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我是卖设备的，就要找到买设备的人
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中，资本运作让一些中国企业家近乎疯痴。与之相反，任正非对资本运作却理性得多。
多年前，时任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亚洲区主席的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看到华为不俗的业绩，于是对华为垂涎三尺。经过多方疏通，斯蒂芬·罗奇最终率领一支庞大的投资团队考察华为总部。
一向被中国企业家视为“财神爷”的斯蒂芬·罗奇一行却有点失落，因为创始人任正非并没有见他们，仅仅委派负责研发的常务副总裁费敏接待。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斯蒂芬·罗奇有些失望地说道：“他（任正非）拒绝的可是一个拥有3万亿美元资产的团队。”
其后，任正非回应斯蒂芬·罗奇的不满说道：“他（罗奇）又不是客户，我为什么要见他？如果是客户的话，再小的客户我都会见。他带来机构投资者跟我有什么关系呀？我是卖设备的，就要找到买设备的人……”
“有人问我：‘你们的商道是什么？’我说：‘我们没有商道，就是为客户服务。’”
华为能够取得如今的战功，不全是因为技术，也不是因为资本运作，而是以客户为中心。据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华为顾问杨杜回忆说：“这就是华为以客户为中心的价值观——在客户和投资者两者中，任正非把时间给了客户。当年起草《华为公司基本法》时，第一稿曾经提出一条：为客户服务是华为存在的理由，任正非拿起笔就改为：为客户服务是华为存在的唯一理由。”(1)
2015年，在以“坚持为世界创造价值，为价值而创新”的内部讲话中，任正非说道：“有人问我：‘你们的商道是什么？’我说：‘我们没有商道，就是为客户服务。’这些年，我们的教训也很深刻，不是所有运营商都能活下来，有些运营商拖着我们的钱不还，与其这样，还不如把钱拿出来给大家涨点工资。”
2001年7月，作为华为内部刊物的《华为人》，即将刊发由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华为顾问黄卫伟撰写的一篇《为客户服务是华为存在的理由》的文章。当相关负责人把稿件送给任正非做最后的终审时，任正非毅然地将该文的标题增加了“唯一”两个字，改成“为客户服务是华为存在的唯一理由”。
但是作为学者的黄卫伟教授不赞成任正非的修改，而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就这样，《为客户服务是华为公司存在的理由——在与新员工交流会上的讲话》的文章发表在《华为人》第119期（2001年7月30日）上，见图4-1。
图4-1 《华为人》（2001年7月30日）
黄卫伟教授在文中直言，但凡新员工就职于华为，就需要服从华为存在的理由。黄卫伟教授撰文写道：“什么是华为公司存在的理由呢？很简单，就是为客户服务。”
此外，黄卫伟教授在该文中还分析了西方企业为谁存在的三种代表性的价值观。黄卫伟教授写道：
一种观点认为企业存在的理由是股东利益最大化，这是美国企业的价值观，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和代理理论就是建立在这种假设上的，但我们认为这种价值观不适合华为公司。美国的股票市场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因此，提出企业是为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价值观有其客观性。但大量实践表明，企业如果天天盯着股价的波动，按证券分析家们的观点来决定企业做什么、不做什么，非陷入困境不可。股票市场带有很大的投机性，而企业追求的是长期绩效和可持续发展。股东看到企业短期业绩不好，就把股票抛出去跑掉了，但企业跑不掉，企业还要生存下去。
另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企业存在的理由是实现员工价值最大化，这是日本企业的观点，他们称之为“从业员主权”。我们认为这种价值观也不适合华为公司。日本企业以员工为中心，实行“终身雇佣制”，在工资和人事制度上实行“年功序列制”。虽然日本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辉煌过一段时间，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陷入了长期的萧条。事实证明，企业以员工为中心，是不能长久生存下去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造成企业内部缺乏正常的竞争和淘汰机制，优秀人才不能脱颖而出，落后了的员工仍然占据着重要的管理岗位，新鲜血液不能及时补充，企业不能新陈代谢，这是日本企业竞争力下降的内在原因。日本企业界的有识之士已经在尝试改变这种状况，华为公司要吸取日本企业的教训。企业不能以员工为中心，还因为企业生存的价值是从外部获得的，而不是内部自然生长的。而要从外部获得价值，就要为外部做出贡献，也就是为客户创造价值和提供满意的服务，这样企业才能存在，才有希望长久生存下去。
