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人是什么

一般而言，我们已经清楚相比于人所拥有的东西，人所展现出来的表象，人是什么对于他的幸福有更大的贡献。重要的永远是一个人到底是什么，也就是，人就其本身而言所拥有的东西；因为一个人的个性永远都在陪伴他，并且渗透到他所经历的一切当中去。在一切情况下，他首先享受的只有自己，这一点适用于肉体享受，更适用于精神享受。在此，英文“to enjoy one's self”（享受自己）是一个恰当的表达，例如我们会说“he enjoys himself at Paris”（他在巴黎享受自己），也就是说，不是说“他享受巴黎”，而是说“他在巴黎享受自己”，但如果个性劣质，那么所有享受就像将美味的葡萄酒倒入刚被胆汁浸染过的苦涩的口中一样。因此，除了重大事故之外，一个人在生活中遇到或发生的事情，无论好坏，并不比他所感受到的东西重要，也就是说，他在各方面感受事物的方式和程度更加重要。他自身是什么，以及他自己所拥有的东西，简言之品格及其价值，是他走向幸福和舒适的唯一直接起作用的要素。其余一切都是间接的，因此它们的作用可能会失效，但是品格的作用从不失效。正因如此，嫉妒他人品格上的优势就是最难调解的，同样，这种嫉妒也是人们最为小心隐藏的。此外，唯有意识的性质是持久不变的，个性在持续不断地发挥作用，每时每刻或多或少地起作用；相反，其余一切总是间歇、偶尔、暂时地发挥作用，并且自身受制于变化无常的状况。因此亚里士多德说：“人们可以依靠本性，而不能依靠金钱。”（《优台谟伦理学》第7卷第2章）据此，比起咎由自取招致的不幸，我们更能够忍受降临到我们身上的完全外在的不幸，因为命运自身可以改变，但是我们自身的性质不会改变。因此，对于我们的幸福而言首要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事物，是与主体相关的善的事物，诸如高尚的品质，智慧的头脑，幸福的禀性，愉快的感受，完全健全的体魄，总之就是“在健康的身体之内有着健康的心灵”（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第10首第356节）。因而，比起占有外在的善的事物和外在的名誉，我们应该更注意提升和维护与主体相关的善的事物。

在所有这些与主体相关的善的事物中，最直接地令我们感到幸福的事物就是感觉的愉悦：因为这种善的品质对于自身的奖赏是瞬间完成的。快乐的人总是有快乐的原因，也就是他恰好是快乐的人。任何事物都不能像感觉的愉悦这种品质这样，完全替代其他任何善的事物，而这种品质自身却不能被任何事物所替代。一个人可能年轻、英俊、富有、受人尊敬，如果我们要判断他是否幸福，那么就要问问他是否因为这些而感到愉快？如果他愉快，那么就不管他年轻还是年老，腰板直挺还是弯腰驼背，贫穷还是富有，他就是幸福的。年轻时我曾翻阅一本旧书，上面写道：“常常大笑的人是幸福的，常常大哭的人是不幸的。”一句如此简单的话，最为老生常谈的道理，我却从未忘却过，因为它包含着朴实的真理。因此我们应当敞开大门欢迎愉悦的心情，无论它何时降临，因为它从不会不合时宜地到来。可是，我们不是这么做的，而是常常思前想后是否接受它，因为我们首先想知道，我们能否在各方面都会有理由感到满足，或者是，因为我们害怕在严肃的思考和重要的忧虑上被它打扰。然而，我们通过思考和忧虑所能提升的东西是不确定的，反之愉悦的心情却是直接的收益。愉悦的心情就像幸福的现金，不像其他别的东西只是幸福的票据，因为它直接地使我们在当下感到幸福。因此它对于我们的存在而言是最高的善，每个人的现实性都是不可分割的当下的形式，在无尽的过去与无尽的未来之间。因而，我们应当把获得和提升愉悦的心情排在追求的首位。可以肯定的是，财富对于愉悦的心情贡献最小，健康对于愉悦的心情贡献最大。出身贫寒的劳动阶层，尤其是住在乡下的阶层，脸上挂着喜悦的、满足的微笑；出身高贵的富有阶层，却驻足家中，愁容满面。因此，我们应当致力于保持高度健康的身体，直到健康之花结出愉悦的心情。众所周知，保持健康的方法就是避免一切的过度行为和纵情欢乐，避免强烈的、不悦的情绪激动，避免大量的或持续不断的精神劳累，每天至少在室外快速运动两小时，多洗冷水澡，与之相似，饮食也要有所节制。如果一个人每天缺乏适当的运动，就无法保持健康：所有的生命过程为了达到适度的圆满，都需要运动，不仅需要产生这一部分的运动，还需要全体的运动。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生命在于运动。”生命就是运动，生命的本质就是运动。有机体的内部充满着持续不断的快速运动：在复杂的双重收缩和扩张中，心脏剧烈地、持续地搏动，每跳动二十八下，心脏就将全部的血液在大大小小的血管中循环一遍；肺不停地抽吸，就像一台蒸汽机；肠子总是像蠕虫一样蠕动着；所有的腺体持续不断地吸收、分泌；大脑自身也在每一次脉搏的跳动和呼吸中进行双重运动。于是，如果人们几乎完全不进行外在的运动——无数的人就采取这样完全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那么在外在的静止和内在的运动之间，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恶性的不平衡。因为即使是持续不断的内在运动也需要得到外在运动的支持；与那种不平衡相类似的是，任何一种在我们之内翻滚的冲动，却不允许外露丝毫。为了生长得繁茂，就连树木也需要借助于风来运动。有条规则适用于此，用拉丁文来表达最为简短：“一种运动的速度越快，它就越成其为运动。”我们的幸福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心情的愉悦，以及后者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健康的状况，只要对照一下同样外在的环境和事情带给我们的不同印象就清楚了，即对照一下在我们健康的、强壮的日子里带来的印象，以及在我们生病、忧心厌烦的状况下所产生的印象。使我们幸福或者不幸福的不是客观的、现实的事物，而是在我们的理解中的事物。正如爱比克泰德[10]所言：“妨碍人们的不是事物，而是人们对于事物的看法。”然而，总而言之，我们幸福的十分之九都取决于健康。只要拥有健康，一切都是享受的源泉；反之，缺乏健康，一切外在的善——无论它是何种善——都不能享用，并且其他主观的善本身，如精神、性情、禀性的特质，都会受疾病削弱，日渐萎靡。因而，如下事情发生并非没有理由，即人们相见后首先彼此询问健康状况，并且相互祝愿身体健康：因为对于人的幸福而言，这的确是最重要的事。由此可知，最为愚蠢的事情就是为了其他可能获得的东西而牺牲自己的健康，诸如为了报酬、晋升、博学、财富，更不要说肉欲和片刻的享受；我们更应该视健康为第一要务，而把其他一切都放在它后面。

