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官设馆“芝佛院” 受尽迫害归黄泉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

这是我国明代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文艺批评家李贽冤死在狱中的绝命诗。他面对迫害，仍以“志士”、“勇士”自勉，发出不死何待、早归黄泉的铮铮誓言。

李贽，号卓吾；又号笃吾、温陵居士、宏父居士、思斋居士、龙湖叟，明朝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中举，为了谋生，未参加会试。三十岁时到河南辉县当教谕，过了五年，升为南京国子监博士。到职后数月，便因父亲去世，回家奔丧。时逢倭寇肆虐，他在路上昼伏夜行，回家后，又登城守卫。由于战争关系，粮食短缺，全家经常处于饥饿状态。丧服期满，他便携带家眷到了北京。

嘉靖四十三年，李贽就任北京国子监博士。但不久，祖父又死了，他便将妻子黄氏和三个女儿安排到辉县居住，买田耕作以自给，自己回乡奔丧。不料，这年河南闹灾荒，二女、三女相继饿死。李贽在家住了三年，回到辉县的当夜，与妻子对坐灯下，共诉往事，如同一场恶梦。

嘉靖四十五年，李贽在北京补礼部司务，开始接触和研究王阳明的学说。李贽的思想本来是实事求是的，反对宗教，反对道学。王阳明的学说是以主观唯心主义反对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李贽要反对的是朱熹，因此同情王阳明。首先他认为朱熹不是老师，这是他憎恶道学先生意识的表现。其次，李贽对于王阳明的才能是佩服的。其三，王阳明的学说认为人人都有良知，良知既直观，人人可以用直观认识真理。王阳明学说的好处，是承认人们的智慧是没有分别的，所以他和他的门人都说：“满街都是圣人”。李贽是赞同这种见解的。他认为人的智慧，产生于人的自然德性。但是王阳明的学说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李贽却反对封建的伦理、道德，他仍然不受王阳明学说的拘束。

隆庆四年到万历五年(1570～1577年)，他在南京担任刑部员外郎，常与长官意见不合。那些人都是道学家，李贽与他们接触向他们请示，听他们命令，感到生活不自在，非常痛苦。

万历五年，李贽出任云南姚安知府，感到当地社会矛盾的尖锐，是由于“上官严刻”，便提出对于“边方杂夷”要宽法缓征的建议，不仅未被采纳，反而因此触犯了上级。

李贽为官二十余年，经常触犯仗权恃势的官僚，同一味坚持儒家教条的道学家，也格格不入。他说： “大概读书食禄之家，意见皆同，以余所见质之，不以为狂，则以为可杀也。”所以他厌倦官场生活。李贽在姚安知府任内，政绩不错，巡按云南的御史刘维要把他的政绩上报朝廷，以便加恩晋级。但他坚决反对，认为那样做是“旷官”、“贪荣”、“钓名”，便于任满前两个月提出辞职。由于李贽为官清廉，临走时，“囊中仅图书数卷，士民夹道相送，车马不能前进。”就这样，李贽离开了姚安，由滇人川，经过三峡，饱览瞿塘、滟滪的风光，顺流而下，直奔湖北黄安，从此结束了他二十五年的仕宦途程。

李贽离开宦游生涯，于万历九年春来到黄安，住在好友耿定理那里，一面教授耿家子弟，一面过着隐居著述的生活。但不久，耿定理去世，他与耿定理的哥哥耿定向意见不合，甚至“渐恶之”，两人无法共处，便将家眷送回原籍，自己搬到离麻城三十里的龙潭湖芝佛院居住，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生活历程。

龙潭湖在群山环抱之中，从外界来这里不便，环境十分幽静，是读书著述的好地方。但是，李贽的心情却无法平静，他把多年积压在胸中的愤懑，都想在自己的著作中倾泄出来。他厌倦那些道学气味很浓的俗儒，对欺世盗名的假道学，更是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因而他经常受到反动官僚和理学家的种种迫害，从造谣、中伤以至围攻，无所不用其极。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使李贽屈服。相反，他“只知进就，不知退去”，更加勇猛地进仃斗争。

万历十六年夏，李贽搬进芝佛院前夕，在维摩庵时，就把头发剃去，但却留着长长的胡须，这在当时也是一个骇俗的举动。李贽为什么要落发?他真的从此要当和尚吗?不是的，“卓吾子之落发也有故”，问其原因，李贽说得很明白：

其所以落发者，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兼此数者，陡然去发，非其心也。”

又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何如?夫我既已出家矣，特余此种种 (指头发)耳，又何惜此种种而不以成此名呢?

