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从事女性口述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1]

一、女性口述历史的重要性

女性史研究的最大问题是不容易搜集史料，因为在过去的历史书写中，女性总是被边缘化，我们只能在官方档案中，看到少数女性的身影，而这群女性又多属精英女性，不能代表广大的女性群体。因此，从事女性史研究必须在浩瀚的史料中，一点一滴地拣选女性史料，才能为女性勾勒清楚的历史图像。受新兴史学的影响，历史史料不再限于官方档案，书信、传记文类、期刊报纸或小说，都成为重要的史料。这些史料让处在边缘的普罗大众，有机会现身在历史家的笔下，因此，对女性历史的书写越来越丰富。在这众多的史料中，口述历史是最特别的一种，透过访问不仅可以了解受访女性的生命史，更可借此观察女性在当代的角色与地位，并补充官方史料的不足。近年来，女性史研究渐受重视，而经由不同学科共创的女性口述历史更受到瞩目。

个人多年来浸淫于近代中国妇女史的研究，且因研究需要，曾对女性时人进行口述访问工作，并将重要的访问结集成书出版。[2]尽管我已经从事将近25年的女性口述访问，仍然觉得口述访问的经验是随着不同的访问渐次累积，应该是“边做边学”。[3]基于女性口述历史的重要性，同时，为鼓励更多人投身这项工作，我将个人的部分访问经验以及这些年来在口述历史演讲会中大家所共同关切的问题做一个整理。

二、访问女性应采用何种方式？

从技术上来说，女性口述历史和男性口述历史并无不同，都在为人类书写历史；但在访问内容上却有分殊，访问女性如同访问不同的专业人物一样，必须掌握专业人物各自的特性，因此主访人应针对受访人的特性进行访问，不能采用如出一辙的访问方式。据此，有三个问题值得思考：

首先，主访人的态度是否应具性别意识？或以女性主义的观点从事访问？过去的主访人较少思考性别问题，随着女性主义的日益盛行，这个问题变得相当重要。我个人并不反对主访人具有女性主义的观点；不过，我通常较喜欢用“站在女性立场”的说法。事实上，无论是“女性主义的观点”或“站在女性立场”都是访问女性应有的认知，也唯有具备性别意识才能确切掌握女性受访人的情境。以访问女性工作者的待遇为例，除了解受访人的薪资与升迁情形之外，应进一步关心与女性工作权益有关的法规，例如服务机构是否订有单身或禁孕条款等，这就是有性别意识的访问方式。重要的是，借此始能凸显女性受访人的特性。

以我访问的女教育家邵梦兰为例，她的一生都奉献在教育事业上，病逝前，还在东吴大学兼课。她曾告诉我：“我将教到倒下为止。”对教育的这份挚爱，很自然地成为她述说自己生命史的重点，也因此，她的历史和男性没有两样。再加上，五四时期不断倡导把“女人当作人”的说法，在邵女士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但她的父亲、公公不把她当成女人，她在事业上受到毁谤、中伤时，她本人更不曾以女人这个标识，去博取同情，反而以公正不阿、不屈不挠的态度迎战。[4]

然而，这并不表示邵女士缺乏女性特质，当我跳脱她的事功，从女性立场切入，结果我看到她另外的一面。例如，生下头胎之后，邵女士在家当母亲或回上海升学之间，陷入天人交战，因舍不得离开孩子，每次为孩子喂完奶，她便哭泣，最后是头也不回地走，怕的是“不马上走的话，又走不了了”。[5]这种乍似无情、却是有情的表现，是女性面对家庭与学业/事业抉择时的不得已。此外，邵女士的母爱张力，在她与学生的互动中，始终展露无遗。因此，如果在访问女性时，忽略了女性特质或者没有站在女性的立场，我们很可能失去访问女性的意义。

其次，访问女性应偏重哪些内容？由于家庭生活占据女性生活的大半，因此站在女性立场从事访问，不免会出现一些与个人事功或国家、社会无关紧要的叙述，特别是受访者本身若仅是一般家庭主妇，访问的内容容易趋于褊狭。然而自另一角度来看，这类口述材料却是家庭史研究的最佳素材；同时，借由这类口述可以记录到生育文化、养生之道、家政技艺、理财或消费观念等，又能为经济史、文化史或医疗史提供丰富素材。此外，我个人的经验是，即使受访者是具有专业长才的女性，访问的方式也不应局限在专业技术或活动上，她们的婚姻或居家生活也可一并关心，我访问罗东地区早期的女名医陈石满女士时，便发现陈女士的医疗工作固然十分忙碌，治家之道并不亚于一般妇女，例如在挑选奶妈或采买蔬菜方面，她自有定见。[6]因此，如果不站在女性的角度进行访问，是无法窥得女性历史的全貌的。

