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剪纸研究的历史及其方法

中国剪纸研究的历史并不是很长，古代历史文献中有关剪纸的记载很少。古代丝绸之路沿途的剪纸考古实物的发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进入剪纸历史的大门，但这个研究才刚刚起步，有待于进入一个更完整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发现问题。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剪纸研究是近几十年才开始的。关于剪纸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做这些事情的是欧洲人和东亚的日本人。随后是早期民俗学界和美术界对剪纸的关注。真正的剪纸文化研究，是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了。

（一）中国民间剪纸的田野调查研究与出版

1924年日本人曾搜集中国北方的剪纸绣花样编印了《中国刺绣图案》（图23），1921年法国人曾搜集中国南方剪纸图样，编辑了《中国剪纸艺术》，但有关民间剪纸的研究主要是在国内。20世纪30年代，由于民俗学在中国的兴起，以及抗战时期延安革命文艺工作者对民间剪纸的关注和借鉴，产生了比较早的剪纸研究成果，如1946年，诗人艾青和木刻艺术家江丰在张家口编印了《民间剪纸》，1949年9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再版，改名为《西北剪纸集》，增补了延安时期的木刻新剪纸（图2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剪纸的出版物主要是一些剪纸图案的小画册，剪纸被作为一种工艺纹饰来介绍。同时期的新剪纸作为装饰类艺术在期刊、报纸上也有一定的普及和使用。有关剪纸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以来这30多年中，20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对黄河流域的陕西、山西、山东、河北等北方汉民族乡村剪纸的民俗及民间艺术的研究影响很大，如1981年出版的《延安剪纸》（江丰编，人民美术出版社）比较早地反映了陕北延安地区在民间剪纸方面比较系统深入的田野普查成果。同时第一次以艺术创作者的身份，推出了延安地区代表性的乡村妇女剪纸传承人。随后的1984年，文化部门根据陕西安塞县的民间剪纸普查成果也印制了图册《安塞剪纸》（陕西省延安地区安塞县文化文物局、安塞县文化馆编，陈山桥、殷超编辑）。这种由民间剪纸传承地文化部门自行印制的剪纸图册，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基层民间文化工作成果汇编交流的一种普遍方式，如陕西富县文化馆编印的《张林召剪纸选》，山西省静乐县文联、文化局、文化馆编印的《静乐民间剪纸》等。这些从乡村妇女手上调查收集上来的剪纸纹样，真实记录了乡村民俗生活的文化内涵，也记录了民间剪纸真实的生活状态。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靳之林的剪纸研究专著《抓髻娃娃》《生命之树》，这两部著作在作者十多年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开创性地建立了民间剪纸领域的研究方法，推出了集民俗、民艺、考古学贯通一体的学术研究成果，对民间美术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比较深远的文化影响。2002年靳之林这两部专著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时，又增添了《绵绵瓜瓞与中国本原哲学的诞生》。20世纪90年代，有关民间剪纸的调查研究进一步普及推广，出版了《中国民俗剪纸图集》（潘鲁生编著，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2年），《陕北民间剪纸释要》（宋如新编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同时也出现了对少数民族剪纸研究的学术成果。比较突出的有胡容、周卫主编的《东北民族民间美术总集·剪纸》（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其中有满族剪纸的研究成果；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文学艺术研究室编的《苗族民间剪纸》（钟涛搜集整理，贵州美术出版社，1987年），这本小画册在多年田野调查基础上，比较详细具体地介绍了与苗族刺绣相关的剪纸花样，该书2004年经扩充丰富后再版；台湾《汉声》杂志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搜集整理的大陆各地的民间艺术与文化作品，定期出版发行。

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剪纸研究，在田野资料及历史文献方面有了比较深入的发展，代表成果有《潮州民间美术全集·潮州剪纸》（杨坚平编著，汕头大学出版社，2000年）、《萨满剪纸考释》（王纪、王纯信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7年）、《中国民间剪纸史话》（王树村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中国民间美术全集·剪纸》（程征主编，江苏美术出版社，2002年）、《古树开花：民间剪纸艺术大师郭佩珍》（霍文多著，陕西旅游出版社，2008年）等。新世纪初，配合中国民间剪纸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出版的剪纸专著有：《中国民间剪纸天才传承者的生活和艺术》（乔晓光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关注母亲河：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剪纸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乔晓光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理念在中国的普及，也影响和推动了剪纸的文化研究与田野抢救工作的开展。比较大范围的民间剪纸调查，使对剪纸的文化发掘与地域性的艺术传统梳理更加系统化、规模化。这期间出版的有关剪纸的图书有《中国民间剪纸史》（王伯敏著，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6年）、《活态的纸文明：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剪纸传统》（乔晓光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世纪初以来开展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其中的《中国民间剪纸集成》（冯骥才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项目已出版5个卷本，包括蔚县卷、豫西卷、医巫闾山卷、和林格尔卷、陕北卷等；另有5卷本大型画册《陕西剪纸》出版，涉及陕西省各地区有代表性的剪纸传统，集陕西剪纸调查、研究之大成，也是陕西省各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剪纸田野调查成果代表性作品的集萃。

