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精气神
作为先秦哲学概念，精气神是指形成宇宙万物的原始物质。作为道教内丹学术语，精气神又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
《周易·系辞上》云：“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
泰山封禅的神圣仪式，“第一富豪”范蠡的人生哲学，“三家分晋”的历史玄机，“战国四公子”的时代影响，“宋国现象”的警醒与自觉……都是哲学意义和道教意义上精气神的典型表征。
壹拾叁
蟠龙兽面纹盉，器腹作四等分，鼓凸似袋状；腹部左侧有一管状流嘴，右侧是一牛头把手，腹下用四柱足支立，厚重壮观。全身除了底部，都满布纹饰，腹部作四幅有角的兽面，流嘴饰“夔龙纹”，颈部饰兽纹，足部作蝉纹。
“四大公子”
如何搅动战国时局？
战国时期“四大公子”分别是，魏国信陵君魏无忌，赵国平原君赵胜，楚国春申君黄歇，齐国孟尝君田文。
影响最大的是信陵君。不少人视其为偶像，最为著名的是汉高祖刘邦。刘邦少时，“数闻公子贤”。当皇帝后，每过大梁，都不忘祭祀信陵君。
春秋战国扰攘五六百年，常被当作乱世。这样一个极好的历史舞台，赌徒、骗子、食客、商人……各色人等粉墨登场，有唯利是图的小人，有毫无底线的赌徒，有厚颜无耻的流氓……吊诡之处在于，这一个乱世里，中国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和融合。
“战国四公子”也是“战国四君子”，他们身上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某种程度起到了关键作用。
公元前243年，中国的版图上发生了两件值得纪念的事，其一是秦始皇公开挂牌“叫卖”官爵，并明码实价：“粟千石，拜爵一级”，此举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卖官先河”；其二是信陵君去世。信陵君何许人也？他的死何以可以与“卖官拜爵”相提并论？
信陵君本名魏无忌，战国时代魏国人，魏昭王的儿子，战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官至魏国上将军，公元前276年，被封信陵，被后世称为信陵君。
除此之外，更为关键的在于，有两件事让信陵君名扬天下。
第一件事是“礼让侯嬴”。魏国有个有名的老头名叫侯嬴，虽有一腔抱负，但因家贫，一直是大梁夷门的守门小吏。信陵君知道侯嬴非等闲之辈，携礼前去拜访，侯嬴拒不收礼。信陵君设筵席大会宾客，都已坐好，他才带领随从的车骑，亲自去接侯嬴。侯嬴整理破旧的衣冠，并不谦让。还故意刁难，说要见他的“屠户朋友”朱亥，信陵君亲自握着马缰，越发恭敬。信陵君向宾客隆重介绍侯嬴，又起立为侯嬴敬酒。侯嬴视为知己。
“礼贤下侯嬴”，让信陵君的名声不胫而走。以“礼”闻名，宽厚待人，对贤能之人都谦逊待之，绝不会因自己位高权重而蔑视。信陵君广招门客，麾下许多贤能之人都忠心耿耿。各诸侯国的有贤之士听闻后，纷纷归附其门下。鼎盛之时，贤士多达三千之众。各国诸侯都忌惮信陵君和魏国的势力，十多年间不敢举兵犯魏一草一木。
第二件事是“窃符救赵”。公元前257年，秦昭王派兵攻打赵国，赵国屡屡战败且处于危命之际。赵国平原君赵胜的夫人是信陵君的姐姐。秦兵围邯郸，赵国多次向魏国求救，魏王派将军晋鄙领兵十万救赵，但因恐惧秦国，只是作壁上观。屡次请求，魏王均不相救。信陵君便决定带一百多辆车骑去跟秦军死拼，侯嬴见势不好，献出“窃符救赵”之计，此举威震天下，不仅挽救了赵国和魏国危局，还将秦国的统一大业向后推迟了数年。
对于信陵君的这两件事，唐代大诗人李白特地创作一首《侠客行》，淋漓尽致地表达出自己的崇拜之情。诗曰：“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诗开头四句从侠客的装束、兵刃、坐骑来刻画侠客的形象，紧接着描写侠客高超的武艺和淡泊名利的行藏。之后再引入信陵君和侯嬴、朱亥的故事，进一步歌颂侠客，同时也委婉表达自己的抱负。最后四句表示，即使侠客的行动没有达到目的，但侠客的骨气依然流芳后世，并不逊色于那些功成名就的英雄。
意气慷慨激昂如白虹贯日，许下比五岳还重的诺言，赞扬朱亥挥锤击杀晋鄙而震惊赵国。作为唐代豪放派诗人的典型代表，李白被信陵君、侯嬴和朱亥的大义和感情所动，是他，无意放大了战国时期“侠士”的风骨。
群雄并举的战国时期，核心竞争力是什么？人才。招揽人才成为各国的国策。
国家的行为影响到国相等实权人物，他们一方面为国家，一方面也为自己。正是出于国家和个人的双重需要，战国四公子以礼贤下士、广招门客闻名于当时，门客都达三千之多。他们的这种嗜好可以说是战国特定政治环境的产物。
虽然人们对战国四公子或褒或贬，但有一点却不可否认，那就是他们在当时利用收养的几千门客，对内维护自己的势力以对付政敌，对外与敌国做政治、军事上的斗争，他们都是战国时期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他们一旦联手，其力量是任何人都不可小视的。
与信陵君一样，赵国平原君赵胜，楚国春申君黄歇，齐国孟尝君田文，他们都是门客盈门、乐善好施之人。他们的地位相似，都是本国的卿相，都“争相倾力待士”，都对国家有过贡献。平原君合纵楚国制秦；信陵君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春申君雄辩秦昭王，使其“止白起而谢韩魏，发使赂秦，约为与国”；孟尝君曾任齐相，使秦不敢轻举妄动。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秦国。
战国末期，秦国越来越强大，各诸侯国贵族为了对付秦国的入侵和挽救本国的命运，竭力网罗人才。他们礼贤下士，广招宾客，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因此养“士”（包括学士、方士、策士或术士以及食客）之风盛行。
赵孝成王七年（公元前259），秦军进围赵都邯郸，赵王派平原君向魏和楚求援。九年，食客毛遂自告奋勇，说服了楚王，楚王派春申君率军救赵，是为“毛遂自荐”。援军到来之前，邯郸城内兵困粮尽，平原君尽散家财，发动士兵坚守城池。直到楚军和魏信陵君援兵赶到，邯郸之围才解。
齐国宗室大臣孟尝君田文，用鸡鸣狗盗与秦人斗智斗勇。春申君黄歇年轻时曾四处拜师游学，见识广博，以辩才出众深得楚顷襄王赏识。楚考烈王元年（前262年），秦军围攻邯郸时，春申君带兵救援，在楚、魏、赵三国的联合下，一举击溃秦国，解除了邯郸之围。
当然，影响最大的要数信陵君。信陵君在秦汉都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史记·太史公自序》称：“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之。”
公元前361年，魏惠王迁都大梁，开封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一次辉煌。孟子以仁义说惠王于宫廷，邹衍、淳于髡受礼遇于梁都。张仪相魏亲秦，苏代有“以地事秦，譬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的劝诫。地处东西南北交会之地的大梁，成为辩士的乐土，游侠的天堂。最难忘的是信陵君，他在大梁建府邸，备车马，敞胸开怀，开游侠养士的时代风气。
千千万万的新潮青年，视信陵君为偶像，视大梁为时尚的圣地。
他们当中，最为著名的，要数汉高祖刘邦，他“习染先人遗风”，也成为信陵君忠实的追随者。刘邦少时，“数闻公子贤”，当皇帝后，每过大梁，都祭祀信陵君。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刘邦为信陵君“置守冢五家，年年四时举致祭”。
这样超豪华的规格，已经接近于圣人了。
司马迁更是把信陵君作为一个礼贤下士的人物来写。他认为信陵君的“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名冠诸侯”，都实有不虚，所以将信陵君排在四公子之首。
他们是中国古代先贤中真正的男人，他们没有主子，没有约束……天地间独来独往，任我逍遥。这是一种超越自我的人生。
因为有了孕育他们的土壤，有了诞生他们的气场，他们才可以无所顾忌。
俗语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得士者得民心。”战国末期，中原诸国为了抵制强秦，网罗了很多人才，形成了为各自君王尽力的贵族团体。战国四公子的人才观和影响力，对后世无疑影响深远。
与其称他们为“战国四公子”，我更愿意称他们为“战国四君子”。
泥沙俱下的战国，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历史舞台，赌徒、骗子、食客、商人……各色人等次第亮相，粉墨登场，其间有唯利是图的小人，有毫无底线的赌徒，有厚颜无耻的流氓……演绎出五光十色、轰轰烈烈的悲剧和喜剧。
