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风雅颂
《诗经》三百篇，风雅颂总揽。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美人如诗，草木如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西方有《圣经》流传千年，东方有《诗经》流传三千年。《诗经》就是东方文明的《圣经》。
谈情说爱的《关雎》算得上《诗经》的压舱石。是它，为一部中华文明的鸿篇巨制，定下了基调。感谢孔夫子整理《诗经》时，没有删除那些“淫词艳曲”，让我们一睹先人风采。
史尊
史尊，早年流失海外，曾辗转于日本等国家，后经努力，终于回归国内。通高近30厘米，四面出扉棱，上铸夔龙纹、蕉叶纹、兽面纹等纹样，因内底铸一字铭文“史”而得名。史尊整体造型典雅端庄，装饰繁复华美，是目前发现的最豪华精美的商代铜尊。
壹
藏礼于器
祖先遗存下来的秩序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最初用来煮食的金属器皿，逐渐演变为最神圣的礼器，被供上祭台，到后来，随着缤纷异彩瑰丽多姿的时代变幻，又回归凡尘融入世俗生活。
青铜器在夏商周三代中，经过夏朝的铸炼，到商朝达到高峰，至西周则更加丰富。商人尊神，青铜雄浑大气；周人崇礼，青铜简洁朴拙。我们的祖先，在这个全新的青铜时代，用艰辛和智慧，走出了一条让后辈望尘莫及的青铜之路。
夏的质朴，商的绚烂，周的儒雅，汉的强悍，唐的开阔，全都融进了一件件精美绝伦的礼器之中。
青铜器起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专家李健民认为，青铜时代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夏商周三代——夏代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初始期，商晚期是青铜时代的兴盛期，西周是青铜时代礼器制度的成熟期。至秦汉时期，青铜器在礼器中的比重大大减少，已经逐渐衍化为贵族乃至百姓的生活用品。真应了那句古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我们不妨借青铜器这个远古的文化符号，普及一下我们不熟悉的文化历史知识——
遥想三千年前的“公元前”时代，有一个我们难以想象的庞大的青铜器家族。那些门类众多、形状怪异的青铜器，根据用途的不同，大体分为酒器、饮食器、水器等。盛大的祭祀场合中，祭坛上会陈列出爵、觚、尊、卣等大小错落的各种酒具，盛满酒浆，烹煮好的祭肉从大鼎中取出，盛在小鼎、簋等器具中，供上帝饮馔。
爵、角、觚、觯是饮酒器。其中爵和角为三足器，便于生火加温。觚和觯为圈足器。酒器中的很多器类，都是从这两种造型衍生发展的。而斝的形体比较大，是用来给酒加温的。尊、罍、壶、方彝和兕觥主要是盛酒器。盉用来调水于酒。
饮食器的分工也极其严格。鼎是煮肉用的。鬲可以煮粥或盛粥，它的袋形腹可以扩大受火面积，较快煮熟食物。簋可以盛放黍、稷、稻等饭食。甗用作蒸食物，分上下两部分，上面用来盛放食物，下面用来煮水，中间有箅可以通蒸汽。
商时多以酒器通天，周时多用食器祭祀。历史学者易中天对此形象地解读：商人请神喝酒，周人请神吃饭；商人是酒鬼，周人是食客；商灵性，周理性；商浪漫，周严谨；商重巫官，周重史官；商重鬼神，周重人文。
这就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光辉的一页——青铜时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作为重要标志，青铜器把人类拉进文明社会，同时也铸就了中国古代灿烂的青铜文明。
我们的祖先，在这个人类全新的青铜时代，用艰辛和智慧，走出了一条让后辈望尘莫及的青铜之路。
青铜器在夏商周三代中，经过夏朝的铸炼，到商朝达到高峰，至西周则更加丰富。这些遗存下来供我们今天膜拜的青铜文明，在商代时最为辉煌。
欧洲、美洲和西亚诞生的青铜器，多以面具、人像、生产工具为主。商朝的青铜器却多为重型礼器。体量最大、造型最庄严的，是方鼎，它们用庄重的造型传递着神圣感。最为典型的方鼎，要数陈列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后母戊鼎了，这件高1.328米，重833公斤的巨型之物，是世界上迄今出土最重的——被专家视为殷商时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的代表。
庞大而华贵的后母戊鼎告诉世人，那些庞然大物的背后，共同指向一个关键字——礼。它们代表着壁垒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编注：本书中“封建”指分封制。“封建”一词出自《诗经·商颂·殷武》，“命于下国，封建厥福”）。礼只是一个标志，标志的背后则是如山岳般屹立不倒的社会秩序。王权高高在上，身份的标志，是神圣不可冒犯的秩序。
商人尊神，青铜雄浑大气；周人崇礼，青铜简洁朴拙。商人信神，有自己完整的宗教系统；周人拜礼，精心研制而成的礼制千年不绝影响至今。
古代中国，祭礼的形式不但是“情感—道德”性的，而且是“伦理—政治”性的。《礼记·祭统》有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是言祭为礼之大者也”。祭礼之中的祖先祭祀，既是为人子孙慎终追远、报本反始的道德行为，又是一家一族敬宗合族、确认人伦的共同活动。
用规范化的青铜器系统来表现祭祀中虚幻的“礼”字，实际上是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权力分配与等级评定的一种表现。这个系统直观、实用、一目了然，且易于复制。商周的青铜器在鼎中恰到好处地体现了“虚幻”的思想：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或一鼎，平民则不许。
继商人开悟之后，周人更加发扬光大，继而成功地把祖先与神的身份分开，并且给原来居无定所的上帝找到一个固定的高高在上的看不见的办公场所——“天”。制礼作乐与天命观之间可谓互为表里：天命观是礼乐制度的基础，礼乐制度是天命观的表现形式。
古老的甲骨文告诉我们，礼就是礼器，乐就是乐器。礼乐就是祭礼和乐舞。
祭祀照旧进行，匍匐在地的芸芸众生依然毕恭毕敬，仪式盛大，器具齐全。祭祀的人变了，可人们的内心深处，祖先虽然还是原来的那个祖先，上帝已经不是那个上帝了。因而只有“天子九鼎，公、侯七鼎，伯五鼎……”完整地继承下来，且一点儿也不容马虎。
一部专门为祖先服务的《周礼》沿袭千年，一丝不苟地规范了青铜器的功能。
青铜器与礼乐文明，见证着器与道的融合与悖反。尽管周公“制礼作乐”，孔子“克己复礼”，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姬周政权，维持封建秩序，但此时人的努力、人的力量、人的意识已经开始觉醒，他们至少清楚，内心的平静祥和才是社会最好的稳定器。为了追求心中和世俗的稳定，一代又一代的君王们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正因如此，泱泱中华上下五千年，才形成了自身的历史周期律：夏有“少康中兴”；商有“武丁中兴”；周有“宣王中兴”；汉有“光武中兴”；历史行至南北朝时期，有著名的“孝文帝中兴”；唐有“元和中兴”；宋有“建炎中兴”；明有“弘治中兴”；清有“同治中兴”。正应了那句古语：“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或许这就是帝王将相从那些冷冰冰的青铜器中，所悟出的“天命”。
社会秩序是维护国家稳定的基石，现代社会称之为“法”。而在古代甚至远古时代，法都是服务于礼的。“以礼治国”是古代政治的独特之处，倘若追“礼”溯源，最早便是被凝固在绝无仅有的大宗青铜礼器之中。
越是科学不发达的时代，人们就越是把自己的命运和未来寄托在“天”上——上苍主宰一切。一件件礼器就是人类向上天“汇报工作”的唯一媒介。
中华大地悠久的农耕历史不断提醒我们，“靠天吃饭”是多么重要。为祈求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我们的祖先不惜穷尽智慧祭天祀祖，在那个弥漫着巫术气息的久远时代，审美还只是巫术的附庸，而这些狞厉神秘的图腾符号，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商代青铜器最鲜活的表情。商周的青铜艺术，李泽厚先生认为是狰狞的美。而那些狰狞的表情，却一直让人肃然起敬，让人心存敬畏。
活跃于夏商周三代的青铜之路，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主要是由西向东传播青铜与游牧文化。由东向西传播丝绸与定居农业文化的丝绸之路，繁忙于汉唐宋元时代，却史不绝书、汗牛充栋。
可以说，最初是青铜之路诱发了丝绸之路，到后来丝绸之路则取代了青铜之路。而诱发青铜之路的，是更为悠久的玉石之路，那应该是人类文明的婴孩时代。