纵观以上国内外关于民间剪纸研究现状，其成果主要反映在以黄河流域为主的汉民族地区民间剪纸研究领域内。少数民族剪纸研究中关于苗族、满族的剪纸研究比较领先，其他少数民族剪纸很少涉及，虽然也有文章偶尔提及，但总体上讲，缺乏基础性的田野调查和深入的历史文化和民俗方面的研究。中国民间剪纸已有近1500年的历史，应当说中国民间剪纸是中华民族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中国古代纸文明形态的活态传承。中国民间剪纸作为具有普遍性和文化多样性的民族艺术传统，其中蕴含着丰厚的民族文化内涵，尤其是少数民族剪纸，更具有文化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2002年春节，在陕北延川县举办的中国民间剪纸申遗启动大会上，我们就意识到对少数民族剪纸的田野调查，还有许多尚未认识到的盲区和空白。

进入新世纪，全球化以及快速发展的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都使已经濒危的少数民族剪纸传统处于亟待抢救保护的境地。2003年我们拍摄申遗纪录片时深切地感受到民间剪纸在乡村的真实生存状态。在贵州黔东南苗族最集中的地区调查中，我们感受到少数民族剪纸处境濒危的严重程度，首先是缺乏基础的田野普查，二是民俗传承现状趋于濒危，三是传承断代。如何能在老一辈民间剪纸传人在世的时候，在民俗传承濒危但还没有消亡的时期，去抓紧抢救发掘少数民族剪纸艺术传统，从而梳理出少数民族剪纸习俗文化传统及艺术传统的基本形态，这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对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的教育传承都是十分有益的基础工作。新世纪的前20年也是抢救发掘整理少数民族剪纸艺术传统的最后机会，实际上，十多年前许多民族的剪纸传统已趋于衰落，许多20世纪初出生的老一辈民间剪纸传承人都已悄然离去了。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农耕文明转型期，也是一个多民族乡村古老文化记忆快速消失的时期，抢救式地记录中国剪纸这样一笔文化多样性的世界遗产，也是时代的使命和责任。

（二）中国少数民族剪纸调查综述

关于少数民族艺术研究，毛艳在其《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史（1900-1949）》一书中，进行了系统整体的梳理。肇始于20世纪初的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重要时期，也是文化界思想发生巨大转折的时期。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现代文化与现代知识各类学科开放发展的活跃时期，许多西方的现代文化理念、学术思潮和经典著作，相继传入中国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少数民族艺术被关注研究的开端即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开始的。

少数民族艺术的日常生活形态首先进入了人类学、社会学以及民族艺术学的视野，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注重田野调查的方法，也有学者同时强调重视传统历史文献的方法。民族学、人类学家岑家梧即注重少数民族艺术的发生学研究、注重少数民族艺术图腾文化价值的发现、注重少数民族艺术社会学意义的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少数民族艺术研究提出了许多学术基本问题，也开展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过于强调“原始性”与“蛮荒性”，缺少对少数民族文化源自其内部文化价值的认同与深入研究；少数民族艺术门类研究不平衡，有些研究失于单一，艺术样式调查记录也过于单一，缺少文字、图片、录音、录像等手段的保存。其中涉及少数民族剪纸艺术的研究是空白。

今天，又是一个新世纪初的文明转型期，不同于上世纪初叶的是，现在面临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现代化与传统的文化冲突与时代变化的问题。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文明转型期，全球化及现代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正在使古老农耕文明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面临流变、衰退、濒危处境。今天我们开展的中国少数民族剪纸艺术的田野调查与研究，首先是抢救式地发掘记录这些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善中国剪纸文化多样性的完整文化形态。所以，并不仅仅是完成一个社科基金艺术学的国家重点项目，而是要摸清中国少数民族剪纸艺术活态传承的家底，并以具体深入的方法与方式，完整记录少数民族剪纸艺术这笔丰富多彩的民族艺术遗产，这也是新世纪初叶田野调查的最后机会。