“四大公子”如此仗义疏财，其胆识，其涵养，其名望，令李白这样的人都钦羡不已。我们不禁要问，战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历史学者易中天先生特地概括为“赌徒的时代”和“无德的时代”。他认为，如果把春秋和战国比作人，那么春秋是贵族，战国是平民；春秋是君子，战国是小人；春秋是英雄，战国是赌棍。只不过，战国的赌棍往往也有血气和血性，甚至同时也是豪侠。那一份豪情与侠义，依然令人神往，让人心仪。
在易中天眼里，战国还是一个“真小人”的时代。二百多年间，社会为各色人等提供了广阔空间和无限可能。孟尝君的食客中什么人都有，结果，会学狗叫的，帮他窃得狐白裘，买通秦王宠姬；会学鸡叫的，帮他哄开函谷关，顺利逃出秦国。鸡鸣狗盗也派上了大用场。
政治性的都会，聚集了来自各处的人才，“四公子”门下的游士、集结于各国首都的说客、城镇中的医生和技师，是他们，把战国时代搅得风生水起。
这个时代能走向战国舞台中央的，是士。正如每一个时代都有其风流人物一样，西周是王，东周早期是侯，春秋中后期是大夫，战国的历史，是由士来谱写的。
士在春秋是最低一等的贵族，在秦汉和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级的平民。战国的士，则是精神贵族。根本原因，是士没有不动产，也没有统治权。没有物质，便只有精神。
这个时候，多功能的都市已经足以维持许多流动人口的互动和流转。都市里的人群不再归属、认同于过去以族群为标志的血缘共同体。他们甚至不必认同为某一国人，只是以个人的身份寄居于都市，或流转各地。
这就迫使各国的王侯和卿相，不得不卑躬屈节，礼贤下士，以至于普天之下，尊贤成风。他们甚至不惜自己节衣缩食，也要供养士人。
总体生产能力和生产数量，在战国时期可谓大幅度地成长。这些条件促使了商品经济的出现。各地产品互相交换，货币在区间贸易的广泛使用便是无可否认的证据。活泼的市场经济带动了都市化，城镇的复杂性质及其具有的活力，都不是单纯以农村为基盘的经济形态可以相比的。
易中天说的不无道理，早期华夏文明的制度支持，是井田、宗法、封建、礼乐；全民共识，则是以德治国，以礼维序，以乐致和。早期华夏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就体现在这一整套系统中。然而这一整套系统，都在战国分崩离析。
井田制废，授田制立；封建制废，郡县制立；世卿制废，官僚制立。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一切都变了。社会生活，文化心理和意识形态，岂能不变？
如果说春秋还只是礼乐崩坏，那么战国便已是道德沦丧。在人们眼里，这样的时代没什么道德可言。这个时代的王侯将相，不少就是赌棍出身，他们在国际关系中的作为，其实难免存赌徒心态。正所谓“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
于是上流社会弃仁义而重权谋；诸侯各国，废礼让而重战争。结果，应运而生的，是谋臣策士；平步青云的，是地痞流氓。
春秋战国扰攘五六百年，在中国历史上常被当作乱世。吊诡之处在于，正是这一个乱世里，中国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和融合，最后整合为秦汉大帝国的基础。
不可否认，“四大公子”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壹拾肆
此宋彼宋，都是肥硕的羔羊
“战国第八强”的称号，理当属于宋国。
带有周王朝的“贵族血统”，春秋战国时期，宋国出现的圣贤最多。
两千多年后，如雷贯耳的历史名人，莫不与宋国有关：老子，是宋戴公的直系后裔；墨子，其先祖是宋桓公的庶长子公子目夷；孔子，其先祖是宋前湣公（子共）的玄孙正考父。
文化与经济一脉共生，这也成为宋国最先走向富裕的一个佐证。
不知是偶然巧合，还是历史必然，相差一千二百余年的两个“宋”一前一后，虽没有关联但结局却惊人一致。我们至今都津津乐道大宋的美好，须深知，丛林时代，再美好的也不过昙花一现。
或许，这正是“宋国现象”提供给后世的最大警醒与自觉。
战国上承春秋乱世，中续百家争鸣，后启秦朝，是中国的思想、学术、科技、军事以及政治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关于思想的争论，史称“百家争鸣”。与此同时，图强求存的各诸侯国展开了许多举世闻名的变法和改革，如吴起、商鞅的变法图强；在兼并战争过程中，如张仪、苏秦的纵横捭阖，廉颇、李牧的战场争锋，信陵君、平原君的政治斡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涌现出了大量为后世传诵的成语和典故。
可以说，这个时期无论大小，诸侯各国都争先恐后举起“变法”大旗，不“变”要落后挨打，“变”得不快、不对、不科学、不彻底，同样要挨打……彼此都有一种危机感。
令人意外也令后世最易忽略的是，这个时候最为富庶的国家，却并不是诸侯列强中的战国七雄：齐国、楚国、燕国、韩国、赵国、魏国、秦国，而是并不起眼的二流国家——宋国。
对于宋国这样一个特殊国家，《史记》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公元前318年宋国“东伐齐，取五城。南败楚，拓地三百余里，西败魏，取二城，灭滕（山东滕州），有其地”。意思是说，宋国分别打败了齐国、楚国、魏国这三个大国，还灭了滕国，因此被后人称为“五千乘之劲宋”。
直到现在还有专家认为，“战国第八强”的称号，理当属于宋国。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和工商业的发展，人口大量增加，城市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大小城邑星散于各国。战国中后期，更是出现了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的稠密城邑格局。
是时，宋国的主要大都会城市有商丘（今河南商丘市）、相城（今安徽淮北市）、陶邑（今山东菏泽市定陶区）、彭城（今江苏徐州市西）、吕邑（今河南商丘市夏邑县）等。而且有些城市已经发展成为区域商业中心。比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列举的邯郸、燕都、洛阳、陶邑、睢阳、彭城、番禺等地方都会，宋国就占据了三个：睢阳（商丘）是宋国的都城，时称宋城；陶邑一直是宋国最为富裕的属地；彭城在春秋时期就是宋国城邑，战国时还曾为宋国都城。
宋国境内水系众多，泓水、获水、泗水等河流穿境而过。“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这些水路四通八达，南贾苏州，北贾临淄，睢水北岸的宋都睢阳、济水北岸的陶丘，获水和泗水交汇处的彭城……水所到处，货畅其流。是日夜不息的水流，把一个个商业都会巧妙地连接起来，成为繁荣和富裕的代名词。
《史记·货殖列传》载，“陶、睢阳（即宋城）亦一都会也……彭城亦江东一都会也”。值得一提的是，宋城、陶邑与彭城三个都会城市鼎足而立，彼此相距不过一二百里地，其间都有陆路和水运相通，“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形成了内互补、外通达的货物集散格局。
考古发现，位于商丘的宋城面积就已经超过十平方公里，人口约在十万人以上。这里聚居着众多手工业工匠和各类商人，专门设有贸易市场，“百工居肆”，店铺林立，除粮坊、油坊、车市外，还有丝麻织品、木器、漆器、玉器、陶器、鞋、帽等各种货物。政府专设“褚市”（一种官吏名称）管理市场……此时的宋国可谓政通人和，蒸蒸日上。这独特的商贸优势，在当时独领风骚，令诸侯各国垂涎三尺。
春秋末年，诸侯争霸，周室衰微，昔日的政治都会洛邑（今洛阳）日渐凋敝。于是乎，诸侯各国政治、经济都会便迅速崛起，作为宋国的经济中心，陶邑便是宋国富裕的缩影。
我们且以陶邑为例，一窥宋国的繁荣景象。
西周时，陶邑是一个名叫曹国的诸侯国之都城——陶丘。曹国虽是一个诸侯小国，但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襟带河济，扼控鲁宋”，居于要冲，诸侯四通，成为各国往来的必经之地——在曹国会盟和征伐频繁，使得曹国成为诸侯政治活动的中心地区。
鲁哀公八年（前487年），宋灭曹后，其都城陶丘变为宋国的陶邑。
宋，乃殷商后裔，而“商”是较早出现商品交换的部族。宋国对曹国的兼并，无疑为陶邑注入了新的商业文化。“诸侯四通，货物交易”，陶邑的雄厚底子加上区位优势，很快发展成为诸侯国间商品集会的中心城市——人口集中，客商云集，商业辐辏天下。在当时新兴经济都会中，唯陶邑独享“天下之中”美誉——陶邑的繁荣程度，超过了诸侯国所有城市。
陶邑是一个绝佳的“窗口”，可一窥战国时期宋国的繁荣景象。