尽管健康为我们的心情愉悦—对我们的幸福而言至关重要的心情愉悦—做出了贡献，但是这种愉悦并不只依靠健康：因为即使拥有健康的体魄，也可能产生忧郁的禀性，阴郁的心情。在此，毫无疑问的是，根本的原因在于最初的、因而也是无法改变的有机体的性质，更确切地说，多半在于身体的敏感度与易怒情绪、新陈代谢能力之间或多或少存在着正常的比例关系。病态的过度敏感将会导致情绪失衡，周期性的过度愉悦，长期忧郁。由于天才是以超出常人的神经力量为条件的，也就是以敏感度为条件，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得很对：杰出的人才都是忧郁的，“所有在哲学、政治、诗歌或者艺术方面有极高造诣的人，都是忧郁的”（《论问题》第1卷第30节）。西塞罗说：“亚里士多德说，所有天才都是忧郁的。”（《图斯库伦争辩集》第1卷第33节）毫无疑问，这句常常被引证的话指的就是亚里士多德上述那句话。我们在这里所考虑的人与人之间生来不同的基本情绪，莎士比亚已经给出了相当好的描述：

大自然创造了奇特的人，

有的人总是眯着眼，大声笑，

像看见风笛手的鹦鹉，

有的人却如此尖酸刻薄，

即使内斯特发誓那个笑话的确好笑，

他也不会露出牙齿笑一笑。

——《威尼斯商人》第一幕

柏拉图用“易怒”和“愉悦”两个词来描述人们之间基本情绪的区别。这一区别归根于不同的人感受愉快或不愉快的印象的能力不同，因为，一个人感到好笑的事情，却几乎会使得另一个人陷入绝望；更确切地说，一个人感受到的不愉快的印象越强，他所感受到的愉快的印象就越弱，反之亦然。一件事情获得幸运结局和不幸结局的可能性是相同的。“易怒”的人会因为不幸的结局感到气愤、悲伤，而对于幸运的结局丝毫也不感到喜悦；反之，“愉悦”的人并不会对不幸的结局感到气愤、悲伤，而会对幸运的结局欢欣鼓舞。“易怒”的人，即使十战九胜，也不会感到喜悦，而是会因为那一场失败而气愤；反之，“愉悦”的人，即使十战九败，也会因为那一次成功而自我安慰，面露喜色。然而，正如要想找到一种毫无补偿的灾祸并不容易，这里也能得出：“易怒”的人，即内心阴郁、谨小慎微的人，相比于那些心情愉快、无忧无虑的人，虽然忍受更多虚构出来的事故和痛苦，但却较少遭受真实的事故和痛苦。因为他们看待一切都看到阴暗的那面，总是担心发生最坏的结局，因而也就采取预防措施，所以相比于那些觉得事物前途一片光明的人来说，他们更少失算。然而，如果天生就“易怒”的人，再加上他的神经系统，或者消化器官产生了病变，那么就会达到高度的痛苦，即长期的不悦产生厌世情绪，因而导致自杀倾向。于是，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烦恼也可能引发自杀。的确，在遇到极大的灾祸时，那么就连这点微不足道的烦恼都不需要了，仅仅由于持续不断的不悦，他就会决定自杀，并且带着冷静的思考和坚定的决心自杀。通常情况是这样的：即使是处在监管下的病人，也总是集中精力，利用无人监管的片刻时间，毫不犹豫地、毫无抗争和畏惧地去抓住目前在他看来自然的、受欢迎的缓解痛苦的方式。关于自杀的详尽描述，可以阅读埃斯基罗尔[11]的《精神病》。但是，当人们的痛苦极其严重，或者是无法避免的不幸即将来临，而这些又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时，那么按照如上情况，即使是最健康和或许是最开朗的人也会决定自杀。区别仅仅在于必需的诱因大小不同，这一诱因与愤怒的不满情绪成反比。愤怒的不满情绪越大，则自杀的诱因越小，事实上最终会降到零；反之，愉悦的情绪越大，健康维持得越好，则自杀的诱因必然更多。由此得知，在自杀的两个极端之间，有各种层级的事件，一端是天生愤怒的不满情绪得到了病态的提升，导致自杀，另一端是健康的、开朗的人却完全出自客观的原因自杀。