十多年的中国少数民族剪纸艺术传统调查，让我们摸清了少数民族剪纸文化分布的整体形态，也通过把剪纸还原村社活态文化研究的方法，发掘梳理出了不同民族社区剪纸艺术传统及相关文化的田野文本。根据我们田野调查的信息，在中国境内有30多个少数民族具有剪纸习俗传统，包括哈尼族、德昂族、拉祜族、傈僳族、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白族、彝族、纳西族、傣族、毛南族、瑶族、壮族、黎族、满族、蒙古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鄂温克族、维吾尔族、锡伯族、柯尔克孜、哈萨克族、回族、土族、土家族、羌族、藏族、裕固族、达斡尔族等。

30多个少数民族剪纸传统的发现，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文化多样、艺术多彩的中国剪纸的完整形态，补充了以往汉民族剪纸一统天下的单一文化形态。分布在边疆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历史移动文明的遗存。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许多民族都有自己不断迁徙的历史，我们从这些民族的村社文化和剪纸传统中，看到了这些民族久远的历史身影。那些“直过”民族（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更是保留了原始文化遗存的艺术思维意识以及相匹配的文化符号。区域性多民族的生存共处，也为文化的交流、传播与融合带来可能，四川阿坝地区理县嘉绒藏族与羌族的剪纸就是受到汉民族文化影响的艺术传统。南方一些少数民族的剪纸文化内涵中，关联着古老的祖先崇拜和族群历史的传说和记忆，历史活在当下的民间，而每年不断循环重复举行的祭祀仪式，即是历史的重温与复活。

少数民族剪纸传承人群的文化身份是复杂的，村寨的剪纸传承人群包括日常生活的女性传人、日常生活的男性传人、村社巫师身份的男性传人、寺庙宗教身份的男性传人等。一部村社的剪纸艺术史也是村庄活态文化的图像志与口传史，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支撑剪纸纹样与功能内涵的是村社中的口头传统文化，口传文化与纹饰图形的互补共生，是民族艺术生成的最基本的要素，这也是学术研究中常常因学科之隔被忽略的问题。民族艺术存在于一个活态文化的整体生态系统中，时空一体，口传与图像一体，不同门类艺术也常常在祭祀与仪式中互为一体，因此，从少数民族本原文化之根去认识其艺术的特征，这是我们在方法论上的收获之一。剪纸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艺术事物，剪纸是存在于具体民族具体村庄里活态文化中的事实。

北方地区的狩猎（渔猎）与游牧民族，他们的剪纸艺术呈现出独有的剪影艺术形式。他们的口头语言中没有剪纸的名词，表达剪纸的口语都是用动词描述行为。更为独特的是这些民族使用的剪纸材料是非纸材的，他们常使用树叶、树皮、厚的布帛等不易折叠剪制的材料，他们的剪纸只铰大形，从不折剪。森林、草原狩猎游牧的生存方式，深刻影响了这些民族的艺术思维方式和叙事手法，他们善于表现动物，注重动物剪影式造型的生动表现，艺术手法简约。动物身上无花草装饰，这和以麦作、稻作农业种植劳动为主的民族不一样，农业种植民族注重花草纹样，同时也大量使用花草纹样装饰剪纸细节。不同的生存生态环境、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同的文化信仰内涵，这些因素都深刻影响了艺术作品的生成和叙事方式。东北地区以驯鹿为生的鄂温克族，他们对鹿的生命崇拜和与鹿的朝夕相伴，塑造了其独有的“以鹿为美”的审美价值观，他们“刻木纪事”式的柳木玩具，用类比的艺术思维生动象征地表达了鹿的身体符号，鹿的形象与身体成为鄂温克人最本能的一种视觉体验。

少数民族剪纸艺术传统田野调查的过程，也是我们认知民族艺术传统，开拓民间美术研究方法与成熟学科、学术建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事实发现和活态文化具体完整的调查梳理，为我们带来了丰厚的收获。在不同民族村寨这一座座活的民族文化“图书库”中，我们打开一部部以人为本的活的“图书”，读到了少数民族剪纸艺术的文化长卷。