其实，陶邑兴盛的背后，缘于一个大的时代背景。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运河开凿蔚然成风，位于济水岸边原本就有舟楫之利的陶邑，能够冉冉崛起，正得益于运河的开凿。
《左传·哀公九年》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史料：“秋，吴城邗，沟通江淮。”“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粮道也。”说的是吴王夫差开凿古运河菏水，菏水的开凿使原本独流入海的江、淮、河、济四渎得以互相联通——它是世界上有确切纪年的第一条大型运河，堪称水路交通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
陶邑北是卫国，东是齐鲁，西是魏韩。正因为此，近水楼台的陶邑也大沾其光——运河开通后，陶邑北临济水，东北有菏水沟通泗水，又横亘于济汝淮泗构成的交通网上，正好成为水陆交通的枢纽，名副其实的天下之“中”。
古语有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占尽了天时地利，于陶邑而言未必是好事，古往今来的例子比比皆是。公元前286年，齐湣王发动合纵战争，齐、楚、魏灭宋，三分其地，陶邑归属齐国；公元前284年，燕、韩、赵、魏、秦五国连横攻齐，秦国首先攻取陶邑，并以此作为秦相魏冉的封邑；公元前254年，魏安釐王救赵败秦，又乘机攻占陶邑。
短短数十年间，陶邑三易其手。作为合纵连横必争的“午道”，陶邑在战国诸雄的你争我夺之中，城头随时变换“大王旗”，命运一直操持在他人手中。
陶邑如此，宋国当然也不例外。
因为年代太过久远，于宋国而言，或许我们稍嫌陌生，那就先来复习一下宋国的历史过往。
宋国（前1040年—前286年），周朝的一个诸侯国，国都商丘。周初被周天子封为公爵，国君子姓。春秋时期，宋襄公在齐国内乱时，帮助齐公子复国，代齐作为盟主，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战国时期，宋国末代国君宋康王“行王政”，即实行政治改革，宋国强盛起来。公元前286年，齐国、楚国与魏国联手灭掉宋国。宋国从第一位国君微子启至最后一位国君宋王偃，历经三十五君，时跨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长达七百五十四年。其版图约有十万平方公里，皆膏腴之地。
宋国的历史源头，最早要追溯到周武王灭商的时候，当时周武王并没有对商朝遗民赶尽杀绝，他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于商朝故都殷。周武王死后，武庚发动叛乱，周公辅佐周成王平定武庚叛乱，遵循“兴灭国，继绝世”的传统，封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启于商朝故地，建立宋国，另一部分封给了周成王的叔父康叔，建立卫国。
宋国地位特殊，与周为客，被周天子尊为“三恪”之一。宋国是商周遗民的封地，宗祀商的祖先。宋的“国际地位”有点特殊，宋国从国君到国民，大都是商朝遗民，周准许宋使用天子礼乐，因之他们在保留商朝礼仪文化方面较为完整，连宋国国君宋襄公都以“亡国之余”自称——这或许成了一句谶语。公元前638年，宋襄公讨伐郑国，与救郑的楚兵展开泓水之战。宋襄公发现楚军还没有排好兵布好阵，以“仁义”之名拒绝攻打对方，结果贻误战机，最终兵败。此战留下一个千年笑柄，但其“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的道义精神，为后世称道。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在战场上看似荒唐迂腐之举，正是天子礼乐滋生出“贵族气”使然。直到中世纪，欧洲的骑士精神，也是“宋襄公精神”的另一种延续。
这种精神影响了整个宋国。两千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还如雷贯耳的历史名人，莫不与宋国有关：老子，是宋戴公的直系后裔；墨子，其先祖是宋桓公的庶长子公子目夷；孔子，其先祖是宋前湣公（子共）的玄孙正考父。尤值一提的是，孔子一直将宋国看成“祖先之国”、“梦回之地”，一生多次还乡。孔子的“仁爱”思想，很大一部分就是殷礼、周礼的一脉传承。一大批孔门贤人，诸如司马耕（又名司马牛）、原宪（字子思）等活跃在宋国的版图之上。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在曹、鲁之间经商，“家累千金”，“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成为孔子弟子中最富有的人。
带有商王朝“贵族血统”的宋国在各诸侯国中，出现的圣贤最多。
文化与经济往往一脉共生，相辅相成，这也成为宋国最先走向富裕的一个倚仗。
战国时期，国家之间的交往频繁，跨国商人不断涌现，他们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公元前579年，宋国执政华元撮合晋、楚两国于宋都西门外相会，盟约中有一条款为交贽往来，道路无壅，就是规定两国以后要保证交通往来的畅通。公元前562年，各诸侯在宋国亳地会盟，共同约定各会盟国要保证彼此之间粮食和山林川泽产品相互流通。宋国所倡导的“国际公约”，在保护商人利益、保障列国间正常的商贸活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宋国向商人征收关税在春秋诸侯国中应该是最早的。“司门掌授管键，以启闭国门。”司门一职，便是宋国的“海关”。
那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
战国时期，诸侯国普遍发生卿大夫夺权，江山改姓或由旁支取代，像田氏代齐、三家分晋，宋国也发生了戴氏取宋，宋桓公被宋剔成君（戴氏）推翻。俗话说，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公元前286年，宋国再次内乱，早已跃跃欲试的齐国便联合楚国、魏国攻打宋国，自此宋灭。
宋国是不幸的，最大的不幸缘于历代国君都埋头发展经济，军事国防上却是有国无防，使得宋国后来虽然成为战国时期的“膏腴之国”，最终也仅仅是列强口里垂涎的肥肉而已。
不知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战国时期宋国的命运，跟后世宋朝的命运有着惊人的巧合——经济繁荣，军事虚弱。“十四万人齐解甲，竟无一个是男儿。”不讲政治的经济，永远是表面欣欣向荣的虚假繁荣，有如一个虚胖的巨人，不堪一击。
不知是偶然巧合，还是历史必然，相差一千二百余年的两个“宋”一前一后，虽没有关系但结局却惊人一致。
我们至今都在津津乐道大宋的美好时代，须深知，在丛林社会，再美好的社会也不过是昙花一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结果，必然是走向灭亡。或许，这正是“宋国现象”提供给后世的最大警醒。
壹拾伍
熙熙攘攘的“封禅”路
封禅，即是人间“帝王”与天、地通话的一种神圣仪式。
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封禅就是宣示天地认可帝王执政合法性的仪式。以上天的名义颁发给自己的“营业执照”。
史载，远古自夏商周三代至春秋战国，计有七十二位帝王在泰山进行封禅活动。沿至秦汉，封禅成为帝王的旷世大典；至唐宋时代，封禅仪礼臻于完备。
这是古代帝王的最高大典，只有改朝换代、江山易主，或者在久乱之后，天下太平之时，才可以封禅天地。
也就是说，没有治理功绩的人是不配去面天的。
正因为有这样的观点根植骨髓，才有了泰山封禅的巨大市场。
古代祀典，最隆大者，莫过于天地之祭；而在天地之祭的诸种祀仪中，最典型、最庄重者又莫过封禅。“封禅”，堪称中国古代民族或国家的最高祭典。
何谓封禅？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云：“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
所谓封禅，便是在泰山上筑土成坛，燔柴（烧柴火）在坛顶，以祭天，此称“封”。在泰山下面的小山（梁父）上选择一块地方（称为折）瘗埋祭品，叫作禅。两方面合而称为“封禅”。
通俗地理解，封禅即是人间“帝王”与天、地通话的一种神圣仪式。
中华先民心中最高的主宰神是“天”，其次是“地”。即所谓“皇天后土”。《尚书·大禹谟》：“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皇天是至高无上的君主，主宰着人间万民万物，君权是皇天授给的。因此，“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上报天，下报地，以“报群神之功”。
