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会记住并呈现创伤经历

凯特5岁时，她妈妈离开了她爸爸。她妈妈有充分的理由结束她的婚姻。凯特回忆说，在她父母的一次争吵中，“我爸爸把我妈妈的眼镜从她脸上扯下来，扔在地上，用脚后跟踩碎”。

一天，凯特的妈妈开车送她去爸爸的地毯清洗店。当她们到达的时候，她妈妈告诉她待在她们镶木板的旅行车“后面很远的地方”。她对5岁的女儿说：“我马上就回来，我需要和你爸爸谈谈。”凯特记得自己躺在那里，开心地在书上涂色。过了一会儿，凯特好像听到了一声尖叫。她吓了一跳，抬头一看，发现妈妈没回来。她不知道已经过去了多长时间，但是她又热又饿，突然想要妈妈了。她从车里爬出来，向大楼走去。前门是锁着的，所以凯特走到侧窗，踮起脚尖看里面有没有妈妈或爸爸的身影。

穿过大厅，她可以看到爸爸办公室的玻璃门。透过窗户，她看到妈妈的脚和脚踝都在地板上——“她好像脸朝下趴在地毯上，没有动。我试着开门，但门是锁着的。我又试了一次，没有人听见，也没有人来。我跑回旅行车，把自己锁在里面。”

几分钟后，她爸爸走到车外，笑着对她说：“基蒂^[1]，你妈妈在接电话，我要带你去我那儿。”凯特下了旅行车，上了爸爸的车。“当他开车送我去他家的时候，他一直对我微笑，好像一切都很好。”

凯特还保留着当时的新闻剪报和电视画面：警方怀疑她的爸爸杀害了她的妈妈，但没有找到尸体。当她妈妈的旅行车在镇子的另一头被发现时，车内装潢一尘不染，就像她爸爸办公室里的地毯一样。

探员要求凯特用芭比娃娃和肯娃娃模拟当时现场的情况，并让她在法庭上做证，说出她看到的一切。她爬上证人席。“我紧紧抓住我的爱心熊玩具，回答每个人的问题。”凯特说。“我爸爸在法庭对面用小狗般的眼神看着我，好像在说：‘基蒂，你知道我永远不会伤害任何人。’”但是，凯特说：“我会回想起那一刻，我看到妈妈的脚在那里，她怎么一动不动，怎么再也没有回来找我？我知道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凯特提供的证词说服了陪审团，陪审团把她爸爸送进了监狱。

凯特8岁时，她爸爸向《华盛顿邮报》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说出了许多血淋淋的细节：他切掉了凯特妈妈的头，碾碎了她的头骨和牙齿，把它们扔进了波托马克河。他把凯特妈妈的尸体埋了起来，用他的地毯清洗机擦洗汽车和办公室，直到它们一尘不染。

后来，侦探们找到了凯特妈妈的遗骨。因为凯特爸爸被判的是过失杀人罪，所以在他认罪后，他不能再为同一罪行受审。他只会因过失杀人罪服刑10年，而不是因一级谋杀罪而被终身监禁。

凯特的家人举行了第二次葬礼。“之前我们举行了一个没有尸体的葬礼，”凯特说，“第二次葬礼，我们瞻仰了我妈妈的遗骨。我的家人让我看妈妈的遗体，这样我就知道她并不是‘失踪’，而是真的死了。我只是站在那里，盯着我妈妈孤独的、没有头骨的遗骸。我曾经爱过的那个妈妈，那个曾经爱过我的妈妈，已经一去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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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特和我坐在巴尔的摩历史悠久的联邦山大都会酒店楼上昏暗的木制酒吧里。在她描述她看到她妈妈的遗骨的经历时，我们都沉默了几分钟。

这是10月初的一个傍晚，外面的空气是柔和的，轻柔地抓住了秋老虎的尾巴，一轮满月挂在靛蓝色的天空上。在酒吧里，黑色的镶板和易碎的砖墙似乎是讲鬼故事的合适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说，凯特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女人的过去一直萦绕在她现在的生活中，她37岁了，渴望摆脱那个鬼魂的困扰，无论是活着的“鬼魂”还是死去的“鬼魂”。

