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学术、教育和艺术
从4世纪到6世纪初，文学、学术和教育的发展与基督教和古代异教世界及其伟大文化之间建立密切联系相关。3世纪和4世纪的基督教护教者针对一个基督徒是否允许使用异教资料的争论，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一方面，一些护教者在希腊文化中找到了有价值的东西，认为它与基督教是一致的；另一些人则否认异教古典文化对于基督徒有任何意义，并摒弃它。而在热烈的宗教和哲学争论的中心亚历山大，占优势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在那里，关于古典异教文化与基督教的相容性的讨论似乎要把这两种看来互不相容的因素融合到一起。例如，2世纪晚期的作者亚历山大的克雷芒（Clement of Alexandria）就说过：“哲学，作为一个向导，准备了那些被基督称为完美的东西。”注291然而，在基督教时代前三个世纪内的争论，并没有解决异教文化和基督教的关系。
但是，世界在发展，异教的社会逐渐皈依了基督教，4世纪，基督教受到了特别强大的推动。这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保护，另一方面，则是大量的被称为“异端”的人。他们唤醒了知识界的争论，掀起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问题。与此同时，基督教逐渐吸收了许多异教文化的因素，因此，如克伦巴赫所说：“基督教的论题不知不觉地披上了异教的外衣。”注292由于教义和诗歌领域内的伟大作家的作品，4世纪和5世纪的基督教文学更加丰富了，与此同时，异教思想的代表人物继续发展着异教的传统。
在罗马帝国的广阔疆域内，即在7世纪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征服之前保持着的帝国疆界内，四五世纪的基督教东方地区有几个风格各异的著名学术中心，其有代表性的学者的巨大影响远远越出其本土城市和行省的界限之外。在小亚细亚的卡帕多细亚，4世纪有三位著名的“卡帕多细亚人”：大瓦西里（Basil the Great），他的朋友、神学家格列高利及瓦西里的兄弟、尼斯的格列高利（Goregory of Nyssa）。叙利亚的重要文化中心是沿海的安条克城和贝鲁特城；贝鲁特城因其在法学领域的研究而特别驰名，其光辉时期大约自公元200年起至551年。注293在巴勒斯坦，当时的耶路撒冷尚未从提图斯统治时期的破坏中完全恢复。注294因此，它在4—5世纪的文化生活中没有充当重要角色。但是，恺撒里亚和4世纪末以前的巴勒斯坦南部城市加沙与其著名的修辞学家和诗人学派的繁荣，为这一时期贡献了文学和思想的宝库。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埃及的城市亚历山大，它始终是在整个亚洲东方注295有着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文化中心。注定要在查士丁尼时代有着辉煌前途的新城君士坦丁堡，此时则仅仅开始出现文学活动的痕迹。在君士坦丁堡，官方对拉丁语（在某种意义上是脱离了社会实际生活的语言）的保护特别明显。这一时期对于整个文化和文学运动具有某种重要性的是东方帝国位于其西部的另两个中心：萨洛尼卡和雅典，而雅典和它的异教学园，后来因其胜利的竞争者君士坦丁堡高等学府的兴起而失去了光辉。117
