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言

敬文东

最近四十余年的中国，正可谓鸢飞鱼跃、海立山飞。我们的祖国几乎每时每刻都处于急剧的变动和快速的转型之中，被它制造出的事体只有你想不到的，绝不会有你看不到的。好事坏事尽皆自觉遵循这一规则的指引。诸如人咬狗一类看似骇人听闻的事件，只存乎于刚刚过去的古代（本雅明：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就是倾向于把昨天定义为古代），它正在散发的热气虽然兀自余音绕梁，却到底是色厉内荏，愈来愈弱；现如今，只配拥有古典性的人咬狗早已变作了轻描淡写的头巾、细软、茅草和银样镴枪头，无法满足普通民众愈来愈广的期待视野、越来越刁钻的胃口和充满各式怪癖的内心嗜好。他们需要更强、更有力的刺激，才能激活他们对于现实的现实感，就像露丝·韦津利（Ruth Wajnryb）女士研究过的脏话，需要不断自觉地提高自身的“震惊值”（Shock value），才能唤起民众对于脏话的兴奋感，却又压根儿不同于本雅明认可的那种震惊之于艺术的重要作用。好在中国的现实从来就没有，当然也不会，辜负普通民众暗中向“震惊值”提出的殷切期望；他们可怜巴巴的眼神、干巴巴的内心，注定会得到滋润。

一般说来，这正是新闻业的黄金时代。不断得到提高的震惊值先是：

促成了报纸版面的大肆疯长、电视频道的迅猛增长；紧接着，是通信技术不断升级换代导致的新媒体遍地开花；再接着，就是新媒体因其传递信息的瞬间化，直接要了传统媒体的老命。这是一个正在发生，但很快就行将结束的过程。比如蒋蓝的老东家，历史悠久的《成都晚报》，已经关门歇业；由此，“成都晚报”成为一个即将被普通民众迅速忘记的历史名词，就是命中注定的事情，而人世间最沧桑的语词，莫过于“命中注定”四个字。但更多的“成都晚报”正以过江之鲫的规模、架势和焦虑的心态，通往它们不远处的安息之地。作为一种决不允许过夜的商品，新闻随着新媒体的到来，更乐于承认或默许“一夜情”为其值得效忠的本质，为其不二之法门。媒体对程度高过人咬狗级别的众多事情，尤其是对双倍于甚至多倍于人咬狗的所有事情，没有理由不持热烈欢迎的态度。新媒体更是一马当先，每见这种事体就宛若梁山好汉见到了公明哥哥，必定纳头便拜。

作为传统媒体颇为知名的从业人员，蒋蓝深知：在当下中国，所谓故事，就是事故。故事（或事故）为新闻提供了养料，将新闻喂养得白白胖胖、肥头大耳，却大大为难了文学叙事。新闻叙事的大幸，可以被视作文学叙事的大不幸。放眼望去，便不难发现：当下中国作家的平均想象力远不及事故随身携带的想象力，虽然作家是无辜的，是不能轻易被责怪的；小说家的高产遭遇阅读市场的萎缩和读者的冷漠这个坚硬的事实，正可以从两种想象力形成的剪刀差这个异常平易的角度，得到很好的理解，获取上佳的解释。蒋蓝的新作《蜀人记》中，有一位名叫罗成基的奇人，说得很睿智：“当事实比传奇还要传奇的时候，你就不要再渲染，再说就破了，乱冒气。”眼下，无数“乱冒气”的叙事文学作品——它们自称或号称小说——因为在新闻业的黄金时代找不到真实的自我，兀自冒气不止，却尚不自知。作为一种新生的文体或曰文学叙事上的新理念，非虚构因此应声而起。蒋蓝的本职工作，原本就是天天和各种事故深度交往。与一般人相比，他更有机会像“先知”“春江水暖”的那只春“鸭”一样率先探知：小说叙事被精彩的现实生活逼入死角后万难继续精彩；新闻只负责报道现实生活的精彩的表面，更乐于呈现生活本来的样子，却没有耐心和兴趣深挖生活如此精彩的原因及其来龙去脉。对此，作为作家而非媒体人的蒋蓝不免暗自窃喜：非虚构有了乘虚而入的机会。事实上，蒋蓝正是当今汉语文学界最早倡导非虚构的少数几位作家之一，并且成绩极为丰硕。在他看来，如此这般乘虚而入的非虚构自有其优势：既避免了小说面临的尴尬之境，又能呈现各色事故的深层成因，甚或它们的来世与今生，以期为身处事故中的有心人和会心人提供启示。