这一传承与逻辑，可以从古蜀国三星堆辉煌的青铜文明中一览无余。李白的千古名作《蜀道难》反映了远古时中原人对古蜀国的直观认识，由于交通的不便和地理上的距离，古蜀国文化与中原文化一直保持着神秘的距离。但诗人没有想到的是，他过世一千多年以后，在成都几十公里外一个叫三星堆的村庄，一大批人们闻所未闻如天外来客般的青铜神器得以重见天日。更让这位大诗人难以想到的是，远离中原的西南一隅，竟存在如此辉煌发达的古代青铜文明。这里出土的青铜神像、青铜人像、青铜神树、青铜动物，造型大，且怪异。古蜀人用青铜器表现了人和神交流的全过程。而正是古蜀国灿烂的文明，走出了一条独辟蹊径的南方丝绸之路。这条丝绸之路要比后来举世闻名的北方丝绸之路古老得多，丰富得多，艰辛得多。
考古是我们认识远古最直接也是最准确的证据，一次次重大的考古发现重新丰富了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版图。从三星堆等级森严的那一件件带着热血的冰冷之物，我们可以看出，青铜器早已成为物质性标注等级秩序的礼制符号。
值得一提的是，三星堆除了出土大量青铜器之外，还有不少来自印度洋的贝壳。不难看出，商朝时期的古蜀国，文明触觉已经走得很远很远了，那是一种我们至今难以想象的高度文明，与三星堆接踵的金沙遗迹文明，亦不乏灿烂与辉煌，数十年前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被确定为中华文明标志，就是最好的明证。三星堆留下诸多的谜团，科技发达的今天我们都未能完全读懂，还有谜团重重的巴蜀图语，也成为世界各路专家无法解读的人类文字未解之谜。
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起始点，三千年成都的特色鲜明而厚重。
出生于德国的历史学家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在20世纪80年代两次访问中国后，颠覆了沃勒斯坦以欧洲为中心论述世界体系的理论，提出“世界体系不是500年，而是5000年”之说。早在五千年前的青铜时代，中国与西亚之间就开展了以青铜、牲畜和粮食为主要符号的文化大交流，形成了青铜时代的世界体系。
大抵距今五千至四千年，沿着那条横跨欧亚大陆的历史通道，青铜、小麦、黄牛、绵羊等与游牧生活方式有关的文化要素，先后源源不断地从西方传入中国，与原有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生碰撞，共同孕育出了兼收并蓄的中原文明。
弗兰克先生以为，正是这种由青铜技术发韧的东西方所形成的“文化包裹”，共同把人类文明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夏的质朴，商的绚烂，周的儒雅，汉的强悍，唐的开阔，全都融进了一件件精美绝伦的礼器之中，虽然这些已成昨日过往云烟，但在时间长河中仍泛着瑰丽和光芒。
那是我们的先祖用智慧和文明留下的宝贵遗产，早已注进我们的精神血脉，无形地滋养着我们的先辈、我们及我们的后世。
贰
“道”统天下的千年之谜
兴起于先秦，泽被于万世。周王室东迁以后，学术重心由王宫逐渐移向民间，周王朝气数殆尽之时，正是民间学术繁盛之期，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思想的自由，文化的勃发……可以借古，可以讽今，可以知未来……成为后学的蓄水池。
《道德经》中的每一个字，都堪称老子给掌权者、君王和政治家的谆谆教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多的文化名著。
“道可道，非常道。”《道德经》的开篇之语念了数千年。可至今为止，能够真正讲得通悟得透的，却没有几人。
如喷薄而出的红日，在积蓄了巨大能量之后，厚积而薄发，在烙上“先秦诸子”的特殊标签之后，井喷似的涌现出一批“泰斗级”人物。
这并非偶然。八百年周王朝所种下的，并非完全是“姬姓江山”之果，更是华夏三千年“集体智慧的结晶”。
铁打的征候流水的王朝。却说周王室东迁以后，学术重心由王宫逐渐移向民间，周王朝气数殆尽之时，正是民间学术繁盛之期，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思想的自由，文化的勃发……可以借古，可以讽今，可以知未来……自老子、孔子以后，大家如雨后春笋般辈出，如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皆“揭竿而起”，著书立说，各成一派。
兴起于先秦，泽被于万世。自此，诸子著作成为后世了解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资料库，更成为后学的蓄水池。
子，乃先秦时对人的尊称。之后特指孔子、老子、庄子、墨子、孟子、荀子等古之先贤。百家一般指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学术流派。
这样一个列阵似的庞大的名人方阵和学术阵容，基本上代表了那个统称为“先秦”的方方面面……《汉书·艺文志》向我们透露了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统计数字，这些方阵中有名的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后来大约10家发展壮大成了学派。
那真是一个群星璀璨的光辉时代。这些思想之先进，学术之自由，智慧之博大，可谓领当时世界潮流之先声，于人类也是一笔可贵的财富。
《道德经》堪称这个时代最为杰出的代表，区区五千言，引发数千年顶礼膜拜。因对中国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影响，被誉为“万经之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多的文化名著。
其他朝代暂且不论，仅唐朝一代，道教变成国教。唐高宗尊称《道德经》为“上经”，唐玄宗尊称为“道德真经”。唐太宗曾令人翻译为梵文。唐朝乃文人辈出之时，《道德经》有如此待遇，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自古以来，世间万事万物都源于一个个预设的“道场”之中，中国古代哲学的源头，同样集中于一个“道”字。
方块字的构造十分独特，一个“首”，一个“辶”。“首”即大脑，代表思想；“辶”即运动，代表行为。有了想法，付诸行动，谓之“初源之道”。
“道可道，非常道。”《道德经》的开篇之语念了数千年。可至今为止，能够真正讲得通悟得透的，却没有几人。
老子被尊称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生活于春秋时期，楚国苦县人。后世能深深记住他的，主要是那本开创了我国古代哲学思想先河的《道德经》。
自古以来，老子有如一个神仙般，萦绕于世间。
相传老子降生时，体弱而头大，眉宽而耳阔，目如深渊珠清澈，鼻含双梁中如辙。因其双耳长大，故起名为“聃”；因其出生于庚寅虎年（前571年），亲邻们又呼之曰小狸儿（即“小老虎”之意）。据说，因江淮间人们把“猫”唤作“狸儿”，音同“李耳”。久而久之，老聃小名“狸儿”便成为大名“李耳”一代一代传下来了。
却说老聃自幼聪慧，静思好学，拜师于通天文地理、博古今的商容老先生。教授三年，博学的商容便向老夫人辞行：“老夫识浅，聃儿思敏，三年而老夫之学授？”
老聃入周，拜见博士，入太学，天文、地理、人伦，无所不学，《诗》《书》《易》《历》《礼》《乐》无所不览，文物、典章、史书无所不习，三年而大有长进。
就这样，十三岁就超过师傅商容，被荐去周室太学深造，十六入朝为官，且官至“守藏史”（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从而声名远播。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守藏室是周朝典籍收藏之所，集天下之文，收天下之书，用汗牛充栋、无所不有来形容应不为过。老聃身处其中，如蛟龙游入大海，海阔凭龙跃；如雄鹰展翅蓝天，天高任鸟飞。老聃博览泛观，如虎添翼，通礼乐之源，明道德之旨，方能闻名遐迩。
当李耳升格为老聃，老聃再升格为老子的时候，一个闪耀在中华文明星空数千年的大师诞生了。
与老子相辉映的，是另一个“子”字辈的人，他的名字叫孔子。却说孔子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鲁国远近闻名的导师了。四面招徒，八方开坛。而立之年，当听说老子的名字后，一定要带着弟子前去会会，不知道内心深处有没有一种不服气的成分，反正他俩见面了。“会会”的结果，有一段孔子与弟子对话实录——
回到鲁国，众弟子问道：“老子何样？”孔子道：“鸟，吾知它能飞；鱼，吾知它能游；兽，吾知它能走。走者可用网缚之，游者可用钩钓之，飞者可用箭取之，至于龙，吾不知其何以？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吾所见老子也，其犹龙乎？学识渊深而莫测，志趣高邈而难知；如蛇之随时屈伸，如龙之应时变化。老聃，真吾师也！”
字里行间，这世上能让孔子心悦诚服的人，恐怕只有老子了。孔子拜老子为师。
孔子与弟子的上述对话算是精彩了。其实，最为精彩的，还是老子与孔子师生间一段又一段经典的对白，其间无不显示出儒家与道家思想的碰撞。兹摘录一二——
行至黄河之滨，孔子伫立岸边，不觉叹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黄河之水奔腾不息，人之年华流逝不止，河水不知何处去，人生不知何处归？”