还有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企业存在的理由是实现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的整体利益适度与均衡。所谓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员工、客户、供应商、合作者，还有政府和社区，等等。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在于从整个价值链的角度看待企业，主张利益相关者相互利益之间的适度、均衡与合理化。但问题是，在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中，谁处在最优先的位置？我们认为是客户，客户是价值的源泉，离开了客户，企业没有了利润，企业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张华为公司存在的理由是为客户服务的原因。(2)
在当时为什么要去掉“唯一”两个字呢？多年后，黄卫伟教授撰文解释了其详细的原因。黄卫伟写道：“为什么把‘唯一’两个字拿掉了，是因为未敢突破西方的企业理论。”
黄卫伟教授介绍称：“西方的企业理论对于企业是为谁的，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企业是为股东（shareholder）的，也即是为投资者的，企业归投资者所有，投资者拥有剩余索取权，企业不能给投资者带来高回报，投资者就会撤资，将资金转投回报高的企业。这在英美等资本市场发达的国家，以及董事会聘用经理人的委托-代理机制下表现得非常明显。另一种观点认为企业是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相关者中包括顾客、股东、员工、社区等利益群体。第一种观点是主流观点，西方的企业理论和微观经济学理论就是建立在这个基本假设之上的。”
在黄卫伟教授看来，作为学者，自己提出的每一个理论观点都很谨慎，“最忌讳的就是前后矛盾，自己否定自己”。
黄卫伟教授坦言：“我理解任总的这一思想，首先是站在客户角度而不是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华为存在的价值的。客户选择华为的产品和服务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华为的产品和服务更好，更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客户才不管华为的投资者是谁、员工是谁呢。其次，如果客户不购买华为的产品和服务，哪会有股东和员工的利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再次，华为是一家员工持股的公司，员工和企业家都是股东，我们总不能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客户之上。最后，任总的这一思想还涉及做生意的大道，什么是生意的大道呢？就是通过利他来利己，越是能够利他，就越是能够利己。利己谁都明白，但通过利他达到利己的目的，就不是谁都能真正认识到和自觉做到的了。”(3)
与黄卫伟教授不同的是，任正非从制定《华为公司基本法》开始，就一直强调“为客户服务是华为存在的‘唯一’理由”，任正非坚持这个观点的原因是基于自己在华为的实践。黄卫伟解释说：“剩余索取权的逻辑很清楚，投资者在企业价值分配中是排在最后的，为了获得剩余价值，就必须控制好排在前面的收入和支付给各个利益主体的成本，所以投资者一定要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是促进企业提高效率的原因和动力，但这也是客户抛弃企业的原因，事物都有两面性。而按照任总上述观点的逻辑来看，客户持续购买华为的产品和服务，才是推动华为长期有效增长的压力、动力和原因。华为没有上市，实行员工持股，出钱购买公司股票，想转让都不行，只有让客户首选华为，让公司效率更高，才能使大家持续获益。为此，公司只追求合理的利润，将更多的利益与客户、员工分享，加大对未来的投入，持续推进管理变革。华为是从自身的长期利益出发理性地控制人性对利润的贪欲，而不是利用人性对利润的贪欲去经营企业。”(4)
事实证明，正是客户的支持和认可，才是华为走向持续成功的一个关键点。这就是任正非为什么没有会见和接待斯蒂芬·罗奇的真正原因。
“我们要为客户利益最大化奋斗，质量好、服务好、价格最低，那么客户利益就最大化了，客户利益大了。他将来有更多的资金就会再买我们的设备，我们也就活下来了。”
在企业经营中，不管经营者如何选择，都必须重视客户、员工、股东，以及社会四个利益群体。也就是说，一旦客户、员工、股东，以及社会四个利益群体出现冲突时，经营者必须按照企业价值观对这些群体进行排序。
