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要善于集中民力，还要善于消耗民力

　　（战国）商鞅

　　如果想要建立一个国家，对于制度，不能不仔细审查；对于政策法令，不能不慎重对待；对于国家的政务，不能不严谨处理；对于事业的根本，不能不集中专一。制度适合时势，那么国家的风俗就能变好，而民众就会遵从制度；政策法令明确，那么官吏就没有邪恶；国家的政务统一到农战上，那么民众就会听从使用；事业的根本集中专一，那么民众就会喜欢务农而乐意作战。

　　圣人建立法治、移风易俗，是要使民众从早到晚都致力于农战，这是不能不搞清楚的；民众之所以致力于国家的事业，为了遵从国家的法制而不惜牺牲，是因为君主设立的荣誉称号，设置的赏罚制度都很明确，人们用不着巧辩谈说，也不必依靠权贵名门就能建立功业了。

　　民众喜欢务农而乐意作战，是因为看到君主尊重从事农战的农民战士，而轻视巧辩谈说献技卖艺的手工业者，也瞧不起到处游说讲学的儒生。因此，民众专心从事农战，他们的家庭就必然富裕，而他们本人也会显贵荣耀。君主打开为国家利益出力的门路，而堵住为权臣之门效劳的歪门邪道，就能取得民众的力量；为权贵私家效劳就不能显贵荣耀，权贵私家也不能到君主那里请求说情。像这样，有功之臣就受到了鼓励，那么君主的命令就能贯彻执行，而荒地就能够被开垦，游荡的人就会消除，奸邪的事就不会产生。

　　治理国家能够集中民众的力量而使民众的事务专一于农战，国家就会强盛；能够致力于具有根本意义的农业而禁止无足轻重的商业、手工业，国家就能富裕。

　　圣人治理国家，既要能够集中民众的力量，又要能够消耗民众的力量。制度明白清楚，那么民众的力量就能集中。民众的力量集中了而不使它们在农战中花掉，那么人们的报国志向就不能实现。人们的报国志向能实现而得不到财富，那么国家就会产生祸乱。

　　所以治国的人，要能集中民众的力量，用它来富国强兵；他消耗民众的力量，用它来刺杀敌人而激励民众。如果开导民众而不封闭知识，那么民众的智慧就会增长；民众的智慧增长了而不用来攻打敌国，那就会产生奸邪。如果封闭知识而不开导民众，那么民众就会混沌愚昧；民众浑浑噩噩而不加役使，那么力量就壮大了；民众的力量壮大而不去攻打敌国，那就会产生奸邪和虱子似的事情。所以集中民众的力量，就要用它来专心从事农战；消耗民众的力量，就要用它来攻打敌国。

　　治理国家贵在使民众专心一致，民众专心一致就会朴实，朴实就肯务农，务农就容易勤劳，勤劳就能富裕。对于富人，用出粮捐取爵位的方法来消耗他们的财富，他们就不会再游手好闲了；对于游手好闲的人，用刑罚来禁止他们的游荡，他们就会从事农业劳动了。所以，能够集中民众的力量而不能使用它的国家就一定会混乱，能够消耗民众的力量而不能积聚它的国家一定会灭亡。所以，国君懂得调剂这两个方面，他的国家就强大；不懂得调剂这两个方面，他的国家就削弱。

　　民众没有治理好，是因为君主不禁止卑鄙的行为；法令不严明，是因为君主助长了动乱的因素。所以英明的君主不放任卑鄙的行为和不助长动乱的因素；他掌握着大权而处在君位上，传下法令来统治人民，因此能高高在上而得知邪恶的情况，而官吏也不再有邪恶的行为；该奖赏还是该用刑，臣民自己能做出决断，做出的器物用具都符合一定的制度。像这样，听以国家的制度明确而民臣的力量被充分利用，君主的爵位尊贵而各种人物被使用。

　　现在各国的君主都想治理好民众，但却又用动乱的因素去资助民众；这并不是君主们乐意要把民众搞乱，而是因为他们墨守陈规旧章，没有去考察一下时势啊！这样的话，他们远一点的就会效法古代，而得到那些行不通的措施；近一点的就会拘守现状，而不能随着时代前进。又不明白社会风气的变化，不清楚统治民众的实际情况，所以滥加赏赐而导致了用刑，减轻刑罚而使奖赏失去了作用。因此，君主们设置了刑罚而民众还是不服从，赏赐用尽了而邪恶的人更多了。民众对于君主，往往是先受了刑，然后再取得奖赏。

　　圣人治理国家，既不效法古代，又不拘守现状，而是根据社会情况来给它制定相应的政策，考虑民情习俗来给它建立相应的法制。对于法制，如果不考察民众的实际情况而建立它，那就不会成功；对于政策，如果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来实行它，那就不会受到抵制。所以圣明的帝王治理国家，只是谨慎地采取措施、仔细地考察时务，把心思都集中到农战上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