闻孔子此语，老子道：“人生天地之间，乃与天地一体也。天地，自然之物也；人生，亦自然之物；人有幼、少、壮、老之变化，犹如天地有春、夏、秋、冬之交替，有何悲乎？生于自然，死于自然，任其自然，则本性不乱；不任自然，奔忙于仁义之间，则本性羁绊。功名存于心，则焦虑之情生；利欲留于心，则烦恼之情增。”
孔子解释道：“吾乃忧大道不行，仁义不施，战乱不止，国乱不治也，故有人生短暂，不能有功于世、不能有为于民之感叹矣。”
老子道：“天地无人推而自行，日月无人燃而自明，星辰无人列而自序，禽兽无人造而自生，此乃自然为之也，何劳人为乎？人之所以生、所以无、所以荣、所以辱，皆有自然之理、自然之道也。顺自然之理而趋，尊自然之道而行，国则自治，人则自正，何须津津于礼乐而倡仁义哉？津津于礼乐而倡仁义，则违人之本性远矣！犹如人击鼓寻求逃跑之人，击之愈响，则人逃跑得愈远矣！”
稍停片刻，老子手指浩浩黄河，对孔子说：“汝何不学水之大德欤？”孔子曰：“水有何德？”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此乃谦下之德也；故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则能为百谷王。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此乃柔德也；故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因其无有，故能入于无间，由此可知不言之教、无为之益也。”
孔子闻言，恍然大悟：“先生此言，使我顿开茅塞也：众人处上，水独处下；众人处易，水独处险；众人处洁，水独处秽。所处尽人之所恶，夫谁与之争乎？此所以为上善也。”
话说孔子与老子相别十八年后，五十一岁的孔子闻老子回归宋国沛地隐居，遂携弟子再次拜访。
历史文献里，只说老子西度流沙，过了新疆以北，一直过了沙漠，到西域去了。究竟是往中东还是到印度去了，不知道。在他离开中国时，有没有领到关牒——相当于现在的护照和出入境证，也不知道。
一生行踪诡异、神秘莫测的老子，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是类似于神话般的“出函谷关”故事。对此有无数个文字版本，但内容大体一致，这里也不妨再赘述一次故事的轮廓。
却说周敬王二年（前518年），老聃守丧期满返周。周敬王四年（前516年），周王室发生内乱，王子朝率兵攻下刘公之邑。周敬王受迫。当时晋国强盛，出兵救援周敬王。王子朝势孤，与旧僚携周王室典籍逃亡楚国。
老聃蒙受失职之责，受牵连而辞旧职。于是离宫归隐，骑一青牛，欲出函谷关，西游秦国。函谷关守关吏尹喜，少时即好观天文、爱读古籍，修养深厚，是老子的“铁杆粉丝”。加之他夜观星象，得诗一首：“紫气东来三万里，圣人西行经此地。青牛缓缓载老翁，藏形匿迹混元气。”于是派人清扫道路四十里，夹道焚香，以迎圣人。
须发皆白的老子骑着一头青牛来到函谷关时，因为没有关牒，正好被尹喜拦下，老子不知是计，又有好酒好菜给供着。一心想出关的老子，思忖几日后，以王朝兴衰成败、百姓安危祸福为鉴，溯其源，著上、下两篇，共五千言。上篇起首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故人称《道经》。下篇起首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故人称为《德经》，合称《道德经》。《道经》言宇宙本根，含天地变化之机，蕴阴阳变幻之妙；下篇《德经》，言处世之方，含人事进退之术，蕴长生久视之道。
尹喜得之，如获至宝，终日默诵，如饥似渴。连官也不做了，挂冠而去，不知所终。
老子长得仙风道骨，故后人常把他与仙与神联系在一起，好像那位名叫李耳的凡胎肉身，从没有来过这尘世一样。有关他的传说，都编得出神入化。
那些引人入胜的神仙故事我们暂且不论。但《道德经》由一部书逐渐演化成一门宗教，其嬗变历程值得研究。
由老子到列子、再到庄子……由《老子》改称的《道德经》，由《列子》改称的《冲虚经》，由《庄子》改称的《南华经》。道教三经，一路传下来，终为国粹。
三千年过去了，老子留下的经典仍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可谓无与伦比。
古人云，“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还有半句留给孔子老师老子的，只需要半部中再半部的《道德经》，足可以一统江山。
《道德经》中的每一个字，都堪称老子给掌权者、君王和政治家的谆谆教诲，只是考验读者能不能真正读懂其中的新意与深意。
《道德经》中的“道”，能独霸中华文明三千年，不是偶然的。
叁
一幅流传三千年的情爱招贴画
孔子曾以“思无邪”点明《诗经》宗旨，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面对流传下来的三千多首有人情、有社会现状、有喜怒哀乐……的诗，孔夫子一头扎了进去，倾注全力，以独特的眼光审视、筛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将遗存下来的三千多首诗，经过归纳整理，挑出三百零五首他认为是精品的篇章，教给他的学生。
西方有《圣经》流传千年。可以说，《诗经》就是东方文明的《圣经》，流传了三千年。
谈情说爱的《关雎》算得上《诗经》的压舱石。是它，为一部中华文明的鸿篇巨制，定下了基调。好在孔夫子编辑整理《诗经》时，没有删除那些“淫词艳曲”，才让我们今天一睹先人风采。
作为人类文明的源头，一部《诗经》，滋养了中华文明数千年。
《诗经》所透露出的，是我们的祖先对于政治、经济、社会等诸方面鲜活的折射。一部《诗经》经过三千多年的咀嚼，我们至今仍津津乐道津津有味，且常咀常新长嚼长香，可见其无穷的魅力。
《诗经》以前没有“诗”，可以说，“诗”这个字是专门为《诗经》造的。这些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留下来的诗歌——上，可追溯到周朝以前商朝的末年；下，可下溯到西周周平王东迁至西周覆灭的春秋中叶，其间跨越至少六百年。
何时又称为“经”？经历了春秋、战国、秦之后。汉代初年，一些读书人把先秦时期遗留下来的诗歌重新又分几家加以解释，“经者，常也”。自汉武帝时起就把“诗”称为“经”。
古代织布机上面的线，直的就是“经线”，横起用梭子穿来穿去的那根线，就叫“纬线”。所谓“经”，就是常说的以什么为“纲”，一个社会需要的有纲领性的东西，就叫“经”。
到了汉代，这些看似彼此不相关联的诗，必须“串”起来让人受用，就称为《诗经》。
对于诗和经，白手起家的古代，不像我们今天那么丰富，可信手拈来。很长一段时间，古代的文人应该是比较纠结的，至少在没有产生诗和经之前，他们不知道究竟什么是诗，什么是经。在他们手里，一切都是“开天辟地”，没有规矩，他们就是“立规矩”的人。我们都是根据先人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形成今天的“规”与“矩”的。
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义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这不，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我们又成了“立规矩”的祖宗，再过成百上千年，我们的那些后代的后代，也会按照我们“立”的“规矩”去施行。
这是历史的使命，也是历史的必然。
如果普及一下历史知识和文学知识。我们知道，《诗经》中的诗大多源自周朝初年，就是周武王、成王那个时代，王室专门派官员出去到民间去搜集流行歌曲，拿到王宫里，由专门的人诵读、吟唱。
周王朝的人是很用心的，那时还形成了专门的制度，叫“采诗”。相传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他们摇着木铎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把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给太师（负责音乐之官）谱曲，演唱给周天子听，作为施政的参考。那些没有记录姓名的民间作者的作品，占据了《诗经》的绝大部分。
孔夫子绝对是一个有文化担当的有心人。面对流传下来的三千多首有人情、有社会现状、有喜怒哀乐……的诗，他一头扎了进去，倾注全力，以独特的眼光审视、筛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将遗存下来的三千多首诗，经过归纳整理，挑出三百零五首他认为是精品的篇章，教给他的学生。
孔子曾以“思无邪”点明《诗经》宗旨，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诗经》被儒家奉为“六经”之首。孔子之所以是孔子，在于他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可以说，仅就他整理《诗经》这一件事，就足以进入不朽之列——《诗经》有人类的意义。
先秦诸子中的几乎所有大家，比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都奉《诗经》为圭臬，能够享受这一待遇的，非《诗经》莫属。西方有《圣经》流传千年。可以说，《诗经》就是东方文明的《圣经》，流传了三千年。