企业到底选择何种排序，杨杜教授有着自己的看法。杨杜教授说道：“我们不认为何种价值观的排序一定正确，但企业进行文化建设时应该预先界定发生冲突时的排序，谁第一、谁第二、谁第三、谁第四。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应该是一个懂得平衡并善于平衡的人，但在价值观排序上不能模棱两可。客户为中心是价值观念，更是行动！只有在有利益冲突的时候，才能看出你的核心价值观取向。”(5)
在“美联航事件”中，美联航就把“员工利益”摆在首位。美国公司的管理层通常把股东利益放到首位，让股东利益最大化。华为却与之相反。
在“技术支援部2002年一季度例会上的讲话”上，任正非说道：“唯有一条道路能让公司生存下来，就是客户的价值最大化。有的公司是为股东服务的，股东利益最大化，这其实是错的，看看美国，很多公司的破产说明这一口号未必就是对的；还有人提出员工利益最大化，但现在不少日本公司已经有好多年没有涨工资了。因此我们要为客户利益最大化奋斗，质量好、服务好、价格最低，那么客户利益就最大化了。客户利益大了，他将来有更多的资金就会再买我们的设备，我们也就活下来了。我们的组织结构、流程制度、服务方式、工作技巧一定要围绕这个主要的目的，好好地进行转变来适应时代的发展。”
在华为，把“以客户为中心”放在首位的战略绝对不是一句空话。华为就是要培育客户至上的企业文化和核心价值观，而不是有些企业家崇尚的资本运作和技术主导的企业文化，因此，任正非拒绝了罗奇。
任正非客观、理性地洞察了资本市场的属性。即使是资本市场最为发达的美国，其上市公司的比例仅占公司总数的0.08%。对此，有的研究发现，企业总数的减少，是其中的关键原因，因为这从源头上抑制了上市企业的数量。然而，这样的理论似乎站不住脚。根据公开的数据显示，美国企业数量一直都在保持增长。1977年，美国企业总数达到3417883个，上市企业占0.14%；1996年，美国企业总数达到4693080个，上市企业占0.18%，达到高峰期；2012年，美国企业总数依旧保持增长，达到5030962个，然而上市企业的比例有所下降，占0.08%。(6)
著名经济学博客“边缘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的研究数据证实，从1997年到2013年间，美国上市公司数量不仅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近一半（从1997年的6797家下降到2013年的3485家）。
得出类似结论的还有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BER）。在《为什么美国上市公司如此之少？》（Why Does the U.S.Have So Few Listed Firms？）报告中，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介绍，1996年，美国上市公司的数量达到峰值的8025家，其后就开始进入下滑期；截至2012年，美国上市公司的数量仅有4102家，数量下降了将近一半，即便是与1975年的数据相比，上市公司数也下降了14%。
经过对相关资料的梳理发现，越来越多的美国小企业之所以不愿意选择上市，原因有如下三个：
1．上市成本高
《萨班斯法案》加剧了小企业的上市负担。《萨班斯法案》，又被称为《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其全称为《2002年公众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案》。该法案是由时任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保罗·萨班斯（Paul Sarbanes）和时任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奥克斯利（Mike Oxley）共同提出的，因此又被称作《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
制定《萨班斯法案》的起因是安然公司的财务造假丑闻事件。该事件发生后，《萨班斯法案》对美国《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做了大幅修订，尤其在公司治理、会计职业监管、证券市场监管等方面添加了诸多新规定，强化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及报告制度。
根据《萨班斯法案》，上市公司必须在年报中提供内部控制报告和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和注册会计师都需要对企业的内部控制系统做出评价，注册会计师还必须对公司管理层评估过程以及内控系统结论进行相应的检查并出具正式意见。(7)
