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处于新旧秩序交替的黎明破晓时分，也正处于科技大爆发对现有社会体制带来颠覆性冲击的文明蜕变前夕。旧的观念、规范与体制正出现运作失灵和不胜负荷的疲乏与凋零迹象，新的思维、秩序与模式正处于激荡、探索与酝酿阶段，尚未破茧而出，因此全球经济与人类社会正面临五大不确定性。

第一，全球化的前景高度不确定。从2016年开始，西方社会反全球化运动与排外民粹主义风起云涌，英国脱欧，特朗普异军突起，意大利反欧盟联盟上台，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对自由贸易与经济开放的社会共识已经全面松动。全球化引爆的政治两极化冲突的震荡，让不少经济研究机构纷纷发出警告，他们担心世界经济已经开始步入“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通道，过去30多年高速前进的全球化即将出现逆转。2019年底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大流行，暴露了全球产业供应链缺乏应对突发大型灾变的韧性，助长了经济民族主义的声浪，更让全球经济瞬间跌入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急遽的衰退，让有些观察家担心这场庚子年的大瘟疫将是压倒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

第二，二战后西方主导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之前景高度不确定。以联合国体制为核心的战后多边主义基础不断被侵蚀，特朗普主政下美国外交政策加速转向专断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美国向中国与欧盟发起贸易战，压榨弱小贸易伙伴，公然践踏世贸组织权威，并抛弃维护国际秩序的责任，不惜让许多美国过去带头构建的国际多边体制失灵或陷入瘫痪。拜登的外交团队虽然修正了特朗普的激进单边主义倾向，但依然刻意忽视联合国体制的职能，试图串联少数西方国家来片面制定所谓的“规则”并强加于人，对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早已多元化的现实视若无睹。在新冠肺炎疫情这场百年来仅见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中，西方国家抢夺医疗物资，囤积疫苗，完全不顾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急迫需求，让世卫组织无法发挥统筹全球抗疫行动的职能，导致疫情在全球范围迅速扩散，陷入失控状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对抗严重的经济衰退而纷纷采取“无限制”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带头滥发货币，导致资产泡沫继续膨胀，埋下了引发恶性通货膨胀的重磅引信。哈佛大学约瑟夫·奈（Joseph Nye）教授担心，世界经济因缺乏承担领导责任的大国以及缺乏有效政策协调机制而爆发系统性危机，也就是滑向“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危险，有增无减。

第三，中美关系的前景高度不确定。从特朗普时期开始，美国鹰派人士逐步推升与中国（及俄罗斯）的战略对抗，已经在美国社会掀起一场全面对抗“中国威胁”的麦卡锡主义风潮。民粹政治人物不断鼓噪，摆出不惜对中国发动一场“新冷战”的决心。拜登上台后仍持续推进以中国为首位假想敌的战略围堵政策，升高对中国的科技封锁，加速在太平洋地区的针对性军事部署，不断在涉台、涉疆、涉港、南海等问题上刻意挑衅，甚至为了掩盖美国政府抗疫不力而企图编织“武汉实验室病毒外泄”的谎言嫁祸中国。这让国际关系学者高度担忧，如果中美之间战略摩擦与对抗快速升级，双边关系将陷入传统国际政治霸权争斗的零和游戏之中，不但会严重冲击全球与区域的和平与稳定，而且会将世界经济推向全面裂解的深渊。这就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Gra ham Allison）所提醒的“修昔底德陷阱”之历史悲剧可能重演。

第四，中国在建构后西方世界秩序中的角色与担当也存在高度不确定性。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正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也正以更大的力度要求改革全球治理机制，提出追求更民主、公平、包容与可持续的国际新经济秩序的目标。中国国家领导人也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愿景，全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化开辟新路径与注入新动力，并积极创建新的多边合作机制与搭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政策协调平台以深化南南合作伙伴关系。一方面，这些正面发展激起了广大非西方国家对全球经济秩序重构的乐观预期；另一方面，也引来西方国家的疑虑、抗拒与抵制，毕竟西方国家早已将自己居于世界秩序的核心，并将掌控普世价值标准的话语权视为天经地义。西方国家的知识与政治精英尽管对自己体制优越性的信心已经动摇，也不再提倡“历史终结论”，但尚未有与非西方新兴国家平起平坐的心理准备，更谈不上迎接多元文明而愿意彼此尊重并相互借鉴。所以，西方政治精英将中国所展现的制度自信与全球治理改革倡议，视为对西方核心利益的挑战与威胁，并刻意把中国展现的新型软实力扭曲为“锐实力”。而发展中国家也有不少对以西方为中心的秩序早已养成严重心理依赖或利益依附需求的社会精英，对于中国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类可持续发展愿景与新型多边合作倡议半信半疑，甚至盲目跟随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调门起舞。

第五，人类社会对于如何驾驭科技革命的巨大潜力充满不确定性。量子物理、人工智能、物联网、绿色能源与生命科学正处于科技大爆发的前夕，新科技将对现有的社会结构、物质供需关系，以及工业化社会的生产与交换模式带来颠覆性的改变，涉及极为复杂的利益协调与分配、基本权利重新设定、社会分工模式变革，以及道德风险管控等制度创新议题。科技大爆发也带来了棘手的社会变革路径选择难题。