《诗经》里的诗歌内容，可以说主要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堪称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史载，周朝初期，太姒成为周文王夫人后，非常仰慕祖母太姜和婆婆太任的贤德。她极尽妇道，效仿前贤，以妇礼妇道教化天下，被尊为“文母”。与其夫君一道，仁德治国，形成了“文王治外，文母治内”，前朝后宫琴瑟和鸣的和谐局面。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这首我们今天还常常挂在嘴边朗朗上口的《诗经·周南·关雎》，就是周朝人赞颂文王及夫人太姒其中的一首。这些历代士子们吟唱了千余年的佳句，让一个贤惠、聪明、能干的周王朝的母妃，逐渐清晰地站在了我们眼前，那么亲切，那么和蔼，那么让人仰视。
当初孔夫子在编《诗经》时，一定十分纠结——“我把哪一首放来开头呢？”犹豫再三，最后他还是把这首《关雎》放在了《诗经》的篇首，作为开篇之作。如果细究，这绝对不是随意放的，因为一个社会是以家庭为单位，而家庭的构成建筑在爱情的基础上。
可以说，《关雎》就是《诗经》的压舱石，是它，为一部中华文明的鸿篇巨制定下了基调。
我们可以透过《诗经》这个历史的窗口，管窥三千年前的六百年间，我们的先人身上，那种我们今天仍无限憧憬却难以碰触的文明、自由和娱乐方式。
“上巳节”是周王朝初年诞生的一个节日，这是为接受了笄礼和冠礼的姑娘和小伙子特设的一个盛大节日。时间是在仲春之月的三月三。按照周礼的规定，这一天所有成年男女都可以到荒郊野外，享受最充分的性爱和自由。
这堪称中国最早的情人节。
实际上，这样的节日，世界各民族都有。古罗马的叫“沙特恩节”，时间在冬至日。殷商也有，时间在玄鸟（燕子）归来时。周人，不过继承了传统。
可以想象，那真是一个全民联欢的日子，比现在人们过春节还要期待。桃花三月，春水碧绿，鲜花盛开。春心荡漾的少男少女们手执兰草，从四面八方赶到河边，举行爱的狂欢。如果遇到意中之人，女孩子还会主动搭讪。
《诗经·郑风·溱洧》：“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用现代语言可作这样翻译：“溱水和洧水，春波浩荡弥漫。少女和少男，手中拿着泽兰。女孩说：过去看看？男孩说：刚刚看完。女孩说：看了也可以再看嘛！那边地方又大又好玩。于是说说笑笑往前走。还相互赠送了芍药花。”
易中天先生曾把这样的场景比喻为东周版的《花儿与少年》。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性爱自由是一个社会文明自由的重要标志。《诗经》里也不无例外地多角度多侧面展示了这样的主题。
以郑国和陈国为例，这两个国家是当时诸侯列国中最风流的。《诗经》收入郑国民歌共二十一首，其中可以确定为情歌的十六首。十六首情歌中，描述场景的两首，男性示爱的三首。其余十一首，都是女人向男人表达爱意的。
“萚兮萚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翻译成现代诗，会成这样：“落叶遍地，秋风吹起。哥哥你就唱吧，妹妹我跟着你。”
示爱有多种多样，《萚兮》与《溱洧》的不同之处在于，《溱洧》的场景是春波浩荡弥漫；《萚兮》的时节却是秋风落叶满天，姑娘渴望爱情的心，也像落叶一样翻腾回旋。
《诗经·郑风·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译成今天的话就是：“承你见爱想念我，就提衣襟渡溱来。你若不想我，岂无他人爱？傻小子呀真傻态！”
好一个“狂童之狂也且”。可以看出，一旦满心欢喜，郑国女孩的表达有几分泼辣。
可以说，在《诗经·郑风》里，暗恋、热恋、失恋等情爱内容应有尽有。也许，这就是郑国女孩的情感世界的真实写照。
其实，偷情在周代也时有发生，比如召南《国风·召南·野有死麕》：“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轻一点，慢慢来好吗？不要动我的围裙，别让那长毛狗儿叫个不停。”
这首诗形象地描写了一位猎人在山里跟小妞一见钟情的情形，猎人用刚刚打到的獐子作定情礼物，两人便一起走进了树林……
《诗经》真可谓一幅流传三千年的情爱招贴画。召南这对恋人在山上野合，齐国那对情人则在男人住处幽会。《齐风·鸡鸣》：“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亲爱的，鸡都叫了，天亮了。什么鸡鸣？那是苍蝇。真的天亮了，太阳都出来了。什么太阳？那是月亮。别管那些虫子，让它们乱飞吧，我们再亲热一会儿。不行不行，我必须走了，你可别恨我啊。”
陈国人跟郑国人一样，风流成性。两国也都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叫“东门”。东门未必是“红灯区”，但可以肯定，东门是恋人或情人寻偶求爱的“约会区”。所以郑国的情歌便说“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而陈国情歌所谓“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彼美淑姬，可与晤歌”，也可以理解为“东门之池，可以泡妞”。
郑国和陈国，都是性爱的“自由王国”。实际上，陈国比郑国更开放，郑国好在还有个称为情人节的“上巳节”，而在陈国，似乎天天都是情人节。陈人自称舜帝之后，巫风盛行，国人个个能歌善舞。他们甚至有一部分女子，专门从事巫术，以歌舞祭祀神祇。这种“神妓”，其实就是最早的性工作者。如《诗经·陈风·宛丘》，算得上是男子献给巫女的情诗：“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无望兮。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坎其击缶，宛丘之道。无冬无夏，值其鹭翿。”
陈国的祭祀活动频繁，地点除了东门和宛丘，还有“南方之原”。每到这时，陈国的男男女女便成群结队倾城而出，泡巫女，会情人，找对象。
古往今来，有男女便有性爱，有婚姻便有偷情。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夫一妻的制度“决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他甚至认为，天主教会禁止离婚的原因是“偷情就像死亡，没有任何药物可治。”婚外恋和一夜情，几乎任何民族和时代都有，社会也往往睁只眼闭只眼。
伦理道德归根到底是为了人。必须尊重人性，尊重人的各种需求。凡违背人性的，都会被抛却。这个道理，周公和孔子心里都明白。
好在孔夫子编辑整理《诗经》时，没有删除那些“淫词艳曲”，才让我们今天一睹先人风采。尽管周公“制礼作乐”，孔子也“克己复礼”，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以更加和谐的方式，维护姬周政权，维持封建秩序。
放眼远望，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时代也有诗，由于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性格，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社会衍变，他们的诗是另外一种形态，和我们的诗迥然不同。
古希腊、古罗马，所留下的几乎是神话，荷马唱的那些史诗，是曲艺艺人演唱的长篇故事，颂扬的是战争、英雄。古希腊、古罗马神话讲的都是天上的神，《诗经》里全是普通人，几乎没有神和英雄的位置。
十三国风、二南里面都是乡村里的民歌，小雅大雅尽都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抗议，特别是小雅——很多知识分子对那时的社会状况不满，在诗中间有很多倾诉。
上面是苍天，下面是黄土，人在天地间苦苦奋斗。“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所以《诗经》里没有一首是为艺术而艺术的，结果恰恰相反，它们是最具艺术魅力的诗歌。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焚书坑儒，烧的第一本书就是《诗经》，可是他忘了有一种东西名叫文化，这种东西不是外力所能够摧毁的，也就是戴望舒的诗写的：“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而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
《诗经》就是这样，灭绝不了。
除埃及文明只有一条母亲河外，巴比伦、印度和华夏，都诞生在“两河流域”。巴比伦是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印度是印度河与恒河，西周文明则发源于泾水与渭水之间，以后发展为中华文明，又在长江与黄河之间，还是Μεσοποταμíα（编注：美索不达米亚，希腊语，意为“两河之间的地方”）。
两河之间的冲积平原，是农业民族的福地。然而埃及文明衰亡了，西亚文明陨落了，印度多元多变多种族，很难说有统一的印度文明。只有中华文明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从未中断延续至今。