通过拜占庭帝国东部和西部各行省文化发展的比较，可揭示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欧洲的希腊，虽有其古老的人民，但其精神活动和创造性与亚洲及非洲各省的发展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尽管事实上这些行省的大部分，如克伦巴赫所说，只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后才被“发现”和殖民化。克伦巴赫还凭借“我们多数人喜爱的现代数字表达方式”断言，拜占庭的欧洲诸省在这一时期的文化活动中只占全部文化创作活动的十分之一。注296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大多数作者来自亚洲和非洲，而在这些地方，自君士坦丁堡奠基以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希腊人。教父文学在4世纪和5世纪早期进入其发展的光辉时代。
卡帕多细亚的大瓦西里和纳齐昂的格列高利在雅典和亚历山大最好的修辞学校中接受过令人羡慕的教育。但遗憾的是，关于瓦西里的兄弟、三人之中最伟大的思想家、尼斯的格列高利的早期受教育情况已没有确切的资料存在。他们都精通古典文学，并代表了所谓的“新亚历山大运动”。这一运动虽然使用着哲学思想的成果，在研究宗教教义时坚持理性的立场，并拒绝采纳所谓的“亚历山大”学派的极端的神秘主义-寓言性的运动，但他们一直没有放弃教会的传统。这3位作者除了留下那些丰富的神学著作（他们顽强地反对阿利乌斯派，捍卫正教教义）外，还留下了大量演说稿和书信。这些演说稿和书信是这一时期最丰富的文化资料之一部分，但人们还没有从历史的观点对它们加以透彻的研究。纳齐昂的格列高利也留下了一些诗，它们主要涉及神学方面、教义方面和喻世方面，但也有某种历史意义。他的长诗《关于他自己的生活》（About His Own Life）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可在整个文学领域占有很高的地位。凭借他们的才华，这三位作者成为其城市的唯一代表。“当这三位著名的天才人物逝去时，卡帕多细亚黯然无光了，正是这三个人使它名扬四海。”注297 118
叙利亚的文化中心安条克产生了与亚历山大学派相对立的运动。这一运动坚持《圣经》文字上的原意，而不加以任何人为的诠释。这一运动是诸如利巴尼奥斯的学生、安条克的宠儿约翰·赫里索斯顿（“金口约翰”）这样一批活动家领导的。约翰受过完整的古典教育，兼备非凡的文法和修辞能力，他的大量著作构成了世界伟大文学宝库中的一部分。后代人为他的天才的魅力和高尚情操所倾倒，后来，历代的文学运动都借鉴他的著作中的思想、想象和表达方式，以作为取之不尽的源泉。他的名气如此之大，以至于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把许多匿名作者的作品归于他名下。但是，确实属于他的那些著作、布道词和演说词以及200余封书信，主要是在他流放期间写成的，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帝国内部生活的特别宝贵的资料。注298后人对他的态度以14世纪的拜占庭作者尼斯福鲁斯·卡利斯图斯（Nicephorus Callistus）最为典型，他写道：“我曾读过他写的上千首布道词，它们流溢出无以言表的馨香。从青年时代起，我就热爱他，倾听他的声音就如那声音来自于上帝。而且，我所知，我所为，都是属于他的。”注299
巴勒斯坦城市恺撒里亚，产生了“基督教会史之父”尤西比乌斯，他生活于3世纪后半期到4世纪早期，大约于340年去世。前文曾提到他是记载了君士坦丁大帝生平的主要作者。尤西比乌斯生活于两个重大历史时期的过渡期：一方面，他目睹了戴克里先及其继承者对基督徒的严酷迫害，并由于他的基督教信仰而身受其害；另一方面，自迦勒里乌斯的敕令之后，他经历了基督教在君士坦丁统治下逐渐胜利的时期，并参与了阿利乌斯派争端，有时还倾向于阿利乌斯派。后来，他成为君士坦丁皇帝最忠实、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尤西比乌斯写了许多神学和历史著作。在《福音之准备》（Εὐαγγελικὴ προπαρασκενή，Praeparatio evangelica）这部巨著中，他针对异教徒对基督教的宗教攻击进行反驳，为基督徒辩护。在《福音之实证》（Εὺαγγελικὴ ἀπόδειξις，Demonstration evangelica）一书中，他论述了《摩西法典》仅具有世俗方面的意义，《旧约》中之预言已由耶稣实现了。他在《圣经》评注方面的著作及其他一些著作都在同时代的神学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些著作也含有一些后来散佚的古代作品之摘要。119