健康与美貌有着部分的关联。尽管这一与主体相关的优势并不直接为我们的幸福做贡献，而是仅仅通过给其他人造成的印象，间接地为我们的幸福做贡献，但它依然十分重要，即使对男子而言也如此。美貌是一封公开的推荐信，为我们首先赢得他人的芳心。荷马的几句诗尤其适用于此：

你不要拿黄金的美神赠我的礼物责怪我。

切不可蔑视神明的厚礼，那是他们

亲自赠予，一个人想得也不一定能得到。

——《伊利亚特》第3卷第65节[12]

我们简单考察一番就会知道：痛苦和无聊是人类幸福的两个敌人。此外，还可以这么说：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远离了其中一个敌人，就在多大程度上更靠近另一个敌人，反之亦然。所以我们的生活实际上就摇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一方强则另一方弱。这是因为，痛苦与无聊处在双重的彼此对抗之中，一是外在的或者客观的，二是内在的或者主观的。也就是说，从外在看，贫穷和匮乏产生痛苦，反之安定和剩余产生无聊。因此我们看到，低下的劳苦大众跟贫穷进行持久的抗争，因而也就是跟痛苦在作抗争；反之富裕的贵族常常跟无聊进行持续地、绝望地抗争。而痛苦与无聊之间内在的主观的对抗则是由于，对于每个单独的个体而言，他对痛苦的感受力与对无聊的感受力是成反比的，这两种感受力是由他的精神力量的尺度所规定的。也就是说，精神的愚钝通常与感觉的愚钝和敏感性的匮乏相关，因而精神愚钝的人较少受各种强度的痛苦和苦恼影响。另一方面，这一精神的愚钝产生的是内在的空虚，这种空虚刻在无数人的脸上，而且由于对一切事物保持持续的、活跃的注意力，甚至是对外界最不重要的事物的注意，这种内在的空虚就暴露了自身。内在空虚是无聊的真正根源。为了借助某个事物去触发精神和情绪，内在的空虚总是渴望外在的刺激。在选择刺激上，内在的空虚毫不厌恶。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看一看那些众人都追捧的消遣的贫乏，同样，看一看他们社交和谈话的方式，那不在少数的站在门口、靠在窗边观察的人们，就可以明白了。人们追求各类社交、消遣、娱乐、奢华，主要是由于内在的空虚，而追求奢华又会导致挥霍无度，陷入痛苦。防范这类痛苦的最好办法是内在的财富，即精神的财富，因为精神越接近卓越，留给无聊的空间就越小。这些人的思想活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对于内外世界形形色色的现象，不断更新玩法，总是有力量和冲动将现象进行各种不同的搭配组合。除了思想的片刻松弛之外，这些都使他们拥有卓越的头脑，彻底远离无聊的领域。但是，另一方面，突出的智力直接以高度的敏感度为前提，使得意志具备更大的激情，因而也就成为冲动的根基。这些要素的结合会令他的各类冲动更加激烈，对于精神和身体的痛苦更加敏感，甚至对于各种困难或者细微的干扰都会极度厌烦。所有这一切要素大大增强了人们全部的表象——这些表象由于强大的想象力而异常活跃——包括令人作呕的表象。我在上面所说的话相对适用于各种中间阶段的情况，从最迟钝的傻子直到最伟大的天才这片广阔的空间都属于中间阶段。由此可得，无论就客观而言还是主观而言，一个人离人生痛苦的一个根源越近，就会离另一个根源越远。与此相应，就这方面而言，人的自然倾向会引导他尽可能让客观与主观相适应，也就是说，引导他采取更多的措施避免更敏感地觉察到痛苦的根源。精神富足的人首先会追求没有痛苦、不受妨碍、宁静、闲暇的生活，因而追求一种寂静的、朴素的、尽可能与世无争的生活，因此他们在与所谓的世人交往之后会选择归隐，精神伟大的人甚至选择与世隔绝。因为一个人自身拥有的东西越多，对外界的需求就越少，其他人能够影响他的东西也就越少。因此，精神的卓越会导致一个人拒绝社交。的确，假如交往的数量能代替交往的质量，那么就算生活在人流密集的闹市，辛苦也是值得的。但是遗憾的是，一百个傻子加在一起也出现不了一个聪明人。反之，处在另一个极端的人，一旦贫穷给予他一丝喘息的机会，他无论花多少代价都会追求消遣、交往，轻易地忍受一切，试图逃避自己，而非逃避其他事物。因为，在孤寂中，人人都返回到自身，他自身所拥有的东西就会显露出来。愚人身着紫袍唉声叹气，无法摆脱他那可怜个性的重担；相反天才居住在荒凉的环境中，却用他的思想使自己得到振奋。因此，塞涅卡[13]说得对：“愚人忍受着自身的无聊。”（《书信集》第9章）《便西拉智训》也说：“愚人的生命比已死之人还苦。”由此可知，我们发现，总的说来每个人的合群程度和他精神的贫乏程度、平庸程度基本相当。因为人活在世上，无非是在孤寂和平庸之间进行选择。