（三）中国民间剪纸的田野发现与社会实践

梳理近百年中国剪纸的历史命运，我们会发现正是在大的历史变革时期，传统剪纸悄然登上了历史舞台。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剪纸作为一种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融入了革命的文艺创作，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剪纸的缘分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1．到人民中去：解放区的剪纸采风与延安木刻创作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到民间去，向人民群众和优秀的民间文化艺术学习的文艺方针。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普及工作成为解放区文艺的重点；深入农村，深入到基层生活中去，成为党对文艺知识分子的要求。“文化下乡”“画家下乡”的潮流带动了解放区美术家对民间美术研究的深入。1943年2月，诗人艾青和木刻家古元曾去三边（安边、定边、靖边）分区考察陕北民间窗花。在盐池县、定边县、靖边县等地，几乎家家都有窗花，艾青和古元挨家挨户地进门观看，他们拿出纸来和农民们交换窗花。1943年12月，鲁艺组成工作团赴绥德分区下乡，华君武、计桂森等人在深入农村的过程中曾收集160余幅民间剪纸。

古元、罗工柳、夏风、力群等人还曾吸收民间剪纸的艺术形式，创作出一批新颖的表现边区现实生活的木刻剪纸。古元借鉴民间剪纸与民间木版年画的艺术形式，大胆尝试，改变了学院派以往的光影表现手法，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民间形式语言，创造了艺术“民族化”的典范。1946年江丰和艾青在搜集整理民间剪纸的基础上出版了《民间剪纸》画册，江丰在延安鲁艺转移到华北联合大学时，提出了要“开设民间美术课，先开办窗花剪纸课，然后再建起连环画和年画课”。

2．民族文化的复兴：延安地区的剪纸普查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沉寂的民间文化开始复苏，昔日约定俗成的民间文化又开始活跃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民间美术正是伴随着社会化民间文化的复苏开始兴盛起来的。80年代初期，一方面改革开放的国策激励着民族振兴发展的热情，十年浩劫的结束，人民的生活开始呈现出对以往传统文化自发的热情。改革开放初期乡村民间文化传统的复苏，为民间美术的复兴提供了最直接的现实生活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是当时大的时代背景，国家文化理念中对民族文化的关注，以及主流精英文化思潮中对文化寻根的热情。

80年代是国家文化体制内民间美术调查、收集、整理工作，以及与民间美术相关的社会活动和展览非常活跃的时期（图25）。当时，为了让广大农村劳动妇女剪纸群体重新拿起剪刀，由剪纸、刺绣带动、传承、发展中国民族民间文化，延安地区文化馆和延安地区所属安塞、洛川、延川、富县、黄陵、延长、吴旗和延安市区等13个县区的文化馆与文化站，率先发动了以民间剪纸为主体的民间美术普查，之后在普查的基础上邀请农村劳动妇女剪纸能手办剪纸创作班。以普查做得最彻底的安塞县为例，组织两人一组的4组普查队，对全县各乡镇、村户的劳动妇女进行一户不漏的拉网式民间剪纸大普查。安塞全县当时总人口约5万人，妇女人口约2.5万人，其中约2万妇女会剪纸，剪纸能手约1000人，称得上艺术家的约200人，当时取名叫“种子选手”。其中可称为剪纸艺术大师者40人，除白凤莲、李秀芳在40岁以下之外，其他38位都是在当地农村有影响的老年剪纸能手。

邀请这些老年剪纸能手到县里参加文化馆举办的“剪纸创作班”是一件比较艰难的工作，因为“文革”中有些人受过批判，不敢再拿起剪刀铰传统剪纸。当时为了说服这些老人重新拿起剪刀，我们做了许多细致耐心的工作。有些老年剪纸能手住在偏僻的大山深沟里，很多人没有进过县城，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是用手推架子拉她们进的城。

延安地区的大普查不仅确立了民间美术作为民族艺术文化主体的身份价值，同时发掘出不同村庄中代表性的天才传承人，发现了传统民间剪纸中大量有民俗价值的文化记忆，并且激活了剪纸传承人的创造热情，创作出大量有深层民间文化内涵的剪纸作品。当年在延安地区领导普查工作的靳之林后来撰写的《抓髻娃娃》《生命之树》《绵绵瓜瓞》三部著作，即是这一时期民间美术普查和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这三部著作代表了这个时代研究民间美术的方法论和开拓性的文化视野。1980年4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大型剪纸展“延安地区民间剪纸展览”，展览首次以民间剪纸艺术家署名的方式，推出了具有民俗内涵的传统型剪纸以及现实生活题材的新剪纸。展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于1981年赴法国巡回展出，这预示着中国民间剪纸已开始进入主流文化舞台，开始扬名海外。