对于本章涉及的内容，尤西比乌斯的历史著作更为重要。《编年史》（Chronicle）一书显然写于戴克里先的迫害以前，其中有对迦勒底人、亚述人、希伯来人、埃及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之历史的简要叙述，其主要部分列出了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发生的年表。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此书只存留了一部亚美尼亚文译本和圣哲罗姆著作中的拉丁文节录，其原本的形式和内容的准确结构没有能保留至今。而且现存的两个译本均不是译自希腊文原本，而是译自尤西比乌斯逝后不久出现的《编年史》的节本。
尤西比乌斯的杰出的历史著作是《基督教会史》，共计10卷，包括了自基督时代至君士坦丁战胜利基尼乌斯时期。根据他自己的说明，他写此书的目的不是叙述战争和纪念将军们的胜利，而是要“以不朽的文字记载为了灵魂的和平而进行的最平和的战争，并弘扬那些为真理而不是为国家、为敬神而不是为最亲爱的朋友而从事勇敢业绩的人”注300。在尤西比乌斯笔下，教会的历史成为殉道者和屠杀者的历史，并伴有许多恐怖和罪孽。由于该书的丰富文献基础，这部历史可以被确认为基督教时代前3个世纪中最重要的资料。此外，尤西比乌斯的重要性也在于他是第一个写出一部基督教会史、并从所有可能的方面论述了这一论题的人。他的这部成名作品《基督教会史》成为后来许多教会历史学家写作的依据，并时常被仿而效之。早在4世纪初，鲁菲努斯（Rufinus）的拉丁文译本就使它传遍西方。注301 120
《君士坦丁传》是尤西比乌斯晚年的作品（如果此书确为他所写的话），该书曾在学术界引起各种不同的解释和评价。人们并不把此书列入历史著作类，而是将它列入颂词之类。书中的君士坦丁被视为神命皇帝，有先见之明，是注定要引导人民走向自由的新摩西。按照尤西比乌斯的解释，君士坦丁的三个儿子就象征着圣三位一体，而君士坦丁本人就是基督徒的真正保护人，这些基督徒实现了他们过去梦寐以求的最高理想。为了保持其著作内容的一致性，尤西比乌斯没有触及这一时代的阴暗面，没有提示他那个时代的邪恶现象，只是一味地歌颂和炫耀他的英雄。然而，只要恰当地使用这一作品，人们还是可以相当透彻地了解君士坦丁时期。而且，此书的写作特别采用了官方文件，这些文件很可能是在该书初稿问世以后插入的。注302尽管尤西比乌斯不具备非凡的文学才能，但他还是应该被视为中世纪早期最伟大的基督教学者，一个极大地影响了中世纪基督教文学的作者。
许多历史学家承续了尤西比乌斯开创的事业：君士坦丁堡的索克拉底斯（Socrates）将其《基督教会史》续写至439年；出生于巴勒斯坦城市加沙附近的索佐门是另一部《基督教会史》的作者，该书下限也到439年；基鲁斯主教狄奥多莱（Theodoret of Cyrus），一个安条克人，写了一部同样性质的历史，包括自尼西亚会议至428年期间的事件；最后，阿利乌斯派的菲洛斯托尔吉乌斯（Philostorogius）从其阿利乌斯派观点出发，记载了425年以前的历史。
这一时期的埃及有着最为活跃并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尤其在其发达的文化中心亚历山大城。