中国多奇事，但蜀中奇事自有它鲜明的地方特色。四川人天生的幽默和乐观，意味着隐忍、勤奋、坚毅与豁达。自古以来，蜀人莫不凡事执着，又莫不凡事看得开、放得下。较之其他地域的国人，蜀地之人似乎更有能力抵御人世间的大坎坷与大不幸。因此，蜀中的奇人奇事就奇得泪中带笑，大苦中亦有大乐存焉，差点被遗忘的大画家陈子庄的传奇生涯是最好的例证，一整部《蜀人记》则颇为完好地表明了这一点。蜀中奇事当然是围绕蜀中奇人组建起来的各种事体的集合。其中，奇人才是根本；以精彩的事故打底的奇事，则不过是奇人的附庸。蒋蓝因为职业之便，了解各种蜀中奇人的面貌，深知各种蜀中奇人的面貌的各种出处。读者之所以每每会对《蜀人记》中的各位奇人啧啧称奇，不仅仅是因为奇人们所做的奇事令人唏嘘、奇人们的坎坷身世让人扼腕，甚至不仅仅是奇人们坚韧不拔的个性惹人赞叹，更是因为蒋蓝自出道以来一以贯之的硬朗的叙事方式令人印象深刻，挥之不去。蒋蓝从来不缺乏讲故事的能力，但他更愿意将叙事、抒情、议论熔于一炉，但都必须落实于细节。蒋蓝此前的众多作品早已表明：细节拥有“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特质；抓住了细节，就大体上等同于抓住了奇人奇事的命脉、要领和牛鼻子。

奇人奇事固然重要，但讲述奇人奇事的方式更重要。唯有讲述，才能将奇人奇事完好地塑形于语言之中；唯有讲述，才是文学的根本。而有何种讲述方式，就必定有何种奇人奇事的何种面相得到了何种层面上的何种程度的呈现，就像装水的容器最终塑造了水的形状。被讲述之前的事故或故事毫无意义；文学长期被隐藏起来甚至被颠倒过来的本质之一是：没有讲述，就不存在真正的现实，甚至根本不会有现实。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写作上的积年老手，蒋蓝深知：唯有有温度的讲述方式才能更好地让读者心动；零度写作的教条或教唆必须被非虚构所摒弃。在写到四川富顺县的传奇人物，也就是身高顶多一米的残疾人赖雨时，蒋蓝一以贯之地倾向于用细节说话：

捧着赖雨的文稿从地下室出来，我脚上的泥浆不但没干，反而浸透了皮鞋。走着走着脚下一滑，膝盖重重地撞在拐角处的一个木椅子棱角上，惊散一地羽毛。那不过是一把结实的木头椅子，四条腿安装了四个木头轮子。我准备踢它一脚。猛然想起赖雨刚刚讲过的事情，负载她十几年的行走工具，就是这把她父亲亲手制作的木头轮椅！为了让她瘦弱的身躯坐在车里感到舒适，他还特意用厚厚的泡沫做了垫子。现在搁置在此，成了鸟巢……我忍住了，向它鞠了一躬。

凡讨过生活的人或许都知道，细节并不总是友好的；压死人和压得死人的，很可能就是某个细节，仅仅是一个细节，还很难说人家真的不怀好意，或者确实别有用心，不过是无常而已。这样的细节毋须根本得到讲述，就自带压得死人和压死人的功能；人世间的沧桑、无助和无奈，大率如此吧。但事情的另一个面相是，优秀的作家并非总是以精彩的细节描写去追求深刻的思想，以便纤毫毕现地呈现丑恶从而达到鞭挞丑恶的目的。小说家李洱说得很好：“所有写丑恶的作家，思想都有丑恶的部分。因为人写黑暗的时候，是以自己内心的黑暗为依据的，自己黑暗不到那一步，你就写不到那一步。”当蒋蓝以“我忍住了，向它鞠了一躬”这个细节描写来结束那个自然段时，有教养的读者应该立刻体会到作家个性上的硬朗，甚至硬朗到不容被冒犯的程度，却又因为内心的被感动自动降服了硬朗的个性，消弭了所谓的被冒犯。毫无疑问，内心的被感动是一个稠密的语言事件，是作者对细节的另一种方式的耐心抚摸，必定深于和先于非虚构所需要的那种特定的讲述；或者说，非虚构急需要的讲述方式应当建立在稠密的语言事件之上，因为它原本就是一种主心的写作方式。一个温暖、友好的细节，该胜过多少自称深刻的细节描写；直接书写病痛和苦难中闪光的细节，又该超过了多少鞭挞丑恶后自称可以闪光的细节。这是因为在苦难和疼痛中就能自动发亮的细节自有它的辩证法，自有它的正、反、合，毋须非虚构需要的讲述方式绕道而行，也毋须它迂回包抄。