奥秘何在？两个字：制度。与埃及、西亚和印度不同，《诗经》里所描述的主角——周人创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优秀，也最健全的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历史学家易中天先生把这四层关系归结为一个“系统工程”：井田是经济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会制度，礼乐是文化制度。可以说，这些制度环环相扣，配套互补。能够产生这种制度的土壤，一定是丰厚的，这土地上的人之观念体系，也一定是开放和多元的。故而有专家把周人称为“早熟的儿童”，不无道理。
可以说，《诗经》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也只有在这样的制度之下，才会诞生一部伟大的《诗经》。
三千年过去了，耄耋之年的流沙河先生以“诗经点醒”为题目，字斟句酌、引经据典讲《诗经》，引起不小的反响，从而在全国也掀起了一股《诗经》热。他说：“在《诗经》里，我没有看到半点奴隶社会的影子。”他的话是回应许多人不承认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的“自由”，如果我们将“自由”界定为“强制减少到最低程度”的状态，就会发现，先秦民谣《击壤歌》所描述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正是自由状态的最佳注脚。
帝力，即是对人构成最大强制的国家权力，而社会自发形成的自治组织与礼俗秩序，则形成了阻隔国家权力之强制的屏障。
肆
周公离我们有多远
“中国”的概念，是从周公时代开始的——中华文明的底色和基调，是周人奠定的。
周王朝给了后世一个完整的“文明国家”样本。制定这个样本的，就是周公。
周王朝定下的这些“规”和“矩”，其后中国封建王朝历代的君王们（编注：此处“封建”指中国古代秦汉及之后的政治制度，或称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沿袭使用了几千年。
周公眼里，秩序贯穿于整个邦国，井田是经济秩序，宗法是社会秩序，封建是政治秩序。周王朝的封建制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规范化的管理制度。
秩序就像井田一样形成序列，叫井然有序；又像阡陌一样条理分明，叫井井有条。
透过《诗经》唯美的文字，畅想一幅幅唯美的生活图景，梦回周朝。
周公是谁？为什么我们至今常常提起他？他离我们究竟有多远？
如果要说周公距今已经三千年，对于几十年前的历史都模糊不清的我们而言，周公的确离我们很遥远；而周人留下的许多文化礼仪影响着我们当下生活的方方面面，“周公解梦”、“周公吐哺”、“周公之礼”、“周公假王”……这些关乎周公的历史典故，我们今天还耳熟能详甚至朗朗上口，周公与我们似乎又很近。
周公本名姬旦，是一位生于公元前1100年的历史老人，因其采邑在周，爵为上公，故为周公。他生活在夏商周时期的那个“周王朝”，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叔，也是周文化和周制度最重要的创始者。
形象一点说吧，“中国”的概念，就是从周公那时开始的。遥想三千年前，灭掉殷商王朝的周武王甚至来不及脱下战袍，就借用商王朝的宗庙向皇天上帝和列祖列宗秉告胜利，并宣布接手政权，以“中国”自居。
浩浩中华文明数千年，历史长河的伟人不计其数，为什么要把笔墨放在周公身上？
百度一下“周公”二字，可以搜索到这样的答案：中国商末周初儒学奠基人，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元圣”和儒学先驱。
如果说这些还不够的话，再看看我们所崇敬的伟人们是如何景仰这位周公的——
《论语》中记载孔子言论云：“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东汉政治家、军事家曹操在其著名诗歌《短歌行》中，发出“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渴求。
文字记载，中华文明从夏朝开始，接着是商朝，然后就是周朝。史书上说的三代，系指遥远的夏朝、商朝、周朝。历史学家张富祥所著《〈竹书纪年〉与夏商周年代研究》这样为夏商周断代：夏，公元前1968—公元前1535年；商，公元前1535—公元前1027年；西周，公元前1027—公元前771年。三代王朝共历时1197年。
应该说，是周王朝给了我们后世一个完整的“文明国家”样本。制定这个样本的，就是周公。而周公在完成这个样本之前，却经历了一场人生前所未有的历练，那就是“三监之乱”。
“武王伐纣，周公平叛”的故事我们早已耳熟能详。用今天我们通俗易懂的话来讲，武王伐纣成功，只不过端掉了殷商的总指挥部。商朝大部分势力仍散布在中原，盘踞淮岱，随时可以卷土重来。因此，虽然胜利但十分弱小的周人没有把殷商贵族当战俘，而是分而治之。
有着出色政治家谋略的武王，出人意料地设立了一个傀儡政权，君主就是殷纣王之子武庚，在此大旗之下，把殷商的国土一分为三，让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各率一支部队作为“军监官”，历史上称为“三监”。
以此怀柔之术，武王是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让商人在心理上归顺周朝。没想到的是，上苍并没有给武王更多的时间，他死后不久，商人真正摘掉了“傀儡”二字——全反了。
而起兵造反的，竟然是武王的三个兄弟。史称“管蔡之乱”。原来，周武王死后，其子成王继位时年仅十三岁，周公遂为摄政王，辅佐成王理政。周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不服，散布谣言说周公要篡夺王位，联合起兵清君侧，史称“三监之乱”。
新生的西周政权，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周公不得已亲自东征，采取军事攻势与政治争取并举的谋略，先弱后强、各个破敌的作战方略，以重兵沿武王伐纣路线，直取朝歌，击溃武庚所部，攻占管叔、蔡叔治地，杀武庚、诛管叔、放逐蔡叔，贬霍叔为庶人。用时三年（于公元前1039年）方平定叛乱。
无疑，“三监之乱”对周公的一生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
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在不断征服中一步一步向前走的。是周公和他的先辈，在中国历史上最早上演了“蛇吞象”的典范案例。
灭商之前，弱小的周部落源自华夏（汉）民族，因为遭到戎、狄等游牧部落的侵扰，部落首领古公亶父率领周人不断迁移。上天给了周人最好的馈赠，当他们迁到岐山之下（今陕西省岐山县东北）时，方发现这里分明的泾水和渭水，滋养着肥沃而丰腴的土地。泾渭两河之间，简直就是中国的Μεσοποταμíα（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葚，怀我好音。”《诗经》里形象地比喻，这里连野菜都是甜的，猫头鹰叫起来也有如唱歌般动听。
虽不断休养生息，可在强大的殷王朝眼里，“周”依然是瞧不上眼的附庸部落。
天，真是说变就变。武王伐纣，子月（正月）出兵，丑月（二月）收兵，大逆转的胜利三十天便顺利实现。这一切天翻地覆般的变化，令“周”之上下都如同进入梦境般的沙盘推演。
或许正是这种梦幻般的“胜利”，让周公一直充满了危机感和使命感——由人及己，一天也不敢懈怠。他已经亲眼见证，城头大王旗的风云突变，只不过瞬息之间。他更真切地知晓，没有哪个民族是天生的上帝选民，没有哪个君王是铁定的天之骄子。
“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忧患伴随周公一生。
《尚书·君奭》曾记载周公与公姬奭讨论商周换代的经验教训，探讨弱小的周部落为何打败不可一世的商纣王，周王朝如何避免重蹈覆辙……可以说，周公是第一个思考“历史周期律”的人。或许正因为有这样的高瞻远瞩，方找到令后世惊叹的管理智慧。他用《周礼》实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的管理理念。因而，周王朝的封建制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规范化的管理制度并非偶然。
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上讲，周公的思想体系和管理体系可谓脉络清晰，思维清楚：井田制（按“井”字将土地分成九块，中间是公田）是经济制度，封建制（即封邦建国、封爵建藩）是政治制度，宗法制（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是社会制度，礼乐制是文化制度。井田顾民生，封建从民意，宗法敦民俗，礼乐安民心。
周王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系统软件安装完备。不断升级软件的那个大师，无疑就是周公本人。周王朝是一盘很庞大的棋局，布局者也是周公。
这套程序，这宗棋局，个中奥秘维系于“秩序”二字。周公眼里，秩序贯穿于整个邦国，井田是经济秩序，宗法是社会秩序，封建是政治秩序。