与此相应的，大脑好像寄生在全部器官上的寄生虫，或者像领退休金的老人，而人们费尽心力争取到的闲暇——通过闲暇他能够自由享受自己的自我意识和个性——就是他全部存在的成果和收益，除此之外他的存在只剩下辛苦和工作。然而，自由的享受给绝大多数人带来的是什么？除非他们用感官的享受或者胡作非为来消磨时间，否则就是无聊和迟钝。这种闲暇是多么无价值，是通过这些人消磨闲暇的方式体现的，这正是阿里奥斯托[14]说的“无知者的无聊”。普通人仅仅是想要消磨时间，而拥有某项才能的人则考虑利用时间。思想狭隘的人这般受制于无聊，原因是他们的智力对他们的意志来说完全是动机的媒介。现在，如果暂时没有动机要去领会，那么意志就休息，智力也停滞。由于意志就像智力那样，几乎不能依靠自己活动起来，结果就是人所具有的全部力量都陷入可怕的萧条，即陷入无聊。为了对付无聊，人们就把琐碎的、仅仅是暂时的、任意假定的动机推到意志的前面，以便激起动机，并且通过这种方式使智力也活跃起来——这些智力必须理解动机。这些动机相较于那些真正的、自然的动机，就像纸币之于银币；因为这些动机的效果是人为任意假定的。这些动机就是“游戏”，人们发明纸牌等玩意儿就是为了上述目的。如果没有这些游戏，那么思想狭隘的人就会用他随手获得的一切敲打着玩，发出啪啦啪啦的响声。对这种人而言，即使雪茄也是一件受欢迎的替代思想的物件。因此，在所有国家，纸牌游戏已成为一切社交的主要活动：它是社交价值的标准，也宣告了思想的破产。由于他们没有思想可供交流，所以就彼此交换纸牌，试图获取他人的钱财。啊，可怜的人呀！然而，为了不失公允，我在这里将不会压制如下想法，即人们或许可以为纸牌游戏做出这样的辩护，这是一项对于处世和商业活动的预备练习，只要通过纸牌游戏，人们就能学到如何明智地利用偶然发生的、不容改变的即成情况（即牌面），去创造出我们一直向往的一切。为了达成这一目的，我们习惯于养成自我克制的品质，即使是牌面不好也要面露喜色。但是，也正因为这，从另一方面看，纸牌游戏也会造成道德败坏。也就说，游戏的精神是不择手段地从他人那里获得他人所拥有的东西，不惜使用各种阴谋诡计。在游戏中养成的处理问题的习惯会生根，蔓延到日常生活中，在对待你我之间的事务，人们也会采取这同一套处理问题的方式，并且把每项掌握在手中的利益都视为合法的，只要法律许可。市民生活随处都能印证这一点。我曾经说过，自由的闲暇是每个人的生存之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生存之果实，因为只有它让人占有自己。所以那些还拥有属于自身之物的人，能够被称为幸福；相反，对于绝大多人而言，自由的闲暇只能收获一个无所事事的小伙，他感到相当无聊，并且自己成为自己的累赘。因此，我们应当感到高兴，“亲爱的兄弟，我们不是干粗活的女佣的儿女，而是自由人的儿女”（《加拉太书》第4章第31节）。

此外，正如一个较少需要或者不需要进口的国家是最幸运的国家。同样，那些自身就拥有充足的内在财富，并且较少依靠，或者不依靠外在的事物就能自我娱乐的人才是最幸福的。因为进口花销昂贵，受制于人，会带来风险，造成烦恼，最终也只得到劣质的替代品，用来替代自己本土生产的产品。因为人在任何方面都不可以对他人、对外界期望太多。他人能为我们做的事非常有限：最终每个人都是孤身一人，关键是目前孤身一人的是谁？因此，歌德所言（《诗与真》第3卷）适用于此：对于所有事情而言，我们最终都会被逼回自身。或者就像奥立佛·高德史密斯[15]说的：