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封禅就是宣示天地认可帝王执政合法性的仪式。拿到了以上天的名义颁发给自己的“营业执照”——以此来征服竞争对手和心存疑虑的老百姓。不然，他们“坐江山”的合法性便会不断地遭到质疑，从而就会有人不间断地向他们的“王位”甚至“皇位”提出挑战。“封禅”实际上就是强调君权神授的一种手段，统治者借这个仪式告诉上天已经改朝换代。新的帝王是接受天命，代天统治群民——你看，上天都发话了，要我来管理这个国家，我已经取得了“营业执照”，你们就服从于我，认命吧。
这个执照就是民意，由天意转向民意，以此体现执政的合法性，让百姓心服口服，接受统治。很大程度上讲，“天意”也是“民意”。“民意”跟“天意”是相通的。
有学者研究认为，封禅起源或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先民筑坛祭奠的习俗。可以想象，那个叫作“远古”的时代，原始的宗教观念主要是对自然界各种事物与现象的崇拜。当人们的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像这种繁杂絮多的信仰也得到进一步概括与归纳，由是产生出“天”和“地”的观念。人们把日月星辰归结于“天”，山川湖海归结于“地”，对天地的信仰也慢慢得以形成。
泰山封禅便是这种信仰的一种最具体的体现。
封禅乃是建立于帝王的统治“受命于天”观念基础之上的。帝王也在自己的统治获得一定成绩后，前往“汇报政绩”，以证明自己的统治受命于天。当然，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即感谢天地之庇护，让国家风调雨顺、民生安乐。
据记载，远古自夏商周三代至春秋战国，计有七十二位帝王在泰山进行封禅活动。传说中无怀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周成王都曾经去泰山封禅。由此可以推断，我们的祖先信仰天地的起源相当古远，沿至秦汉，封禅成为帝王的旷世大典；至唐宋时代，封禅仪礼臻于完备。
正因为这是古代帝王的最高大典，而且只有改朝换代、江山易主，或者在久乱之后，天下太平之时，才可以封禅天地，向天地报告重整乾坤的伟大功业，同时表示接受天命而治理人世，所以，每一次封禅仪式都是举国关注，分外隆重。
泰山贯穿山东中部，绵亘于泰安、济南、莱芜三市之间，古称“岱山”、“岱宗”、“岱岳”，远古时始称火山、太山，“大”在甲骨文与金文中均见其形，读音为“太”。“太山”意为“大山”，因先秦古文中，“大”、“太”通用。春秋时改称“泰山”。
泰山和封禅自古以来就是两个圣洁的词汇。当它们连接在一起的时候，神奇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这也是历代君王趋之若鹜的关键。泰山被古人视为“直通帝座”的天堂，成为百姓崇拜、帝王告祭的神山，有“泰山安，四海皆安”的说法。随着每一个君王的认识不一样，“封禅”二字也越来越变味，从而塑造出一些意外的结果来。
人们不禁会问，泰山究竟是一座什么样的神山？
五岳为群山之尊，泰山为五岳之长。古人形容“吞西华，压南衡，驾中嵩，轶北恒”。论高、论大，它不仅在中国大地上轮不上数，就是在五岳之中也仅排位第三，北岳恒山最高，中岳嵩山居中之尊位。
如此隆重的封禅祭仪，为何独独选中泰山？
其实，古之先贤选中泰山之缘由，并不在于其实际高度，泰山在人们心目中，占有众山的至高、至大、至重、至尊的地位，其精神高度已无与伦比。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只有到“文化”那里寻找答案。我们不要忘了，泰山地处儒家思想发源地——前邻孔子故里曲阜，背依泉城济南。东临大海，西靠黄河。
孟子有云：“孔子登太山而小天下。”这样的“特殊话语权”，是其他众山望尘莫及的。
“封禅”一词最早应出现在《管子》中的《封禅篇》。古人认为群山中泰山最高，为“天下第一山”，因此人间的帝王应到最高的泰山去祭过天帝，才算受命于天。《五经通义》写得更为明白：“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何？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梁父”不是一位姓梁的父亲，而是一座小山的山名，坐落在新泰境内的徂徕山东。因为与泰山常连在一起提，所以月亮跟着太阳走，沾光了，也一起出名了。秦始皇第一次“封禅”时，就封泰山而禅梁父。汉唐间乐府流行的《梁父吟》，乃是脍炙人口的名曲。
我们可以想象，一座小小的“梁父”都如此有名，何况泰山乎？
泰山祭祀起源于远古时代的泰山崇拜。《尚书·舜典》载，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所谓柴，就是燔柴祭天，积薪于焰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烧之。所谓望，就是望祭山川。这种祭祀天地的形式可以说是后来封禅的雏形。《史记·封禅书》中所谓七十二帝王封禅泰山的记载，便是最早泰山崇拜活动的记录。
据大汶口文化发掘和传说的无怀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黄帝等封禅泰山的丰富资料考证，古人有人死魂归泰山的说法，这是泰山一带古民族聚居的一个佐证。历代儒生强大阵容的不断扩展，使“泰山最高，上可通天”的理念渐渐深入人心——泰山一定程度成了代表天地主生主死之神。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的这首《望岳》诗，可谓赞誉泰山“五岳独尊”的千古绝唱，也成为千百年来民众最为知晓的最为鲜活的广告。
对于历代帝王将相而言，走向泰山，也正是走向功德圆满的重要标志。他们之中，谁不想成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中的那一位佼佼者？
正因为是以“封禅”作为主体礼仪的思想体系的地理支点，泰山，在每一个君王心里，无疑都是一个至高无上的道德地标。
封禅被看作庄严至上的政治仪式。故而，泰山的神性，在历朝历代也有着深刻的文化印痕。《淮南子·说林》有“太山不上小人”的说法，东汉文豪高诱解释称，泰山是“王者所封禅处”，所以“不令凶乱小人得上其上也”。
封禅的目的是“答厚德，告成功”。也就是去报答上天深厚的恩德，告诉上天自己治理天下的成功。对于历代君王而言，封禅是一种标志——是一种得到上天认可，也是希望百姓认可的标志。古代宗法礼仪程序里，一般帝王是没有资格封禅的，一定要受命于天，奄有四海，致天下太平者才有资格。一些君王面对高耸的泰山，是心虚的——他们没有勇气面对如压顶般的泰山。
也就是说，没有治理功绩的人是不配去面天的。
相传远古时期，黄帝曾登过泰山，舜帝曾巡狩泰山。商周时期，商王相土在泰山脚下建东都，周天子以泰山为界建齐鲁；除却秦汉以前七十二代君王例行到泰山封禅以外，之后的秦始皇、秦二世、汉武帝、汉光武帝、汉章帝、汉安帝、隋文帝、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宋真宗、清帝康熙、清帝乾隆等封建帝王，都争先恐后到泰山封禅致祭，刻石纪功。
历代帝王借助泰山的神威巩固自己的统治，使泰山的神圣地位被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我们所熟知的以唐玄宗为代表的大唐盛世，有记载，他治下的天下，是这样一个繁华局面：“今百谷有年，五材无眚，刑罚不用，礼义兴行，和气氤氲，淳风澹泊。蛮夷戎狄，殊方异类，重译而至者，日月于阙廷；奇兽神禽，甘露嘉醴，穷祥极瑞，朝夕于林御。王公卿士，罄乃诚于中；鸿生硕儒，献其书于外。”
唐玄宗对这个局面的一个概括性的解释是：“莫不以神祇合契，亿兆同心”，而且“斯皆列祖圣孝，垂裕余庆。”
在唐玄宗眼里，形成这样一个良好局面，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是神祇，一个是列祖。难怪公元725年那年，唐玄宗也毫不例外地走向了泰山。
《礼记正义》说得在理：“祭天则燔柴也，天谓日也；祭地，瘗者，祭月也。”原来，封禅的种种目的与象征，都包含着一层更为深潜的意识：沟通天人之际，协调天、地、神、人之间的关系，使之达到精神意志与外在行为的和谐统一。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观点根植骨髓，才有了泰山封禅巨大的市场。
壹拾陆
史上“第一富豪”命运品鉴
越国相国、上将军、政治家、军事家……这些荣誉加身，对于任何一个人而言，足可以荣耀祖宗、泽被后世。范蠡抛却这些“身外之物”，终炼成中国历史上“儒商鼻祖”。
范蠡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与其说是乱世，不如说是相对自由的时代。自由流通是商业繁荣之“根”，正是有了自由的气场，范蠡的生意才会风生水起，如鱼得水。