周王朝定下的这些“规”和“矩”，其后中国封建王朝历代的君王们，沿袭使用了几千年。秩序就像井田一样形成序列，叫井然有序；又像阡陌一样条理分明，叫井井有条。
用今天科学发展观的眼光来看，这样的制度创新一点儿都不落后。
著名管理学家成君忆先生曾形象地比喻，周武王通过授权建立起来的封建制度，就是一种连锁经营模式。其实，如果把武王之后的周王朝喻为一家股份公司，周成王就是董事长，周公只是首席执行官。而在遥远的古代，还找不到一部登记注册的法律时，精明的周公找到了最好的解释——天命，即上天之意。从而也为周王朝“坐江山”找到了最能说服人的恰当理由。
周人的上帝是自然界，即笼罩四野的天。天，高高在上，默默不语，但却明察秋毫，洞悉世间一切。一部《周易》影响中华文明数千年，其核心思想莫过于一个“变”字，六十四卦的推演变幻莫测、变化无穷。《周易》的人生观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由此看来，周公认为承接“天命”的并不仅仅是年幼的周成王，而是整个王朝的管理层。也就是说，整个国家组织都应该按照“天命—自然秩序”来运营，即使九五之尊的君王也应该成为这个秩序的一部分，并为此承担必要的责任。
为此，周公苦心炮制《周礼》。《周礼》堪称人类历史上最早效法于“天命—自然秩序”的管理制度，其中的六官制度，按照空间和时间的特点设计而成，分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一直到隋唐时代，六官方又衍生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由此成为中国历代王朝制定管理制度时必定效法的圭臬，一部《周礼》“管”了中国封建王朝几千年，一直到清末最后一位皇帝寿终正寝为止。
这便是周公这位“首席执行官”所产生的影响。
周公的影响却远不止此，他留下了执政者至今仍广泛使用的“以人为本”“以德治国”等管理和治国韬略。
以人为本。除了殷商灭亡之后没有大规模的屠杀之外，最为典型的是废除殷商时的活人献祭，真正“把人当人”。
以德治国。周公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新政权诞生之际，把它变成了治国理念和施政纲领，上升为一种国家行为。周公摄政七年，当成王长大成人，便还政于成王。还政前，周公作《无逸》，以殷商的灭亡为前车之鉴，告诫成王要先知“稼穑之艰难”，不要纵情于声色、安逸、游玩和田猎。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他不避艰辛挺身而出；当国家转危为安，又毅然让出权位。据说在周公的影响下，每年春耕时，周王都要去田间地头举行一种特别的仪式，亲自送饭给农夫。
礼乐成风。礼辨异，乐统同。礼乐并非周的发明，殷商就有，之前的夏也有。殷商之礼无不奢侈，殷商之乐也无不华丽。“以礼立序，以乐致和。”是周公，将礼乐升华为一种文明与道德的高度。礼的作用是维持秩序，乐的作用是安定人心。周公退位后，把主要精力用于制礼作乐，继续完善各种典章法规。礼和乐成为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维持秩序和安定人心的工具。
对传统文化有着精深研究的易中天先生对周公甚为推崇，在其鸿篇巨制《易中天中华史》中有这样一段话来概括周王朝——
中华文明的底色和基调，是周人奠定的。周以前，从三皇五帝到夏，都是摸索；商，则是我们民族少年时代的顽皮和撒野。周以后就成熟了，也变得沉稳。国家制度，辛亥革命前只变了一次，时间在战国到秦汉。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则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明清，这就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和“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礼乐制度”。正是它们，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
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也不可谓不在理。从古代与周同时代诞生的世界几大文明来看，达罗毗荼人创造的印度河文明，米诺斯人创造的克里特文明，阿卡亚人创造的迈锡尼文明，都相继陨落。唯独中华文明从未中断。
仅此，我们就不得不叹服周王朝的伟大，不得不敬佩周公的智慧。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终温且惠，淑慎其身。”“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上面这些出自西周初年周公时代的佳句，源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这些记录宗庙乐歌、颂神乐歌、人民生活……率性而为的文字，竟成为我们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宝典。
我们可以透过《诗经》唯美的文字，畅想那一幅幅唯美的生活图景，梦回周朝，无不让人羡慕之至。
伍
三个女人与八百年天下
中国的历史上，周朝三位开国先君的夫人，都以母仪天下的德范，辅佐和教化了开万世太平的数位君王。她们是夫君的良佐，是胎教的良范。
三个女人一台戏。周王朝的三位女人，为周王朝八百年基业的巩固，联袂上演了一台千年大戏，是她们用博大的母爱与母性，奠定了周王朝坚实的三匹“砖”。
周人的独到之处，是在新政权诞生之际，把“德”变成了治国理念和施政纲领。
周王朝“三母”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这个价值链条中最为重要的那一环。
母亲是人生的一所大学。古往今来，无数仁人志士都用世间最美的语言歌颂母爱。
唐代诗人孟郊有流传千古之诗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曾任美国总统的林肯同样留下经典名句：“我之所有，我之所能，都归功于我天使般的母亲。”
古代汉语里，“太太”是尊称，是“大圣人”的意思。所以有大德说，教育女孩最重要，因为女孩子长大后要当母亲，是人之根。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未来几乎都交给母亲。
这样的经典故事，最早出现在三千年前的周王朝。
周王朝时期，天子称王，正妻称后。王有一后；三夫人：皇贵夫人，贵夫人，夫人；九嫔：华嫔，德嫔，淑嫔，贤嫔，敬嫔，惠嫔，丽嫔，昭嫔，柔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女，共一百二十一后妃。
在中国的历史上，周朝三位开国先君的夫人，都以母仪天下的德范，辅佐和教化了开万世太平的数位君王。她们是夫君的良佐，是胎教的良范，他们是以女德化育千秋百代的周初“三太”：太姜、太任、太姒。
太姜乃古公亶父（本名姬亶）之妻，季历（本名王季）之母，周文王（本名姬昌）的祖母。太任乃季历之妻，周文王之母。太姒是周文王之妻，周武王（本名姬发）之母。
太姜外貌端庄美丽，性情贞静柔顺。为古公亶父生下了太伯、仲雍和王季三个儿子。起初，势力弱小的古公不忍心看到治下的百姓受外族的侵掠，决定迁徙。因他广积善行、以仁厚待人，百姓们扶老携幼，都纷纷追随他迁居到岐下。太姜以相夫教子为己任，成为丈夫最得力的左膀右臂，是周创始之时最贤德的良母。
周王姬亶特别钟爱小儿子王季之子姬昌，周都是嫡传，为了让王位传给弟弟王季，以再传于姬昌，身为哥哥的太伯和仲雍兄弟俩一起，主动逃到荆蛮之地，以成全弟弟儿子继承大业，此举成为中国历史上兄弟礼让友爱的千秋佳话。子孝母贤，这一切，无不是母亲太姜自小教导他们的结果。
近朱者赤。有公婆的贤良与美德作表率，所谓环境育人；更何况太任生性端正严谨、庄重诚敬，凡事合乎仁义道德才会去做，太任将婆婆的贤良发扬光大。
太任是王季的夫人，周文王姬昌的母亲。而太任留诸后世令我辈知晓的，是她让人津津乐道的胎教故事。史载，“周妃后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独处不倨，虽怒不骂，胎教之谓也。”相传，太任在怀周文王姬昌的时候，眼不看邪曲不正的场景，耳不听淫逸无礼的声音，口不讲傲慢自大的言语，嘴不吃气味不正的食物，睡从不歪着身子，坐也从不偏斜着，站不曾跛着脚……
太任算得上中国胎教的鼻祖了。这些看似自虐的作为，为其后出生的儿子打下了优秀基因的烙印。这样悉心呵护之下，文王生下来果然非常聪明，圣德卓著。《尚书》还记载有一段类似神话的文字，称文王姬昌出生后不久，有一只“赤雀”，嘴里衔着丹书，飞到了文王的屋子里。丹书上这样写道：“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不敬则不正；枉者废灭，敬者万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不及其世。”
“奉天承运”，文王出世便果然不凡，让“普天之下”的百姓得到了又一次教化。
由于自幼与众不同，姬昌因而深得祖父姬亶的疼爱；因教育得当，姬昌不负厚望继承祖先遗志。
太任为周王朝八百年基业铺下了一块极其关键的基石。
而为周王朝大厦铺下又一块基石的，就是太任的儿媳妇太姒。
