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的解剖学：基础科学还是欺辱仪式？

当医疗从业者回顾上文描述过的种种历史，他们通常只会觉得这是一系列合乎逻辑的渐进步骤，并最终实现了人们对尸体开明且宽容的态度，毕竟尸体是医学智慧与实践的根本要素。对他们来说，尸体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由结构性的“客观事实”组成的集合体，并且作为一种中立的存在，理所应当为所有人所用。然而，最近有文化历史学家表明，这段历史故事并非如此简单。他们提出了一种叫作“人体历史”的新趋势，并质疑了人类形态是一个等待被发现和探索的不变存在的观点。这些文化历史学家展示了人体的“构建”是如何被不同时间和地点的社会及文化压力所影响的（见第四章）。这些历史学家们感兴趣的不是追踪一个关于“人体构造”的故事，而是人体如何被“构造”出来。

比如，隆达·史宾格指出，18世纪解剖学家给出的女性盆骨形态，其自然比例过大，在某种意义上强调了女性在生育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样地，托马斯·拉克尔研究了女性所承担的政治及文化态度是如何借由雌性结构特征展现出来的。桑德尔·吉尔曼和约翰·埃夫隆则表明了反犹太主义是如何促成了“正常又反常”的犹太解剖学。所谓正常的概念是受文化影响的。比如，超重在一种文化中可能是健康的表现，在另一种文化中则可能是疾病的征兆。另外一些诸如身高、颅骨容量和脑的大小等尺寸及比例的完美参数，也受到种族、文化和性别优势的影响。大卫·阿姆斯特朗已经表明，影响构造的因素也包括解剖学本身。因为时至今日，解剖学在医学思想中已经如此普遍，以至于像疾病这样的许多无形的问题，都已被具象化成实质存在了（见第四章）。这些想法常常引发解剖学家的反对，因为他们认为文化历史学家们太钻牛角尖了。

如果解剖学的历史不再像过去那样一目了然，那么它的未来也同样值得怀疑。解剖学究竟要去往何方？它还是学术机构的中流砥柱吗？还是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是否正在见证新一轮机能对结构的相对重要性的崛起？

越来越多的迹象暗示着解剖学这一调查型学科可能又将进入衰退期。

尽管蒙迪诺和维萨里的遗赠来之不易，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医学生们依然很少自己动手解剖。示范员或解剖演示员会提前将标本处理好。有些示范者是外科住院医师，因为他们在入职后的培训中遗忘了解剖学操作，而将示范者的工作当作是一种复习课程。为什么他们接受了培训反而将解剖学操作荒疏了呢？因为细节的解剖学知识并没有在普通的医学实践中得到巩固。正是由于认识到这一事实，汉密尔顿市的麦克马斯特大学和卡尔加里市的创新学校（创建于20世纪60年代末）从不通过正式的解剖来教授解剖学。

解剖学在许多卫生科学院系中仍然保有一个独立的部门；然而，它很难自称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学科。形态学上发现了比细胞更小的组成部分—分子，这常常使解剖学和生理学变得难以区分。解剖学教授的著作很少涉及对总体结构或者微观结构的阐述。他们最多研究胚胎、细胞和基因的超微结构及其生长和机能。通常他们的研究与解剖学几乎没有任何联系。部门的名字也被改成了“细胞生物学”，而那些看似老式的博物馆则被称为“学习中心”。电子模型被刻录成光盘或传到互联网上，并开始逐渐取代尸体。1986年由国家医学图书馆发起的“看得见的人类”项目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这些观察并不意味着人体结构的研究与医学实践无关，也不意味着它不值得在早期医学培训中独占一席。相反，疾病是在人体内被感知进而被诊断的。但我们可以提出疑问：如果解剖学不再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它为何仍然以一种学术机构的形式存在？这个一度被回避的学科现在已成为一种权威。即使花在解剖学研究上的时间在减少，但长期以来备受争议的解剖特权不会被轻易放弃。一些教师哀叹它的逐渐没落，并指出处理尸体的感官和专业优势：我们的老师解剖，我们解剖，我们的学生也必须解剖。

此外，与过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今社会“期望”未来的医生切割尸体，即使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虽然对解剖的宽容依然继续着，但当惊叹不已的亲戚和朋友们向医科学生询问那些血淋淋的细节时，还是流露出了些许厌恶：“噫！那是什么样儿的？”冈瑟·冯·哈根斯在“人体世界”（Body World）展览中展示的塑化尸体，融合了魔幻与恐怖元素。他反对精英主义，主张从健康和疾病两方面揭开尸体神秘的面纱，并通过美学进行教育。他盛大的公开展览的传统，可追溯到维萨里时期。然而，有时他的展览被称为“寓教于乐”，并持续地引发伦理评论：这些姿势会不会有点失礼？不是科学家的人应该盯着剥皮的尸体看吗？

解剖学使医生与众不同。它从才智和社会两方面标志着现代医学的界限。除了许多其他固有价值，解剖学的研究也是一个象征性的入门仪式，医学生们通过这项传统专业，渐渐适应了这项职业。

拓展阅读建议    参考书目网站：http：//histmed.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