该法案的出台，极大地增加了公司的运营成本，对小企业来说，影响较为深远，甚至是致命的。对此，美国莱斯大学古斯塔沃·格鲁隆（Gustavo Grullon）、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耶莱纳·拉金（Yelena Larkin）和瑞士日内瓦大学经济学教授罗尼·迈凯利（Roni Michaely）发表研究论文印证了这个观点。他们一致认为，美国企业总数量下降幅度远低于上市公司，部分的原因可能是上市公司受到法律约束，其中就包括《萨班斯法案》。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美国企业总数小幅下滑，以及市场集中度上升，说明其市场竞争度可能已经下降。但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的研究报告却否定了这样的观点。该报告认为，市场集中程度更高了，同时行业利润也增加了。2018年8月3日，苹果的市值突破了1万亿美元，CEO蒂姆·库克（Tim Cook）不仅实现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的梦想，同时塑造了一个里程碑。
短短的20多年中，苹果公司曾经濒临破产，乔布斯力挽狂澜，加上库克的接棒，让苹果公司发展成为美国最有价值的公司之一。
苹果公司的成功，不仅是创新性产品的成功，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此外，苹果公司的市值也显示了美国当前的一个事实——众多的超级大型企业登上历史舞台，统治和领导美国的经济。一小部分美国企业获得的利润，在所有企业的利润总额中所占的份额要比20世纪70年代时多很多。
这样的变化反映在股市上，例如，苹果、亚马逊、脸书和谷歌等一些家喻户晓的跨国企业，撑起美国股市近十年的牛市，同时也成功地拉动了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当然，巨型企业利润集中化的影响范围不仅仅是股市，还可能在其他方面，而这些影响并不完全都是有益的。
对此，一些经济学家开始研究所谓的“超级明星企业”的崛起是否会导致美国工资增长停滞、中产阶级数量萎缩，以及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这些巨型企业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巨大影响力迫使一些立法者要求对它们进行更多制约。
罗尼·迈凯利就是其中之一。迈凯利坦言：“这是我们经历的最重要的发展趋势之一……这真的关乎经济发展、经济不平衡和消费者福利。”
回顾过去的几十年历史，企业利润在美国企业中的分配格局已经发生明显变化。1975年，美国最大的109家企业的利润占所有上市企业利润总额的一半。
时至今日，据亚利桑那大学金融教授凯思琳·卡勒（Kathleen M.Kahle）和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学家瑞内·斯图尔兹（René M.Stulz）的研究结果显示，美国最大的30家企业的利润就占所有上市企业利润总额的一半。
两名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的简·德·洛克（Jan De Loecker）和伦敦大学学院的简·埃克豪特（Jan Eeckhout），察觉到这样的变化。2017年，他们发表的研究论文称，美国企业的产品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间的差距是1950年来的最高水平。
众所周知，产品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间的差距，是衡量企业市场权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古斯塔沃·格鲁隆、耶莱纳·拉金和罗尼·迈凯利撰写的研究论文也提到，根据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美国有超过75%的行业变得越来越集中。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是反垄断管制机构以及其他组织用来分析企业合并案的标准公式。
对此，经济学家们一致认为，企业集中化（包括公司规模和利润）的趋势是真正存在的，而且可能会持续下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大卫·奥特尔（David Autor）说道：“论述这个趋势的论文数量不计其数。”
在美国的科技行业中，大型企业的利润占比高于从前，甚至利润集中化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尤其是一些高效的大型科技企业统治了美国经济中发展速度最快和最有活力的领域。例如，苹果和谷歌两个企业至少为99%的智能手机提供操作系统服务；又如，脸书和谷歌两个企业，获得了59%的美国互联网广告收入；再如，在电子商务领域，亚马逊已经拥有绝对控制优势，而且在音乐和视频流媒体等领域正在快速发展壮大。
又如，在美国金融行业中，五家最大的银行控制了大概全部金融行业一半的资产。在20世纪90年代，五家最大的银行仅仅控制20%的资产。在过去的10年中，六家美国最大的航空企业合并成了三个。四家美国企业控制着美国98%的移动通信市场。如果移动运营商T-Mobile和Sprint获准合并，那么这个数字将会降到三家。