在凯特余下的童年时光里，她从一个亲戚家搬到另一个亲戚家，在东海岸来回穿梭，在上高中之前，她在四户人家里居住过。最后，上高中时，她和外婆住了几年，她称外婆为“G-Ma”（“grandmother”的简称）。从来没有人谈论她妈妈被谋杀的事，她说：“在我的家庭里，我的过去是‘难以启齿的大事’，包括我把自己的爸爸送进监狱这件事。”上高中时凯特表现得很好。她是一名优等生，参加过四个校运动队的比赛。然而，在表面之下，“我在秘密地用酒精进行自我治疗，否则当一切都停止，夜晚变得安静时，我就无法入睡，只能躺在那里，任由一种可怕的恐慌压倒我”。

她上了大学，退学了，又回到大学，然后毕业了。她去广告公司上班，有一天因为对工作不满意，又辞职了。她重新回到学校读研究生，结果债台高筑。她成了一名教师，然后再一次辞职，因为她和另一位老师的关系破裂了。34岁时，凯特去夏威夷和她的哥哥及其家人住在一起。她找到了一份代人泊车的工作。“我停了一整天车，回到家，蜷缩在哥哥家后面卧室的床上，躺在那里，感到绝望和孤独。我的心因焦虑而剧烈跳动。”

她决定回到东海岸。她在纽约布鲁克林定居下来，在那里做了一份调酒师的工作。

“如果有一个归零地，那就是那儿。”凯特说，“我当时34岁，有硕士学位，开汽车，当酒吧招待。我是人类悲伤的幽灵。我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我能看到的是，无论我多么努力地改变我的生活，生活对我来说却总是没有出路。我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感觉良好过。”

然后，凯特童年的有害的情绪压力开始在身体上表现出来。几十年的痛苦开始浮出水面。凯特的皮肤上到处都是皮疹，包括手和腿，接着连胃也不能幸免。当时拍摄的照片显示，她全身都是红色的、裂开的、渗出液体的溃疡。

凯特说：“我当时身体很疼，睡不着，也翻不了身，我不停地抓。每天结束时，我的衣服都会黏在所有湿漉漉的生疮上。我得把裤子从身上扒下来。这是极度痛苦的。”

凯特的第一位医生给她注射了大剂量的泼尼松。但她的症状恶化了，她说：“我的关节变得又大又肿。”

凯特每天骑自行车去做酒吧招待。凯特说：“我不得不用一只脚踩自行车，我的一个膝盖肿得厉害，发炎了，根本无法弯曲。”

凯特换了一位医生，接着又换了位医生，她想找出是什么原因导致她的皮肤和关节出现如此严重的炎症。血液测试显示，她的白细胞数量非常低，导致她的骨髓出现了问题，她的自身抗体异常高。她看起来好像患有结缔组织疾病，可能是红斑狼疮或类风湿性关节炎。

凯特去看了更多的医生，除了传统的治疗方法，她还在寻找全面的解决方案。后来一位医生在询问了她的家庭和生活史后，又问了一个将永远改变凯特生活的问题。医生问她：“你有没有想过30年前你承受的巨大情感压力和现在你身体上的炎症之间的关系？”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凯特说。她明白，考虑到自己的成长经历，作为一个成年人，她可能很难感到快乐，但她从未想过，“在我5岁时发生的事情，与30年后我的免疫系统崩溃之间会有生理上的联系”。

随后，医生看着凯特的病历——病历上记录着她的出生日期——指出凯特完全忽略了的一个细节，让凯特彻底信服了。医生说：“你说你妈妈在35岁的时候被谋杀了，现在快到你的生日了，再过几周你就35岁了。你现在的年龄和你妈妈被你爸爸谋杀时的年龄差不多。”

“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顿悟时刻’。”凯特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小时候面临的事情和我自己的身体崩溃之间有什么联系。但我内心深处知道，她说的是真的。”

凯特说：“就好像我一直在逃避我的过去、我的经历、我的痛苦，然后我又一次撞到了自己。”