李贽的朋友刘东星也说李贽“虽弃发，盖有为也。”李贽虽出家而又食肉，住进了佛堂而又不认祖师。这都清楚地表明，李贽的落发并不是要真正皈依佛教，做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而是要公开以“异端”的身份出现。

李贽在几位好友支持下于芝佛院开馆讲学。他反对明代科举制度，反对儒家倡导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反对“重男轻女”，所以他反对书院仅仅招收男学生，主张要招收女学生。他在麻城讲学， “从者几千、万人”。在教育内容上，他反对以《四书》、《五经》为“定本”，主张以“当下百姓日用之道”教人，以“穿衣吃饭”之道教人，就是教人面向现实生活。因此，他身为师长，却亲自扫地、洗衣，使他的弟子们都抢着清扫庭院，过着与儒家道学书斋完全不同的学习生活。人们深知李贽学问渊博，学馆又是另一种景象，纷纷前来求学，使小小的学馆坐得满满的，其中竟有近一半的女学生。敢于和女子来往，收一些女子作弟子，这也是同封建礼教的一种宣战。他还不顾社会的非议，接受一个寡妇的供奉，这并没有什么违道之事，而是这位寡妇“老年嫠身”，“子女俱无”，值得同情而已。这件事，被理学家添油加醋地造了许多谣言，说李贽“曾率众僧人一嫠妇一室乞斋，卒令此妇冒帷薄之羞”，斥为“异端”。对这种流言，李贽回答说： “氏既初终如一，敬礼不废，我自报德而重念之，有冤必代雪，有屈必代伸，亦其情然者，亦何禅机之有，而以见南子事相证也。”他心里无邪，毫不畏惧。

李贽有时还用书信的方式和一些女子进行道义的探讨和学问的研究，他和大同巡抚梅国桢的女儿梅澹然通过书信探讨佛理。

《焚书》中的《夏梅澹然大士》、《观音问》等，就是写给梅澹然的。

这一切，在顽固维护封建礼教的理学家们看来，怎么不是“异端”呢?因此，他们向李贽进行围攻，诬蔑李贽“宣淫败俗”，攻击李贽是“左道惑众”。并且直接写信给李贽，一方面进行恫吓和威胁；一方面胡说“妇女见短，不堪学道”，妄图用男尊女卑的封建教条，约束李贽言行。

但是，李贽并不为他们的诬蔑、攻击、威胁所动摇，他针锋相对地写了《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在这篇文章中，李贽反对以性别作为区分见识长短的标志，提出了女子和男子在才智上没有差别的观点，并举出历史上的事例，说明女子一样能参政治国，写诗作文，并由此得出结论说：“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人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李贽还进一步指出，如果说妇女见识短的话，那也是由于把她们禁锢在“闺阁之中”，不让她们走出家门所造成的。罪恶的根源还是在封建礼教。这些见解也有力地回击了对他的诽谤、诬蔑和造谣中伤的封建卫道士。

李贽为了表示与儒家道学坚决“对敌”，他专心于评点儒的经典著作为历史上受冤屈的人物“辨雪”，伸张正义。历代儒家学者对研究经、史，只是“解”、“释”、“注”不敢“评”，更不敢“批”。李贽却以批判的眼光评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显示了独特的见解。《史纲评要》是他读史笔记，也是他的重要代表作，是一部传记体的史书，也是研究李贽历史观的材料。它以编年史体例，论述了诬蔑为“千古罪人”的秦始皇，赞扬他为“混一诸侯”的“千古一帝”；它称赞农民起义领袖陈胜是“首创”，并把陈胜与历代帝王并列。因此，《史纳评要》对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自有褒贬，不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和束缚，充分反映了李贽反封建传统势力的精神和进步的社会历史观。

李贽在龙潭湖居住一段时间以后，麻城地方的恶势力凶相毕露，勾结封建官吏策划一次对他的更大迫害。他们以所谓“维持风化”为名，“逐游僧毁淫寺”，对李贽进行驱逐迫害。万历二十八年，冯应京任湖广佥事，分巡武昌、汉阳、黄州三府。他决定捣毁龙湖寺，把李贽门人置之于法。李贽事先得到消息，由杨定见设法把他藏起来，麻城地方官下令查杨定见家。