4世纪末期和5世纪早期文学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是昔兰尼加的希奈修斯（Synesius）。他是一个相当古老的异教家族的后代，在亚历山大受过教育，后来受到了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神秘主义影响，由柏拉图主义者转变为基督徒，他娶了一位基督徒女子，晚年成为托勒密的主教。尽管如此，希奈修斯可能总被人们认为是一个异教徒而不像基督徒。他赴君士坦丁堡的使命及他的“论王权”演说，表明他对政治的关心。他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但他在156封书信中留下了特别重要的历史资料，这些信件也反映了他在哲学和修辞学方面的出色才能，成为拜占庭中世纪的一种典型风格。他那些以古典诗歌的风格和韵律写成的颂词看来是哲学和基督教观点的独特的混合体。这位主教-哲学家觉得对于他来说如此宝贵的古典文化已逐渐走向末日。注303 121
在同阿利乌斯派的尖锐而长期的斗争中，出现了一位杰出的人物，即坚定的尼西亚派信徒亚历山大主教亚大纳西，他留下了大量著作，专门论述4世纪的神学争端。他还写了一部《圣安东尼传》，此人为东方修道主义的创建者之一，在书中，他描绘了禁欲生活的典型画面。埃及修道主义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海伦那城的帕拉第乌斯（Palladius of Helenopolis），也是5世纪的人。他生于小亚细亚，但由于他在埃及修道院世界中旅居大约十年而十分熟悉埃及修道院生活。在亚历山大的亚大纳西影响下，帕拉第乌斯再一次展示了修道生活的理想，并在其历史著作中采用了传说中的资料。亚历山大主教、聂斯脱利派的无情敌人西里尔也生活于这一时期。他在颠沛流离而又勤奋的一生中，写了大量的书信及训诫词。这些训诫词是后来的希腊主教们时常铭记于心的。他也留下了许多教义争论和《圣经》注释方面的论文，它们是5世纪基督教会史的主要资料之一。他自己承认，他在修辞学方面所受的教育很不够，因此他不能以自己文风的古雅纯正而自豪。
这一时期另一位特别重要的人物是女性哲学家伊帕蒂娅（Hypatia），她在5世纪早期被亚历山大城狂热的基督教暴民杀害。她是一个美貌绝伦、才华出众的女子，从她的父亲——著名的亚历山大数学家——那里，她熟悉了数学和古典哲学。作为一位教师，她的杰出表现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在她的学生中，有昔兰尼加的希奈修斯这样伟大的文学家，希奈修斯曾在他的许多书信中提到伊帕蒂娅的名字。还有一则史料，讲述了她是怎样“身穿长袍，时常在城内巡行，向那些热情的听众解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其他哲学家的思想”注304。122
希腊文学在埃及一直繁荣到451年，即卡尔西顿会议摒弃一性派教义之时。由于该派教义属于埃及的正式宗教，因此，卡尔西顿会议之后，埃及教会取缔了希腊语，代之以柯普特语。此后发展起来的柯普特文学甚至比希腊文学更为重要，因为那些已失传的希腊语原版著作目前仅以其柯普特语的翻译本流传至今。
这一时期的宗教颂词文学十分发达。颂词作者们逐渐放弃了他们原来模仿古典诗韵的做法，发展了自己的格律形式。这些格律十分原始并一度被认为仅仅是散文，在相当近的时期，这些格律甚至还受到不公正的非议。它们是以各种形式的藏头韵和尾韵为标志的。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对4—5世纪的宗教颂歌所知甚少，因而对于它们逐渐发展的历史也很模糊不清。然而，它们显然是充满活力的。当神学家格列高利在他的多数诗歌颂词中仿效古韵律时，颂歌作者罗曼努斯（Romanus，他的作品出现在6世纪早期阿那斯塔修斯一世时期）却使用了新的格律，并使用了藏头韵和尾韵。
学者们长期以来曾就罗曼努斯是生活于6世纪还是8世纪争论不休。他的简略“生平”则提到，他是在皇帝阿那斯塔修斯统治时期到达君士坦丁堡的，但长期以来无法判断这位阿那斯塔修斯是阿那斯塔修斯一世（491—518年在位）还是阿那斯塔修斯二世（713—716年在位）。然而，学术界通过对罗曼努斯作品的长期研究，确定他指的是前者。注305颂歌作者罗曼努斯有时候被称为拜占庭时期最伟大的诗人,是“韵律的品达”注306“最伟大的宗教天才”“现代希腊的但丁”。注307他写了大量华丽的赞美诗，其中就有著名的基督教赞美诗“圣母今日带来了超验的实体”（Supersubstantial）。