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从春秋到汉武帝时代，排列出众多豪民巨富，“太史公富豪榜”上最早出现的，就是范蠡。
范蠡的成功不仅在于他有智谋、善于捕捉商机，重要的是得益于他从事过政治活动，以此开阔了眼界，聚集了人脉……“政治经济学”从他开始，延绵后世。
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往东北行走数十公里，有一个叫崔庄的小村落。小村落看上去毫不起眼，村落里藏有一巨型大墓，让人大开眼界，此墓呈椭圆形，占地面积700平方米。封土南北长70米，东西宽100米，最高处2米。
气势磅礴，风度硕然。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这是哪位隐士藏龙于此？墓碑上书七个大字解开了人们心头之谜——“陶朱公范蠡之墓”。
“陶朱公范蠡”何许人也？司马迁在《史记》中是这样描述的，“范蠡辅越灭吴后，弃官经商，先到齐国，后定居于陶，自称陶朱公，曾三致千金。死后葬于此。”
如此算来，那位“陶朱公范蠡”距今也有差不多三千年历史了。如今，墓地周围还可拣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陶器残片。
历史有记载以来，他应该算得上中华历史上第一个富豪。我们不禁好奇，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大多“轻商重文”，这样一个富豪是如何诞生的？
范蠡，字少伯。楚国宛城三户（今河南南阳）人。一生活了八十八年（前536—前448年）。可以说，八十八年人生履历是颇为传奇、曲折而令人击掌的，堪称旷世奇才。司马迁赞之“范蠡三迁皆有荣名”。李斯更是誉为“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越国相国、上将军、政治家、军事家……这些荣誉加身，对于任何一个人而言，足可以荣耀祖宗、泽被后世了。可范蠡居安思危，一生都有一颗清醒的头脑。
都道江湖险恶，岂知政坛是更险恶的江湖，很多时候都是高空走钢丝，命悬一线间。范蠡因而悟出“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样的传世绝句，并非偶然。
史载，范蠡出身贫寒，但聪敏睿智、胸藏韬略，少年有志，时人未知。《越绝书》里说他“一痴一醒，时人尽以为狂。然独有圣贤之明。人莫可与语”“被发佯狂不与于世”。《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称他“佯狂倜傥负俗”——假装疯癫，与一般人行为迥异。
时任宛县县令名叫文种，此人有政治抱负，认为“狂夫多贤士，众贼有君子”，于是想找范蠡共同干一番事业。经“两顾茅庐”，终得范蠡认可，两人“抵掌而谈”、“终日而语”、“疾陈霸王之道”、“志合意同，胡越相从”。
公元前511年，二十五岁的范蠡和文种离开楚国进入越国，越王勾践慧眼识珠，将他们吸入麾下。范蠡官至相国，文种拜为大夫。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攻打越国时，在檇李（浙江嘉兴）之战中大败，因伤势过重，不久死去。吴王阖闾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越王勾践即位的第三年，即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日夜筹备攻越，以报杀父之仇。勾践意欲先发制人，抢先伐吴。范蠡权衡利弊，力谏不可。但勾践一意孤行，导致灭顶之灾，伐吴的结果是仅剩残兵五千，在会稽被吴军包围得铁桶一般。勾践后悔莫及，一筹莫展，最后是范蠡审时度势，答应吴国的所有条件以求保全性命。
按照吴越双方议和的条件，勾践夫妇等到吴国为人质，昔日的国王、王后、上大夫尽执贱役。危难之际，范蠡主动随勾践同往，留下文种在国内发挥重要作用，说：“四封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种也。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种亦不如蠡也。”危急时刻，范蠡舍身而取义，既保护了自己，更保存了越国。
夫差欣赏范蠡的文武兼备，让他弃越归吴。一边是享锦衣玉食，一边是伴亡国之君，范蠡却十分坦然：“亡国之臣，不敢语政，败军之将，不敢语勇。”说得有理有节，“臣在越国不能辅佐越王为善，以致得罪大王，不被诛灭，已是万幸。”
夫差曾在远处高台上眺望范蠡与勾践夫妇，虽乱头粗服，身处马圈，做笨重肮脏之活，但恪守君臣之礼，处困厄艰险而不失规矩秩序，夫差禁不住赞叹歆羡。这样处心积虑背后，由范蠡导演、勾践出演了一出出荒诞好剧，以迷惑夫差。一次在夫差病时，范蠡还指使勾践尝夫差之粪便，夫差不禁对勾践动了恻隐之心，三年后，他们被释放回国。
勾践回国，卧薪尝胆。范蠡力谏勾践劝农桑，务积谷，不乱民功，不逆天时。先抓经济，继而亲民，稳定社会。施民所善，去民所恶。内亲群臣，下义百姓……短短数年，百废待举，百姓安定。
元气恢复，范蠡重建国都城，一座小城，一座大城。小城是建给吴国看的，大城建得残缺不全，面对吴国的方向，不筑城墙，以迷惑夫差。
自会稽之败后，范蠡的见识卓绝让他深孚勾践的信任，勾践对他言听计从。报仇雪恨的过程中，范蠡是运筹帷幄的灵魂人物。史载，勾践常问范蠡：“我们现在攻伐吴国可以了吗？”范蠡每次都说：“不行。”有一次勾践又问他：“可以了吗？”范蠡终于说：“可以了。”
二十年磨一剑。公元前476年，范蠡建议勾践兴兵伐吴。公元前473年，吴军全线崩溃，勾践看到了二十年前的自己。吴王夫差派出使者向勾践乞和，允许保留吴国社稷，而自己也会像当年的勾践一样倒过来为之服役。
勾践动摇了，这时范蠡站出来，陈述利弊，平复了勾践动摇的心态。夫差悔恨万分，此刻方想起当初未采信大臣伍子胥“今不灭越，后必悔之”的进言，遂蒙面自杀。
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同样是一个出色的商业家。这在范蠡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范蠡因此向勾践辞职，在遭拒之后便收拾细软悄然逃走，乘舟浮海前往齐国领地，同时更改姓名，自称“鸱夷子皮”（鸱夷，指一种皮革制成的袋子），带领儿子和门徒在海边结庐而居，“耕于海畔，苦身勠力”。
懂得进退出处的分寸和君臣关系的微妙，这是范蠡的智慧。二十年足可以看清一个人的秉性与韬略。其时，范蠡早已将勾践看穿。《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范蠡认为勾践的为人，可以共患难，不可共安乐。因而他放弃任何幻想，进退有序，张弛有度，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激流勇退，避开了政治旋涡，机智地弃官从商。
范蠡选择地处胶东半岛沿海地带的齐国，并非偶然为之，齐国当时便是社会经济相当发达的诸侯国。没过几年，就积贮了数十万银两。
已经富起来的范蠡并未摆脱从政的“阴影”，因他仗义疏财，施善乡梓，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
乱世中已经看淡了政治的范蠡，仅仅“从”了三年便又一次急流勇退，拒绝齐国人的高官厚禄，散尽家财，随身携带少量珍稀宝物，悠闲自在地离去。
一身布衣，两袖清风。范蠡第三次迁徙至一个叫作“陶”（今山东定陶）的地方定居下来，自号“陶朱公”，过上了闲云野鹤的生活。看似率性，其实他是看中了这个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的“天下之中”，认为是最佳经商之地。因而，没出几年，又成巨富。
政治跟商业可谓殊途同归，本质上源于同一道理。其实，陶朱公的致富之谜也并不神秘，与他的治国之道可谓同一经脉。他将其“计然之策”（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顺其自然、待机而动）灵活运用于商业实践。具体说来，大致有五——
其一，市场行情，如阴阳五行，轮回循环，变动不居；大地时旱时涝，谷物时丰时歉。旱时造舟船，涝时修车马，以备后乏，这是万物之理。
其次，“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知道战争要爆发，就要积极做好战备；了解各类货物为人需求的时令，才能把握市场行情的变化。
再次，商品价格，瞬息万变，物价贵到极点，必然下跌，贱到极点，必定攀升。当商品昂贵之时，就应毫不犹豫迅速抛出，视之如粪土而不惜；当商品低廉之际，又要毅然乘时买入，视同珠玉而倍加珍惜。
其四，积贮货物，务求完好，以防日后滞销。易腐易蚀的货物，即使价格再高，也不要长期存留，不能轻易囤积居奇。
其五，水纳百川，奔流不息，方能汇成大江大河。货币也一样，如果让资金积滞不用，就会成为一堆死钱。只有使它周转不息，才能变成与日俱增的利润。
