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言
公元774年下旬或775年初，一个名叫卡特伍尔夫（Cathuulfus）的教士或修士向即将或刚刚年满27岁的查理曼写了一通书信。卡特伍尔夫在书信中向这位法兰克国王（此时亦是伦巴德国王）论证了上帝对他的特别赐福，并劝谕他郑重对待身为人君的职责，做一位虔敬和正义的国王，为自己和王国赢得更多、更大的神圣恩典。卡特伍尔夫其人没有在这通书信外任何现存文献中出现过。姓名本身暗示作者为盎格鲁-撒克逊裔。在书信开篇的问候语中，卡特伍尔夫自称是查理曼的“小仆”（vester servulus）。除问候语和告别语外，卡特伍尔夫在信中通篇使用第二人称单数称呼查理曼，而非表示尊敬的第二人称复数。这在以查理曼为收信人的其他现存书信中是极为罕见的。[51] 卡特伍尔夫因此可能与这位君主关系亲密。书信表现出作者对法兰克政局甚至加洛林家族的宫闱都有相当的了解。卡特伍尔夫因此应是身在欧洲大陆而非英格兰。综合考量以上证据，合理的推断是，卡特伍尔夫是一位生活在法兰克的盎格鲁-撒克逊教士，或许供职于加洛林王室。[52] 玛丽·加里森根据文风进一步推测，卡特伍尔夫可能隶属于早年围绕卜尼法斯形成的东法兰克传教和文化团体。[53]
卡特伍尔夫在书信中提到了查理曼享受上帝特殊恩典的八大证据，其中后三条均与773—774年的伦巴德征服战争相关，暗示书信的写作时间应在战争结束后不久。伦巴德王德西德里乌斯（Desiderius）的投降和查理曼首次在文书中使用“伦巴德王”之号，[54] 均发生在774年6月。迈克尔·麦考密克认为，卡特伍尔夫请查理曼“与你所有的军队（com （sic）omnibus exercitibus tuis）一起，日夜把荣耀归于万国之王的上帝”，说明该信写作于查理曼从意大利率兵返回法兰克（774年7月或8月）之前。[55] 乔安娜·斯托里则提出，数字“8”是卡特伍尔夫书信中反复出现的意象；查理曼在征服伦巴德后所颁布文书，同时以法兰克王号和伦巴德王号纪年；从774年9月到775年6月间的纪年是“我的统治的第七和第一年”，叠加后为八年。[56] 以上两种观点在证据上均稍显薄弱，聊备参考。将书信的写作时间更加宽泛地限定于774年下旬至775年初，是当下学界的共识。[57]
唯一载有卡特伍尔夫书信的中世纪抄本是著名的Paris，Bibliotheque nationale de France，MS lat.2777。[58] 该抄本由两个独立的部分合订而成。载有卡特伍尔夫书信的第二部分（43r—61v）被学者根据成书地（著名的圣德尼修院）命名为“圣德尼范本文书集”（Formulae collectionis S.Dionysii）。[59] 其中收录了25通书信，卡特伍尔夫书信位列第15（56v—58r）。第11通书信是臭名昭著的“君士坦丁赠礼”。最后一通是现存唯一的查理曼私人书信，收信人是王后菲斯特拉达（Fastrada）。学者对抄本第二部分的定年有不同意见，[60] 但对文书集祖本的编辑成书时间的判断较为一致，即最可能是在法杜尔夫（Fardulf）出任圣德尼修院院长期间（792—806年）。[61] 斯托里提出，卡特伍尔夫写给查理曼的信之所以被收录于“圣德尼范本文书集”之中，是因为该书信就是在圣德尼修院撰写的，具体的写作背景是查理曼于775年2月25日向圣德尼赠地以祝贺修院的新方形教堂的落成。[62] 加里森从书信学的角度反驳了这一新论。在她看来，由于圣德尼修院院长经常担任加洛林君主的宫廷牧师，圣德尼修院也半正式地承担了王室档案存储的功能。同时，卡特伍尔夫书信多有涉及基督教礼仪，这或许构成了当时的圣德尼修院院长弗尔拉德（Fulrad）收录该书信的最初动机。[63]
对爱尔兰拉丁政治文献的大量运用，是卡特伍尔夫书信的一大特征。[64] 现存最早引用7世纪爱尔兰格言汇编《希腊人箴言》（Proverbia Grecorum）的文献就是这通书信。[65] 同样成书于7世纪爱尔兰的政论作品《尘世十二弊》（De XII Abusivis）中的内容也出现在了书信中。[66] 不过，学者们倾向于认为，卡特伍尔夫对《尘世十二弊》的使用转引自《爱尔兰教会法汇编》（Collectio canonum Hibernensis），将引用出处归于圣帕特里克的做法也来自于后者。[67] 此说令人信服。书信还引用了西班牙教父伊西多尔《词源》（Etymologiae）中对“国王”的定义。对伊西多尔作品的大规模利用，是早期中古爱尔兰和英格兰拉丁文献的一大特征，[68] 但没有证据表明卡特伍尔夫对这位西班牙教父的引用是转引而非直引。卡特伍尔夫在书信正文的第一部分中对罗马基督教作家拉克唐修《论上帝的工艺》（De opificio Dei）的使用尚未被学者注意到。这可能也是一个爱尔兰现象，因为这部极少在早期中古欧洲被提及和使用的作品，也有一个片段被收录进了《爱尔兰教会法汇编》，尽管与卡特伍尔夫所引并非同一段落。[69] 卡特伍尔夫书信见证了爱尔兰学术和思想经英格兰学者向欧陆的传播。[70]