注308罗曼努斯生于叙利亚，他写作的盛期极有可能是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因为，据他的《生平》一书中说，当他在阿那斯塔修斯统治时期从叙利亚来到君士坦丁堡时，他仅是个年轻的助祭，在君士坦丁堡，他奇迹般地从上天获得了写作赞美诗的才能。6世纪出现的罗曼努斯的精美作品似乎表现出，5世纪的宗教诗歌已达到发展的较高阶段；遗憾的是，可证实这一点的资料尚不充分。但是，若没有教会诗歌在早些时候的发展为基础，像罗曼努斯这样一位非凡的诗人在6世纪出现，的确是难以想象的；同样遗憾的是，由于罗曼努斯的多数赞美诗仍未出版，注309也难以对他进行恰当的评价。123
以拉丁文写作的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是4世纪早期的北非基督教作家。由于他是《基督教迫害者之覆灭》（De mortibus persecturum）一书的作者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此书记录了所谓《米兰敕令》注310发布之前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时代的历史。
这一时期有许多著名的基督教文化作者，但异教文学也并不落后。在异教文学的代表人物中，有许多重要的天才人物，其中之一就是帕夫拉戈尼亚的迪米斯提乌斯（Themistius of Paphlagonia），他是4世纪后半期的人。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学校做过哲学教育的指导，宫廷发言人，也是一位受到基督徒和异教徒同等尊敬的元老。他写了一部大型的《亚里士多德著作节选集》，他试图在此书中解析这位希腊哲学家的复杂思想。他也写了大约40篇演说词，这些演说词提供了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和他的私生活的丰富资料。4世纪异教教师中最伟大的是安条克的利巴尼奥斯，他对其同代人的影响超过了当时任何人。在他的学生中，有约翰·赫里索斯顿、瓦西里和纳西昂的格列高利，年轻的朱利安皇帝在其即位之前曾以极大的热情修过他的课程。利巴尼奥斯的65篇公开演讲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们提供了当时帝国内部生活的丰富资料。他的信件集也相当重要，这些信件内容之丰富、气质之非凡，堪与昔兰尼加的希奈修斯的信件相媲美。124
朱利安皇帝是4世纪文化生活中一个相当出色的人物，尽管他的生命很短暂，但他明显表现出了在文学各个领域的才能。他的演说，如他“致太阳神”的申诉，反映了他对哲学和宗教的朦胧思考；他的书信；他的“斥基督徒”（目前仅保留了其片断）；他的讽刺作品《大胡子皇帝的仇视者》（Misopogon）注311是针对安条克人写的，作为传记资料非常重要。所有这些都说明，朱利安是一个天才的作家、历史学家、思想家、讽刺作家和伦理学家。他的作品所反映的现实生活之深度是必须加以强调的。然而，这位年轻皇帝的英年早逝，使他的非凡天赋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机会。
4—5世纪的异教文学在纯历史领域也有许多代表者。其中最为重要的是4世纪用拉丁文写了著名的罗马诸帝传记集的作者，其书名为《奥古斯都列传》（Scri 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对于该书作者身份的认定，以及对于此书的历史价值的认定曾引起了各种争论，并产生了许多文学作品。注312但是，在1923年，一位英国作者写道：“写作《奥古斯都列传》所投入的时间和工作……是巨大的，而论其对历史研究进程的实际作用，却是毫无意义的。”注313N.贝恩斯最近做了一个十分有意思的努力，企图证实这部《奥古斯都列传》的写作是朱利安皇帝的授意，其目的很明显，即宣传朱利安，宣传他的全部统治和宗教政策。注314这一观点并没有被学者们所接受。注315
