“听网声、聚民智——我向总理说句话”和“两会众言谈”栏目，“支持网友互动交流、建言献策。不仅提出问题，回应问题，还尝试实现政府官员、代表委员、专家学者和普通民众的互动交流、共商国是”。四是网络突发事件的舆论倒逼，现实生活中诸如矿难、爆炸、污染、疫情等一些涉及群众生命和公共安全的问题经常会引发网民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通常的流程是：公共决策方案欠妥—网民自发组织声讨—决策部门被迫回应—引起高层领导关注—顺从民意完善政策，如2007年“厦门PX项目事件”即属于此类。
二、干部要有耐心，善于接纳不同意见，网上网下形成协商同心圆
由于立场不同和认识差异，官民在现实协商和网络互动中经常处于分歧或对立状态，这其实正是哲学所说的矛盾斗争性一面，通过协商最终要走向矛盾统一性的另一面，因此公共政策的出台不是官方发号施令地“制造同意”，而是要在充分沟通和吸纳意见中“达到共识”。
（一）线上协商汇聚民众不同声音。习近平在“4·19”讲话中指出，“对网民要多一些包容和耐心”“及时吸纳建设性意见”“及时廓清模糊认识”“及时化解怨气怨言”“及时引导和纠正错误看法”“欢迎和吸取善意批评”“理性对待各方观点和想法”“少管制多治理”“少封杀少扣帽子多启发多引领”“网上网下要形成同心圆”。习近平这些思想观点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适应性，对协商民主来说极具方法论意义，体现了科学使用网络、优化网络舆论生态、科学引导网络舆论的新闻观。
回顾近些年我国出台的几个全国性政策或改革方案，没有一个是一帆风顺的，几乎从头至尾充满杂音，赞成与反对声音此起彼伏，但也没有一个是简单粗暴、自上而下地命令式强行推动的，都是要经过上上下下多层多轮的征询意见并反复吸纳各方意见修改而成的，“法定节假日调休方案”的出台就是如此。2013年10月全国假日办针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进行首次调查，紧接着11月27日又委托人民网、新华网、搜狐网、腾讯网、新浪网、凤凰网六家网站发布《关于法定节假日调休安排的调查问卷》，第二次通过网络征集民众对放假方式的意见，引起全国公众广泛关注并产生强烈热议，共264余万网友参与此次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支持率最高的是方案三，超半数（55.55%）网友支持保留国庆7天长假；其次是方案一（国庆休3天），支持率为28.09%；支持率最低的是方案二（国庆休5天），仅为16.36%。经不断沟通与互动，最终形成共识并汇集到国务院层面，使现行方案得以顺利实施，整个网络协商过程体现出了民主、高效、快捷、透明的特点。这充分表明，利用网络平台大行民意调查之风已成为带有浓重协商色彩的民主实践形式之一，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力量。
（二）从众生喧哗到民心趋同。“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这是习近平“4·19”讲话关于新闻舆论的一种创新观点，既是一种问题阐释，也是一种目标要求。从问题视角看，习近平指出了互联网建设存在的困境和缺陷；从目标视角看，习近平表达了互联网建设未来的理想和期待。“网络空间”是民主协商的新语境，其自由平等特点决定话语流向的开放性；“亿万民众”广泛参与决定意见表达的集群化和分散化，众生喧哗不可避免；而“共同的精神家园”实质上就是文化与价值认同，就是亿万民众在网络空间中的团结和谐。
从“物理空间”到“网络空间”，民主表达的主要场域和渠道发生了转换，从而使民主协商由“现实”走向“虚拟”，其匿名性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公众充分的意见表达。与此同时，由于“利益诉求”不同，各类群体必然站在自己立场上发声，于是必然产生赞成、中立、反对等各种杂音，有据理力争的，有静观沉默的，还有起哄闹事的。这种众生喧哗是网络空间不可避免的应有常态，民主协商也正需要这种众生喧哗，它有利于各类群体不同声音的充分表达，其质疑声和反对声会使改革方案更趋于严谨和科学。反之，如果表面看来意见一致但反对声音暗流涌动，可能会给方案实施留下隐患，其所造成的危害更为严重和不可收拾。线上民主协商实质上就是通过亿万民众的互动寻找利益共同点从而达成意见一致，其过程就是意见由多元到统一、由分散到趋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人民性”的最本质表达和充分体现。
（三）线上民主协商合理引导网络舆情。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转型时期，大量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频繁爆发，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进行合理解决。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又恰与媒介融合和传媒变局背景相叠加，舆论复杂多元，信息快速扩散，个性表达自由，任何事件经过网络的放大与发酵都会形成巨大的影响力，特别是涉及人民群众的重大利益问题，其舆论及演变更是无法控制，后果难以预料，如“哈尔滨天价鱼”“中国游客泰国铲虾”和“北京动物园老虎咬人”等反转事件，像一幕幕戏剧一样让人猝不及防、目瞪口呆，因此急需建立一个有序、平和、理性的线上协商环境，能够通过各抒己见来释放不同意见和不满情绪，消除争议，凝聚共识，避免发生“舆论雪崩”，最终合理引导网络舆情的走向。