对伪安波罗修（Ambrosiaster）作品的使用，情况与此类似。卡特伍尔夫称查理曼是上帝的代理（in vice）；而“主教位居次席（in secundo loco），是基督的代理（in vice Christe）”。尽管伪安波罗修在早期中古爱尔兰拉丁作品中受到过引用，[71] 但卡特伍尔夫对伪安波罗修作品本身十分熟悉这种可能无法被排除。包括恩尼斯特·康托洛维茨、瓦尔特·厄尔曼在内的中世纪政治思想史家对卡特伍尔夫引用伪安波罗修格外重视，认为它反映了加洛林神圣王权观念。[72]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整通书信的语境中，卡特伍尔夫引用伪安波罗修的用意，并不是论证世俗君主在教会事务中的权威高于主教，而是劝谕君主（查理曼）紧紧依靠主教履行对王国的治理职责。这意味着，我们不妨在卜尼法斯以降加洛林主教权威的发展史中理解卡特伍尔夫的政教关系论。[73]
卡特伍尔夫书信是最早的加洛林君主镜鉴（mirror of princes）。[74] 加里森贴切地形容它为一部“微型镜鉴”（Fürstenspiegel in miniature）。[75] 卡特伍尔夫在向查理曼提出劝谕时显得很大胆。他多次要求查理曼“细细揣度”（diligenter considera）、“细细阅读和思量”（lege et intellege diligenter），颇有导师风范。他亦不讳于批评查理曼“只有少数几根支柱与你一起稳固撑守上帝的堡垒”。对《圣经》经文的大量引述是这通书信的一大特点。将查理曼类比于《旧约》中获得神恩的以色列贤王（大卫、所罗门），在阿尔昆加入查理曼宫廷后成为了加洛林政治文化的显著特征。但卡特伍尔夫书信比之要早了将近十年，反映了一种“书信文体（和政治）试验”。[76] 卡特伍尔夫将释经学中通常视为关于大卫王并预表基督的《圣经》经文称作“关于你（查理曼）的例示”。[77] 同时，他将“经书正典”（canones），即《圣经》，视为查理曼需要在“上帝之民”（populum Dei）中确立的“上帝的律法”（legem Dei）的根基。这可以解释《申命记》在这通书信中的大量运用。[78] 卡特伍尔夫常常用etreliqua省略对《圣经》经文的全段引用（本译文中统一译作“云云”）。加里森指出，类似的表达常见于武加大本《列王纪》，或许体现了卡特伍尔夫对《圣经》文风的效仿。[79] 书信最后一句中对《约珥书》和《帖撒罗尼迦后书》经文的运用，体现了鲜明的末世论色彩。
对加洛林政治史来说，卡特伍尔夫书信也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卡特伍尔夫论证查理曼享受特殊恩典时所列八条证据中，第一条称，丕平的王后贝尔特拉达（Bertrada）成功怀上查理曼，得益于很多人，特别是“你的母亲”的祈祷。贝尔特拉达的怀孕不但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更使丕平获得了自己子嗣，间接促使他违背了对出家的兄长卡洛曼的承诺，剥夺了卡洛曼之子德罗戈的继承权。珍妮特·尼尔森结合各种史料推测，丕平可能在747年故意向卡洛曼隐瞒贝尔特拉达怀孕的消息。[80] 卡特伍尔夫的这条记录为窥测这段暗流涌动的加洛林宫闱政治提供了一条线索。在第五条中，查理曼的弟弟卡洛曼的去世被描述为上帝的恩典，使查理曼“没有制造流血就君临整个王国”。这一条中还提到，“上帝非凡的仁爱和极大的仁慈与法兰克人的军队同在”。这都暗示了法兰克王国在卡洛曼去世前内战风雨欲来的紧张局势。同时，“上帝保佑你幸免于你的兄弟的所有诡计”（第三条）出现在“你和你的兄弟获得了对法兰克人的王国的统治权”（第四条）之前，似乎暗示，查理曼和卡洛曼之间的不和在他们的父王丕平在世时就已显露。在关于查理曼伦巴德战争的三条中，占领帕维亚和俘获德西德里乌斯（第七条）和查理曼接管意大利（第八条）被分开列出，后者被明确与查理曼在复活节期间的罗马之行联系在一起。这反映了当时人对查理曼征服意大利的一种见解。
卡特伍尔夫书信并没有被之后的拉丁作家明确引用过。学者们从蛛丝马迹中尝试论证这通书信的影响。麦考密克指出，卡特伍尔夫关于禁止向异教徒贩卖基督徒奴隶的劝谕，可能影响了查理曼之后的相关政策制订。[81] 胡伯特·莫德克认为，查理曼颁布于779年的赫斯塔尔二号条令（Capitulare Haristallense secundum speciale），以斋戒、祈祷和救济的方式应对王国内发生的饥荒，受到了卡特伍尔夫书信的影响。[82] 劳伦斯·尼斯指出，卡特伍尔夫关于君主“八立柱”（引自《希腊人箴言》）的理论，可能影响了查理曼时代的著名彩绘抄本《德斯卡尔克福音书》（Godesscalc Evangelistary）的图像学呈现。[83] 但无论如何，卡特伍尔夫书信中关于君主职责、教会改革的理念，完全可被视为是查理曼此后数十年事业的“预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