人类社会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可能被零和游戏思维主导的传统大国博弈不断激化而导致历史悲剧重演，因缺乏包容文化多样性的文明冲突而陷入四分五裂，因民粹政治人物煽动的种族主义与仇外思维而埋葬全球化。我们也可能身不由己走上邪路，放纵垄断性数字资本攫取支配新增生产力与主导社会秩序的绝对权力，并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但我们也可能逐步构建福祸相依的全球意识，超越狭隘的但求自保的国族本位思维；可能借助科技革命的巨大赋能潜力，让世界人口爆炸带来的粮食、能源、水资源、疾病控制、生态挑战与基本需求保障等方面的问题迎刃而解，并有机会开启通往分享经济与共享社会的康庄大道。

本书就是我对令大众困惑的五个不确定性的初步观察、分析与思考。我的基本观察是，当中国越来越接近恢复其人类历史舞台中心地位时，面临的挑战必然越大，战略形势也必然更复杂与险恶。“新冷战”威胁、“金德尔伯格陷阱”、“锐实力”等批评声浪此起彼伏。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宏大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在G20（二十国集团）框架下的积极作为，完全超出美国精英的预想，一时之间他们的心理难以调适。

在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危机中，西方发达国家居然成为全球疫情集中大暴发的震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在应对疫情第一波暴发所展现的应变、控制、协调与调度能力，以及把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增长曲线迅速而有效控制下来的客观记录，更是给西方社会精英带来巨大的心理震撼，他们曾拥有的体制与文化自信、自尊与优越感遭到了颠覆性的打击。所以在疫情消退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客与媒体必然对中国掀起新一轮的诋毁与攻讦，西方媒体与智库也会炒作“去中国化”的全球化这个议题。中国需要审慎因应当前美国冷战思维重现、战略对抗升高，以及仇中情绪高涨等挑战，预估攀登顶峰的最后一段路程可能产生的风险。

尽管中美战略对抗形势可能日趋险恶，但中国需要保持冷静与战略定力。我个人对全球战略格局变化趋势与中国面对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五个基本判断。

第一，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开始式微，以中国为首的非西方世界开始崛起，人类历史进入后西方中心时代，世界经济重心快速向亚洲转移，新兴经济体开始参与国际社会规则与标准制定，人类历史回归多元文明并举的常态。在全球秩序重组的历史分水岭时刻，中国的角色极为关键，中国的国际担当已经难以推卸，但仍需量力而为，并在短期内沉着应对新旧秩序并存及多元模式磨合的过渡期必然发生的局部震荡与战略摩擦。

第二，全球化的动力仍十分充足，已经在世界各地创造了众多的利益攸关者，还有更多的潜在利益攸关者期待分享全球化的红利，反全球化运动主要集中爆发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全球化的融合能量远大于裂解能量。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危机会引导全球产业布局的调整，以及激发网络经济的蓬勃发展，而不是全球化的全面倒退。美国过去30多年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全球化的路径与规则需要调整，必须与包容性增长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建立有机的联结。经济高度对外开放需要相应的国际多边体制及社会保障体制，才能维持全球化的社会支持基础。COVID-19（2019冠状病毒病）导致的严重经济与社会冲击，凸显了当前全球治理机制以及各国社会风险管理体制均严重落后于经济全球化，国际社会急需构建全球健康与公共卫生互助机制来有效应对大流行病的风险。过去长期由西方国家把持的全球治理机制已经僵固老化，需要新兴市场国家参与改革，才能纾解反全球化的社会压力，并有效应对当前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生态失衡、全球气候变暖、流行性疾病、人口爆炸、贫富悬殊等生存发展挑战。

第三，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有机会进行一场良性竞争，而模式竞争优胜劣败的关键不仅仅在于哪种体制可以在21世纪科技创新竞赛中领先，也在于哪一种模式可以更灵活地掌握科技创新带来的制度创新与社会变革机遇，可以更有效地去发掘这些新科技对社会的巨大潜在效益并控制其风险，可以更有效地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及5G通信进行数字化社会风险管理。这很大一部分取决于政治体制能否为社会治理、生产组织、经济分工与合作模式、物质交换与分配机制的革命性演进打造健康的生态环境。

第四，美国背离多边主义，必然给全球治理带来新的难题，尤其不利于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与新冠病毒危机等全球议题的国际合作。不过，美国已不再能主导全球经济体系运作的游戏规则，这可为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转型带来契机。全球社会正迫切需要超越新自由主义的窠臼，建立更符合对等与互惠原则的经济交换与合作模式，建立一个更能统筹兼顾地球上绝大多数经济体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全球贸易、货币与金融体制，一个更尊重文化与宗教多样性与差异性的全球公共舆论场域，一个更能体现“休戚与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社会和平共处规范。亚洲国家可以先在自己的区域构建公共卫生共同体，以及更紧密的经济共同体，退可以应付全球化裂解的风险，进可以审时度势积极把握参与全球秩序改造的历史机遇。

第五，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推进全球化路径与规则的修正，提供新型国际公共产品（公共财货），引领全球治理机制改革，以及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将得到广大非西方世界越来越积极的响应。欧亚大陆更紧密的经济整合也可以给陷入停滞的西欧带来经济活力。而美国政府所展现的激进单边主义及“超级流氓大国”行径，最终必将被全球广大社会唾弃，美国对中国发起经济围堵与科技封锁最终必然导致美国作茧自缚。中国担负新兴大国全球责任与推进全球治理变革的最高指导思想应该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这是源于中国的文化传承与数千年智慧之积累，也是孙中山先生一生倡议的最高理想；这既是中华民族向往的地球上多元文明和睦共处、互助合作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华民族追求民族伟大复兴并再度屹立于先进文明之林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