无论身处何方，

自身的幸福只有自己创造和寻找。

——《旅行者》第5章第431节

因此，每个人必须让自己成为最优秀的人，必须做出最大的成绩。他越是优秀，越是做出大成绩，因而越是在自身寻找到享受的源泉，那么他就越幸福。因此亚里士多德说得很对：“幸福属于自得其乐的人。”（《优台谟伦理学》第7卷第2章）因为，幸福和享受一切外在的源泉，就其本性而言，都是不可靠的，岌岌可危的，短暂的，受制于偶然的，因此，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这些外在的源泉也可以被轻易切断。的确，就这些外在的源泉并不能时时被我们掌控而言，切断是不可避免的。等到老了，几乎所有外在的源泉都会不可避免地干涸，因为爱情、开玩笑、旅行的欲望、骑马的兴致、社交的能力都离我们而去，甚至我们的亲朋好友也被死亡带走了。于是我们自身所拥有的东西就愈发重要了，因为它将保持得最长久。然而即使是在任何年龄段，一个人自身所拥有的东西的确是使幸福得以永恒的唯一源泉。这个世界并没有太多我们能够获得的东西，而是充斥着贫穷和痛苦。对于那些逃脱贫穷和痛苦的人来说，无聊又潜伏在每个角落里等着侵袭他。此外，通常卑劣行径在世上占据着统治地位，愚蠢行为的话语权很大。命运是残酷的，人是可悲的。在以这种方式构成的世界中，那些自我充实的人们，就像在寒冬腊月的冰雪之夜里，那间明亮、温暖、怡人的圣诞小屋。由此可知，一个拥有杰出的、丰富的个性，尤其是拥有富足的精神的人，在这世上无疑就能拥有最幸运的命运；尽管这命运也可能与最卓越辉煌的命运大不相同。因此，年仅十九岁的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有句评论笛卡儿的至理名言（当时她仅仅通过一篇文章和传闻了解到笛卡儿，这个当时居住在荷兰孤寂了二十年的哲学家）：“笛卡儿是最幸福、最幸运的人，我最羡慕他的生活。”（贝耶《笛卡儿传》第7卷第10章）就像笛卡儿的事例那样，外在的情况必须能够极大地促进人的自我占有和自我欢愉；因此《传道书》（第7章第11节）已经说过：“智慧如果加上一笔遗产就好了，对于那些能够享受阳光的人而言智慧是有益的。”那些受到自然和命运眷顾的人们，要是被赐予这样好的命运，就会小心谨慎地照看，使自己可以通达幸福的内在源泉，而达到这一目标的条件就是独立和闲暇。他会很乐意地通过节制和节俭来换取这些条件；只要他不像别人那样要求享受外在源泉，就越能换取这些条件。因此，世上的职务、金钱、宠爱、掌声这些前程都无法误导他；他不会自我放弃，顺从人们那些卑劣意图，或者低级品味。一旦发生这样的事，他就会像贺拉斯在致米西纳斯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去做（《书信集》第1卷第7章）。为了获得外在的东西而丧失内在的东西，这很愚蠢，也就是说为了光辉、地位、奢华、头衔和名誉，而全部或者部分地交出一个人的宁静、闲暇和独立。歌德就是这么做的。而我的守护神却指引我坚定不移地走上另一条道路。

我们在此探讨的这个真理，即人生幸福的根本源泉来自自己的内心，在亚里士多德的正确评论中也得到了证实。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1卷第7章和第7卷第13、14章）中，他说道：每种快乐都以某种主动性为前提，也就是说以应用某种力量为前提；没有这一前提，快乐就不能存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即人的幸福在于自由发挥他的卓越才能，在斯托布斯关于逍遥学派伦理学（《优台谟伦理学》第2卷第7章）的阐述中又出现了，例如“在那些获得了预期结果的事务中，幸福就是一项正直的活动”。还有一种解释，“美德就是拥有精湛的技艺”。大自然赋予人类诸多力量，这些力量原初的使命就是与从各方面围攻人类的困难作斗争。然而如果有一天这种斗争结束了，那么这些闲散的力量就会成为他的负担：如今他必须跟这些力量游戏，也就是说毫无目的地使用它们，否则的话他就会立即陷入人生的另一种痛苦之中，即陷入无聊之中。在此，首先是富有的上层阶级经受了无聊的折磨，卢克莱修描述了他们的痛苦。今天，在任何一个大城市，我们每天都能找到适用于他的描述的场合。

他常常离开巨大的宫殿，走向户外，因为宫殿使他厌烦，直到他又突然折返回来，因为户外并未让他感觉更好。要么，他就急匆匆飞奔到乡间别墅，仿佛那里着火了，他急着去救火。但是当他一穿过门槛，就开始哈欠连天，百无聊赖，昏昏欲睡。他试图忘记自己，直到他想返回城市继续作乐。