一言以蔽之，范蠡的经商诀窍，在于运用市场价格变化来掌握供求关系，采取“贵抛贱收”经营对策。据时而动，得失均衡。正如他的名言：“贵上极则反贱，下贱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
范蠡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与其说是乱世，不如说是自由时代，人们拥有流动的自由、从商的自由、思考的自由。自由流通是商业繁荣之“根”。某种程度上讲，正是有了这自由的环境，范蠡的生意才会风生水起，如鱼得水。
范蠡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商思想和较为完整的经商理论，无论是对他的同代人，还是后代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受范蠡经商思想、理论影响之最深者，当数越王勾践本人。越王深知范之道能振兴国家，完成报仇雪耻之重任，所以励精图治，“治牧江南，七年而擒吴”，建立霸业，全仗“商贾”兴国。
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从春秋到汉武帝时代，排列出众多豪民巨富，“太史公富豪榜”上最早出现的两位，除范蠡之外，第二个便是子贡，孔夫子的高足。
从历史的高度看，范蠡和子贡的成功不仅因为他们有智谋、善于捕捉商机，更为重要的，是得益于他们都从事过政治活动，以此开阔了眼界，聚集了人脉……这些资源，受用终身。
陶朱公不愧为儒商之鼻祖。
壹拾柒
商鞅老师的“变法”之路
春秋初期，中华大地上共有一百四十多家诸侯，经过三百多年的兼并，到战国初期只剩下二十余家。魏文侯心里清楚，魏国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变法求新。
李悝骨子里还是法家思想，一定程度上讲，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背叛”。
变法，将躲在鬼谷子身后的一代宗师李悝嵌入历史“第一道年轮”。
李悝变法的“第一桶金”是农业。“平籴法”规定，每家农民收入的粮食中，除交十分之一的税及自己食用、消费外，多余的粮食，由国家出钱收购。
短短三年之内，魏国便粮库充盈，人民富裕。
只可惜，魏文侯离世之后，一些被动过奶酪的利益阶层上台，他身后的魏国又退回到了从前。
周贞定王十四年（前455年），山西盂县境内发生了一次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战争——晋阳之战。晋国内部的四大家族发生内讧，此战的结局，便是历史上有名的“三家分晋”——司马光的鸿篇巨著《资治通鉴》便以此开篇，将此事件视为揭开战国历史帷幕的重要标志。
历史的巧合，往往胜过小说家笔下的杜撰。恰恰就在这一年，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诞生于世间——他的名字叫李悝。就是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不常被提及的李悝，也让许多历史学者容易忽略的人物，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战国时局。
李悝的身世史无记载，只显示他是魏国安邑（今山西运城一带）生人，因年代久远，迄今无墓可考。认识李悝之前，我们先看看历史上那一个个显赫的人物，都与他有什么样的关系——
李悝是身怀旷世绝学、精通百家学问、被誉为中国历史上千古奇人鬼谷子的得意门生；李悝是孔子学生子夏的入室弟子；李悝是由儒家转为法家，被历史公认的法家始祖；李悝是商鞅和吴起等人的宗师。
如果这些还不足以衬托其身份的话，还有一个十分重磅的符号嵌在他名字前面——李悝是“中国历史上变法第一人”。也就是说，我们耳熟能详津津乐道的“商鞅变法”，其源头却在他那里。
有两个关键人物，直接决定了李悝后来的人生之路——子夏和魏文侯。
子夏，是孔子的弟子，乃“孔门十哲”之一。在春秋末叶，子夏的影响波及列国，李悝遂拜他为师。
儒家思想的熏陶，对初入社会的李悝影响颇深。孔子毕生所倡导的“克己复礼”影响至深，而子夏是儒家学说的一个“异端”。在老师子夏那里，李悝所接收的儒家思想却是另外一个模样——君子应该“知权术”；君王，更应该懂得“用权之术。”
这种“子夏特色”的儒家思想，影响了李悝一生。从老师那里他逐渐意识到，“法”比“礼”更重要，应该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制，来为统治者服务。
潜移默化之间，李悝由一个“儒家”转为“法家”，后来被历史公认为法家始祖。李悝骨子里的法家思想，一定程度上讲，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背叛”。
魏文侯，是“三家分晋”之后魏国的创立者，也是一位有着雄才大略、善吸纳各类英才的君主。巧合的是，此人也曾拜子夏为师，并将子夏请到魏国的西河（今河南安阳）开“讲座”，形成名震一时的“西河学派”。
韩、赵、魏三家分晋后，魏国所得的领土有“三河”之称。其中“河东”在今山西黄河以东；“河内”在今河南黄河以北；“河南”在今河南黄河以南。“三河”地区虽然土壤肥沃，良田众多，人口密集，六畜兴旺，算是中原最为富庶的地方。可对于管理者而言，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们分处于各国之间，犬牙交错，未能连成一个管辖的整体。
军事上稍有不慎，便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以近邻西面的秦国为例，他们日夜虎视眈眈，对魏国的“三河粮仓”（今陕西省北部的黄河以西一带）早已垂涎欲滴。
如此兵家必争之地，当然得能臣把守，魏文侯遂将中山相任上的李悝，提拔为“上地守”，加强对魏国边防要塞的防守。李悝所辖防区，短短十余年间，魏秦两国在此进行了四次激烈的战争，分别在魏文侯十三年（前434年）、十六年（前431年）、十七年（前430年）、二十四年（前423年）。这些战争，都是由最前线指挥官李悝布兵和调遣。
可以想象，“上地守”李悝，已经成为魏文侯手中一枚举足轻重的棋子。李悝也不负所托，表现得十分出色，仅以一战例足以说明，公元前425年的秋天，又一支秦国的军队逼近魏国。李悝早有防备，秦军偷袭不成便加以强攻。强攻也难以获胜，秦军发现魏国守军的弓箭非比寻常，又长又尖的箭矢如箭雨般倾泻狂扫，大队的秦军瞬间倒地一片。正当秦军慌忙败退之际，魏军阵列中升起猎猎战旗，大大的“李”字赫然醒目，这正是李悝的精准部署与指挥。
原来，李悝为使上地郡军民提高射箭技术，便下令以射箭来决断诉讼案的曲直，“中之者胜，不中者负”。令下后，当地人演习骑射技术风靡一时，人们都争相练习射技，日夜不停。
由于李悝在“关键岗位”上政绩斐然，仕途也青云直上，最终被魏文侯任命为“相”——出生卑微的李悝，已经晋升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可或缺的股肱之臣。
实际上，魏文侯大胆重用李悝，远非因其赫赫战功，而是要把整个魏国未来的命运，都全部交到这位“同学”手里。
魏文侯深知魏国当时的处境，刚刚从晋国脱胎而出的魏国，可谓百废待举，羽翼稚嫩，又被紧紧裹夹在晋东南中间，是所谓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西边，是一河之隔的秦国；东面是齐国；北边，是同自己一起“三家分晋”而诞生的赵国；南边，越过中条山和黄河，便是秦、楚、郑三国拉锯争夺的地带。
春秋时代初期，中华大地上共有一百四十多家诸侯，经过三百多年的兼并，到战国初期只剩下二十余家。其中又以嬴姓秦国，田姓齐国，三晋（赵、魏、韩），芈姓楚国，姬姓燕国最强，史称“战国七雄”。春秋时期由于小国众多，大国之间的争斗还存在一定的缓冲空间，然而进入战国后，大国不得不面对更加直接的斗争和更加残酷的格局。
据统计，从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的两百多年间，为了生存，发生过大大小小二百三十次战争。
魏文侯心里比谁都清楚，魏国这样一个随时都可能被吞并的小国，唯一的生存之道，便是变法求新。
善于审时度势的魏文侯，无不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他此刻启用李悝，旨在酝酿一场大变革。他知道，只有实施一场前无古人的变法，方可让魏国拓展狭小的生存空间，走出困局而涅槃重生。
既然魏文侯如此倚重李悝，人们不禁会问，李悝究竟有什么灵丹妙药，让魏国走向强盛之路？他“变法”的主要内容又是什么？
中国的农业，开始于黄河中流的黄土地带。黄仁宇先生曾精辟地指出，黄土的土壤能够垂直地堆砌，内中保留着很多由下至上的细管，因之地下的水分能够向上浸淫，不待灌溉，加以土质疏松，在农业初兴的时候，即用最原始的工具，也能在这地区耕耘。