身为周文王姬昌的夫人，太姒的名字我们或许有些陌生。但如果将她生下的十个儿子一一列出来，恐怕我们就得为这样伟大的母亲鼓掌击节，敬意有加——
长子伯邑考（姬考），次子武王发（姬发），三子管叔鲜（姬鲜），第四子周公旦（姬旦），第五子蔡叔度（姬度），第六子曹叔振铎（姬振铎），第七子成叔武（姬武），第八子霍叔处（姬处），第九子康叔封（姬封），第十子季载（姬载）。
十个儿子中，长子伯邑考是神话小说《封神演义》的明星，因得罪妲己而遭到商王杀害。次子姬发，四子姬旦，左右辅文王。及文王驾崩后，立姬发为武王。而武王驾崩后，姬旦又辅佐武王年幼的儿子为周成王（姬诵）。那个姬旦，就是我们今天仍家喻户晓的“周公”。
从太伯和仲雍兄弟俩主动出逃礼让周文王姬昌登基，到周公作为叔父辅佐侄子上位，姬姓一脉的和谐与礼数，后世无论是帝王将相家还是普通百姓家，莫不感动与感慨。他们树立了家道人伦和亲情典范。
我们常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周王朝的三位女人，为周王朝八百年基业的巩固，联袂上演了一台千年大戏，是她们用博大的母爱与母性，奠定了周王朝坚实的三匹“砖”。
表面上看，周王朝硕大的舞台之上没有她们的影子，但她们却在另一个舞台，淋漓尽致地履行着属于自己的角色，让后世永远牢记，流芳千古。
有一种说法，我们今天把妻子称为“太太”，就是为了纪念这三位伟大的女性以身作则，力行八德。不知这说法是真是假，有无来历，但无论如何，都反映了人们对她们的崇敬之情。
《列女传》有诗赞曰：“周室三母，大姜任姒，文武之兴，盖由斯起。大姒最贤，号曰文母。三姑之德，亦甚大矣。”意思是说，周室三母，太姜、太任和太姒，周王朝的兴起与这三位伟大的母亲分不开，太姒最为贤德，号称文母。
却说当初文王因十分仰慕太姒的美德，大婚时竟破例亲自到渭水边迎娶。清澈而湍急的渭水没有桥，文王便把船连接起来，搭成一座浮桥，亲自把太姒背到了彼岸。
这样的爱情故事，这样的结婚典礼，就是放在今天，也是浪漫而温馨动人的。
史载，太姒成为文王夫人后，非常仰慕祖母太姜和婆婆太任的贤德。她极尽妇道，效仿前贤，以妇礼妇道教化天下，被尊为“文母”。与其夫君一道，形成了“文王治外，文母治内”，仁德治国，前朝后宫琴瑟和鸣的和谐局面。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这首我们今天还常常挂在嘴边朗朗上口的《诗经·周南·关雎》，就是周朝人赞颂文王及夫人太姒诗歌的其中一首。这些历代士子们吟唱了千余年的佳句，让一个贤惠、聪明、能干的周王朝的母妃，逐渐清晰地站在了我们眼前，那么亲切，那么和蔼，那么让人仰视。
不仅周王朝国内一片祥和，还引得诸多他国贤德士人归附于周王朝。“德”已经泛化为周王朝的外交“软实力”。古籍上还载有这样一个不羁的故事，说是虞国和芮国的国君为争夺土地，久难分胜负，就想找贤君文王主持公道。来到周王朝边境，映入他们眼帘的，是他们难以置信的景象：农夫相互让田，路人相互让路，男女分开走路，士人礼让大夫，大夫礼让卿相。他们蒙着脸惭愧地说：“我们所争的，正是周人所羞耻的。”彼此主动把土地全让了出来。
这一个看似奇葩的传说，较为生动地诠释了周文王治下的版图上，百姓怡然自得的生活图景。而那些从百姓身上体现出来的生活细节，正是太姒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结果。
周王朝如此注重于“德”，主要是因为有前车之鉴——夏桀寡德，商汤失心，才相继走向覆灭。能够把“德”推向极致的，便是太姒的第四个儿子周公旦（姬旦）。
周王朝酷似三国时的蜀国，都相对弱小。周公可谓三国时期的诸葛孔明。因而不得不小心翼翼，个人的人格魅力便显得尤为重要。“德”的威力在这个时候便凸现出来。陕西岐山出土的青铜器毛公鼎，其铭文，详细记载了皇天对文王和武王的美德大为满意的情形。同时周公还发表《康诰》，语重心长地教育同胞弟弟姬封（排行第九，卫国国王），要他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他“遵循父王的传统，弘扬父王的美誉，继承父王的遗志”，认为“天命是无常的，天威是可怕的”。显然，他们的道德并非天授，除残酷的争霸外，更多的或许源于母亲的言传身教。
对于政权而言，周人于道德与其说是一种品质，不如说是一种智慧。说白了，相对于他们之前的夏朝与商朝而言，只是在“通过损人来利己”和“通过利人来利己”之间，做了明智的选择，可谓“聪明的自私”。但这种聪明，于己，于人，于社会均有利，可谓“普世”。
周人的独到之处，则是在新政权诞生之际，把“德”变成了治国理念和施政纲领。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就是“以德治国”。他们知道，既然“君权天授”，定要“以德配天”；既然“以人为本”，当然“敬天保民”。
遥远的周人，就已经知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才使得他们用“道德倒逼”，残酷无情的生存危机告诉他们，只有如此，方能长治，方可久安。
周王朝“三母”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这个价值链条中最为重要的那一环。
史学界把“周人”视为中华文明的耶稣基督或穆罕默德。
一个问题提了出来，为什么不是夏，不是商，而是周？寻找理由时，历史研究专家易中天归结为周王朝地处“两河之间”。遂找出世界上关于“两河文明”的实证来，比如西亚、印度等古文明，都诞生在两河流域。西亚是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印度是印度河与恒河，而西周文明发韧于泾水与渭水之间，后扩展为长江与黄河之间。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称谓——Μεσοποταμíα（两河之间的土地）——两河沿岸因河水泛滥而积淀成肥沃土壤，称为“肥沃的新月地带”。
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250年是两河文明的鼎盛时期。易中天以为诞生于“两河之间”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原因，就在于“周人创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优秀也是最健全的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井田是经济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会制度，礼乐是文化制度。这些制度环环相扣，配套互补，相得益彰，堪称一个“系统工程”。易中天也承认，这些制度的背后，最为重要的，在于观念体系——从“君权天授”，到“以人为本”，到“以德治国”，再到“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
但我想要阐述的是，这些观念的背后，却是以“周朝三母”为代表所派生的“非制度体系”和“非权力影响力”的东西，我们今天把它叫作“文化软实力”。这种软实力的辐射作用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周朝三母”近千年后，在战国时期出现了“孟母三迁”，又过了上千年，在宋代出现了“岳母刺字”。
真是千年等一回，这样的母爱故事我们早已耳熟能详，奉若教子的经典与神明。
我们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不可否认的是，人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社会习惯和良好风气的养成更是如此，太姜、太任、太姒不仅仅是三个“周王”的母亲，乃是周王朝所有百姓的母亲。一国之母的示范作用在遥远的周王朝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正是像太姜、太任、太姒接力棒似的“母仪天下”，方可能培养出像周人那样的中华民族“早熟的儿童”，也才可能诞生周公那样的“文化的始祖”。
德治加法治成就了姬姓天下，八百年的周王朝，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陆
一条大河延绵出的“中央集权”
凝望黄河，很容易让人浮想联翩。那些细末如粉的土壤在水的搅拌之下，又迅速变成黄色的糨糊状，它们构成了黄河水最独有的标签。
黄河注定要流淌在一个不可分割的国度之上。自古以来，黄河把中华民族紧紧地连在一起。正是有了黄河，才有了延绵两千余年的“中央集权”。
孟子所说的天下之“定于一”，通俗易懂地指出，只有一统，才有安定。《春秋》中的“葵丘之盟”，正是对“一统”的精彩记载。
河流有河流的生命。河流的流向和生存，自有其规律。它不会听从于行政区划的安排。黄河的治理，让中国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也使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冥冥之中，上帝把一条难治的河流，交给了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也许是有意要促成和考验一个民族的完整与意志。黄河注定要流淌在一个不可分割的国度之上，因为历朝历代执政者知道，要彻底驯服这个庞然大物，不仅需沿河两岸人民齐心协力，且非举国之力不可。