——《物性论》第3卷第1073节这些男子年轻时必然肌肉发达，生殖力旺盛。然而此后剩下的只有精神力量：如果缺乏精神力量，或者缺乏对精神力量进行教化，缺乏积攒起来的、激发精神力量的质料，那他就会很不幸。现在由于意志是唯一不会枯竭的力量，意志受到激情的煽动就会被刺激，例如高风险的赌博游戏就能刺激意志，而这种游戏的确是一种可耻的恶习。——不过，一般而言，每个有闲暇的人都会根据自己擅长的力量，挑选一项游戏来让自己活动起来，如打保龄球或者下国际象棋，狩猎或者绘画，赛跑或者创作音乐，打牌或者作诗，研究文学或者哲学，诸如此类。我们甚至可以系统地研究下这件事，将它追溯到人类能力的表现学的根源上，也就是追溯到三种生理学的基本力量上。因而，我们必须考虑在他的无目的的游戏中出现的这三种基本力量——在游戏中，这些力量是三种可能存在的享受的源泉。根据自己擅长的一种或者其他多种力量，每个人都会挑选出适合他的那种享受。第一类，新陈代谢能力带来的享受：这种享受体现在吃、喝、消化、休息和睡觉上。对于一个国家的民众而言，这些甚至会被其他国家的民众赞扬为全民的娱乐。第二类，肌肉兴奋带来的享受：这种享受体现在漫游、跳跃、摔跤、跳舞、击剑、骑马和各种竞技游戏上，包括打猎，甚至在搏斗和战争中。第三类，感觉能力带来的享受：这种享受体现在观察、思考、感觉、写作、制造、弹奏乐器、学习、阅读、沉思、发明和研究哲学等上面。关于每种享受的价值、程度、期限，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思考，读者可以自行尝试。然而每个人都明白的是，通过使用我们自己的力量获得的享受总是有条件的，不断循环往复的享受又构成了我们的幸福，而作为享受前提的力量的本性越是高贵，那么我们的享受和幸福就越大。同样的，没有人会否认，就这方面而言，人的感觉能力（人类的优越性体现在人在感官敏锐上相比其他动物的优势）跟其他两种生理学的基本力量（在动物身上的这两种能力跟人差不多，甚至比人类更高）相比具有优势。感觉能力属于我们的认知力量，因此感觉能力的优越性使我们能够获得存在于认知中的所谓的精神享受，更确切地说，感觉能力的优越性越明显，我们所获得的精神享受就越大。[16]对于一个正常的普通人而言，一件事要能得到他的强烈关注，唯一的方法是通过刺激他的意志，并因此让他获得一个私人的兴趣。然而意志的持续刺激至少是混杂着其他东西的，即与痛苦相连的。纸牌游戏，这种“上流社会”的普遍活动，是一种有意刺激意志的手段，而且借助于如此微小的兴趣，它们所能激起的只是片刻的、轻微的、并非永恒的、真正的痛苦，因而仅仅能被看成对意志的一种挠痒行为[17]。反之，精神力量占优势的人则有能力、甚至需要在参与纯粹认知的活动中表现得最活跃，他的意志毫无杂念。但是这一参与将他置于一个少有痛苦的领域，就好像将他置于“上帝生活的无忧无虑的地方”。而其他的生命则步入昏沉迟钝中，因为他们的创作和奋斗完全指向那些为了个人福利的狭隘利益以及各种形式的苦难，因而一旦他们停止了上述那些活动，并且被逼回到自身，则不堪忍受的无聊就会侵袭他们，而只有激情的野火才能让死气沉沉的大众活动起来。反之，那些被赋予了卓越精神力量的人拥有丰富的思想，始终是活跃的、重要的存在：一旦他能够听凭自身活动，他就用有价值的、有趣的东西来充实自己，并且在自身之中他拥有最高尚的享受的一个源泉。外部刺激给他提供了大自然的作品，人世间熙熙攘攘的匆忙一瞥，所有时代和国家中各式各样的天才的成就，而只有他才能真正享用这一切，因为只有他才能完全理解和感受到这一切。因此对他而言，每个天才都真正地存在过，并且这些天才本来就求助于他；反之，其他人作为偶然的看客则对这些天才一知半解。然而，毫无疑问的是，由于这一切，他就比其他人更需要学习、观察、研究、沉思、训练，因而也需要自由的闲暇。不过正如伏尔泰已经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没有真正的需要就没有真正的快乐”，这种需求对于那些被赋予了卓越精神的人而言也是他们能够获得享受（其他人并没有获得这种享受）的前提条件。对其他人而言，即使他们被大自然之美、艺术之美、各种形式的精神作品所包围，从根本上说，这些东西之于他们，只是像妓女之于老者。因而，得到上天偏爱的人会过上两种生活，除了他个人的生活外，还有第二种生活，也就是理智的生活，对他而言后者逐渐成为他真正的目的，而前者则仅仅被他视作手段；相反，对于其他人而言，这种枯燥的、空虚的、悲哀的存在必然会被视为目的。因此，对于得到上天偏爱的人而言，他会首先投身于理智的生活，并且通过洞见和认识的持续增加，这种生活会获得一种稳定的增长，获得一种日益增多的完善的整全和圆满，就像一件成型中的艺术作品；反之，其他可怜的人只有实际的生活，只考虑个人福利，只能延长生命的长度而不能增加生命的厚度。尽管如此，正如我所说的，他们必须把这样的生活视为自身的目的；反之，对于得到上天偏爱的人而言，这仅仅是手段。

如果我们实际的、现实的生活无法被激情所激发，那么它就会变得无聊、单调；然而如果它能够被激情激发，那么它立刻变得痛苦：因此只有那些拥有超常智力的、超过意志所需的人才是幸福的。因为他们除了现实的生活，还有理智的生活，他们以一种没有痛苦的方式热烈地投身于这种理智的生活，并且得到消遣。对此，仅仅拥有闲暇，也就是说智力不为意志忙碌服务，是不够的；还需理智力量的实际剩余：因为只有这才能使一个人投身于一种不屈服于意志的、单纯精神的活动。反之“没有精神的闲暇就是死亡，它就像把生人活埋一般”（塞涅卡《书信集》第82章）。根据智力剩余的大小，现实生活之外的重要的理智生活有着无数层级：从仅仅是收集和描绘昆虫、鸟类、矿物、铸币，到创作出诗歌、哲学这些最高的成就。这样一种理智的生活不仅能使人免受无聊的侵袭，而且能使人免受无聊所带来的堕落后果的侵袭。也就是说，当人们在现实的世界中追求幸福而陷入了低劣的社交，陷入了危险、事故、损失和挥霍中，它成为了人们对抗这些的保护伞。因此，例如我的哲学虽然没有带来什么好处，但却使我避免了许多损失。

