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用人不避亲疏的手段

故事回放

有人说：“用药治病与用人治国如出一理。”这话表面看来毫不相干，但只要透过表面，稍加比较、就不难发现，二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事虽迥异，情同一理。如同良医治病人之病需要使用有特殊效能的药材一样，明君治国家之“病”，则需要使用有特殊才能的人才。唐大宗李世民就是这样一位善用人才以治国家之“病”的明君，他深谙用人不避亲疏之手段的奥妙。以下两则小故事可以明证。

故事一：武德九年（公元626年），隐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欲谋害太宗，长孙无忌请太宗先发制人，诛灭建成、元吉。六月四日，长孙无忌与尉迟敬德、侯君集等九人，入玄武门，讨建成、元吉，诛灭二人。太宗入东宫为太子，授予长孙无忌太子左庶子的官职，到太宗即皇帝位之后，长孙无忌升任左武侯大将军。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长孙无忌任吏部尚书，以功居第一，进封齐国公。太宗因长孙无忌是佐命元勋，又为外戚，礼遇尤重，常让他出入寝宫。同一年，太宗又授予他尚书右仆射。

当时，有人上密表，称长孙无忌权宠过盛。大宗把表章给长孙无忌看，说道：“我与您君臣之间，所有的事都无猜疑。若各怀所闻而不言，则君臣之意无法沟通。”于是召集百官，对他们说道：“我现在有儿子，但都还年幼，长孙无忌对我，的确有大功，现委任他，犹如自己的儿子。疏远的人离间亲近的人，新人离间旧人，叫做不顺，这是我所不取的。”长孙无忌深以满盈为戒，恳请辞去朝廷机密要职，长孙皇后也替他向太宗陈情。太宗不得已，解除了长孙无忌尚书右仆射的职务，而授予开府仪同三司。

贞观七年（公元633年），李世民再拜长孙无忌为司空，长孙无忌坚决推辞，太宗不许。长孙无忌又通过高士廉启奏太宗道：“臣有幸居于外戚的地位，恐怕给皇上招来对亲属有私心的不好的名声，冒昧地以死请求！”

太宗说：“我委任官员，必定选择才德兼备的人。若才德达不到标准，纵然是与我关系极近的亲属，我也不会随便授予官职，例如对襄邑王李神符就是这样；若才能有所适宜，即使是与我有仇怨的人，我也不会抛弃他们，对魏征等人就是这样。我若仅仅因为长孙无忌是皇后之兄，就应该多赠给他一些子女金帛，何必委任他重要的官职？这是用他的才与德啊！长孙无忌聪明颖悟，很有军事谋略，这是各位所知道的，所以我委任他以朝廷要职。”长孙无忌又上奏章恳切推让。太宗以诏书回答道：“过去，黄帝得力牧而成为五帝之先，夏禹得咎繇而成三王的始祖，齐桓公得到管仲而成为五霸之首。我从作藩王时起，就以您为心腹之人，终得扫清宇内，君临天下。按照功绩、才能、威望来衡量，尤其称职，故授此官，不宜过分谦让。”

故事二：太宗任人惟贤，用人不避仇怨，他重用魏征也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魏征原投李密，后归窦建德，建德兵败被擒，魏征与裴矩西入关，隐太子李建成引魏征为洗马。魏征见大宗的功业越来越大，常劝李建成及早除掉太宗。到玄武门之变，李建成被杀。太宗派人召魏征来，对他说。“你离间我们兄弟，为什么？”魏征说：“皇太子若听我的话，必无今日杀身之祸。”太宗一向器重魏征的才干，任命他为詹事主簿。太宗登皇位，拜魏征为谏议大夫，封钜鹿县男。太宗即位后，励精图治，多次引魏征入寝宫，询问国政得失。魏征有经国之才，性格耿直，不屈不挠，对他的话，太宗大都欣然采纳。魏征也喜逢知己之主，尽心竭力，知无不言。 很难怪李世民后来把魏征形容成是他的一面镜子，委实一点也不夸张。

手段点拨：

长孙无忌虽贵为皇后之兄，但太宗看中了他治国、用兵的非凡才能，故而不惧任亲之嫌，力排非议，委以重任。李神符即使贵为皇叔，只因他才能平庸，太宗对他仅仅封王而已。魏征辅佐隐太子李建成时，曾怂恿李建成杀害太宗。若依常规，魏征死有余辜，决无活命之理。但太宗看中了他安邦定国的才能和不屈不挠的性格，不计前仇，委以重任。这些难道不是唐太宗的用人、管人的高明手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