最后，访问女性是否应凸显父权宰制的观念？无可否认的，为女性设身处地的访问方式，可以让女性受访人畅所欲言，不过，刻意以父权宰制、两性不平等一类的话题来引导受访人是不妥当的。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女性受访人都具有女性意识，也不是所有的女性受访人都曾有父权压迫的经验；另一方面，这类话题易误导受访人的回忆，致使部分受访人失去自觉，导致出现“以今论古”的情形，这样的答案尽管符合主访人的期待，却不是受访人当时的实际感受。[7]例如，日据时期台籍男女教师薪资的不平等是一项众人皆知的事实，但根据我的访问，有些受访的女性教师并不认为这样的待遇不公平，因为她们指出当时女性教师多半不是出自正统的师范学校，薪资有别是理所当然。[8]又如，一般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着“重男轻女”的观念，但邵梦兰的口述却给了我们不一样的答案，她的父亲非常重视女权，不仅创办东陵女子小学，还反对女儿缠足，并为邵家女子争取宗祧继承权。[9]还有，当邵女士的祖母担心，邵梦兰会因大脚而嫁不出去时，她的父亲却说：“嫁不出去，就娶一个进来！”[10]换句话说，主访人应让受访人回到她的时代，叙述当时的情境，如此一来，始不乖离历史。

从受访女性是否受父权宰制这点又可发现，有的主访人为突显这种概念，着眼悲情或受难女性的访问，易使读者误将女性史视为女性牺牲史。事实上，悲情女性也有她们不悲情或足以傲人的一面。例如我访问日据时期的台湾女工时，发现有的女工虽然来自贫困家庭，但因工作表现良好，她的家人或家族先后通过她的援引进入同一工厂，这不但改善了家庭生活，也使她深受家族敬重。[11]更重要的是，受访人本身并不因曾为家庭牺牲而自苦。因此，我认为主访人千万不要以个人的价值判断强加附会。

三、访问女性应否设限？

（一）主访人是否应有性别限制？

我个人认为只要主访人具有女性观点，能从女性立场进行访问，无论男女均可参与女性口述历史的工作。实际上，男性主访人有时会有不同于女性的关怀面，而这样的访问可丰富女性口述历史的内容。此外，我个人发现由男性访问女性，可由同情、关心女性进而发展成两性的相互了解，甚至化解两性冲突。不过，从事女性口述历史的男性不多，而且多半缺少女性观点，因此值得鼓励。[12]

（二）受访的对象是否有年龄限制？

我个人主张访问70岁以上的妇女，因为她们所历经的历史较长，能从中看到历史的变迁。至于受访人是否有阶层限制，由于我的访问是配合我的硕、博士论文，因此访问的对象多半来自中上阶层，例如《走过两个时代的台湾职业妇女访问纪录》一书中的7位受访人，除曾任台大医院护理长的尹喜妹出身较寒微之外，大致来自优渥的家庭。为开拓对各阶层女性的了解，并丰富女性历史，我赞成对不同阶层乃至不同族群的女性进行访问，在台湾对原住民妇女、客家妇女或外省籍妇女的访问固然已开始推动，但值得扩大。

（三）受访人的认知应否被设限？

女性受访人的认知固然易受生活空间所限制，但主访人切勿将受访人局限于生活的一角，应试图将受访人置于历史的流变中。例如，激发受访人对不同时代的生活作比较，举凡物价、服装、发饰乃至重大社会事件，都可成为访谈素材，让受访人从不同的时光隧道追忆，这不仅有助于受访人认知的扩大，更可丰富访谈内容。

（四）受访对象应否以个人或团体为主？

我认为两种均可采用。个人访问是着重个人的深度访问；团体访问则以一个事件或一个问题为主轴，对不同的受访人进行访问，透过此类访问，可勾勒出较完整的历史原貌。

（五）访问地点应否限制？

女性受访人往往较乏自主性，访问时易依赖周边亲友或征询对方的建议，特别是有丈夫在场的受访人，常无法畅所欲言。为使受访人不要受太多束缚，或有所顾忌，建议应给受访人单独受访的空间。

四、小结：化琐语为史料

最后的问题，也是相当重要的问题，口述访问是文学与历史的结合，也是经由主访人的整稿，将受访人的口述变成既具可读性、又可为后人引用的史料。但因女性的口述访问易流于琐碎，因此如何将访稿变成史料，而非口耳相传的故事，是整稿时需加以留意的。这就如同史学写作一样，应在整稿时做考证的工作。

首先，凡是受访人提及的人、时、地、物、事，主访人宜加以考证。有的访问记录为增进可读性，往往不记注事件发生的年代；但我认为较重要的时间应记录，并请受访人提供确切时间，例如受访人受教育的时间、毕业时间、就业时间、结婚时间或退休时间。由于这些时间的背后有可能牵涉时代的大事件，也会直接、间接影响到受访人的生活，如抗日战争、“二二八”事件等。此外，即使是家庭生活也会随时空不同而异动，主访人应整理出清楚的脉络，慎防时空错置、张冠李戴。

其次，如果无法从受访人口中或其他资料中获得实证，可补访与受访人相关的亲友，并加以检证，如此一来，女性口述资料能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我个人访问邱鸳鸯女士时，因邱女士年事较高，部分记忆模糊，因此便对她的女儿进行补访，从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换句话说，主访人应该把自己放在“史官”的位置，当作一个建构史料的“史官”，与书写历史的史官一样，需要有章学诚所谓的“四长”，也就是史才、史识、史学、史德，以这样的条件去从事访问，访问记录才不是停留在说故事的层次，也才经得起考验。[13]

总之，女性口述历史已开始受到重视，可发展的空间相当大，但为避免访问内容泛政治化或流于单调，我个人建议可以选择一项主题，兼容不同阶层、不同族群的女性进行访问，既可以激起不同读者的兴趣，也可为女性留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