由于网络舆情复杂难控，因此线上民主协商不能指望一蹴而就，政府及管理部门要在包容网民、化解怨气和吸取批评基础上尊重顺从民意。前些年，广州市规划局批准的番禺区垃圾综合处理厂和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的选址方案最终夭折，其争议和处理过程就是一个经典案例。消息传出后，反对声音就不曾停止，涉事楼盘的业主论坛首先成为线上协商的策源地，反对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的帖子被不断转载并置顶，加之公共媒体对此事的不断报道，“建厂之争”迅速成为华南地区网络论坛的热门话题。业主多次开展网络讨论，并详细列举了垃圾焚烧可能造成的污染，条分缕析地陈述了反对建造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理由，最后在充分考虑民情民意的基础上，广州市政府决定暂停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并在广州市范围内开展“垃圾问计”活动，向市民和专家征求科学处理垃圾的办法。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广州市政府不仅没有对网民的言论与意见进行压制与封锁，反而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充分保证了网民发表意见的自由，既坚守了“底线思维”，又进行了灵活处理，实现了有效的线上协商，引导网络舆情始终朝着合理合法方向发展变化，并最终使问题得以有效解决。
（四）线上民主协商需要理性与责任。由于民主协商制度的不完善和网络空间天然的独有特性，民主协商开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以下几种问题：首先是网络暴力，素质参差不齐和缺乏自律理性的网民或以从众、或以围观、或以挑事等心理参与其中，致使协商陷入无节制、非理性的起哄、谩骂和攻击；其次是“伪大多数”，网络表达包容数量庞大的协商主体，实现了“多数人的对话”，但这里的“多数人”通常是指意见领袖或强势群体，弱势群体或未有条件上网群体声音微弱或无法表达；最后是虚假共识，民主协商中公民和政府所处立场不同，即使公民诉求也相差较大，如网络调查“是否取消五一长假”，教师和学生拥护声音高，而农民工上网少，反对的声音微弱，因此，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认为，“网络讨论社区很难成为慎议的论坛”，原因在于网络讨论不是包容性的、匿名在线讨论导致不负责任、网上讨论欠缺收尾或决定。
网络参与主体的虚拟性和匿名性特点凸显了民主协商的平等性，但同时也容易造成公共道德责任的缺乏，如不负责任地发表言论、攻击和诬陷意见相左者，这就需要网民加强网络空间的自觉性，处理好自由发声与依法表达的关系。习近平在“4·19”讲话中指出，“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整天乱哄哄的，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这些论述点出了网络空间存在的问题和亟待改善的现象。民主协商根本目的是服务人民群众，需要一个和谐宽松愉悦的氛围和环境，“乱哄哄”“情绪化”和“不符合人民利益”怎么能协商呢？民主协商是着眼于公众利益具有公共性质的国家或集体层面的协商，是站在事件或政策本身高度、有益于问题改善和解决视角的公共意见表达，而非个人情绪发泄，因此非理性的“情绪民主”是不可取的。
三、允许人人发声，让民意得到充分表达，增强官民协商互动性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中国互联网网民规模达7.31亿，手机网民规模达6.95亿，中国互联网已进入普及化和全民化时代。它打破了传播媒体时代少数精英的话语表达限制，实现了真正的人人发声、全民互联的协商民主氛围，从而使民意得以充分表达并鲜活地流动起来，使官民互动得以增强并成为一种常态。
线上民主协商与线下民主协商相比，其突破在于参与群体的广泛、多层和互动。习近平在“4·19”讲话中强调的“民意在网上”“要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让互联网成为我们同群众交流沟通的新平台”充分体现了我党“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性质宗旨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民本思想”发端于商周交替之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也是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重要指导思想，在国家政治制度的发展及变更之中一直存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古代的民本思想经历了从“重天敬鬼”到“敬德保民”、再从“重民轻天”到“民贵君轻”这样一个历程，民众地位逐渐被统治者所认识和重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不仅是古训也是当下之警言。从民主协商视角看，线下现实空间到线上网络空间的突破正是民本思想借助互联网技术的纵深式实践，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民性”的具体体现。“人民性”自产生之日起其内涵恒定不变，但其外延伴随报刊媒体、广电媒体和网络媒体的演变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由初步生发的少数精英到逐步深化的多数群众再到全面彰显的广泛民众，只有网络媒体才最终让“人民性”得以名副其实。“群众路线”是我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线上民主协商的统一思想、和谐舆论和科学决策目的，恰恰契合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思想灵魂。这个思想灵魂有两个关键点：一是“群众”的主体和核心地位，“依靠”“为了”以及“从……来”和“到……去”明确提出了民主协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官民”的互动和沟通，强调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同频同步、目标一致。
