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文达序

王湘绮（闿运）先生，以当代人写当代事，完成了一部“湘军志”；刊校甫竣，自己重读了一遍，不禁有“居然史迁矣”之感。但湘军志厚胡薄曾，是湘绮反复检阅档案，发现曾不如胡之处甚多，秉笔直书，不为私谊所影响，正是史家应有的态度，却料不到因此而招致了曾九帅（国荃）的不满，被迫销版毁书。虽然湘军志结果还是流传不朽，但湘绮老人当时不免感慨万千，深叹治史太难，年代远，失之真；年代近，失之偏；这艰辛，岂是率尔操觚者所能体味。

有人批评旧唐书“纪次无法，事实零落”；而新唐书则“用字奇涩，未免不文，刊削诏令，无不太略”。至于唐书以下，就更不足观了。但唐书之可贵，在于史官能守正不阿：刘知几领国史三十年，著作郎吴兢，襄辑史事，“则天实录”，实出兢手。至玄宗时，张说罢相继知几主国史馆，追览“则天实录”，中有宋环激动张说使辩证魏元忠事，张说不禁愤然叹道：“刘五（知几兄弟五人，行五）太不肯相假。”时吴兢在座，起而答曰：“此兢编成，史草俱在，明公不可枉怨故人。”说遂请改易数字，兢正色道：“若循公请，是史非直笔，何足取信后世，况公肯受尽言，犯颜直谏，直声已足传播，奈何欲掠美沽名。”说拜服，仍令旧章，这与曾九帅迫王湘绮销版毁书，襟怀度量，又不知相去若干道里。

吾湘赵炎午（恒惕）前辈，在民初政坛，算得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当他读到中江兄“北洋军阀史话”初稿，竟自叹连置身其中，见闻亦未能如此详实，炎午先生极力推崇中江的著作，是因为这部书存“真”而且不“偏”；实在说，中江兄治史之长还不仅此，他是第一个用新闻分析手法处理历史资料的人，他确实做到了“述”而且“作”的最高境界。

袁世凯承淮军余绪，手创北洋军阀这个系统，他影响中国命运达半个世纪之久，直到他的身后，其幽灵仍围绕于北洋军阀之间，与当时动乱息息相关；中江兄穷二十年之力，完成了这部兼有史实与史论之长的钜著，他的心情，颇有“而今而后，死而无憾”的气概，他没有像湘绮老人一样自拟“史迁”，但确确实实承继了刘知几与吴兢的遗风。对于一个忧时忧国的书生而言，他真的是可以俯仰无愧了。

当祸乱相乘、颠沛造次之际，我和中江兄相处的时日最久，这一段文字的艰难缔造过程，我亦知之最深；因此，我敢于预卜“北洋军阀史话”，一定是一篇不朽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