从土地上走出来的李悝，对土地感情最深，也研究得最透。李悝变法，首先瞄准农业。他以为，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的魏国，“第一桶金”必须依靠农业。因而他提出了“尽地力之教”的原则，意思是，教会农民尽可能地提高土地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
“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无论粮贵粮贱都会引起恐慌，如何做到“使民不伤，而农益劝”？李悝终于想出了解决之道——“平籴法”。“平籴法”规定，每家农民收入的粮食中，除交十分之一的税及自己食用、消费外，多余的粮食，由国家出钱收购。为让百姓感受到更加公平，法令还把丰年和灾年分为上、中、下三等。丰年时，官府按等级籴进一定数量的余粮；灾年时，官府也按等级平价粜出一定数量的粮食。
这样的价格杠杆，无论是丰年还是灾年，粮价都能保持相对稳定，从而达到“取有余以补不足”“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
李悝的“民本思想”很快就有了丰厚的回报，短短三年之内，魏国便粮库充盈，人民富裕。
李悝知道，只有百姓填饱了肚子，国家的基石坚固了，其他的“变法”才有可能。继“尽地力之教”百姓刚刚填饱肚子之后，李悝便高高举起“变法”利剑，挥向了“爵禄世袭制”。那些贵族世代享有其祖上获得的爵位、官位以及相应俸禄的制度，不仅消耗大量国家财富，更影响一大批有志之士建功立业。
放眼历史，我们佩服秦始皇，其最大的功劳，是消灭了封建制度。殊不知，魏国早在秦国百年前，就已经施行了这种制度。更为吊诡的是，李悝未完成的事业，让他的学生商鞅在后来的秦国开花结果。
李悝的人才新政立竿见影，天下英才纷纷侧目，像吴起、乐羊、西门豹、田子方、段干木等非魏国人才，为魏国所用。
土地新政和人才新政后，李悝又制定了一系列的配套改革。比如，在军事上建立“武卒”制，对军队的士兵进行考核，按照不同士兵的作战特点，重新将他们进行队伍编排，以发挥军队最大的作战优势。
最能让后人受益的，是李悝制定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封建制度下的法律——《法经》。这部法律对国家法令、政府职能、官员的升迁奖惩、军功的奖励，都做了完备的规定。
李悝的变法，不仅拉开了魏国从人治到法治的序幕，其不断雄厚的实力，也令各诸侯国刮目相看。魏文侯也从此走上了扩张之路，公元前419年西攻秦国，尽取其河西之地；之后北越赵境，灭中山国；再后东伐齐九年，破其长城；紧接着又南征楚地，连克数镇……一路所向披靡，大有并吞天下之势。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总结，李悝的变法既有丰富的理论作指引，又有成熟的案例作支撑。
两千多年间，历朝历代经历过无数次“变法”与革新，如果用年轮来表达变法的话，李悝应该是最初的那道年轮。
李悝很清楚地知道，他此生有涯。所以才把希望寄托在制度身上，他应该也清楚地看到，一个国家的兴亡不能把赌注押在某一个或几个旷世之才身上，而是应建立一套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制度来保障。
他希望通过“变法”来固化一套成熟的制度，以确保魏国的精神血脉延续下去。
只可惜，李悝的时间有限，加之强大的旧势力集团，一些被动过奶酪的利益阶层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一旦他和支持他变法的魏文侯离世之后，制度的力量如何，谁也不敢保证。
事实证明，李悝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他身后的魏国又退回到了从前。
撇开历史不说，就是李悝所在的战国时代，其变法就成为“当下潮流”，还形成一种独特的蝴蝶效应。李悝的变法思想，几乎被当时各诸侯国统治者所接受，从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变法大潮”——齐国邹忌的清明吏治，郑国子产的修政图治，楚国吴起的新招变法，韩国申不害的君治独断……战国烽火下的各诸侯国，都纷纷举起改革大旗，将“变法”二字醒目地写在大纛之上。
这一变法实践，最终在秦国结出丰硕的成果，从而一统天下。
壹拾捌
作为“鼻祖”的管仲
中国最早的青楼名叫“女闾”。也即是说，“女闾”开了中国娼妓业之先河。那个创办“女闾”的“鼻祖”，便是春秋时期，大名鼎鼎的管仲。
这项“国策”的成效立竿见影。一时间，天下商贾归之若流水，齐国都城临淄生意兴隆，熙熙攘攘。作为繁华的东方大国，齐国竟然“冠带衣履天下”。
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管仲最先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皇帝在官场以皇权凌驾于百官之上，古代官吏在风月场以男权凌驾于娼妓之上。
妓院官营体制下，来自娼妓业的花税便成为古代官府的一项主要税种，而管仲也顺理成章成为娼妓行业的祖师爷，享受万世香火。
梭伦堪称“西方的管仲”，他创设国家妓院大抵为公元前594年；而管仲相齐在周庄王十九年，即公元前685年。
公元前645年，山东临淄牛山北麓的半山之上，垒起了一座气势非凡、建筑恢宏的新坟，此墓唤名为“管仲墓”。墓之主人，便是春秋时期齐国大名鼎鼎的宰相——管仲。这位非凡人物的身上，还有一长串修饰语——周穆王的后代，法家代表人物，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
齐国能雄踞春秋五霸之一，全拜管仲。为了齐国富国强兵，管仲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比如“遂滋民，与无财”（《国语·齐语》），其办法是“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或言“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
管仲实行粮食“准平”的政策，即“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故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汉书·食货志下》）。这种“准平”制，不但是一种平衡粮价的政策，也间接承认了农民自由买卖粮食的权利及自有私田的合法性，并且还保障了私田农的生产利润。
面对当时“竭泽而渔”的经济开发，为了有效利用齐国的林木和渔业资源，管仲制定了“山泽各致其时”——历史上最早的自然环境保护法。禁止人们为了眼前利益而滥伐滥捕，以保护树木和鱼类的正常生长，使其免遭破坏。
为了控制金融风险，管仲还在齐国设立了专管货币的机构——“轻重九府呻”。由政府统一铸造货币，这种规范的货币呈刀形，名为“齐法化”或“节墨法化”，俗称“齐刀”。
然而，管仲大胆的富国强兵经济思路还不止于此。他站在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竟创造性地利用并开发“人力资源”。
《战国策》二卷“东周”引周文君云：“齐桓公宫中女市女闾七百。按周礼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则一闾为二十五家。管仲设女闾七百，为一万七千五百家。”
“闾”是门的意思，女闾，即妓女居住的馆所。在宫中以门为市，使女子居之，这意味着中国历史上国营妓院的开始——春秋时齐国于公元前七世纪中期开设的。
中国最早的青楼名叫“女闾”，也即是说，“女闾”开了中国娼妓业之先河。那个创办“女闾”的“鼻祖”，便是春秋时期，大名鼎鼎的管仲。
作为一国之相和政治家的管仲，不可能不讲政治。他创设国家妓院，显然不仅仅是为了淫乐，更不是为了异想天开，他有着四个方面的政治考量：
一曰富国。置女市收男子钱入官，通过税收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即后世所谓“花粉税”、“花粉捐”。清人褚学稼一语道破实质：“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
二曰侍宫。齐桓公好色，对宫中的妻妾玩腻了，常常出宫寻求刺激。《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桓公之伯也，内事属鲍叔，外事属管仲，被发而御妇人，日游于市。”明确记载齐桓公“好冶游”，管仲创设妓院正好投桓公所好。
三曰纳才。诸侯争雄，人才最为关键。春秋时期各国游说之士乃诸侯们争夺的对象，那些游士大都浪漫而放荡不羁，女人和美酒是最吸引他们的两样东西。名目张胆设立妓院，正好网罗天下之“士”。
四曰稳定。管仲的理由十分充足：“蓄积有腐弃之财，则人饥饿；宫中有怨女，则民无妻。”齐桓公积极响应“国策”，把他宫中的七百名美女献了出来，还有齐桓公在称霸征战中俘获他国的众多女子，把她们放在妓院，正可以发挥“作用”。