所有这些情感上的痛苦和有害的压力已经在凯特的心灵和身体上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凯特把手指展开成V形，然后用手指梳理头发。手指穿过她黑色的、孩子气的刘海，向后推，露出了浅棕色的眼睛。“我如释重负，因为我抓住了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的线索。但我越想医生说的话，就越感到悲伤。我不得不问自己：‘如果我没有面对那么多的痛苦和悲伤，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她有一个更快乐的童年，她会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吗？

如果她没有在早期遭受这样的创伤，她能找回更健康的成长之路吗？

凯特开始专注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怎么知道我破碎、伤痕累累的自我一定不如我想成为的那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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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劳拉、约翰和乔治娅的不幸经历一样，凯特的经历说明，过去就像一颗无声的定时炸弹，会在我们体内持续存在几十年，直到它发出身体细胞信号，让我们知道身体不会忘记过去的创伤。

凯特的童年不良经历得分为5分。①她常常觉得家里没有一个人爱她，或者认为她很重要或很特殊，她的家庭成员彼此也不互相照顾；②她常常觉得没有人保护她或照顾她；③凯特目睹了她的母亲受到威胁（并且无意间成为母亲被谋杀案件的目击证人）；④凯特的直系亲属（她的父亲）进了监狱。

之后，凯特还会因为失去父母而额外得到1分。

换句话说，凯特的童年不良经历得分非常高，为5分。

然而，如果你在二三十岁的时候遇到凯特，你不太可能会意识到她童年的创伤和许多成年后折磨她的健康问题及生活障碍之间存在联系。

她的老板只会认为她在破坏自己的才能，限制自己的职业发展。那时她的朋友可能会把她描述成一个控制欲强、反应过度的人，就像凯特说的那样：“我很快就把自己当成了受害者，甚至在一些小小的误会中责怪别人。”除了凯特的癌症和心脏病家族史外，大多数医生完全没有问及她的童年生活。他们更有可能推荐最新的、最有前景的抗抑郁药、抗焦虑药、类固醇或免疫抑制剂——希望单靠药片和药膏就能改善她的症状。

但凯特的创伤经历改变了她的免疫系统，改变了她的大脑灰质，重置了她终身的应激反应水平，让她成年后成为身体炎症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易患人群。她所有的病症出现的年龄，都正好是她的母亲去世时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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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呢？劳拉的童年不良经历得分是4分。根据童年不良经历调查问卷，劳拉年轻时在下列情感创伤上各得1分：①她家里的一个成年人经常奚落她、羞辱她；②她常常觉得家里没有人爱她；③她常常觉得没有人保护她或照顾她；④劳拉的父母离婚了，她的父亲几乎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

尽管如此，20岁的劳拉似乎是一个前途光明的年轻女子，她的生活很美好。你永远不会知道，她“在自己的细胞深处无形地颤抖着”，到她40多岁的时候，她已经患上了早发型心脏病。

事实上，就连劳拉也感到惊讶，这项关于童年不良经历与成人健康之间的联系的前沿研究，为她的成人健康困境提供了新的线索。“我从来没有给我的童年贴上充满不幸的标签，”劳拉说，“事情就是这样。我并不是唯一一个目睹父母争吵的人，或不得不遭遇父母离婚的人，也不是唯一一个不得不在患有心理疾病的父母的不断批评中挣扎求生的人。我混过去，走了出来，继续我的生活。我们不都是这么做的吗？”

不过，她承认：“我经常想搞明白自己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与客户的冲突或与丈夫的误会会让我连续几小时处于焦虑和恐惧的状态？为什么我的焦虑感总是爆满？为什么46岁的我患有心脏病，胸部还有除颤器？”这项研究帮助劳拉解答了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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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的童年不良经历得分是3分：父亲经常苛责他；他目睹母亲受到伤害；而且，很明显，他的父亲患有一种未确诊的行为障碍，可能是自恋或抑郁，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乔治娅的童年不良经历得分也是3分。

凯特、劳拉、约翰和乔治娅并不孤单。2/3的美国成年人带着童年的创伤平静地进入了成年，很少或根本不知道这些创伤是如何影响他们的日常健康和福祉的。

在你5岁或15岁时发生的事情，可能会让你在30年后住进医院，不管那件事是头条新闻，还是悄无声息地发生在你儿时家的客厅里，无人知晓。

[1] 这是对凯特的昵称。——译者注