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语讽皇帝

　　人们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见，可以有多种方式。

　　对虚心纳谏者可直言不讳；

　　对心胸窄小者可委婉圆滑；

　　对麻木不仁者可语尖词厉；

　　对过于敏感者可冷嘲热讽。

　　西晋时王济对皇帝就采用了讽刺的方式。西晋武帝太康六年(285年)正月初九，王浑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成为掌管朝政的副宰相。他的儿子王济是晋武帝的女婿，这时任侍中，为朝廷的高级咨询官。

　　王济此人，少有逸才，风姿英爽，气盖一时。他喜欢骑马射箭，勇力过人；而且多才多艺，学问高深，有名于当世，与他姐夫和峤及裴楷齐名。他从20岁起，担任中书郎，后来接连升官，做到了侍中，人们不认为那是由于皇帝偏爱女婿的缘故，都称赞是他具有杰出才能的结果。

　　王济善于清言，修饰辞令，讽喻、议论的口才无人可比，皇帝因此很看重他；但是他这个人外表虽然弘雅，内心却很忌刻，好用语言伤人，亲密的朋友也就不多。

　　在他父亲王浑担任左仆射后，有一次，他发现王浑主持的事务有的处理不当。王济秉性苛刻严厉，即使是父亲办事有错，也不放过。于是他根据法律明文加以纠举。王济的堂兄王佑素常和王济不和，他的同党们便抓住这件事攻击王济尖刻无情，连自己的老父都不能包容。晋代是十分讲究“孝道”，提倡以“孝”来治理天下。王济纠举父亲便被视为不孝行为，晋武帝就疏远了王济，让他出朝廷去担任河南尹，还没上任，又因为王济脾气暴躁，鞭打官吏而免了他的官。这样，王济就被排斥在外，称居到北芒山下。而王佑被委任了官职。

　　其实晋武帝司马炎罢免自己的女婿，不仅仅是因为他纠举父亲，更因为他不能顺从自己的旨意。在此之前，司马炎听信别人的谗言，命令他的弟弟齐王司马攸回到自己的藩国。司马攸正病重，武帝却仍逼迫他上路。王济就去为司马攸说情，又好几次让他的妻子常山公主和甄德的妻子长广公主一起进宫，向武帝磕头，哭哭啼啼地请求他把司马攸留在京城。武帝因此十分生气，说：“兄弟是至亲的关系，现在我让齐王就国，自然是我的家事，而甄德和王济却连连叫他们的老婆来哭活人！真是讨厌极了！”王济因此而被降了官。而司马攸在武帝的催促下，不得不就国，但过了两天，司马攸就吐血而死。后来王济虽然做了侍中，但武帝对此事仍耿耿于怀。现在王佑一帮人借王济纠举父亲的事来毁谤王济，武帝也就趁势免了王济的官。

　　过了些日子，武帝听说人们对于王济的免官有些议论，而王济本人也确有才干，朝廷需要这样的人，因此想为他恢复官职。一天，他见到和峤，对他说：“我准备召见王济，先骂他一顿，然后再给他官爵，你看怎么样？”

　　和峤很了解王济的为人，回答说：“王济是个聪明人，性子直爽，恐怕不肯受委屈。”

　　但是武帝不听和峤的意见，因为不骂一顿王济，那就等于承认自己当初罢他的官是错的了。

　　于是武帝把王济召进宫中，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最后说：“你现在知道惭愧了没有？”

　　王济在武帝数落他不是的时候，一言不发，等武帝问他，才不紧不慢地回答说：“我一想起《尺布》、《斗粟》的歌谣，常常替陛下感到羞耻。别人有本事能使至亲的人疏远起来，我却不能使至亲的人更加亲密。从这一点来看，我确实是愧对陛下的啊！”晋武帝当然知道《尺布》、《斗粟》是汉文帝时的歌谣。当年汉文帝因为对他的异母弟淮南王刘长不满，便废掉了他的王爵，把他放逐到蜀郡严道县，刘长在途中就绝食自杀了。后来民间作歌谣讽刺说：“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很明显，这是用汉文帝的故事来影射晋武帝不能容忍司马攸在京，而使他死亡的旧事。王济的这番“自我批评”是对晋武帝的“教训”的猛烈反击。

　　晋武帝听了王济这番刻薄的话，无言以对，只好默然。王济作为一个臣下，一个女婿，按封建社会的规矩，应该对皇帝、对丈人万分顺从才是。但是他却改不了从小养成的出语尖刻、说话伤人的脾气。而他的刻薄，是用了借古讽今的手法，让皇帝自己去体会，皇帝听了只能气在心头，说不出来，无可奈何。

 

　　【简评】

　　讽刺有时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譬如鲁迅，生活在言论不自由的时代，只能采取冷嘲热讽。

　　讽刺有时又是一种自觉的选择。如对自己人的幽默的讽刺，常常给人以极深的印象。

　　无论何种讽刺，都是对时弊的一种针砭。好像一个针灸医生，首先要找准穴位，还要选择什么样的针，掌握刺到什么程度。这些都不是容易的事。

　　讽刺是一种艺术，是一种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