难道还有比赞美更好、更有力量的鞭挞吗？

一个好的故事应该予人以启示，不是眼巴巴地教诲，更不是干巴巴地教训。但如果能善解事意，那事情的另一面刚好是：启示原本就该包含对俗世的教诲；启示也意味着给负面因素提供反面的教训，因而有负负得正之效。《蜀人记》异常精彩地讲述了十三个拥有精彩故事的奇人。对这十三个普通却又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蒋蓝在字里行间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和理解，但更多的赞美和赞赏，则漫漶在他硬朗的文字之中。十三个蜀中奇人因其不凡的行为和事功、超逸常情的举止和性情，深度冒犯了俗世，令人侧目，显得格外超凡脱俗。以常人暗自视为瑰宝的常识看来，他们肯定极为孤独。但奇人们因为高度认同自己的人生选择，从不持常人常有的那种自以为是的俗见和常见。真资格木匠出身的民间制琴大师，四川荣昌县人何夕瑞说得很恳切：“这世上有些孤独还是温暖的。”在新闻业的黄金时代，精彩的事故恒河沙数；既精彩又脱俗的奇人奇事从数量上看，则必须以恒河沙数充任分母。由此，《蜀人记》为非虚构这种文体暗中给出了也许仅仅属于蒋蓝的方法论，或者仅仅属于蒋蓝的叙事伦理：必须赞美，而且是直接赞美；必须面对人性中闪光的部分，而且是短兵相接那般，直接面对人性中闪光的部分，就像何夕瑞等人零距离地沉浸在温暖的孤独当中。这个方法论或叙事伦理直接塑造和决定了蒋蓝的讲述方式。奇人奇事在这种讲述方式中，来得格外有力，没有丝毫矫情，更不用说令人难堪和难为情的煽情；有的只是这种讲述方式自带的那种可称之为硬朗的抒情，既不多，也不少。

《蜀人记》的作者自陈他最后一次见到民间制琴大师何夕瑞，是在成都市九眼桥附近的一个小茶馆。彼时的九眼桥头，到处游荡的都是私刻公章并且面孔模糊和可疑的小匠人。这次见面后不久，何夕瑞因病辞世，蒋蓝对此毫不知情。在有关何夕瑞的文章的最后一段，蒋蓝将他的写作方法论和叙事伦理暗中推到了极致：

不由我分说，他用这双锉刀一般的手，掏出100元茶钱，往桌上一放，向我一拱手：“时间到了，我要赶回荣昌。好兄弟，再会。”他大步流星，穿过九眼桥桥头那些刻章的匠人堆与暮色，斧头一般冲过去。他遗留在茶桌上的一张手绘图，我保留至今。今夜，我在网上找到莫扎特为小提琴、中提琴和乐队写的《交响协奏曲》，听着听着，觉得那是一团团飘浮的光，重叠为一个透明的世界。低音提琴加重了缓慢的吟唱，在某个拐弯处，中提琴的潮水倒卷上来……那些困惑，那些矛盾，那些由忧郁、峰回路转的景致组成的往事都在逐渐减弱的颤音中，慢慢回到事物深处。一片宁静，未必就是永恒。写到此处，我的眼泪安静地流下来。

有道是，未曾深夜痛哭者不足以语人生。据说，这句沧桑之言出自苏格兰哲人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但更有胜于此的，是在深夜的安静和安静的深夜中，为他人所感动而不为他人所知的为他人安静地流下安静的泪水。能如此流泪的作者，其泪水有资格被称作他所秉持的写作伦理的象征，或隐喻。这种液态的物质不晶莹、不剔透。它因为过多的坎坷但尤其是对坎坷的过多闻见略显浑浊、苦涩，当然，还有理所当然的隐忍。但它是热的，温度适中，配得上再艰难也必须和值得过下去的人生；它与作为商品的新闻自称客观、中性的冷面孔恰成比照。

2020年11月19日，北京魏公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