（一）线上协商要让民意得到尊重。线上协商的民意充分表达，不仅要注意主体的广泛性，即“人人发声”；还要注意客体的广泛性，即“事事发声”，特别是关乎民生的重大公共政策出台一定不能忽略民意，否则将会形成民怨和敌对，危及社会稳定与和谐。前文提到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法定节假日调休安排”“放开二孩政策”和“延长退休年龄”等政策的出台实施已成为近几年线上协商的经典案例，受到公众的广泛称赞和好评，但在住房、教育和医疗三大民生问题上并没有给民意提供充分表达和释放的空间和机会，以至于成为多年来一直压在百姓和政府头上的“三座大山”。
买房贵、上学贵、看病贵“三大民生问题”令众多普通百姓家庭喘不过气，房价、学费和医疗费高得离谱，远远超出普通家庭承载的极限，因房成奴、因学陷困、因病致贫已成为社会一大顽症。多年来，房价上涨、学费增加、药费提高几乎没有征求群众的意见，完全被市场和人为所操控，被房地产和医药利益集团所驱使，有的精英竟然不顾百姓死活，明目张胆地放言“房地产就应该是有暴利的”“药品怎么能当馒头卖”，等等。其实，房价也好，学费也好，药费也好，上涨本也无可厚非，但政府及相关部门要事先通过网络与普通群众进行协商，协商过程中一定把房价、学费和药费透明地计算出来，比如生产成本、技术成本和净利润等，要让普通群众全面了解后充分表达意愿，并以绝大多数普通家庭收入为参照标准，使普通家庭“跳跳脚”通过努力能够买得起房、上得起学和看得起病。可喜的是，政府在控制药价和医保方面的改进措施很大，期望类似改革越多越好。
（二）线上协商要让民意流动起来。“延长退休年龄”是我国近几年一项关注度较高的政策调整，从草案抛出到形成社会共识就经过多年讨论，而具体方案推进过程更是一波三折。2013年11月，人民网联合专业第三方调研机构——清研咨询和优数咨询所做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68.6%的受访者反对延迟退休，59%的受访者认为废除退休双轨制的时机已经成熟，73.5%的受访者支持实行弹性退休制。其中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人士反对声最高，有78.8%的受访者认为，延迟退休不符合中国国情。在反对者的声音中包含了“对青年人就业的挤出”“能否干到65岁”“多缴纳5年，少领取5年”“增加企业成本”“想尽早拿养老金享受生活”“有命交社保，没命拿社保”等各种担心。反对之声异常强烈，但政府并没有对此产生反感，而是本着“真心听意见”的良好初衷与公众进行诚意互动，2015年“高级和处级以上女性自愿延迟5年退休”时机成熟并正式实施，2016年“两会”确定“小步慢走，渐进到位”的推进思路，“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呼之欲出。
网络自从诞生之日起就作为开放自由的象征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在网络协商民主模式中没有“庙堂”和“江湖”的区分，也没有精英和草根的差别，有的只是观点和思想的激烈碰撞与平等交流。在互联网的技术赋权下，人们可以摆脱现实生活中阶层的隔离、身份的约束和地位的差距，参与“线上协商”的各主体在此特定空间内获得了形式上的地位平等，在话语权上也实现了加权平均并能畅所欲言，从而使网络表达由无声静默变为各抒己见，实现了“说”与“听”的双向互动。正是这种双向互动“让民意流动起来”，也让政府即将出台的法律法规、改革方案或调整政策更为严谨和科学。此外，互联网的普及与应用水平的提高使公民能够全面及时地获得信息，以更加平等、主动的姿态与政府互动，进而推动政府立法与决策行为的公开化、透明化和科学化。
（三）线上协商要让互动成为常态。与线下协商的传统机制相比，线上协商的公众互动在渠道和时空上有了新的突破和延展。从协商参与主体的广泛性来看，线下民主恳谈只涉及一定地域内的利益主体，而线上民主协商覆盖的利益主体则更为广泛；从协商过程的即时性来看，线下民主恳谈传统机制下公众意见的呈现和民主程序的运行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完成，而线上民主协商新机制下意见收集与反馈的速度将会大大加快；从协商内容的具体指向性来看，线下民主恳谈多针对一定区域内的具体事务，线上民主协商则事关较大范围内人民群众的重大利益问题；从协商形式的信息化程度来看，线下民主恳谈是一种较低水平信息化的形式，而线上民主协商则是基于互联网平台信息化手段的综合运用。
习近平在“4·19”讲话中明确指出两个主体的互动渠道与方式。两个互动主体，一是人民群众，一是领导干部，而最终要落脚到人民群众这个终极主体上。习近平强调的“网信事业要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让互联网成为我们同群众交流沟通的新平台”“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要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民”等论述中的主体虽用词不同，但都指向一个关键词“人民群众”，这里明确指出线上协商网络公众不仅仅是个别的意见领袖，也不仅仅是所谓的网络大V，更不仅仅是身居高位的社会精英，更要包括那些社会底层以及不擅表达的“沉默的大多数”，即全体民众和各类群体。与此同时，习近平讲话中关于学会上网、潜水聊天、回应关切、耐心交流、吸纳意见、化解怨气和纠正错误等基于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视角的论述，进一步点明了线上协商的出发点和突破口。撇开网络，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都可能是静态或线下“弱联系”，只有互联网才真正把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嫁接在一个平台上互动起来，“网上网下形成同心圆”，最后实现共同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理论探索》（2017年第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