当企业合并时，其利润将增加。耶莱纳·拉金说道：“无论谁生存下来，都将会产生更大的利润，都能够给投资者带来更大的回报。”
耶莱纳·拉金的研究对股市来说，的确是一个利好。2018年，脸书、苹果、亚马逊、奈飞和谷歌母公司字母表（Alphabet）五家企业的利润，约占标准普尔500股指中所有企业利润的一半。当时，苹果公司的市值是1万亿美元；其次是亚马逊，其市值超过了8800亿美元。
对资本市场来说，只要不断产生利润，这就是好事。如果科技公司的股价节节攀升，负责研究股市的投资公司Bespoke Investment Group的联合创始人贾斯汀·沃尔特斯（Justin Walters）说道：“那么股市上其他股票就很难熬了。”
2．投资银行积极性降低
价差变小，让投资银行放弃此块业务。由于美国自身市场环境的变化，直接传递到股票上，导致股票的买入、卖出价差变小。投资银行在展开此业务时，首先考虑自身的利润，由于利润变薄，使得投资银行不再承接为小公司提供上市服务或提供分析报告的业务。
3．并购
小企业被大型集团企业或者其他企业并购，其后退市。当然，仅仅从企业创始人抗拒上市，甚至是不愿意上市分析，这样的逻辑是可以解释美国新增上市公司数量减少的原因，却不能解释美国上市企业总数下降的关键因素。
资料显示，1997年后，美国退市企业数量开始超过新增上市企业数量，是导致总数下降的一个原因。研究发现，退市公司主要分为三种：①自愿退市，如上市公司不愿意披露信息而选择退市；②被动退市，上市公司因不满足上市要求而退市；③被并购。由此可以看到，被并购也成为上市企业退市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小公司之所以愿意被并购，可能是经营环境恶化导致自身很难通过稳定的发展盈利。尤其是在当今科技进步如此迅速的环境下，小公司的最佳盈利模式是通过被别的公司并购的方式扩大规模，而不是成为一个依靠自身力量发展的独立企业。(8)
基于此，由于上市影响中小企业，尤其是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所以，越来越多的风险投资者通常以被并购而不是传统的上市作为风险投资的退出方式。
在华为，以客户为中心的案例举不胜举。作为华为公司高级管理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吴春波教授曾讲过另一个真实的案例：“2002年，任正非的劳动态度考核是C，说他出了两个问题：第一是责任心出了问题；第二是奉献精神出了问题。华为是怎么判断任正非的责任心不强的呢？华为用的是关键事件法。有一天，任正非答应见一个客户，结果他那天事多，忘了，这件事说明他的责任心有问题，这不是主管打分，是用事来判断。说任正非奉献精神有问题，是因为国外来了客户，任正非承诺要见客户，结果临时家里有事，没有陪客户吃饭，公事、私事没排好序，没有奉献精神，给他打了C，结果是他当年的安全退休金打折扣，第二年不能加工资，不能继续配股。”(9)
“华为的董事会明确不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也不以其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为原则，而坚持以客户利益为核心的价值观，驱动员工努力奋斗。”
任正非的战略思想，始终都在围绕客户需求。在华为内部讲话中，任正非说道：“企业的目的十分明确，是使自己具有竞争力，能赢得客户的信任，在市场上能存活下来。华为的董事会明确不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也不以其利益相关者（员工、政府、供应商……）利益最大化为原则，而坚持以客户利益为核心的价值观，驱动员工努力奋斗。以此构筑华为生存的基础。”
任正非认为，“天底下给华为钱的只有客户，客户是华为存在的唯一理由”。从这个角度讲，会不会给客户创造价值是指导华为做出一切决策的依据。因为客户有选择权，只会认同那些真诚地提供优质的、价格合理的产品和服务的企业。对此，任正非认为，华为只有“以客户为中心”，客户才会选择华为的产品。
与之相反的是，一些企业远离“以客户为中心”，“资本运作”大行其道，严重扭曲了传统的商业思想。
当然，一部分企业经营者之所以热衷资本运作，是因为他们以美国企业的经营思想作为标杆，尤其是把“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企业决策最高指导纲领。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为高级顾问田涛和吴春波撰文评价说：“企业家天天围着股票市场的指挥棒转，按照证券分析家们的观点来决定企业做什么、不做什么，结果使得企业其兴也勃焉——迅速扩张，市值膨胀，在不长的时间内造就一个行业巨无霸；其败也忽焉——几天之间，甚至几小时之间市值大幅缩水，皇冠落地，辉煌不再。”(10)
在美国市场如此，在中国市场也有很多企业经营者因为热衷资本运作，结果成为昙花一现的明星企业。田涛和吴春波告诫：“一批批的实业家成了资本新贵，企业却如气球一般膨胀并爆裂。资本市场培育了大批为‘资本’而疯狂的‘机会型’商人，而公司呢，要不短命地兴盛，要不永远在股东的短期追求中疲于喘息。”
