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艾略特论《尤利西斯》和神话

1923年

摘自《〈尤利西斯〉，秩序和神话》，刊于《日晷》第75期（1923年11月），第480—483页，后被选入由马克·肖乐、约瑟芬·迈尔斯和高顿·麦克肯兹编写的《批评：现代文学评判的基础》（1948年）一书，以及由西恩·吉文斯所编《詹姆斯·乔伊斯：20年评论集》（1948年，1963年），第198—202页。

乔伊斯先生的书出版已经够久了，不必再发表笼统的赞誉之辞或诋毁者的规劝；但是它的问世还不够久，尚不可能试着对它拥有的地位和意义做出彻底的衡量。目前，对这么一本书人们通常能够做到的（这工作本身就相当繁重），便是理清书中至今仍扑朔迷离的任何一方面——这些方方面面数不胜数。我认为此书是当今时代所能发现的最为重要的作品；这是一本我们大家都感激不尽、谁也躲避不了的书。这些是我对它所作任何评论的出发点，不过我不想浪费读者的时间来详述我的颂扬之词；我只说它给了我所能寻求到的所有的惊讶、愉悦和恐惧，其他的话就不必赘言了。

在有关这本书的所有的评论当中，如果我们不把瓦莱里·拉尔博先生那篇与其说是评论，不如说是导言的有价值的论文算在里面，那么我就找不到哪篇文章认识到了书中所运用的艺术手法的意义——与《奥德赛》的平行关系，每一部分分别运用的恰当的文风和意象。但是，人们可能曾期待这种手法是引人注目的第一个奇特之处；然而人们一直把它当作某种逗乐的花招，或是作者用以安置其现实主义故事的脚手架，其本身于故事的完整结构毫无利害关系。艾尔丁顿先生几年前对《尤利西斯》的评论在我看来便是由于这个疏忽而失之偏颇——不过，由于艾尔丁顿先生成文于全书出版之前，他的失误比起那些手捧全书却仍妄加评论的人要体面得多。艾尔丁顿先生把乔伊斯先生当作一个混乱的预言家；面对他预见到的在乔伊斯先生的魔棒轻敲之下奔涌而出的达达主义的洪水猛兽，他嚎啕大哭。当然，依我看来，乔伊斯先生的书可能产生的影响与本文主题不相干，一本极其伟大的书确实可能产生极坏的影响，而一本平庸的书到头来可能极有教益。下一代应对他们自己的灵魂负责；天才为之负责的是那些有天赋的人，而不是满满一工作室的不学无术、自由散漫的纨绔子弟。尽管如此，在艾尔丁顿先生对才智平庸之辈的可怜的牵挂当中，我还是看出了某些我不敢苟同的对这本书本身的性质的暗示，而这正是一个重要问题，如果我理解得对，他认为这本书会导致混乱，是一种反常、偏狭的情感的表现，是对现实的歪曲。

［引艾尔丁顿的文章。］（略）

是否有可能诽谤人类（这里的“诽谤”区别于平常意义上的“诽谤”，即诽谤个人或某个团体，而非诽谤者之外的人类全体），这是一个应该交由哲学社团去讨论的问题；当然，如果《尤利西斯》确属诽谤，它只会是一份伪造的文件，一件毫无威力的赝品，不会引起艾尔丁顿先生片刻的注意；我不想在这一点上大做文章，问题有意思在艾尔丁顿先生提到乔伊斯先生的“伟大的放荡不羁的才华”时，其实只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辩论。

我觉得艾尔丁顿先生和我对于我们原则上需要什么或多或少是一致的：我们一致称之为古典主义。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共同点，我才选择艾尔丁顿先生来反驳目前这个问题。我俩对我们需要什么意见一致，但对于如何去得到它，或者什么样的当代作品展示了那种发展趋势，却观点相左。我希望我俩都认为“古典主义”并非是对“浪漫主义”的取代，就如同在一个“你死我活”的舞台上的政党，诸如保守党与自由党，共和党与民主党。它是所有好的文学努力达到的目标，只要它是好的，是基于它可能拥有的地位和持久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完全不采用手头现成的十分之九的素材，只选用从博物馆里翻出来的木乃伊似的东西，也可以成为“古典主义”——就像有些当代作家，如果值得的话，人们对他们说几句与之相关的难听话也无妨（艾尔丁顿先生并不是其中之一）。或者充分利用手头的素材并竭力做好，同样可以有古典主义倾向。目前的混乱状况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古典主义这个词被应用于文学，也被应用于文学所属的社会及其所有的旨趣情结和行为方式；这两种应用意义不尽相同。在文学批评方面成为一名古典主义者要比在创作上容易得多——因为在批评时你只对自己的需要负责，而在创作中你要负责的是如何处置你必须接受的素材。我把作家自己的情感和感受也归入这种素材之中，对那位作家来说，它们是他必须全盘接受的素材——而不是那些可以发扬光大的美德或是需要惩戒抑制的罪恶。那么，有关乔伊斯先生的问题便是：他使用了多少活生生的素材以及他如何使用它：不是以立法者或劝勉者的身份，而是以艺术家的身份来使用？

正是在这一点上，乔伊斯先生使用与《奥德赛》的平行关系才显得非常重要，其重要性如同一项科学发现。在这之前，谁都不曾把小说构筑于这样一个基础之上：从来没有这个必要。我称《尤利西斯》为“小说”，并不是在用未经证实的假定来辩论；假如你称它为史诗也无关紧要。如果它不是一部小说，那仅仅是因为小说是一种将不再适用的形式；是因为以往的小说没有成为一种形式，而只是一个时代的文字表达，这种表达尚未完全丧失所有形式以感到对某种更为严格的东西的需要。乔伊斯先生写过一本小说——《青年艺术家画像》；温德海姆·刘易斯先生写过一本小说——《塔》；我并不是在预料他们中哪一个还会另写一部“小说”。在福楼拜和詹姆斯手上，小说已经终结。我想，可能是因为乔伊斯先生和刘易斯先生“超前”于他们的时代，对形式感到一种有意识的或者很可能是无意识的不满，所以他们的小说比那十几位对小说的逐渐过时毫无察觉的聪明作家的小说都更无定形。

通过运用神话，通过巧妙地在当代与古代之间设置一个持续的平行关系，乔伊斯先生是在寻求一种他人必定会趋之若鹜的方法。那些人不会成为模仿者，正如同把爱因斯坦的发现运用于自己独立的更深入的调查研究的科学家。它只是一种控制方法，一种整理方法，一种赋予当代历史那无益和无序的庞大万花筒以形态和意义的方法。这种方法早已由叶芝先生勾画出轮廓，而且我认为叶芝先生是当代意识到需要有此方法的第一人。这是一种占星术会因此兴旺发达的方法。心理学（虽说有点差强人意，也不管我们对它的反应是滑稽可笑的还是严肃的）、人类文化学和《金枝》只在几年前共同令不可能的东西成为可能。现在我们可以使用神话方法来取代叙述方法。我当真相信，这是朝着让现代世界有艺术容身之地，朝着艾尔丁顿先生如此热诚盼望实现的秩序和形式所迈出的一大步。只有那些身处一个不会提供任何帮助来实现其目标的世界，却秘密而不需帮助地拥有了自己的原则的人，才会对取得进一步的进展有所裨益。

（周　汶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