反之，关于生活享受，普通人依靠的是身外之物，依靠的是占有物、地位、女人、孩子、朋友、社交等东西，这些东西就是他生活幸福的支柱：因此如果他丢失这些东西，或者对这些东西不再抱有幻想，那么他的幸福就会倒塌。为了表达出这种关系，我们可以这样说，他的重心在他之外。正因为这样，他的愿望和奇怪的想法总是在变化：如果条件允许，他将一会儿买乡村别墅，一会儿买马，一会儿举办宴会，一会儿去旅行。总的说来，他会沉浸在巨大的奢华之中，因为他恰恰是从追求外在的各种事物中获得满足，就像病人希望从浓肉汤和药物中获得健康和力量，而健康和力量的真正源泉是他自己的生命力。为了不立即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将他与这样一种人相比，这种人不那么杰出，但又在精神力量方面超越了普通人；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一旦那些外在的源泉干涸了，或者不再让他满意，这种人作为业余的爱好者就会练习某种艺术，或者是从事一门实用科学，诸如植物学、矿物学、物理学、天文学、历史学，并且立即在其中获得巨大的享受。就这点而言，我们可以说，他的重心已然部分地在他自身之内。然而，由于在艺术上单纯的业余活动离创作的能力还很远，而单纯的实用科学则停留在研究事物现象的相互关系上；所以，所有这些人还不能完全投身其中，由于这个原因，他全部的本质还不能被它们所充实，因此他的存在还不能与它们相交融，以至于让他对其余一切事物都失去兴趣。只有具备最高精神力量的卓越的人（人们习惯于称他为“天才”）才能达到这一点：因为只有他把存在和事物的本质完整地、绝对地作为自己的主题，然后根据个人倾向，努力通过艺术、诗歌或者哲学的方式表达出他对这一主题的深刻观点。因此只有对这一类人而言，不受干扰地沉浸在他的思想和作品中变成他迫切的需求，孤独受他欢迎，自由的闲暇是最大的幸运，其余一切则可有可无，甚至，现存的事物常常变成他的累赘。因而只有对这种人我们才能说，他的重心完全在他自身之内。甚至，我们可以从这里解释如下这点，这类极为非凡的人即使自身拥有最好的性格，也不会对朋友、家人、集体流露出真挚的、无穷的同情，这种同情是许多人都能做到的：因为即使他们只拥有自身，最终也能够超越一切外物获得自我安慰。因此，当其他人确实不能够满足他们时，在他们之内拥有的孤独的元素就更有效果，所以他们无法将其他人视作和自己完全同类的人，甚至在二者之间随处可见明显的不同，渐渐地，他们习惯于漫步于人群中，把自己看作不同的一类，当他们想到其他人时，会使用第三人称的“他们”而非第一人称的“我们”。

从这一观点可以得出，那些被大自然赋予了极高智力的人们看起来是最幸运的；的确，主体要比客体更靠近我们，因为客体的效果，无论其本性是什么，总是首先经由主体中介的，因而是位居第二的。以下这段优美的诗句也证实了这一点：

真正的财富只有灵魂的内在财富

其他一切带来的烦扰胜过利益

——卢奇安[18]《文选》第1卷第67节

这样一个内心富足的人对外界需要的仅仅是一件消极的礼物，即自由的闲暇，以便能够去培养和发展他的精神才能，享用他内在的财富。因此他只需要自己被允许一辈子、每天每时都做自己。如果一个人被规定要在全体人类身上都打上他的精神烙印，那么这对他而言只有一种幸福，或者一种不幸，也就是说如果他能够完美地发展他的能力或者完成他的著作，他就是幸福的；否则，如果他被阻止这么做，那他就是不幸的。对他而言，其余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我们看到，所有时代的伟人都把自由的闲暇视为最高的价值。因为每个人的闲暇的价值和他本身的价值是相等的，亚里士多德说：“幸福似乎是存在于闲暇中。”（《尼各马可伦理学》第10卷第7章）第欧根尼·拉尔修说：“苏格拉底将闲暇誉为最正义的财产。”（《名哲言行录》第2卷第5章第31节）与此相应的，亚里士多德说沉思的生活是最幸福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第10卷第7、8、9章）。甚至他在《政治学》（第4卷第11章）中说过的话也与此相关；恰当地翻译过来就是：“能够自由地去运用他的卓越，无论何种卓越，就是真正的幸福。”歌德在《威廉·麦斯特》中也有相同的表达：“无论是谁拥有某种才能，且生来就必须发挥这一才能，都会在这当中找到最美好的人生。”——然而拥有自由的闲暇，不仅对于平凡的命运而言是陌生的，而且对于人们平凡的本性而言也是陌生的：因为人的自然规定就是，他必须耗费时间，为他自身和他的家庭提供生存的必需品。人是穷困之子，而非自由的智者。与此相应的，如果人们不能借助于各种虚构的、捏造的目标，通过各种形态的游戏、消遣、木马来填充自由的闲暇，那么自由的闲暇对于平常人而言会立即变成负担，甚至最后变成痛苦。由于同样的原因，自由的闲暇还会给他带来危险，有句话说得很对：“当一个人无所事事时就很难保持安静。”另一方面，一个远远超过正常标准的智力同样也是不正常的、非自然的。尽管如此，一旦这一智力存在，那么在那些天才看来，幸福恰好需要这种自由的闲暇，而其他人则认为这种闲暇时而令人无聊、时而让人堕落：因为没有这种闲暇，他就像是一匹套上枷锁的飞马，必然不会幸福。然而，如果两种非自然的状况相遇了，外在的非自然和内在的非自然同时发生，那就是巨大的幸运：因为现在得到上天偏爱的人过上了一种更高等的生活，这种生活摆脱了人类苦难中两个相互对立的源泉，即贫穷和无聊，摆脱了谋生的焦虑活动以及无力忍受闲暇（这就是自由的生存）。人们只有让这两种苦痛自身相互抵消和扬弃，才能摆脱它们。

