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无大小均有用，关键在量才使用

　　（三国·魏）刘劭

　　人分“八才”。才无大小，关键看其是否各得其位。小才固然不能大用，大才小用也会尾大不调。况且才有偏至，应该各展所长。切记：“八才”皆属人臣之任，最高领导者的才能正在于统领手下的人才。得才而能用，识大体，弃细务，可唾手治天下；不能用才，事必躬亲，以至细大不捐，则必然因小失大，难成大业。

　　有的人说，人才能大却不能够小，就像容纳牛的大鼎不可以用来烹鸡一样。我认为这种说法不正确。就才能而言，是一个固定的名称，哪里只包括大的能力，而不包括小的能力呢？凡是所谓能够大而不能够小，这种说法无非是说人的性格有宽宏大量的，有急躁狭隘的，各自适合的工作相应有大小。性格宽容宏大的人，适宜治理郡国，善于使下级发挥能动作用，通过集体的力量，来成就自己的事业。性格急躁狭小的人，适宜于治县，工作不论巨细都事必躬亲。然而，郡和县，不过是范围大小不同而巳，用宽缓急躁等实际道理来讨论它，就应当说大小不同，各自相称，而不应当说能够大而不能够小，犹如鸡和牛，也只是体积大小的区别，没有本质的区别。由此看来，鼎也应当有大有小，如果有用来煮牛的鼎，难道没有用来烹鸡的鼎吗？因此能够治大郡的人，就也能够治小郡。

　　由此可推论，人才各有其优势，各有短长，并非仅用大小两字就能够概括的。人才禀赋不同，能力方面各有差异，有的善于洁身自好；有的善于制定法规，让人服从；有的善于周旋调停，处理事务；有的善于布德教诲，为人师表；有的善于巡使一方，督责办事；有的善于督察是非，纠正偏失；有的善于权衡机巧，标新立异，行事刚猛。

　　能力出于人的禀赋才质，各种才质都有自己的限度。人的才能既然各自有别，适宜担任的政事也就应该各不相同。因此，善于洁身自好的人，操行清廉节俭，如果在朝做官，便是首辅之任，治理国家往往推行矫枉之政。善于制定法规，驱人服法的人，是法家之才，如果做官，应是司寇之任，治理国家往往推行依法办事之政。具有计谋策略能力的人，是术家之才，如果做官，应是三公之副，其治理国家的特点是善于根据时事推行灵活政策。通情达理的人，是智慧识见之才，如果做官，应该是宰相之任，治理国家时往往善于使内政外交十分协调。具有实际办事能力的人，是贬恶扬善之才，在朝做官，便是司寇之任，治理国家则偏向于推行督察职责之政。善于创造机巧并崇尚奇能的人，是技工之才，如果做官应是司空之任，如果治理国家就倾向于推行技艺工巧之政。具有监察能力的人，善于褒贬善恶，如果做官，应该是师氏的辅佐，治理国家则倾向于推行峻切严明之政。具有威武勇猛能力的人，应算是豪迈杰出之才，如果做官，便是将帅的人选，治理国家则推行严厉果毅之政。

　　所以，凡是偏才，都只具备一种才能，只是能够胜任某一方面的工作，治理一个国家就不是他们能够做到的。为什么呢？因为提任一个官职，犹如以一味调和五味，从事一日之政，正是以无味包容五味。何况在一个国家之中，陋俗与文明并存，民众也有强悍与和顺的区别，而人才有不同，所施行的措施也必有得失。

　　所以，天子的德政应该进行全面统辖，如果以此来治理小的方面，就是迂腐而不切实际。办理各种杂物的行政措施适宜于治理繁乱的政事。以此来治理道理简易的大事，就不会取得很好的效果。注重策略权术的政治措施适宜于治理急难的事情，以此来治理太平之世，就显得平淡而无效。矫正错失的政治适宜于治理混乱侈靡的世道，以此治理衰弊之世，就会败坏灭亡。和谐的政治措施适宜于治理新建立的国家，以此治理即将衰亡的国家，就显得空虚无力。苛刻之政适宜于纠察奸谬，如果以此治理边境，就会失去民心。威武勇猛的政治宜于讨伐动乱，以此治理善良的百姓，就会显得残暴。注重征收赋税的政治适宜于治理富裕国家，以此治贫，就会使人民疲顿而穷困。

　　因此，根据才能授予官职，一定要审慎。凡属这几类才能的人，都属于偏才，因为，这些人有的能够说却不能够做，有的能够做却不能说。至于国家栋梁之才，既能够说也能够做，因此才是众才中最优秀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