田涛和吴春波呼吁企业经营者注意，“常识在被扭曲，在变形”。两位学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重要的依据是，“以客户为中心”的传统商业思维曾作为一个普遍适用的商业常识，却成为少数企业的制胜法宝。
2014年5月，任正非在伦敦召开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对外宣称，华为没有上市的打算。针对当时的美国“禁令”，一些研究者就建议华为通过上市的手段来减缓来自美国的打压。
任正非回应称，华为不上市，源于资本市场过于贪婪。华为坚持不上市，而且也实现了自己的全球化战略，从某种角度来说，从侧面证明了华为“以客户为中心”战略的正确。
在此之前，查阅任正非对华为不上市屈指可数的几次回应，任正非的态度可谓相当坚决。任正非认为，西方市场资本“贪婪”的本质会伤害华为的长期发展前景。任正非说：“我们都听过传统经济学中的大量理论，这些理论都宣称股东具备长远视野，他们不会追求短期利益，并且会在未来做出十分合理的、有据可循的投资。但事实上，股东是贪婪的，他们希望尽早榨干公司的每一滴利润。”
任正非此举赢得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黄卫伟教授等专家的认可，一旦企业的经营目标是追求某个指标或者某个利益群体利益的最大化，那么企业将难以生存。
黄卫伟教授高度评价说：“华为追求长期有效增长，不唯股东利益最大化、不唯员工利益最大化，为客户服务是华为公司存在的唯一理由。从财务角度来看，追求长期有效增长的就是追求企业的价值。这里的价值概念对华为这样的非上市公司来说不是资本市场的估值，而是回归价值的本质，即现实的获利能力和未来潜在获利机会的货币化。在华为看来，长期有效增长的内涵，首先是经营结果健康，即追求有利润的收入，有现金流的利润，不重资产化。其次是不断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最后是构建健康友好的商业生态环境。经营结果必须稳健、均衡，才能支撑起公司的长期生存发展。华为的商业模式是：长期保持饥饿状态，不谋求赚大钱。”(11)
黄卫伟教授补充说：“华为对利润看得不重，而是以长远的眼光来经营公司，在合理的利润率水平上实现快速增长。增长是硬道理。在信息通信技术产业中，要么成为领先者，要么被淘汰，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机构与机构之间的所有合作实际上都是利益分配问题。华为强调要使创造企业价值的每个生产要素都按其贡献分享到合理的利益和回报。如果某个生产要素分享不到合理的利益，该要素就会塌陷，就会成为制约价值创造的短板。资本与劳动的利益分享是华为持续成长的动力机制。如今，这种分享机制正逐步扩展到对客户、对供应商的利益分享上，从而使整个生态圈的运作进入一种良性循环。怎么使企业里上至企业家下至每个员工都能感受到市场竞争的压力，都能急客户所急、想客户所想，这可能是对企业管理的最大挑战。要通过无依赖的市场压力传递，使企业的内部机制永远处于激活状态。这是欲生先置于死地，这就是华为的管理哲学。”(12)
(1) 杨杜：《文化的逻辑》，经济管理出版社，2016，第35-37页。
(2) 黄卫伟：《为客户服务是华为公司存在的理由——在与新员工交流会上的讲话》，《华为人》2001年7月30日，第1版。
(3) 黄卫伟：《“走在西方公司走过的路上”的华为为什么没有倒下？》，搜狐网，2017年8月21日，https://www.sohu.com/a/166242068_178777，访问日期：2021年6月10日。
(4) 黄卫伟：“走在西方公司走过的路上”的华为为什么没有倒下？[EB/OL]，心声社区，2017-08-21.https://www.sohu.com/a/166242068_178777.
(5) 杨杜：《文化的逻辑》，经济管理出版社，2016，第35-37页。
(6) 苏宁金融研究院：《美国的上市公司数为什么那么少》，搜狐网，2016年2月23日，http://www.sohu.com/a/60146041_371463，访问日期：2021年6月10日。
(7) 苏宁金融研究院：《美国的上市公司数为什么那么少》，搜狐网，2016年2月23日，http://www.sohu.com/a/60146041_371463，访问日期：2021年6月10日。
(8) 苏宁金融研究院：《美国的上市公司数为什么那么少》，搜狐网，2016年2月23日，http://www.sohu.com/a/60146041_371463，访问日期：2021年6月10日。
(9) 杨杜：《文化的逻辑》，经济管理出版社，2016，第35-37页。
(10) 田涛、吴春波：《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中信出版社，2012，第165-168页。
(11) 黄卫伟：《价值为纲：华为公司财经管理纲要》，中信出版社，2017，序言。
(12) 黄卫伟：《价值为纲：华为公司财经管理纲要》，中信出版社，2017，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