然而，另一方面，与这一切相反的，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具备超强智慧的人，由于他的神经活动非比寻常，就会使他对各种形态的痛苦极度敏感。更进一步说，造成他敏感的这种狂热禀性，同时与此相关的还有更为活跃、更为完满的想象，激发了大量的冲动，这导致了一种不对等的强烈的热情，总的说来这种热情带来的痛苦总是比愉快要多；结果就是，伟大的天赋会使拥有这种天赋的人疏远其他人及其活动，因为他在自身之内拥有的越多，则在其他人那里所能获得的就越少。许多令他人获得巨大满足的事物，在他看来却是肤浅的、乏味的：因为处处行之有效的补偿法则在这里或许也生效。甚至人们常说，精神上最受限制的人本质上是最幸福的，这话并非毫无道理；尽管没有人会羡慕他的这种幸福。关于这一问题，我并不想抢在读者之前给出一个确切的判定，即使索福克勒斯本人对此已提出过两种相互对抗的说法：

智慧是幸福的主要成分。

——《安提戈涅》第1328节以及：

最惬意的生活在于智慧的欠缺。

——《埃阿斯》第550节

同样的，《旧约》中的哲人们也各执一词：

愚人的生命比已死之人还苦。

——《便西拉智训》第22章第12节

以及：

智慧越多，烦恼就越多。

——《传道书》第1章第18节

在这里，我得提及这一点，有些人由于理智力量处在完全正常和狭窄范围内，因而并没有精神需求，我们就称之为俗人。这是德语特有的一个表达，出自大学生活，后来运用得更为广泛，尽管还保留着与原初含义相似的用法，意思与诗人相反。也就是说，俗人是，且一直是“被缪斯女神抛弃的人”。的确，假如我从一个更高的立场来定义俗人的话，我会说：他们总是极度认真地关注现实，而那种现实又不是现实。不过，这样一种超验的定义并不适合大众化的立场，而我在这本书中已经采取了这一大众化的立场，因此或许并非每个读者都能理解这种超验的定义。反之，第一个定义更容易解释，并且有效地表明了这个问题的本质，表明了俗人特质的根源。因此，俗人就是一个没有精神需求的人。从这一定义得出许多结论：首先，按照已经提到的原理“没有真正的需求就没有真正的快乐”可以得出，就他自身而言，他永远都没有精神享受；他的存在没有因为对认知和洞见的渴望而受到鼓舞。也没有因为对美的渴望而受到鼓舞，这两种渴望是完全相关联的。尽管如此，如果时尚或者当局强迫他接受任何这类享受，那么他会把它作为一份强制性的工作，尽快结束它。在他看来，真正的享受只有感官上的享受：借助于感官上的享受，他获得补偿。因此，牡蛎和香槟是他的存在的巅峰，获得一切有助于他肉体舒适的事物是他的生活目标。如果这些让他十分操心忙碌，那么他就足够幸福了！因为，那些好东西都是事先强迫他接受的，所以他不可避免地陷入无聊之中；于是，为了对抗无聊，他会尝试他能想到的一切：跳舞、看戏、社交、打牌、赌博、骑马、女人、酗酒、旅行，等等。然而，如果说精神需求的匮乏不可能产生精神的享受，那么这一切都不足以对抗无聊。因此，俗人具有一种独特的特征，就是他们拥有类似于动物那样迟钝、单调的严肃认真。没有什么事物可以使他高兴，没有什么事物可以刺激他，也没有什么事物可以赢得他的兴趣。因为感官上的享受会立刻耗尽，这群俗人组成的社交立即变得无聊，打牌最终也会让人疲惫。不管怎样，他最终剩下的是按照他的方式享受虚荣，在财富、地位、声望和权力上超过别人，并因此获得别人的尊重；或者至少跟拥有这些东西的人打交道，沾沾他们的荣光，自鸣得意（即势利小人）。从俗人的已被提及的基本性质中还可以得出第二点：就他人而言，由于俗人没有精神的需求，只有身体的需求，那么他就会寻找能够满足他身体需求的人，而不会寻找能够满足他精神需求的人。因此，在他对别人的要求中，极少要求他人具有卓越的精神才能；相反，如果他碰上这种具备卓越精神才能的人，反倒会激发他的厌恶，甚至是仇恨。因为对此他只能感到自卑，感到愚钝的、潜藏的羡慕。他试图隐瞒这种羡慕，甚至对自己都如此，极度小心地将这种羡慕藏匿起来，然而有时却会从中产生出隐蔽的愤怒。因此，根据这种特质，他永远也不会想到要去尊重和崇敬那种具备卓越精神才能的人，而是将尊重和崇敬仅仅留给地位、财富、权力和声望，在他看来这些才是真正的优势，而在这些方面胜过他人也是他的愿望。而所有这一切都来源于这一点：他是一个没有精神需要的人。所有俗人巨大的痛苦是，观念性不能给他们提供任何消遣，为了逃避无聊，他们总是需要现实性。而有的现实性会立即消耗完，不能供人们消遣，反而使人疲倦；有的现实性则会导致各种灾祸，观念性则不会枯竭，且本身是无罪的、无害的。

在促进我们幸福的所有个人特质的讨论中，除了身体特质外，我主要考虑到了智力特质。关于道德的卓越是如何能够直接地使我们感到幸福这一问题，早在我的获奖论文《道德的基础》中就已经讨论过了，在此我建议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