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国度，中国之所以称为中国的重要标志，就在于其境内有黄河与长江两条“巨龙”。特别是被称为母亲河的黄河，可谓与中华民族唇齿相依、荣辱与共。一定意义上说，中华一脉，中华一统，正是因为有了这条蜿蜒五千公里的母亲河。是它，维系着我们独有的民族魂、华夏根。
很难想象，奔腾汹涌的黄河水系上，如果存在着数个国家，形成“群龙治水”的局面，那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黄河不治，两岸人民遭殃。
很大程度上讲，也正是有了黄河，才有了延绵两千年的“中央集权”。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
用现在白话文通俗翻译，可以这样理解。白圭说：“我治水的本领超过大禹。”孟子说：“你错了。大禹治水是顺应水的本性进行疏导，所以大禹把四海作为蓄洪区。而你现在却把邻国当作蓄洪区。水倒流叫洚水，洚水就是洪水，是有仁爱之心的人都讨厌的。所以你错了。”
像这样提到治水的对白，在《孟子》一书中共有十一处。该书还用了整整一个章节，指陈当时人以洪水冲刷邻国之不道。孟子所说的天下之“定于一”，通俗易懂地指出，只有一统，才有安定。
不仅如此，《春秋》对于大一统治水的理念，也有同样的记载。公元前651年，周王朝力不能及，齐侯乃召集有关诸侯互相盟誓，不得修筑有碍邻国的水利，不在天灾时阻碍谷米的流通。《春秋》所载的这一“葵丘之盟”，正是对“一统”的精彩记载。
这一传统年复一年，朝复一朝，横贯整个封建时期，并在中华文明中逐渐凝成一个铁律，小至溪流，大到黄河，盟誓永续。
人类社会的历史，很长一段时间是与饥饿的斗争史。饥荒时拒绝接济粮食，可以成为战争的导火索。《春秋》里常有军队越界夺取粮食收成的记载，《孟子》提到的饥荒也有十七次之多。公元前320年，魏国的国君因他的辖地跨黄河两岸，曾告诉孟子当灾荒严重时，他须命令大批人民渡河迁地就食。此时，鲁国已扩充其疆域五倍，齐国已扩充其疆域十倍。
丛林社会，适者生存。春秋战国时期，大国比小国占有明显的优势，他们所控制的资源能够在赈灾时发挥强有力的功效，所以在吞并战争中也得到民众广泛的支持。当诸侯为了好大喜功而作战的时候，一般民众则随之争取生存的空间。这个时候，洪灾可谓战争指引下，开疆拓土的另一种信号极强的宣言书。
如果从地理意义上去仔细分析，不难发现，中国大多数地区的降雨量极有季候性，大致全年雨量的80%出现在夏季三个月内。“中国的季节风所带来之雨与旋风有关，从菲律宾海吹来含着湿气的热风，需要由西向东及东北之低压圈将之升高才能冷凝为雨。”如果这两种气流不断地在某一地区上空碰头，当地可能淫雨为灾，且生洪水之患。反之，如果它们一再避开另一地区，当地又必干旱。
只是我们的先人缺乏这种气象知识，只能在历史书里提及，到六岁必有灾荒，十二年必有大饥馑。有一组数字表明，从公元1911年之前的2117年间，中国大地上共发生水灾1621次、旱灾1392次，即平均每年有灾荒1.4次。
从狩猎者和捕鱼者变成农耕者，从“穴居野处”的游移不定的生活转为定居生活，由“采食经济”变为“产食经济”，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变革。除了中华文明以外，地球上各个古老文明，如古埃及（尼罗河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文明）、玛雅文明、印加文明等，都是以大江大河为摇篮，并在定居农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并非偶然的是，世界古代文明发祥地都处在大江大河流域，而四大文明古国之所以能创造出辉煌的河流文明，原因在于它们很好地掌握和发挥了“制河权”的作用。所谓制河权，主要是控制、治理河流的能力和保护、利用河流的能力。这两种能力越高，文明程度就越高。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得不无道理，他认为，历史运行的基础是文明，而文明产生于挑战。文明的生长是挑战、应战、平衡，新挑战、新应战、新平衡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文明是通过活力生长起来的，这种活力使文明从挑战、应战、平衡再达到新的挑战、新的应战、新的平衡。
对于东方国家形成的原因，恩格斯同样有过一段著名的论述：“同一氏族的各个公社自然形成的集团最初只是为了维护共同利益（例如东方是灌溉）、为了抵御外辱而发展成的国家，从此具有了这样的目的：用暴力来维持统治阶级的生活条件和统治条件，以反对被统治阶级。”
战国时期，经过兼并战争，黄河下游虽然只剩下魏、赵、齐、燕等国，但“壅防百川，各以自利”（《汉书·沟洫志》）的现象仍时有发生。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史记·秦始皇本纪》），对黄河进行了统一治理，才基本结束了这种状况。
凝望黄河，很容易让人浮想联翩，几百万年的时光洗礼，永不停歇的风把那些黄褐色土壤，变成纤细如面粉一般的飘浮物，而后堆积在一个广大的地区。那些细末如粉的土壤在水的搅拌之下，又迅速变成黄色的糨糊状，它们构成了黄河水最独有的标签。
这种现象于中国历史的展开，有好几重影响：因为黄土之纤细，可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如木制之犁及锄。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由是展开联想：“周朝之开国，与推广农业互为表里，显然是得到这种土壤特性的裨益。于是在公元前1000年，中国社会即已在文化上表现出均匀的一致。它的基层细胞组织与小块耕地的操作结下不解之缘，也表现出家族的团结。”
对这样的团结，黄先生还进行过物理意义上精细的考证，通常河流的水内夹带着5%的泥沙已算相当多，南美洲的亚马孙河夏季里可能高至12%，而黄河的流水曾创下夹带着46%的泥沙纪录，其中“一条支流在某个夏天达到难以置信的63%的含沙量”。
按理说来，有一个最好坐落于上游的中央集权，又有威望动员所有的资源，也能指挥有关的人众，才可以在黄河经常的威胁之下，给予百姓应有的安全。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患之祸几回闻？黄河引发的“黄患”，常常淤积河床，引发堤防溃决泛滥，大量生命与财产损失。况且，河流的水量在洪水期和枯水期变化甚大，潜在的危机尤甚。
这样的有效治理，正期盼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来实施。
在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眼里，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
而纷扰的战国能为秦所统一，无疑，土壤、风向和雨量也是幕后的重要功臣。
自古以来，黄河把中华民族紧紧地连在一起，增强了民族的粘连度。河流有河流的生命。河流的流向和生存，自有其规律。它不会听从于行政区划的安排。所以，河流的治理，往往让执政者伤透脑筋。
亚述人的壁画在公元前9世纪就明确地告诉我们，由骑马的弓箭手所组成的游牧民族是如何威胁农耕民族的。北方的一些国家不堪其扰，只有筑建土壁构成一座相连的城塞。
这样的军事要塞的功能在秦始皇手里发挥至极致，万里长城构筑起世界上最长的国防线，其背后所透露出的，是“国防上的中央集权”是何等的必要。它更加说明，农业社会的官僚机构必须置身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体系之下。
中原的农民和塞外的牧人，连亘了两千多年的斗争历史，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心腹大患，尤其是灾年灾荒的时候，马背上的牧人便会不由自主地袭击种田人。如此一来，零星的侵略可能扩大为战事，而战事一开，劳民伤财就在所难免。
先秦时孟子还颇有微词，只用了区区五十年，他的传人的观点就和法家一致了，赞成中国需要一个中央的权威。只不过秦始皇是以残暴的力量来完成帝国的统一，而孟子的传人却还兜售“道德上的移风易俗”。
纵观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治水与文明之间同样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一定意义上就是与洪涝、干旱做斗争不断前进的历史，而黄河乃其中执牛耳者。诚如汤因比所言，自然的缺陷往往会激发人的精神和斗志，从而能克服这种缺陷所造成的影响。比如古埃及文明起源于对尼罗河下游和三角洲地区干旱气候发起的挑战，古埃及人对干旱的挑战进行了成功的应战——通过利用尼罗河水的泛滥引洪灌溉，才在洪泛平原上构筑起文明的基石。
黄河的治理，让中国人自古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也使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这是上苍和大自然给予的特殊眷顾，还是中央集权延绵数千年的必然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