这时，李贽在友人的帮助下避难于河南商城县黄蘖山中，离开居住了十几年的龙湖。李贽走后，芝佛院被拆了，塔也被烧了。

这年冬天，马经纶听到李贽被逐的消息后，不顾数千里之遥，冒雪从北通州(今北京通县)赶到黄蘖山中，陪侍李贽。马经纶，字主一，又字诚所，顺天通州人。万历进士，除肥城知具，后为御史。因神宗朱翊钧把北京、南京几十个给事中、御史等言官无理免职、贬官、罚俸，九卿大臣上疏申救也受到处分。马经纶对此极为愤怒，上疏神宗，指责他斥逐南北京官，罚俸停职的荒谬，并指责神宗“不敬天”、“不敬祖”、“不勤政”、“去邪不决，任贤不笃”、“好货成癖，御下少恩”，言辞极为激烈。从马经纶的上疏，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为人和品德，特别是他敢于那样直言进谏，打抱不平，这是难能可贵的。结果引起神宗大怒，贬三秩，出之外。后又因工部都给事中林熙春等上疏为他说情，神宗又追怒到马经纶，把他贬斥为民。

马经纶听到李贽受了迫害，立即冒雪赶到黄蘖山中，正是他被斥为民之时。到黄蘖山中后，他与李贽一起学习《周易》，以待春暖再一同启程回通州。

万历二十九年初，马经纶为李贽被逐事，愤怒地写了《与当道书》，为李贽伸冤辩护：

顾卓吾儒老，其托迹禅林，殆若古人之逃于酒，隐于钓；其寄居麻城，亦若李太白之流寓山东，邵尧夫、司马君实之流寓洛阳。古人得遂其高于流寓，至今后人载之邑乘，以为地重；绘之图画，以为世荣。而卓吾不能安其身于麻城，闻檄被驱，狼狈以避。虽然以黄堂四品大夫，大明律所谓以礼致仕与见任官同者，而地主独不相容。虽以七十五岁风烛残年，孔大圣人所谓老者安之，而顾毁其庐，逐其人，并撤其埋藏此一具老骨头之塔，忍令死于葬所而不顾，此岂古今之势异哉!

并又指出：

彼盖借宣淫之名，以丑诋其一乡显贵之族，又借逐僧毁寺之名，以实其宣淫之事。于是贿众狂吠，若以为公论公恶焉耳。此其机械诚深，而其用心亦太劳矣。

这封信有力地驳斥了权势者和道学家们以“惑世”、“宣淫”的罪名对李贽的诬蔑。

李贽到通州后，除了不时会见老友和一些客人外，就集中力量修改他以前所写并已经刻印的《易因》，并根据马经纶的意见，定名为《九正易因》，这是李贽的最后一部著作。李贽带病完成《九正易因》后，身体愈来愈坏，他感到自己的来日不多了，便特草《遗言》：

春来多病，急欲辞世，幸于此辞，落在好友之手，此最难事，此予最幸事，尔等不可不知重也。倘一旦死，急择城外高阜，向南开作一坑，长一丈，宽五尺，深至六尺即止。既如是深，如是阔，如是长矣，然复就中复掘二尺五寸深土，长不过六尺有半，阔不过二尺五寸，以安予魄。既掘深了二尺五寸，则用芦席五张填平其下，而安我其上，此岂有一毫不清净者哉!我心安焉，即为乐土，勿太俗气，摇动人言，急于好看，以伤我之本心也。虽马诚老能为厚终之具，然终不如安予心之愈矣。此是予第一要紧言语。我气已散，即当穿此安魄之坑。

未入坑时，且阁我魄于板上，用余在身衣服即止，不可换新衣等，使我体魄不安。但面上加一掩面，头照旧安枕，而加一白布巾单总盖上下，而裹脚布交缠其上。以得力四人平平扶出，待五更初开门时寂寂抬出，到于圹所，即可装置芦席之上，而板复抬回以还主人矣。既安了体魄，上加二三十根椽子横阁其上。阁了，仍用芦席五张铺于椽子之上，即起放下原土，筑实使平，更加浮土，使可望而知其为卓吾子之魄也。周围栽以树木，墓前立一石碑，题目： “李卓吾先生之墓。”字四尺大，可托焦漪园书之，想彼亦必无吝。

我们读了这篇《遗言》，可以看出李贽确乎是视死如归。

李贽写《遗言》时，原想平平安安地了此一生。“落在好友之手，此最难事，此予最幸事。”他一生坎坷，横遭诽谤与迫害，若最终能死在朋友身边，这对极重友情的李贽来说，也就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