色雷斯的普利斯库斯（Priscus）是5世纪的历史学家，也是帝国赴匈奴使团的成员，是另一个有杰出贡献的人。他的《拜占庭史》（现只存有残卷）及他关于匈奴人生活习俗的记载都相当有趣且颇有价值。事实上，普利斯库斯的作品也是6世纪的拉丁文历史学家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和约达尼斯记载阿提拉和匈奴人历史所依据的主要资料。生活于5世纪和6世纪早期的佐西姆斯写了《新历史》（The New History），记载了410年阿拉里克包围罗马之前的历史。作为一个热忱的旧教教徒，他解释道，罗马帝国的衰落是因为诸神被罗马人摒弃而愤怒，他还特别谴责了君士坦丁大帝。他对朱利安的评价非常之高，据一位近代作者讲：“佐西姆斯不仅是罗马衰落时期的历史学家，而且是他所捍卫和赞美的共和国的理论家；他是5世纪唯一的‘共和派’。”注316 125
阿米亚努斯·马尔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是出生于安条克的叙利亚人，于4世纪末写了他的《罗马史》（Res Gestae），这是一部用拉丁文写就的罗马帝国史。他意欲将此书写成塔西佗《历史》的续编。该书记载了自涅尔瓦（Nerva）即位到瓦伦斯去世时期（96—378年）的历史。该书只有最后18卷保留下来，涵盖353—378年的历史，作者由他随同朱利安远征波斯的艰苦的军事生活之体验中受益匪浅，留下了关于当时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尽管他直到去世前都不是基督教徒，但他对基督教表现出了极大的容忍力。他的历史作品是研究朱利安和瓦伦斯时期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哥特人和早期匈奴人历史的重要资料。他的文学天赋受到近代学者的高度评价。施泰因称他是塔西佗和但丁之间最伟大的文学天才，注317贝恩斯称他是罗马最后一位伟大历史学家。注318
雅典这座衰落中的古典思想的城市，是5世纪新柏拉图主义的杰出代表、君士坦丁堡的普罗克洛斯（Proclus）的家乡，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在雅典教书和写作。此地也是狄奥多西二世的皇后欧多西娅·雅典娜的出生地，欧多西娅也颇有文学天赋，并写过几部作品。
这一时期的西欧文化，是以圣奥古斯丁的重要著作为其杰出代表的，还有其他一些天才的诗歌和散文作家的作品，在此处暂且不予讨论。
首都迁至君士坦丁堡后，在4—5世纪，拉丁文仍然是官方语言。在狄奥多西法典中收入的所有皇帝敕谕及后来5世纪和6世纪早期公布的敕令都使用拉丁语。但在狄奥多西二世时期，君士坦丁堡高等学校的全部课程中，拉丁语的优势地位则处于衰落之中，人们显然更乐于使用希腊语，首先因为，这是在帝国东部广泛使用的口语。在雅典的异教学校中，希腊传统也占统治地位。126
4—6世纪是各种因素逐渐融合发展出一种被称作拜占庭的或东方基督教的新艺术的时期。随着历史科学更深入地探究了这一艺术的根源，可以看出东方艺术及其传统在拜占庭艺术发展中的优势地位越来越明显了。到了19世纪末，德国学者提出了“罗马帝国的艺术”的理论，认为，罗马帝国的艺术在帝国的前两个世纪中于西方发展，取代了处于衰落中的东方希腊化文化的地位，因此，它为4—5世纪的基督教艺术奠定了基础。目前，这一理论已被摒弃。自从1900年，D.V．阿伊那洛夫（Aïnalov）的著名作品《拜占庭艺术的希腊化源泉》（Hellenistic Origin of Byzantine Art）问世，及1901年奥地利学者J．斯特拉齐格夫斯基（Strzygowski）的杰出著作《东方还是罗马》（Orient or Rome）一书出版之后，拜占庭艺术的起源问题已经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出现；人们认为在东方基督教艺术发展中的主要角色当然是归于东方，问题在于须确定如何理解“东方”一词及东方的影响。不倦的学者斯特拉齐格夫斯基在其大量的同类作品中强调了古代东方对拜占庭艺术的巨大影响。