3．乡村社区的文化传承：延川剪纸大普查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经济建设空前规模的高速发展。中国农村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农村人口的大规模流入城市，从根本上动摇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生产方式和农耕文化的社会基础。对外开放带来的西方文化冲击和农村文化的快速城市化，迅速改变着中国农耕民俗文化这个作为原生态的社会生态环境。如果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劳动妇女剪纸群体第一次被迫放下剪刀，是由于“文革”那个特殊时代造成的，那么这次则是因乡村社区对中国农耕文化和经济基础的动摇，一个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变革时代正在开始。

2004年延川县剪纸大普查，与1978年安塞剪纸的普查是在完全不同时代背景下开始的，目的都是让农村劳动妇女重新拿起剪刀，延续、传承、发展原生态的传统民族民间文化，不让民族文化发生断裂。延川的普查首先由小程民间艺术村所在地的土岗乡开始试点取得经验，然后抽调全县40人的普查骨干队伍，分六组分批进入城区与各乡镇村户。普查的宗旨是：“县不漏乡，乡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人。”建立集作者剪纸作品、生活照和生活艺术简历于一体的个人档案。普查的结果显示，延川县城乡14万余人口，约一半的妇女中，有1.5万人可以拿起剪刀剪纸。这次普查是由延川县政府和长征艺术基金会支持完成的，普查成果的剪纸作品和剪纸作者个人档案应邀在2004年上海国际艺术双年展中隆重推出。

通过延川剪纸普查作为一个试点个案，取得经验，摸索在市场经济新的生态环境下，如何传承发展几千年来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避免民族文化断裂。靳之林认为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应该是一项全方位社会工程，由全社会来共同创造民族民间群体文化在新的社会环境条件下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在剪纸的抢救和保护工作中，通过普查才能摸清家底，进而制定传承保护方案。保护更要着眼于人，着眼于民族民间文化创造者个人和创造者群体，而不能见物不见人。

4．中国剪纸申遗：村社活态文化的调查与研究

1999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项目评选活动被正式纳入已启动的“世界遗产”项目中，这意味着世界不同民族地区濒危的活态民族文化传统，将被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给予保护和传承。而且在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明确了“抢救”工作在其中的重要地位。

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剪纸传承人的普查抢救工作迫在眉睫，2003年12月，中央美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完成了中国民间剪纸申遗的基础工作（图26），文件中包括中、英文申遗文本，申遗录像文件《正在消失的母亲河——作为非物质文化的民间剪纸》，22位不同民族社区民间剪纸天才传承者生活及代表作品的普查、收集、整理工作，贵州苗族社区的民间剪纸传承保护项目的启动工作，在陕北延川进行了民间剪纸原生态传承保护模式试点，在教育领域召开了“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推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宣言》，2003年元月联合北京高校创立中国首个遗产日“青年文化遗产日”。

在剪纸申遗的过程中，中央美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提出了“活态文化”的概念和村社文化的研究方法，主张以对民间剪纸生存的具体地域、具体文化类型的事实调查，发掘蕴含在具体区域生活中民众普遍认同的文化内涵，发现推动地方“活态文化”传统的“情感内驱力”，发现有地域针对性和文化效应的生存价值观与村社文化传统。2005年至2011年，中央美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带领研究生以河北省邢台市平乡县后张范村“立夏祭冰神”为个案，开始了以“活态文化”为理论研究基础的村社文化考察与研究。这一地区是东汉太平道的发源地，也是民间宗教信仰活动丰富活跃的地区。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该地区和二十四节气相关的节日祭祀活动“立夏祭冰神”（图27），它以剪纸作为祭祀文化空间实现的重要手段，剪纸制作群体的乡村妇女构成了自然、农业、节日、信仰、艺术以及村社组织与村民参与等多因素共生互存的“活态文化”形态。从中不仅可以观察、发现民间艺术在乡村生活中的文化存在，也可以从中感悟到村社文化在当下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

“立夏祭冰神”的个案调查研究，使我们看到了民俗信仰、民间艺术、村社生活和社会背后潜在的关联性，村社文化及其“立夏祭冰神”信仰活动，与自然灾害通过“天人感应”的方式相对应，而民间剪纸和剪纸的制作群体在村社信仰仪式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与二十四节气相关的“立夏祭冰神”体现了地方文化信仰与文化方式的独特性，也体现了涉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双向因素的活态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