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这项“国策”的成效立竿见影。他们设“女闾”以招商引资，一时间，天下商贾归之若流水，齐国都城临淄生意兴隆，熙熙攘攘。《国语·齐语》记载：齐国商人“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商业的繁荣促进经济繁荣，作为繁华的东方大国，齐国竟然“冠带衣履天下”。
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管仲无疑最先将潘多拉魔盒打开了一个口子。
管仲的发明很快被效仿，诸侯各国一时官妓大兴。有些诸侯还利用妓女来制服强国，亡其宗社，妓女的力量比十万雄兵还要强大。比如秦穆公送西戎女乐二列，使戎王耽于声色，不理政事，贤臣由余多次进谏无效，愤而离戎去秦，使西戎国力大弱。
古籍载，春秋时官府开设经营的娼妓业主要是为了收税，“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钱以入官”。（《魏书·龟兹传》）还有一个重要意图，则是缓和社会上旷夫和工商市民的性饥渴。因为皇宫贵族、士大夫以及富豪乡绅均蓄养大量美女，造成了社会上男女性别比例失调。
皇帝在官场以皇权来凌驾于百官之上，古代官吏在风月场以男权来凌驾于娼妓之上。
追根溯源，中国古代妓女的出现比较复杂。三皇时代就开始有分类但不够细化的妓女、歌妓等。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所著的《黄莺儿》一书中，竟列出四十多种，不过他的分法比较烦琐。以服务对象区分，有宫妓、官妓、营妓、家妓、市妓等；以所属性质区分，有公妓与私妓；以职业性质区分，关歌妓、舞妓、乐妓、优妓等；以年龄区分，有老妓与雏妓等。
相比之下，最初以“家妓”为主，可以上溯到夏桀，蓄女乐、倡优达三万人，有人把这称为“奴隶娼妓”。
像世间的瘟疫一般迅速蔓延开来，上自天子和王侯将相，下至大夫富豪，都以广蓄女奴为乐，并以蓄女奴的多寡，作为炫耀权势和财产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些女奴往往都负有呈身与献技的双重使命，供奴隶主淫乐。这些“家妓”史书上称她们为侍姬、小妾、声妓、歌姬、舞姬，也有称为美人、女乐、娼妓的。
史载，西周蓄女奴之风甚广。《周礼》上所举女酒，女舂抭，奚以下千人而弱，一般都选貌美才长的女子供帝王淫乐。
还有宫妓、官妓、营妓、巫妓（巫娼）等，她们统称为公妓，主要为少数特权者服务。以后又发展为“市妓”、“私妓”，逐渐渗透到更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去。
中国娼妓制度，既自“女闾”开其端，自此以后，无代无之。作为一个古老的职业和行业，古代的妓女种类极其繁多。歌妓、舞妓、乐妓、优妓等是以艺术表演为主，卖身为辅。这些妓女，代表了中国古代的音乐水平、舞蹈水平、戏剧水平，体现出一种“妓女文化”，而且体现出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狎妓往往具有以精神享受辅以肉体享受的特点。
上至秦代，秦始皇的生母赵姬便是吕不韦的家妓。到汉武帝时，由官妓衍生而来的“营妓”也粉墨登场。即《万物原始》中说的“至汉武帝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者”（见《汉武外史》）。也就是说，营妓是为军队官兵提供性服务的。但后世也有把在乐营中的妓女称为营妓的。确切地说，营妓也是官妓的别称。
到了隋朝，隋炀帝设立教坊，广纳歌舞艺人，纵情声色。唐朝沿袭了隋朝的教坊制度，风流皇帝唐玄宗更是扩大教坊机构，教坊艺人达到11409人；他还不满足于此，又设立梨园，极尽荒淫无耻之勾当。
唐承六朝金粉之后，娼妓之多，空前未有。开元天宝年间，仅宫妓就有四万。长安都城中就有所谓“北里”“平康里”与“教坊”者，即为当日风流渊薮。
宋代虽以理学弥漫，但色情文化丝毫不逊盛唐。《马可·波罗游记》载，杭州“青楼盛多，皆靓妆艳饰，侍女如云，见者倾倒”。马可·波罗记载，蒙元时代，汗八里（今北京）操皮肉生意的官妓达25000人，并实行军事化管理。
随着时代的进步，官妓文化也呈现出新的样式。明代特设立管理妓院的“教坊司”，明末的南京，秦淮河两岸，妓院酒楼林立，流动的画舫在水中穿梭，成为当时全国最著名的红灯区。
到了清代，一度禁止官吏狎妓，咸丰之后禁令渐弛，官场几乎“无妓不欢，无妓不饮”。直到晚清和民国时期，北京的娼妓业依然操持着不可思议的繁荣。据载当时上海娼妓之多，堪称世界之最，每八个成年女性中，就有一个是妓女，甚至有不少欧洲来的妓女，故有“东方花都”之誉。
妓院官营体制下，来自娼妓业的花税便成为古代官府的一项主要税种，而管仲也顺理成章成为娼妓行业的祖师爷，享受万世香火。
据说在有史之前，就已经存在卖淫现象。动物学家发现，雌性大猩猩也会用性来从雄性大猩猩那里交换食物。
对原始初民来说，性交是神圣的，有神力的，男女性交意味着人口繁衍，五谷丰登。所以他们经常在祭神的盛大节日里，在神前性交，以祈求神灵保佑。这就需要有一群女子为了祭神而在神庙里专司性交，以祭拜神灵。这种女性就是“圣妓”。和“圣妓”性交，并不是狎邪的行为。“圣妓”获得的报酬也不敢私有，而要献之于神，因为她的整个人已属于神了。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虽然远隔千山万里，但人类的文明历程大抵相若。“妓”不仅仅限于东方，此时西方的同类也几乎同步风靡开来。事实上，欧洲的色情业也有类似的历史。罗素就坦言：“古代娼妓，绝不如今日之为人鄙视，其原始固极高贵。最初娼妓乃一男神或女神之‘女巫’，承迎过客为拜神之表示。”
据载，西方的国营妓院始于古雅典的大政治改革家梭伦，他决定开设国营妓院受到当时百姓的大力称颂：“梭伦啊伟大的梭伦，你设立了国营妓院，使良家妇女在街头避免了轻薄少年的追逐，保护了她们的安全。”在希腊和罗马时代，妓院随处可见，大量的妓女甚至渗透到了旅馆、浴室、面包房和理发店，罗马城的注册妓女就达32000人，她们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有产阶层，而且她们的文化素养还要高出一般自由民。
即使在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妓女也同样存在，并且得到骑士阶层的保护和尊重。中世纪一般被认为是性禁忌最为严厉的时期，侍奉上帝的教士和修女是不可结婚的，修女被称为“上帝的新娘”。事实上，这个时候的某些修道院并不比妓院高尚多少。最为有名的，要数意大利著名作家乔万尼·薄伽丘创作的《十日谈》。该书讲述，在1348年，意大利佛罗伦萨瘟疫流行，十名男女在乡村一所别墅里避难讲述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无不辛辣地揭露了基督教会的罪恶、教士修女的虚伪，等等。教会经营“教会妓院”，那些身为教徒的妓女，一面庄严地祈祷，一边谄笑着接客。“许多受过教育、性成熟的青年女子，披上了修女的长袍；只要有满足她们性饥渴的机会出现，她们就打算立刻脱下这长袍。”中世纪罗马教廷所在地，几乎变成了一个举世无双的“红灯区”。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类的思想和行为运动轨迹，大体是差不多的。
梭伦堪称“西方的管仲”，他的改革大抵为公元前594年，他创设国家妓院大概也是在这一时期；而管仲相齐在周庄王十九年，即公元前685年，死于周襄王七年，即公元前645年。
由此推算，管仲创设国家妓院至少比梭伦早五十年左右。
虽然管仲创下了世间第一个官妓场所，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后世的形象和威望。
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篇》）意思是，管仲辅助齐桓公做诸侯霸主，尊王攘夷，一匡天下。要是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头发，左开衣襟，成为野蛮人了。太史公司马迁提及管仲也不无赞美之辞：“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晏子俭矣，夷吾则奢；齐桓以霸，景公以治。”蜀汉名相诸葛亮干脆就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
管仲堪称人中龙凤。虽然他打开的那个“潘多拉魔盒”为后世所诟病，但不得不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经”还是那“经”，不同的人会读出不同的味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