起初，他在君士坦丁堡寻找这一影响的中心；后来他转向埃及、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竟至远及东方和北方，越过两河地区，进入伊朗高原和阿尔泰-伊朗的群山之中及亚美尼亚，寻找这些主要影响的根源。他认为：“希腊是属于古典艺术的，而伊朗是属于新的基督教世界。”注319他也援引印度和中国的新疆地区对此问题做进一步的说明。现代历史科学虽然承认他在探索拜占庭艺术起源问题上的伟大贡献，但对于他最现代的假说仍持很大的保留意见。注320
4世纪是拜占庭艺术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在罗马帝国境内，基督教信仰的新地位，即先是被承认为合法宗教，后来成为国家宗教，促进了基督教的迅速发展。基督教的、希腊化的和东方的三种因素在4世纪汇合，从中产生了所谓的东方基督教艺术。
由于君士坦丁堡被定为帝国的政治中心，它也逐渐成了文化和艺术的中心。但这并不是立即发生的。“君士坦丁堡并不曾存在过现成的文化来抵制或控制外来力量的影响；她首先要平衡和同化新的影响，而这是至少要有一百年时间才会完成的使命。”注321
叙利亚、安条克、埃及（以亚历山大为首）及小亚细亚的艺术生活显示出更多的古典传统的痕迹，在东方基督教艺术的形成中，产生了极为强大有益的影响。叙利亚的建筑艺术在4—6世纪一直繁荣。耶路撒冷、伯利恒及拿撒勒的庄严华丽的教堂，早在君士坦丁大帝时期就建立起来了。安条克和叙利亚的教堂尤为壮丽辉煌。“安条克，作为一种灿烂文化的中心，自然在叙利亚的基督教艺术中居于主导地位。”注322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关于安条克艺术的资料甚为欠缺，只是在近期，人们对这一艺术之美及其重要意义才有了较深的了解。注323M．德沃格（M.de Vogue）于1860年和1861年挖掘了位于叙利亚中部的那些“死城”的遗址，为人们揭示了4—6世纪基督教建筑样式的概念。5世纪末期一座最典型的建筑物是坐落于安条克和阿勒颇之间的著名的圣西门·斯蒂利特（Kalat Seman）注324修道院，它那庄严的遗址至今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注325约旦河东侧姆沙塔的著名石柱中楣，现存于柏林弗里德里希皇家博物馆，显然也是4、5或6世纪的作品。注3265世纪初期的代表性建筑是埃及的一处华美教堂，它是阿卡第皇帝在一个著名的埃及圣徒梅纳斯（Menas）墓上所建。只是近期C．M．考夫曼（C．M．Kaufmann）才挖掘和考察了它的遗址。注327在镶嵌画、画像及丝织画（早期基督教时代的丝织画像）及相应领域，同样存在一些拜占庭早期的重要作品。
5世纪修建的君士坦丁堡的城墙至今仍存。金门（Porta Aurea）是皇帝正式进入君士坦丁堡的城门，建于4世纪末或5世纪初；它以建筑的壮丽而驰名于世，至今尚存。
君士坦丁时期修建的教堂有君士坦丁堡的圣伊琳娜教堂和使徒教堂。圣索菲亚教堂可能是君士坦丁时期奠基而落成于其子康斯坦提乌斯时期。这些教堂于6世纪为查士丁尼所重建。5世纪建于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另一座教堂斯图迪恩的圣约翰教堂，如今是米尔-阿克尔清真寺。
早期拜占庭艺术的遗产也在帝国西部地区被保存下来。其中有萨洛尼卡的一些教堂，戴克里先在达尔马提亚的斯帕拉托的行宫（4世纪早期）；罗马的圣玛利亚古教堂中的一些绘画（显然是5世纪末以来的作品）；注328拉文纳的加拉·普拉奇迪陵和正教洗礼堂（5世纪）；还有北非的一些遗址。
4、5世纪的艺术史，应视为查士丁尼大帝时代的准备阶段，在查士丁尼时代，“君士坦丁堡的自我意识已充分觉醒，并赋予自身发展的动力”，这一时期已被公正地誉为拜占庭艺术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注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